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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看过的一部描写已故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电影里出现了刚恒毅这个人物。他和约翰二十三世是挚友。早在约翰二十三世登基之前1926年9月，刚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主教祝圣典礼。在这次祝圣的主教里有一位叫田耕新的山东人，他后来成为了台湾辅仁大学的校长、中国的第一位枢机主教。而1959年10月17日,就在他的好朋友龙嘉礼枢机当选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前夕刚恒毅去世了。在电影里龙嘉礼枢机跪在弥留的刚恒毅的病榻前安慰自己这个才耀升为枢机主教没有多长时间的朋友，使他有勇气坦然的面对人生的必然归宿--死亡。为了满足我对刚恒毅这个人物的好奇心，此次特地编辑了关于刚恒毅和中国天主教的一些资料。
刚恒毅(1876—1958年，字高伟，意大利人。中国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第一任罗马天主教宗座驻华代表。
1892年开始进入修道院学习，1899年成为神父。求学期间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了一定成绩。1918年开始担任副主教，1921年成为主教。当时，由于中国正在兴起反对基督教的社会运动。罗马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天主教，决定致力于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1922年派遣刚恒毅为教皇宗座驻华代表来到中国，协助全国各主教开展教务。1924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会。把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17个大主教区。1929年他在中国创立主徒会，成为一个完全中国人的修会。1932年回国，1952年升任为教廷的枢机主教。
一、引言
基督信仰自有唐一代数次“东传”以来，在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互通”方面，比较显著的当数明清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清民时期在天主教、新教两方面与中国文化之间所开展的对话。
民国时间的天主教一方，无论从宣教还是文化、艺术的比较研究方面，从参予的人数及著述方面来看，我们都可感受到其深度与广度。根据德礼贤的研究表明：至1930年左右，天主教办有大学三所；出版事业方面，“设立有二十六处出版所，发行一百十五种的定期刊物，就其内容而论，宗教刊物有六十六种，社会刊物的四十九种，科学刊物有十三种。” 印刷所有“北平、天津、上海土山湾、献县、重庆、兖州、香港七处，这几处的印书馆办得很久，先后出版的书报刊物，不下数十万种。” 并且有一批知名的公教学者在不断地著书立说，推动中国天主教在宣教与传递上的“本土化”，他们是“（耶稣会）会外神职班的黄伯禄和耶稣会的晁德莅、夏鸣雷、顾赛芬、管宜穆、夏之时、禄是遒、戴遂良等都是教中著名的华文学家。还有其他非耶稣会士的华文学家如樊国梁、陶福音、贝廉、欧馨石、梁司铎、雷慕贤、闵司铎、闵神父、任司铎、鲍司铎、苗司铎、于纯璧等多得难以计数。”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时代的必然演进，另一方面得益于一位先知性的人物在时代进程当中积极地推动，他就是刚恒毅主教。本文拟从中国天主教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来审视二、三十年中刚恒毅所推动地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
二、二十世纪初中国天主教的情况
（一） 法国对华的保教权
“保教权”指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与萄葡牙二国对殖民地传教区的保护政策，到后来却发展成为对传教区的支配权。中国传教区先是在萄葡牙的保教权下，18世纪，随着葡牙帝国海上霸权的衰落，中国天主教的保教权逐渐转至法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法国将传教自由、设立教堂自由写入“条约”之中，意即对华天主教享有“保教权”，如果说，早期葡萄牙对华天主教的“保教权”含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清末法国对华的“保教权”则含有相当的侵略主义色彩。“保教权”也成了教会之间表达共融的一个鸿沟。
林则徐的虎口禁烟引发了中英战争，在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淫威之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为通商口岸。
定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使各国列强看出清政府在城下之盟后面所隐隐浮出的腐朽无能，纷纷要求利益均沾，其中法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于1844年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在条约中均列入清政府准许天主教自由传播，在五口岸地方法兰西人犯有大小等罪均照法兰西例处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而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更签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其家”。两年后“联军又来进犯，连陷津沽，直达北京火烧圆明园，迫签《北京条约》，此条约对传教也有规定，所没收之教堂政府一律发还；准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清末时间的政府，彻底的解除了雍、乾及嘉庆百年来的禁教谕令，从此门户洞开。由于传教士领有法国领事裁判特权的保护，于是在全国各地广置教产，自由传教，“从此以后，传教士不必再躲躲藏藏了，且享有官厅的保护，甚至有些传教士一当教友被控告于官厅时，他们竟出而袒护，但条约不能左右中国人民敌视外人的感情，也不能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因此，教士和教徒们牺牲的事件时有所闻”。 由于解除百年大禁之后，教会一下子自由了，且由于许多传教士借列强保护下的民族优越感，严重的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条约“将教会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了，因此种下了仇教的种子，由此生出了无数的教案与教难”。 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教案事件，仅1856年至1899年间就发生了三百余起。影响比较大的教案有：广西西林教案、贵州教案、天津教案等，其愈演愈烈，最后竟导致“扶洋灭清”的义和团运动。一方面，教难频仍此起彼伏，“烧教堂，杀洋人”的浪潮席卷全国。另一方面法帝国主义借保教权为由横加干涉，借机扩展其势力范围，而许多传教士则藉其荫庇横行霸道。以致有人感慨的说：“中国天主教在此后五六年中大概要靠着上述各种条约的条款……生存着”。 当时的情形确是照这种趋势在发展。而这时，信教人数大增。是许多中国人到教堂里来躲避时乱，更可借此显赫的外衣来耀武扬威，或是吃官司之后，来寻求庇护的。数目是增长了，却造成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形。在史式徽所著的《江南传教史》中祥实的描述了这种情形。
这时的教会能够自由传教，购买田地，靠山无非是帝国主义的势力撤消教禁并承其荫庇。而修建教堂，派遣传教士等教会事务，则须由法国驻京领事馆来处理或代管，而中国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没有直接的上下联系。即使有，也得通过法国领事馆来做中转。
（二） “非基”运动与政界对基督教的不同认识
“非基运动”是发生于新教与文化界的一场思想意识的冲突，但对同样是洋教的“天主教”也一同在时代背景中饱受冲撞。
民国十一年（1922）中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出席代表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外籍学生的观察员一百四十六人，中国各省有代表四百多人。该次大会聘请霍德进讲演《基督教与国际》、法国蒙博士讲《基督教与平民运动》、德国某哲学家讲演《基督教与哲学》、巴黎大学一博士演讲《基督教与文化》、丹麦学生代表演讲《基督教与实业》等。
北京大学的一群“反宗教”的学生，得悉四月间在北平召开“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学”的讯息后，即率先发起“反基督教运动”，各地学生团体闻讯，有北京高师、保定直隶高师、长沙淋乡中学、太原、广东、南京等各地响应反宗教、反基督教同盟等团体。他们提出：“我们自誓为人类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应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在清末的民间“反洋教运动”到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背景下来看，“一般说来，20世纪中国人仍然一如往昔敌视基督教，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反教的。” 早在1917年北大校长就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观点。陈独秀则提出了“分离说”，主张基督信仰应该与体制化的基督教分开来。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基督教的态度粗略划分，可以分为“非基”与肯定基督信仰两大系统。对基督信仰执肯定态度的作家有：许地山、冰心、萧乾、老舍、鲁迅、郭沫若、巴金、林语堂等。
但在政界对宗教的认识却与学界相反，辛亥革命之后，首次以政体的角度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对基督教采取了与佛教相同的容纳态度。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对基督教的态度则更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他在1923年召开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广州会议上以《国民要以人格救国》为题作演讲，主张以“改良人格”的救国，实则以基督信仰来改育人格以图兴国、救国。“孙中山的个人态度，对于整个社会有较大影响，即在容纳、肯定的基础上，引导基督徒一同投入救国洪流。所以这段时间，被宗教界人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三） 《夫至大》通谕
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通谕，以传扬福音为要旨，要求各传教区的各修会摒弃门户之见，并尽力陶成本地的神职人员。
该通谕先知性的提出：“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任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因本地司铎与本在人民，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在人心，当何等惊奇耶？且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输诚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随便进出，往往为外国司铎，欲置足而不能者矣。” 其次在通谕中本笃十五世告诫各传教区的传教士要旨趣清明，不要以“世间母国”加诸天国之上，“假如岁有传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威权出乎中道之外而申张之，母国之光荣，加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功用极猛之疫症，使传福音之喉舌，于爱灵之筋力全弛，而于民间亦亏损其信用之权也。” 传教士应当坊表清廉，不自私自利；并且应当精熟传教处国的国语语文。
为传教区的自立来说，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对于刚恒毅推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该文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论与教律上的有力支撑点。
三、刚恒毅生平简介
刚恒毅（Celso）于1876年出生于意大利的Castions，双亲皆是很虔诚的公教信徒，父亲Costante Costantini是一位建设师，有颇高的艺术修养与鉴赏力。母亲Maddalena Altan热心而有圣德，一生育有五子三女，在怀孕刚恒毅时读了圣妇Chantal的传记，因此，后来就以圣妇的儿子Celso给自己的孩子命名。
Celso幼承家学，14岁时即矢志献身于主，15岁时入包土革老教区修院。1897年，21岁时只身独闯罗马求学，获圣额我略大学的神学、哲学博士学位。1899年12月，晋铎后任教区医院驻院司铎，次年又转任罗来代理本堂神父，随后升任本堂神父，自1901年起任一个古老堂区公高底亚的本堂神父达14年之久。
他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雕刻艺术及在罗马古城浓厚的艺术熏陶下的艺术修养，从事雕刻工作，得到专家的好评，且还多次获奖，他的“圣碧岳十一世童年”、“小难民”、“耶稣圣容”、“主之婢女”、“默想”、“悔罪”等雕塑都是艺术水平极高的传世之作。在此基础上，他于1912年10月12日发起并成立了“公教艺术联谊会”，并于次年创办了《公教艺术杂志》，这本刊物在后来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都顺利发行，他的艺术才华不只于此，他写的一本书《神职人员对艺术的认识》深受教宗碧岳十世的好评，赐予亲笔签名照：“给极可爱的神子Celso神父，希望你的大作受到欢迎与阅读，赐你宗座遐福。” 后来这本书更名为《艺术研究》出了许多版，及至成了许多修道院及中学采用为教科书。另一本艺术专著《十字架的艺术价值》也很受称道。这些艺术方面的成就与极高修养成了后来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思路的思想资源。
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英法联军正式向奥德宣战而卷入战争，他从事战乱中的艺术品收藏工作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十字勋章奖。期间收养孤儿和修复战乱后的教堂传为佳话。
1920年4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擢升他为Fiume教区宗座代理主教。翌年，升任该教区主教。
1922年6月，教宗比约十一世派刚恒毅任宗座驻华代表，在保教权极严重的情况下于1924年召集中国教会的教长们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1926年率6位中国神父到罗马接受主教的祝圣礼。驻任期间，在中国教会中的创举有：设立本籍教区、本籍修会、中式圣堂、中式圣艺及神学、礼仪的本土化等。
1933年，因身体不适，回国养病。病愈后，于1935年13月升任信理部秘书长。期间积极推动传教区的国籍化、枢机主教的国籍化等，其直接成果是：1946年出现了三位来自传教区的枢机主教，他们是澳州的Girogt、非洲的Marques的亚洲中国的田耕莘三位枢机主教。开枢机主教国籍化的先河。在对法国保教权、非洲教会的本土化等教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都是他任信理部秘书长时所成就的千秋功业。其他如神学、礼仪本土化，教宗不一定非得由意籍枢机选任等梵二会议之后的卓越成就，Celso秘书长早已有所触及。1953年11月，被擢升为枢机主教。1959年10月17日，就在他的好朋友龙嘉礼枢机当选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前夕刚恒毅枢机安息于主。
四、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
基于“保教权”对中国教会和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的阻隔，清末，清政府与教廷双方曾多次提出互通使节，但都被帝国列强从中设阻，未竟。尤其法国因其拥有对华的“保教权”，更是从中多方阻梗。民国时间，国民政府也多次与教廷商讨该项事务。在《夫至大》通谕前夕，教廷巡阅使光主教到中国视察全国教务。回去后，教廷决定不顾列强或法帝国的“保教权”，1922年，教宗比护十一毅然秘密派遣Celso出使中国，任宗座驻华代表。
Celso取汉名“刚恒毅”，1922年底赴华，于1922年11月8日到香港时，才向外界公开身份。后转经广州、上海，于年底到达北京。
从1922年至1933年任宗座驻华代表期间，刚恒毅主教以其艺术家和“宗座代表”的身份对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全国代表会议
刚恒毅本着《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和行前传信部长王若松（Van rossum）枢机要他到中国组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谕令。到北京不久：即沿平汉线视察教务、筹备会议。他把教廷驻华公使馆临时设在汉口，收集了当时全国七个教务行政区及各地主要修会的基本情况。并请了五位中国籍委员、十一位外籍委员代表各地区及各主要修会组成了筹备起草委员会，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于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在上海徐家汇举行了“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到会的有42位主教，5位监牧（其中两位是中国籍）、隐修院院长及13位传教区代表，此外还有在华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多名。为了表示大会的大会性，在会场中大家都说统一的拉丁话。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提出了共同的传教宝典：“中国人归中国人”，“决不可让脑筋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濯于大众之前”。“本地神职人员要有资格，决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大会且有更远大的希望，并期望其尽可能早日实现即由本国神父担任主教”。
当时全国只有七个教务行政区，会议决定将之重新划分为17个大教区：蒙古、东三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苏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及黔桂滇教区。
大会还有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就是：“全国会议通过献中国于圣母，奉献礼由我本人在上海徐家汇大堂隆重举行的，大家也希望在佘山圣母朝圣地重行献礼”。 中国教友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由来已久，这次则明显的把这虔诚敬礼通过这位教廷代办的祭礼呈献给天上母皇。
这次上海会议明令传教士任务是向教外人传布福音，并准备建立由本籍神职人员所主持的教会。另外，对中国教会极具建设意义的事还有大会渴望中国教会也能翻译圣经，统一要理以及设立文教机构。这些都在后来逐步实现了。
对于此次公会议的成就，有一位公教作家是这样记述的：会后八年间“单就涌现在眼前的大事迹来指说一点，我们见到本籍主教像雨后春笋般出来，在国内的本籍神职班的培植，自不消说，说是在国外的传部信大学的华生已由四位添至四十多位了，司铎留学也已添至五六位了；专为本籍修士新创立的修会里，也已桃李盈门；各种重要联合会也都相继成立，就是极不容易的公教大学也成立了好几年了，并且有凌驾全国之势，这都是在大会的议案里间接、直接有的，并且都是刚公亲自参加干预的工作。所以他说‘此次公会议之完美，我实赏叹不已，为我终身之好纪念。’”
（二）本籍教区及国籍主教
“我向罗马建议成立一两个本籍教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样在全国大会上便会有几位中国教长正式代表出席。” 在上海“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的文献第一百三十二条中这样说：“中国会议极端要求越快越好的实现中国司铎升举主教的一日。”
在汉口作筹备工作时，他利用工作之便，协调汉口教区把以蒲圻为中心的四个县辟为中国教区。“一九二三年末，第一个本籍蒲圻教区终于诞生了，最初的中国神父看到教友少、事业不发达，再加上外籍传教士的煽动，很不满意，不久也就自愿放弃汉口，欣然加入新教区，后来在成和德主教领导下，颇有发展。” 随后，又在保定教区富成功主教的积极配合下成立了蠡县教区（即日后的安国教区）。
1924年他到福建去视察教务，发现教会历史悠久，但却仍由外籍修会把持，他感慨的说：“福建的传教区三百年来仍由外国人主持，变成修会的受封地，代代相传，无意建立本籍教会，假如宗徒到罗马，三百年之久，都由犹太人当主教，罗马是否能归化？” 所以，在继两个国籍教区划出后，他先后从北京教区划出了宣化教区（1923年），从南阳教区划出了开封教区（1924年），从太原教区划出了汾阳教区（1926年），海门教区则由南京教区划出（1926年），台州教区出自宁波教区（1926年）。
本籍教区的设立得到了教廷的赞赏。教宗比护十一肯定了他的工作，并要求亲自祝圣6位中国主教。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这是在继第一位国籍主教罗文藻任主教（1685年，广州）后中国教会的又一盛事。
六位主教分别是：
宣化教区主教赵怀义，圣名雅各伯，北京长辛店人生于1878年，早年入北京北堂小修院，1904年升神父，长期在遣使会北京教区服务，并担任毓英中学校长。刚恒毅来华以后，任宗座代表秘书。
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1875年生于山西潞城，早年慕方济各之苦行，入方济各修道，1903年升神父，在太原忻县传教，1911年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1921年任临县总铎区总本堂，是太原国籍神职界领袖。
台州教区主教胡若山，1881年生于浙江定海，祖先十二代均为天主教徒，幼时入定海小修院，曾在修院中指导外国修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09年升神父，一边传教，一边在宁波大修院中讲授哲学。
海门教区主教朱开敏，圣名西满，1868年生于上海董家渡，早年入董家渡小修院和徐家汇大修院，后入耶稣会初学院。1898年升神父，并在上海浦东江阴后澄及常熟鹿苑传教达二十年之久，1924年任江苏南通总铎区总本堂，次年兼任海门总本堂。
由蠡县监牧长为主教的孙德桢，圣名默尔爵，生于1869年，1897年升神父，他的拉丁文在当时国籍神父中是首屈一指的。1901年以后，他在北京北堂注修院中讲授拉丁文达十二年之久，后又在天津、仓县、京东等地传教，因学识丰富而被选为主教。
由蒲圻监牧区升为主教的成和德，圣名奥多利各。湖北襄阳人，幼时入方济各会，尤长于圣乐。
教宗于1926年10月末主日耶稣君王节，亲自在罗马祝圣了六位中国主教，历史两小时的典礼是空前的，无疑，借着六个本籍教区的成立和本籍主教的祝圣，这生动的说明了刚恒毅主教在中国耕耘的成就和对使徒使命的忠贞，他对中国教会的眷爱，撑起了中国教会的脊梁和自信，冲破了保教权对传教区事业的阻碍。刚恒毅总结说：“传教工作像是植树，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再增长了，只有加以修剪和移植他处，否则永远是一棵树，不会成为树林。传教士建立了教会——把树种妥后，就应该让本地园丁去照顾它，才会欣欣向荣”。
（三）关于保教权
刚恒毅到中国后，没有先去拜见享有领事馆裁判权的法国领事馆，而是积极筹备“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后来他见到法国领事馆时明确的表明他的态度：“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是美国人的，在中国是中国人的。” “我不愿向中国人民要求可恶的特权，只要求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得保障教会产权就可以了。” 后来他在工作中，也曾遭到过不同的来自中国人或外教敌对分子的威胁，但他从没有躲进使馆区，以求庇护，而是认真面对一切。为了避免宗座代表与列强之间的瓜葛和人们的误解，他把宗座代表公署设在什刹海附近的逊位荣王乃兹府。
他拜访当时外交总长顾维钧时表示，教宗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尊重。申明教会与列强不同的立场，教会旨在使人们认清人生真谛及信仰，别无他图。
在他任内，也有各地发生传教士被杀害的情况，他主张和平、合理的来解决，而不应动辄赔款，深得人们的拥戴。
在视察教务时，刚恒毅经常看到教友们用法国国旗来欢迎他，他感到很难过，促进他明确立志“用十字架代替外国旗，用中国法律的保障来代替外力的政治庇护，赶快成立本籍圣统。”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尊重，他在五卅惨案后，向外界申明：“希望中国尽快恢复秩序，并在公义和基督之爱的原则下，在和谐的气氛中互相谅解。”“教会绝不剥夺教友的公民权及合法的爱国行动，公教在中国复兴上会带给强而有力的贡献，而给你们祖国带来自主、秩序、自由、和平和统一。” 他这革命性的议论，使很多中国人对他，对教会刮目相看，赢得了良好的声益。
但却遭来了教内许多安享“保教权”和民族自大感的外籍传教士的反对、怨恨甚至攻击，由于本籍教区和本籍主教的出现使很多教长、修会人士失去大批权力，使很多人到教廷去告他。幸赖教宗的英明，反而多方支持他的工作。他在继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后，仍积极在各地寻找合适的人选，为成立中国教会走出自主的道路而准备。
他在中国辛勤的耕耘，回到罗马后仍积极的为中国及所有传教区的国籍化努力工作。
（四） 本土化问题
1．圣艺与教堂设计的本土化
刚恒毅在中国经常看外教人对神祗的敬礼，深有感触的说：“我注意到外教人的供桌具有和我们祭礼相同的特征：一具雕像，一张桌子，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只要把神像更换一下，其它部分仍可保留。宗徒们接受了罗马富有文化气氛的陈设与方式，为何在中国不能如法炮制？” 怎么样才能把教会的救恩事件推广到更广阔的空间是刚恒毅本人在中国服务十数年一直萦绕脑际的问题。他深深的为利玛窦的适应本土的传教方法所折服，也为礼仪之争对中国教会造成的危害而惋惜。他实际地作了考察研究，把中国教会划分为三个时期，对比第二个时期和他所身处的第三个时期，他对第三个时期中西方传教士们自我中心主义的作法深感不满，希望大家效法第二个时期耶稣会士的积极作法，尊重文化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才能彼此促进，互取彼长。
当时，社会各界对天主教的反应各不一致，胡适曾公开的说：不久的将来，天主教就要消失了，正如历史中的景教一样。刚恒毅却洞烛先机的站在近两千年的教会传教史前沿说：“为今之计，首应把福传工作与列强的政治行动绝对公开，孔老哲学中敬天思想与公教教义不谋而合，公教教义可使中国优良的思想、习俗予以超性化。” 他清楚的知道，要面向一个拥有数千年优良伦理传统的文明古国传教，不根植于文化深层，那是行不通的。
在圣像绘制方面，他运用他那艺术的慧眼瞻视文化路线上的传教前景，他认为“绘画笔法和精致则可以中国绘画的精彩去表现，因这此类表现又不反圣教遗传，又不变其实质，仅在形式上流露出中国美术的特色，为启发中国教友的热心，适应中国教友的心理，自然极其合理，这也是中国美术特有的精巧，能中国化其形式而留其实质。”
在北平，刚恒毅经常去看画展。并认为东方绘画没有色情内容，是东方绘画艺术之光，是一首眼睛可见的诗词。某次，参观一个小型画展，结识了画主陈缘督，并请他到教廷公使馆（乃兹府，1924年由汉口迁设北平），把道明会画家昂哲利高的作品和中文福音给他看，和他谈圣母的故事。然后，就请他画一幅中国式的圣母像，果然陈缘督不孚众望，不久即完成了创作，深得刚公赞赏。这幅画表现的是：在山水掩映、花木扶疏的祥和气氛中，慈祥的圣母跪在地上朝拜安祥的躺在马槽中的小圣婴。山光水色的宁静渲染了身着中国服装的圣母对降生奥迹的深信不疑。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服饰与人物，使凡看见的人无不咋咋称奇。这幅画后来在许多公教刊物上出现，广扬四海，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给公教画家们创作的灵感激活了。后来出现了许多圣经题材的中国式绘画艺术。这幅画成了圣艺绘画的肇端。并深深的影响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
在圣堂设计建筑方面，他敏锐的看到：在中国传教最大的困难，是许多中国人误以为天主教为舶来品。“因不合自己的兴趣，拿异于自己文化形态的形式来建筑教堂，也许连好传教士，就心理方面，也会本能地发生反感，甚至这样做为他简直有敬拜邪神之感。可是他们会否想过，以外来的建筑式样，反乎中国人传统的志趣，而勉强他们接受，难道他们就不会起同样的反感吗？” 他认为不要使中国人在教堂里感到是在洋房里，就当使他们感到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提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拚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因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出天主教的思想，也就是说按举行礼节性的需要，本着美术的原则，用来建筑圣堂。” 他看到北平的天坛、庙宇、庙庭、厅所、庭院、祠堂、纪念塔、墓陵、石碑、供桌以及桌后面富丽堂皇之帷屏、祭器、用具等等，为一切建筑与装潢“都可给我们提供灵感，借以建筑纯中国式并纯天主教化之圣堂。”
于是，他请来了本笃会艺术家A·Gresnigt神父在中国专门从事建筑设计工作。A·Gresnigt神父对中国建筑研究经年深得其精髓。先后绘出并建成了北平辅仁大学、香港华南总修院、开封总修院、安国及宣化主徒会总会院等。在全国各地哥德式、拜占廷式教堂林立的状况中，这中国式教堂建筑独具一格。随后，犹如绘画圣艺一样风靡神州远及西南边陲，如贵阳耶稣圣心堂、云南大理圣母、云南茨中教堂。在教内、外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树立了教会新的形象与风格，也促进中西文化多元的交流。
2．中国神职人员的国学修养与修院培育
1926年6月，他到香港祝圣恩理觉主教，在归途中，许多人对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局忧心忡忡，但刚恒毅却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天主教会用古代的文化和文明挽救了危机，产生了新而生动的文化。中华民族有伟大的伦理文化只要注入基督教会的生命种子，填补心灵的空虚，必会使中国民扬光大。” 为了明确传教方针和落实上海会议的精神，他在1930年8月1日曾经以他宗座特使的身份向全国各教区发了一封公函，主张面向中国应采用学术去宣扬福音：“每一传教士都应学习好国语，会说会写，并用语体文出版福传书籍。如有一两位喜欢古典文学的神父，让他们去潜心研究，这对教会传统也相吻合。”他深刻的指出：“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中国神职界，在文学、社会和科学知识方面应具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才会被人尊重。这不亚于名利方面的吸引力。”
在公函中，刚恒毅鼓励各教区主教将在文化方面有优长的神父们送到公教大学中去深造，“余并恭劝众位，快些选择本区德才出众，前途远大的司铎，使他们来北平辅仁大学或上海震大读书，在相当考虑下，也可在其他大学内考求学位……来年在北平公教大学，还要给神职班预备相当的社会宿舍。”
为了培育优秀的本土神职人员，他鼓励各教区成立修院，使教会中国化。他殷切期望中国教会能“自立、自传、自养，在本乡本地根深蒂固，繁荣起来。”
在修院培育方面，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根据三十年代初的“教务统计，一百一十二个传教区的中国现有大修生一千，小修生四千，修院一百拾二所，内中包含有大小的总修院，现在总修院已有十二处：河北北平，山西大同，山东济南、兖州，上海徐家汇，湖北汉口，江西九江，四川成都，浙江宁波（鄞县），河南开封，河北宣化，香港；在组建中的尚有五六处，中央修院大学也在筹办中，今日中国的修院，正是近于春光含笑的时季，日见加多，真是‘可和欧陆大修院并驾齐驱了。……在全传教区的三百七十七修院中我国竟占有一百数，全传教区修生一万六千，我中华竟占三分之一。懿与盛哉。’”
3．学术建设与文化事业
在他的发动下，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北京辅仁大学等公教学校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公教信仰的传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我们在“引言”中提及的几十位公教作家之外尚有，在绘画艺术方面有陈缘督、王萧达、陆鸿年、华洛加、李鸣远、徐志华等；在文学上鼓励和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如马相伯、项剑之、于斌、丁宗杰等；在史学方面则陈垣、徐宗泽、方豪等，他们有的在学校里从事纯学术的写作与研究，有的则在牧灵第一线，把他们牧者的省思反馈给至公的教会，彼此促进。虽然在本世纪上叶战乱频仍，但天主教的公教作家们在积极的创造和平，也在勇敢的宣扬关于和平的真理。
为了配合学校的进展，上海土山湾和北平慈母堂也积极的配合出版、印刷。后来，又在献县、北平、香港、衮州、青岛、烟台、汉口、重庆等地相继成立了公教印刷机构，印行公教学者们的著作。此外，一些影响极大的刊物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圣教杂志》、《圣心报》、《益世报》等。这样一来，中国教会中扬起了一股学术思潮，许多有才有艺的神父、教友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公教信仰，更深入的去探讨传教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伦理传统，宗教传统及其与基督信仰的融合冲撞，形成了一场颇为壮观的文化盛局。也影响了许多文化人、社会贤达到公教信仰中来寻找人生的真谛。
4．国籍修会
刚恒毅形象的把孔子与中国贤哲比作真理的跳板，通过它可以把中国人导向基督，他看到中国人都把天主教视为洋教，亟须博学的中国神父来传播福音，因为“他们知道运用更恰当而卓越的方法把信仰介绍给自己的同胞，正如早期教会利用希腊人的哲学思想，把信仰介绍给西方学者一样，同样，孔子与中国贤哲也能成为真理的跳板，把中国人导向基督”。
所以，他充分的酝酿之后，于1927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本籍男修会——主徒会。取意于复活的耶稣与厄玛乌的两位使徒相遇，鼓励他们之后，派遣他们传递耶稣复活的讯息，为福音铺路。主徒会以“会友本身的道德修养”和“在中国传扬圣教”为宗旨；以“热爱圣体”和“亲仰教宗”为标识；要求会士们以“修德”和“求学”为方法；特别注意“爱国”、“亲善他会”、“扶助传教区”、“办理学校”等要务。
创会四年即有“小修生七十余名，大修生十余名，弟兄六名，新升司铎四名，司铎入会者一名。” 学生大都到北平辅仁大学或罗马求学。刚恒毅希望借助总部设于宣化的主徒会士们“在这个善良而生来就是基督徒的中国民族间，成为福传的有效工具”。“他们都应是饱学之士，出版护教书籍、管理学校，并配合时代需要，为炎黄子孙传播福音”。“使中国圣教广扬，使公教文化中国化，使天国临格于中国。”
4．礼仪本土化
在敬天之礼中，他持随方入俗的宗徒路线，主张用中国语言和中国儒、道、释的崇拜仪式来让中国人表达其虔敬心声，让国籍化、地方化的礼仪作为载体，来促进中国人的皈依。
对清初利类思神父翻译成的中文礼仪不能实践于中国，他深感痛惜，这种思想一直保持在他心中，直到后来他任传信部秘书长时，才促成1939年12月7日由教宗比约十二解冻了礼仪之争后留下来的历史包袱。这条思想路线一直发展到“梵二”会议对各地教会礼仪本土化的实施方案。
五、总结
在近代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刚恒毅无疑是一个异数。他开创了20世纪天主教新的方向。
作为宗座驻华代表。他于1922年来华揭开了中国教会新的一页，结束了法国在华拥有的保教权。由他召集召开的1924年上海公会议给教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中国教会展示了新的转机。1926年，中国六位神父成为教区主教更是一项先知性、革命性的举措，无论对中国教会还是普世教会都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以及后来于1939年由教廷发布的《全国举措》谕令对“礼仪之争”的解冻和1946年中国教会的正规化都与他密切相关。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他“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和“对传教热火的使徒风格”是一脉相传的。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具有先知性与开拓性的贤哲。
在中国教会当时身处的时代背景中，正是刚恒毅那先知性的慧识，在他任期十一年内，积极地推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进程，使中国天主教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中仍能稳步发展。也为我们今天来考虑天主教文化、艺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一个颇具历史价值时代文本。
主要参考资料：
1．《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刘嘉祥译，台湾：主徒会印行，1992
2．《中国天主教美术》刚恒毅枢机主教等著、孙茂学译，台中：光启出版社，1968
3．《刚恒毅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文集》罗马传信大学中国学生会编辑、印行，1932
4．《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德礼贤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
5．《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罗光著，台湾：学生书局，1998
6．《中国基督史纲》杨森富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7．《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王列耀著，上海：三联书店，2002
8．《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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