孔子故里岂是一家之天下？
作者：杨春梅 /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日，有学者郑重发表《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以下简称《呼吁书》），引发广泛关注。作者称，2012年年初山东省政协会议期间，提交了一份《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大教堂》的提案，与会的济宁市一位官员随后专门找他，表示“目前在曲阜市建造的基督教教堂，属于民间行为”，“政府不同意在曲阜市内新建基督教堂，今后也不会同意兴建教堂”。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该作者非常愤慨：“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在距离山东曲阜孔庙东南方向只有3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葛庄，仍然在悄悄地兴建基督教教堂。与以往不同之处仅在于，对基督教教堂设计方案作了修订。原计划兴建高41．7米哥特式建筑，现在修改为平房式建筑。根据当地人反映，这一群平房式教堂已建成三年左右，教徒定期在教堂聚会，举行各种活动（见附图）。据当地干部反映，在春节之后，将在此平房基础上，将兴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
该作者大概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再次呼吁”。《呼吁书》引经据典，述古称今，论证了曲阜市境内为何应停建基督教教堂。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省政协委员，本诸权利，基于责任，关注公共问题并积极发表言论主张，无疑是值得鼓励的好现象。至于言论主张的是非得失，则当然也是可以商榷讨论的。以下先就其中所涉曲阜本地宗教状况中有悖事实之处略加辩正，再就停建教堂的主张略加评议。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中有哪些基本信息错误？
其实，这并非曲阜基督教堂第一次引发争议。早在2010年冬，新华网报道曲阜基督教会将在曲阜市东南距离孔庙三公里处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时有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安梧等十位学者联署发起公开信，要求从曲阜到中央四级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讨论。
十学者联署公开信的时间，正是2010年12月22日，而非《呼吁书》中所说的2011年12月22日。那场争议中的基督教大教堂，位置是曲阜市鲁城街道办事处于庄村，而不是葛庄。《呼吁书》此次主要谈论并附三张图片的“平房式建筑”，也不是作者2012年政协提案获政府承诺后教会又改变计划“悄悄兴建”的，而是至少已存在十来年的临时教堂。撰写《2010年曲阜教堂事件调查报告及分析》的杨莉博士曾如此描述她看见的情形：“这个教堂大致可以容纳800人，但据笔者实际上看来，要容纳800人做礼拜，应该是非常拥挤。教堂为简易板材的历史性建筑，若不是房屋顶上的十字架，很难看出这是一座教堂”。2011年元旦，我曾和同事顶着寒风到这个简易教堂考察过，可以证实杨莉博士所言不虚。《呼吁书》对曲阜基督教堂一些基本信息没有了解清楚，就愤愤然抗议呼吁，实在有失轻率，也有点滑稽。
《呼吁书》中又称：“考索历史，今曲阜市范围内未曾出现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虽有若干所，但皆远离城区，而且规模很小。根据当地县志记载，二十世纪初，洋人计划在曲阜西关建造教堂，引起孔子后裔和当地群众强烈反对。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邹县，有洋人要在此地建造教堂，于是乡绅‘号召县民同仇敌忾’，‘复用“亚圣府孟氏”与“邹邑绅民”’的名义，遍告乡里，团结一心，抵御外侮。”
这段话显然和2010年十学者公开信中一段文字意思相近：“考索历史，今曲阜市范围内不曾有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虽有若干所，但皆远离城区，且规模甚小。至于其他外来宗教，更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场。究其原因，一则在于这些宗教及其信众能尊重孔圣，故不会贸然在曲阜建造道场；二则在于外来宗教未如现今此般炽热，故其受众较少，影响较小；三则在于各级政府皆尊儒家文化为正统，故对其他宗教在曲阜建造道场会予以适当的限制，而对中华文化圣地则予以充分的保护。”
面对传教士，曲阜和邹城“群众”、“绅民”是否“强烈反对”或“强烈反对”到什么程度，暂不考论，而今学者用“抵御外侮”这类“义和团”色彩的词汇是否合适，恐怕值得斟酌。不过这也姑且不论。既然两份文件都“考索历史”，那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事实究竟是怎么的吧。
孔子故里曲阜，历来只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吗？
第一，说曲阜未曾有道教道观、佛寺虽有但远离城区，这显然与史实不合。据曲阜市文物旅游局孔德平主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的《曲阜古迹通览》所录：曲阜道教道场有七十多处，以关帝庙、土地祠、天齐庙、全真观居多，但其中供奉的神祇则大都是道、佛相杂，其中不少今日仍有香火。
据现存碑记，其中有些道场修建过程中，衍圣公（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即1055年起孔子嫡系后裔享有的世袭封号，民国二十四年取消，改授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也曾参与甚至主持其事。如城区东南角古泮池边文昌祠，是光绪二十四年衍圣公所立，供奉文昌帝君。又比如，离孔庙不足二里的西关大街归德桥南塘子街北口河岸边，有座老奶奶庙，建于清代，面阔三间，原有五尊神像，“文革”时神像被毁，庙废改为仓库，如今已恢复香火，改称碧霞元君庙，无专人管理，赖善男信女自觉共同维护。除供奉碧霞元君，左供关帝，右供观音，两面山墙还有土地、财神、托塔天王、送子娘娘、疹豆娘娘、岳飞等神位，可谓一个热闹的“众神聚会”。
庙内地上摆满信众捐赠的佛道各种塑像，任何人随时都可免费来请。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庙里面有一个小四合院，是土地祠。据说衍圣公府当年还在今曲阜市自来水厂处另辟别院，豢养一批道士，专司风调雨顺，里面供奉一条大龙，如天旱不雨，就把龙抬出来游街，衍圣公有一把专用钢鞭，据说可以鞭打失职的龙王，以示惩戒。曲阜还有一处庞大遗址，即曲阜东四公里处的旧县村旁少昊陵南，兴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的景灵宫和太极殿。宋真宗以黄帝生于曲阜寿丘，建此宫以为崇奉，其规模宏大，有1320楹。曲阜曾因此改称仙源县，移县衙于此，直到明正德七年才迁至现在城区位置。北宋末，景灵宫毁于大火，今此地尚存“万人愁”巨碑两通及残存未用巨石数块。
以上这些真实存在的场所，不知在《呼吁书》作者看来，算儒教还是道教？至于佛教，不说其他，衍圣公府内就有佛堂楼，无论大小，其意义恐怕比在城区内外建大佛寺更耐人寻味吧？
第二，说“其他外来宗教，更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场”，这话实在含糊得很。“其他外来宗教”具体指什么呢？回民兄弟信奉的伊斯兰教算不算？其实伊斯兰教和佛教虽然一样外来，但久已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内在构成部分。但根据《呼吁书》行文推测其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大概可谓佛教之外的“其他外来宗教”。果真如此，那么这话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曲阜西关是回民聚居村，在距孔庙不到千米范围内，不仅有清真寺，而且曾有光绪末年美国人创建的耶稣堂和民国二十二年德国人创建的天主堂，均废毁于“文革”。凡此皆有县志可征，有遗迹可考。今西关清真寺复建于曲阜故城西门外护城河西岸，东距孔庙西墙五百米左右，华美富丽。至于教堂，曲阜市也曾按国家有关政策在于庄拨还部分地产，供曲阜基督教教会作临时活动驻地。教会当时没钱，只能临时搭建简易板房供信众聚会礼拜，此即《呼吁书》中所谓“悄悄地兴建”的简易教堂。
由此，从历史来看，儒、佛、道三教道场已在此和平共处千百年之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道场进入比较晚，但也已有一二百年，而且同样可谓相安无事。孔子故里，岂曾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几年来儒家都竭力为“祖兴之地”争中心地位，却如此昧于其地历史文化基本史实。这是真爱此地的表现吗？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我是有点怀疑的。
历史之外，根据我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的观察，当地民众无论信仰若何，彼此间并无对立隔阂。曾与几个老人攀谈，他们说年轻时到清真寺礼拜，也进过基督教堂听讲，“反正都教人行善的，挺好”。有不信的，也只是“不掺和”活动而已，并无强烈排斥情绪，日常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不同宗教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及和谐相处，自然而然地实现于这些朴实的百姓中。比较而言，一些儒家人物反倒不明事理，总爱借端挑事，制造冲突。
传统儒家可包容整合各种宗教神道，今日儒家为何执意取缔基督教堂？
从儒家义理来说，孔子“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诫，以及将学问中心锁定在“礼义之道”这一特点，使得儒家始终只是一种文教。这种学说教义对领会“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士君子而言，是不假外求而自具足的，但对普通百姓而言，恐怕其心灵精神就不能不借助神道了。儒家文教需要借托政治以行之，说穿了，就是比起神道，儒家相信的是人治，甚至是权力，尽管是附加了道德要求的权力。在治理过程中，儒家在“神道设教”框架下有限度地包容整合诸教以弥补其自身不足，“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只有借助宗教神道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治理，这意味着对源自古老传统及民间不断自发生成或传自域外的各种宗教神道的因循和尊重。这种“因民而治”和“因俗化民”的方式，确实表现出一种很高的政治智慧，也是被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包容的原因所在。
然而近年来，屡屡有儒家学者把“其他外来宗教”当作“外侮”来抗击抵御，期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度紧张和敌视态度，真让人替儒家感慨：他们连自己宗奉的古圣先贤那点“实用理性”基础上的心量和包容都失掉了。何况，今天宗教信仰自由是在法律意义上作为公民个体权利被承认和尊重的，儒家对此又是否体认到位呢？曲阜近万名基督教信众以合法方式筹建教堂，仅从儒家传统义理上讲也应予以包容，从现代法理上讲则更不能反对，也不应取缔。
至于建筑地点和高度，当然是可以协商的，而前之公开信和后之《呼吁书》的作者们，却似乎无意于协商，更无意于依法而论。十学者公开信要求“该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记忆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五十华里以外”。这是什么概念？“三孟”（孟府、孟庙、孟林）在邹城，与“三孔”（孔庙、孔林、孔府）成一片后，五十华里以外范围将非常可观，中心圈向外跑百里可能还不能跑出“不宜”范围。《呼吁书》虽未明指教堂禁建范围，但提到“在齐鲁文化版图上，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为中心、方圆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那么是不是说方圆百公里内禁建教堂呢？目前，这个方圆百公里的文化圈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堂不在少数，济宁市区就有好几所，曾子故里嘉祥也有，下一步是不是要拆除呢？
目前最令人不解的是，《呼吁书》竟然连简易平房教堂也反对，必欲除之而后快。我想问一句：禁止在五十华里甚至百公里范围内建教堂，难道要让今日曲阜本地的上万基督信众远路风尘赴百数十里外去做礼拜吗？众所周知，本地信众中老年人居多，如此折磨他们，儒家敬老之义何在？这些信众，就我认识接触到的而言，其好义行善、和睦乡里方面及整体道德水准，不仅不比一般教外人士差，甚至比一些老爱从外地来曲阜指手画脚的儒家学者还要高。究竟为什么执意要取缔他们对教堂的基本要求呢？高大建筑不行，连简易平房也不行，理据何在？合理还是合法？富丽华美的清真寺屹立在孔庙旁，多年来都视若自然毫无违和之感，对一简易平房教堂何以竟如此难容呢？
杨莉博士的调查报告也谈到，建教堂其实是由国家承认正式挂牌的基督教教会牵头搞的。据我了解到，本地家庭教会信众既没有也不愿参与其事，倒是曲阜地方政府文化搭台心态膨胀，颇热衷此事。且看济宁斥巨资打造的汶上所谓“东方佛都”（汶上有始建于唐代的宝相寺和太子灵踪塔，距曲阜70多公里），以及兖州隋代兴隆寺基址上重建的金碧辉煌的新寺（距曲阜不到半小时车程，兖州火车站西北），无不是“文化搭台”模式下运作出来的产物。围绕曲阜发生的精神骚乱和文化迷狂，显然是儒家中一些既失掉自家义理精神、又对现代自由法治理念无知过敏、且遗传了几千年来权力崇拜基因的人，与权力相互扭结纠缠不清所引发的热症。
曲阜就是曲阜，它有自己的文化生态。这里的百姓历来有自己面对和处理不同宗教文化关系的方式，即使偶有纠纷，也会以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最后总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对此，只要不任性和胡乱干预就好。而当今一些儒家既不反躬自省，也不考虑如何以法律途径推动宗教立法及依法争取宗教信仰权利，反而将矛头朝基督教及其无辜信众开火，一而再地抗议、呼吁，无非是要求某些力量超越法理干预教事，如此岂可乎？
作为本土主流文化的重要一元，儒家有责任善待域外一切文化
观几年来有关曲阜教堂事件的争论和动向，尤其是那些意欲将儒教宗教化的人“项庄舞剑”，其意实不完全在一座教堂，其根本目的乃是要求“政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我本人非任何教派信徒，但对儒教宗教化努力还是乐观其成的。不过正如已故的庞朴先生多年前答一儒家人物问其对儒教态度时所言：你们还没创立出来呢，让我怎么表态？等你们创出一个教来，我再表态不迟。我之态度与庞公同。作为宗教教派的儒教在哪里呢？当下到处乱哄哄并互掐不止的那些儒家书院、学会是儒教吗？
再说，要求自己的宗教地位，为什么不联合国内其他宗教派别和团体，通过推动宗教立法争取宗教信仰和传播自由来实现，非要采取这种攻伐斥逐基督教的办法？窃以为儒家无论是要重建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地位，还是要发展出一种宗教支派，都应踏踏实实立足现代公民的社会生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放眼已联成一体的世界，察其大势，善于变通，在义理重释中成就现时代的“一家之言”。并以此与百家诸子对话交流，以理悦人，以德服人，努力展现儒家宽广博大的精神和胸襟，而非动辄口衔圣意以进谏，大兴词讼以启衅。如此方能赢得世人的理解和尊重。用排斥“其他外来宗教”、“其他外来文化”的办法，既是不明智的，也终究是排斥不了的。历史上儒家排佛如何激烈，三武灭佛如何惨烈，结果如何？佛灯未熄，反而与儒、道相磨相荡，相融相化，而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部分，儒、道借佛教而各进至新的境界，佛教在中国也别开其新的天地。
时至今日，焉知晚来中国的基督教不能与固有儒、佛、道也相融相化，而使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和全人类未来福祉再开新机运乎？作为本土主流文化的重要一元，儒家有责任善待域外一切文化，迎而接之，会而通之，融而化之。基督教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化，现在的基督教已经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样子了，不能总抓住曾经的那些负面东西，加上很多显然夸张了的现代“阴谋论”想象，对其惧而罪之、拒而斥之，这并不是号称“善养吾浩然之气”且“上下与天地同流”具有“大丈夫”气概的儒家应有的心态。
很多儒家往往斥责他人被西方打掉了民族和文化自信，但观其议论中面对外来宗教、文化时那种极度脆弱过敏和警惕恐惧，感觉至今犹未拾回自信的恰恰是这些人。因为不自信，所以才需要划地自守，自信的文化是不惮敞开大门的。征诸中外历史，这点当不难明白。近来不少儒家动辄睥睨天下，夸口未来世界文化将由儒家主导，呐喊着要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可我实在不敢想象，这种只许自己去主导别人，却不许别人进自己家门，或者进来了不许落地，落地了不许挪步，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里里外外画地为牢的教派主导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已是事实。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通过交流对话增进理解进而和平共处，则是应该争取也可以趋近的理想。“知其不可”尚且努力为之，何况历史和现实启示给我们的并非尽是悲观。对此，儒家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得怎样，世人和后人自会有评断。照目前看来，情形尚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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