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基督教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一带，其创始人相传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信仰基督教的人以《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为经典，认为全部圣经都是根据上帝的默示写成，是上帝的启示，是最高权威，是该教教徒信仰的依据和行为的准则以及宣传教义的依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信仰 三位一体 的上帝为创造主宰天地万物之主;信仰 三位一体 的上帝的第二位耶稣为上帝的独生 圣子 ，是天父的启示者，是救世主;信仰 三位一体 的第三位圣灵运行在世界和人类心中，使人知罪、悔改、成圣;相信人为上帝所造，但因有罪而不能自救，只有信仰基督才能得救;相信教会是基督所建，是上帝的选民组成的团体。早期的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 2世纪同犹太教分裂，成为新的宗教。4世纪末被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宣布为国教。5- 10世纪逐渐传遍欧洲。11世纪，东西教会发生大分裂，基督教分裂为西方的罗马公教(天主教)和东方的正教(东正教)。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又从天主教会内分裂出了新教。至此，基督教的三大派系形成。

除三大派系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派系，各派系内又分出一些小派别或宗派。

基督教各派各系在亚、欧、美、非各洲都有广泛传播，也传到了中国。传播到中国的主要有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派。

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年代，史学界目前尚有争议，有5- 6世纪传入说，有3世纪传入说，甚至有人将其推前到基督教刚刚产生的1世纪。这些主张虽然各有道理，但尚嫌材料不足，缺乏一定的历史依据。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西安西南的盩厔(今陕西周至)发现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刻简略叙述了基督教的教义，记载了景教主教阿罗本来华传教并受到唐朝皇帝礼遇之事。此碑表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已在长安流行，证明至迟在7世纪初基督教就已传入中国。

景教，是唐代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谓。聂思脱里(约380- 451年)原系安提阿近郊隐修院修士，后出任君士坦丁堡君主。该教派反对一位论，主张二性二位说，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为一个本体，认为是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此教派形成后，逐渐向东传播。约5- 6世纪从波斯传入中国新疆，7世纪时传入内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所记之事即为此时。

唐朝统治者对景教多采取宽容的政策，修建了许多景教礼拜寺，准许传教士在华传教。阿罗本从波斯经西域来到长安后，唐太宗给予优厚的礼遇，准其 翻经书殿 ，并时常 问道禁闱 ，认为此教 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而准许其传播。太宗、高宗、玄宗、中宗、睿宗、肃宗、代宗等，均对景教表示支持或保护，虽在武则天称帝时受到一定抑制，但未受任何大的冲击。

及至武宗李炎即位后，景教才失去了唐天子的支持与保护，甚至受到很大打击。唐末社会大动乱，不少景教徒被杀害，景教在中原地区一度中绝。然而在中国西北边陲地带以及中亚、蒙古诸地，景教仍很盛行，经五代、宋、辽、金，一直到元。

元代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再传时期。元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两个教派，一派为唐时称为景教的聂思脱里派，另一为罗马天主教派，这两个教派被元人统称为 也里可温.

也里可温一词出现于元代，又作 伊噜勒昆 、 阿勒可温 、 耶里可温 、 也里阿温 、 也里河温 、 伊哩可温 、 伊里克敦 等，有时也简称作 可温 等。元以前未有此名，而在记载元代历史的有关文献中则频频出现。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说，有的认为来自希腊语，有的认为来自希伯来语，有的则认为来自蒙古语。持蒙古语说者较多，因为即使此词原本为蒙古语中的外来语，在元时也已经为蒙古人所广为接受，成为蒙古语的基本词汇之一。也里可温一词的语义是 信奉福音或有福缘之人 ，也有的释为 信奉上帝的人或上帝的子孙.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称基督徒为 迭屑 ，这是波斯人对基督徒之称。元世祖入主中原后，不用此词，代之以也里可温。在元代，也里可温既指基督教，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也指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包括景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

(一)景教

1。蒙古汗廷周围的景教徒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诸部中有许多部落已信奉景教。分布于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和杭盖山东段地区的克烈部，克烈部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阴山以北的汪古部，都早已接受了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特别是克烈部和汪古部受景教的影响尤深。

克烈部(又译怯烈、克烈亦惕、凯烈)是漠北最大、最强的一部。据拉施德《史集》中记载，克烈人有自己尊贵的国王，虽分为许多部落，但全是国王的臣民，都信奉耶稣。至迟在11世纪之初，克烈人就已经接受了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信仰。据叙利亚历史学家巴赫伯拉厄思记载，克烈部在公元1000年稍晚些时候皈依了该教。他们的一个国王迷失在草原里面，据说是因为圣瑟治显圣而得到拯救。所以他请马兽地方(在呼罗珊)的聂思脱里大主教埃伯耶苏派遣一个教士替他举行洗礼。巴赫伯拉厄思引证了埃伯耶苏写给聂思脱里(在巴格达)约翰六世的一封信，其日期为1009年。信内说，20万克烈人和他们的国王同时受洗。公元12世纪时，他们多数已接受聂思脱里教，并且取了基督教的名字。

汪古部(又作雍古)，分布在漠南、阴山地区，即史书中所称的白达达(白鞑靼)，也早就接受了景教。《元史?雍古传》中有许多基督教式的名字。元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马祖常及与其并称的赵世延，都属汪古部，其先均为景教世家。据黄溍《金华文集》卷四十三《马氏世谱》载，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最早来中国者是和禄冞思。和禄冞思是马祖常的一世祖，于辽道宗咸雍间(1065- 1074年)来中国，道宗请他作官，他不应，居临洮。

二世祖迭木儿越歌佐辽朝马步军指挥使。三世祖把骚马也里黜(又作把造马也里属)曾被金兵掳至辽东，后迁居静州天山。四世祖即其高祖马庆祥，字瑞宁，小字 习里吉思.小字即受洗名。习里吉思即Georgius，今译乔治。

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七有他的《神道碑》，称其为恒州刺史，曾仕金，为风翔兵马判官。赵世延，据《元史》记载， 其先雍古族人.其曾祖名■公，祖名按竺迩，父名黑梓，分别是Takoah、Andreas、Ltosa的音译，均为基督教式的名字。其曾祖以前已不可考。

从西方旅行家们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蒙古诸部未统一前，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都曾信过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言： 一个聂思脱里人，他是一个强大的、统辖一支叫做乃蛮民族的君王和牧人。

乃蛮人是聂思脱里基督教徒……(汪)是一座叫做哈剌和林的小城的主人，他手下的民族叫做克烈和蔑儿乞，他们是聂思脱里基督徒.乃蛮人虽信萨满教，但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说，聂思脱里基督教派已传入其中。

与此同时，西方广泛流传着 长老约翰国 的传说。传说中讲：东方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大国，他们能帮助西方基督教徒打败敌对宗教势力。

这个传说是有现实影子的，据学者们研究，西方传说中的 长老约翰王 、 长老约翰国 指的就是12世纪的西辽、13世纪的克烈部、14世纪的汪古部。这些地区曾广为流行过聂思脱里教，所以被西方认定是东方的强大的 长老约翰国 ，这个 看不见的使徒 会帮助西方基督教徒战胜敌对教派。足见景教在东方势力之大。

除上述蒙古诸部外，畏吾儿人也早就接受了聂思脱里基督教的影响。据柏朗嘉宾记载，成吉思汗远征畏吾儿之前，畏吾儿人信仰景教。畏吾儿地区是最早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地区之一，畏吾儿人对蒙古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蒙古人恰好采用了他们的文字，他们却成为蒙古人最好的书记，几乎所有的聂思脱里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 。蒙古汗廷的许多官员都是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如贵由汗的 首席书记 镇海和 首席秘书 巴剌，以及后来出使欧洲的列班扫马等。最早归附蒙古人并信仰聂思脱里教的畏吾儿人也必然会对蒙古人在宗教方面产生影响。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后，蒙古汗廷周围有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等来自于上述信仰景教的地区，这些人也把其对基督教的信仰带到了蒙古汗廷周围。蒙古初期诸汗周围往往笼罩着很浓的基督教气氛。

成吉思汗家族与克烈部、汪古部联姻者甚多。术赤太子和睿宗拖雷二人的王妃都来自克烈部。克烈部王罕的侄女(王罕之弟札阿绀孛之女)、睿宗庄圣皇后唆鲁禾帖尼，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人的生母，即别吉太后，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唆鲁禾帖尼死后的丧葬仪式带有明显的基督教仪礼特点。《元史?顺帝本纪》载： 至元元年(1264年)

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甘州志》卷二说： 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没，世祖使于十字寺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肃，故议定之.《元史?文宗本纪》又载： 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千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 此中所谓佛事，应是基督教的弥撒祭。从别吉太后的葬仪可以看出，她生前是一个笃信基督的聂思脱里教徒。窝阔台之妻、贵由生母脱列哥那，亦是克烈部人，曾为蔑儿乞部首领之妻。成吉思汗灭蔑儿乞后，将她赐给窝阔台为妻，她同样是一个笃信聂思脱里教的教徒。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出使贵由汗廷，最先拜见到的是皇太后，临别前又去参见她，她赐给了罗马教廷使者每人一件狐皮袄袍和一匹紫色布。由此可见她与基督教的关系。另外还有旭烈兀汗的元妃托古斯敦，为唆鲁禾帖尼之侄女，属克烈部人，也十分笃信景教。她被亚美尼亚编年史作者称为第二个圣海伦娜。

汪古部是助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入主中原贡献最大的一个部落。成吉思汗系的皇室一直和汪古部保持着联姻关系。汪古亲王聂古台娶成吉思汗子拖雷之女——玛葛，孛要合娶成吉思汗女阿剌海别乞。阿剌忽失之子孛要合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君不花，娶贵由之女叶里迷失公主;次子爱不花娶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三子名珠尔不花。爱不花和月烈生子阔里吉斯即乔治，先后娶了忽必烈的两个孙女为妻。君不花又译准布哈， 准 或 君 是Jean(约翰)的对音;爱不花又译阿尔不花， 爱 或 阿尔 是Al的对音; 珠尔 是gul或goe的对音，而这些都是基督教徒的常用名字。汪古部与成吉思汗系的联姻，必然会对成吉思汗系有宗教方面的影响。更何况，成吉思汗系与汪古部通婚者有许多又与信仰景教的克烈部有血缘关系。

除皇亲国戚外，蒙古汗廷的官员中亦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徒，尤以初期诸汗周围为最多。

蒙古西征中，与中亚、波斯、西亚等地的聂思脱里教徒有了接触。成吉思汗攻取撒麻耳干时，其子拖雷生病，城中一聂思脱里教徒撒必用 舍里八 医好其病，被封为答剌罕，充御位下 舍里八赤.后来他的外孙马薛里吉思也被召入汗廷服役。蒙古军攻略西亚时，当地聂思脱里教长老列边哈达来蒙古，向窝阔台陈言免杀基督徒，以使其归附，随即奉命回去招谕。太宗窝阔台身边的重臣镇海是畏吾儿景教徒，元帅按竹迩是汪古部景教徒。

元定宗贵由为景教徒脱列哥那所生，贵由汗身边有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基督教徒，如哈达、爱薛、镇海、巴剌等。哈达为贵由的近臣，柏朗嘉宾称之为 整个帝国的检察官 ，从贵由汗幼年起就作为 阿答毕 侍奉他。由于哈达是基督徒，使贵由汗也受到了该教的熏陶和影响。贵由的御医爱薛博学于医药、星历等，也是一个聂思脱里教徒。镇海和巴剌都是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充任贵由汗的 首席书记 、 首席秘书 等重要职务。柏朗嘉宾出使蒙古贵由汗廷期间，负责接待工作的主要是镇海、巴剌和哈达这三位聂思脱里教徒官员。贵由汗周围还有其他许多信仰聂思脱里教的官员，他们还试图规劝贵由汗归信基督教，并且在贵由汗宫前盖有教堂。据柏朗嘉宾记载，贵由身边有许多 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教徒 ，他们曾试图劝说贵由皈依基督教， 他宫中的一些基督教徒对我们说他们确信他将会受皈依而成为一位基督教徒，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明显的征兆，即他把一些神职人员留在自己身旁，而且还向他们提供俸禄;在他的大帐幕之前一直设有一个基督教的小教堂，无论那里聚集有多少鞑靼人或其他人，但他们仍如同在其他基督教徒中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中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其他首领则从不这样做 。

拔都之子撒里答，其周围亦有许多景教教徒，甚至他本人就是聂思脱里教徒。撒里答是成吉思汗太子术赤之孙，术赤太子的王妃出自于信奉景教的克烈部。撒里答信奉基督教，在当时的西方就广为盛传，甚至连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也知晓此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布鲁克的东行。法国国王派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除了给蒙古皇帝写信之外，还给撒里答写了一封。在撒里答的斡耳朵，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徒， 他身边有敲板唱圣诗的聂思脱里教士.。一名叫科埃克的聂思脱里教徒担任撒里答斡耳朵的重要职务。鲁布鲁克东行时，在这里受到了撒里答的礼遇，撒里答对他所携带的十字架、圣经、圣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撒里答对经过他这里去见他父亲拔都的基督徒即罗斯人、弗拉克人、不里阿耳人、索尔对亚人、撒耳柯思人和阿兰人，都很照顾。撒里答周围还有许多阿兰人(阿速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恪守基督教义，甚至不喝蒙古人的忽迷思。他们按照希腊的方式礼拜，但不是宗教分裂者，尊敬一切基督徒。在《海屯行纪》中，称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曾 进见拔都及其子、信仰基督教的撒里答，他受到他们的优礼相待。 撒里答信仰基督，但他不愿被称为基督徒。鲁布鲁克离开撒里答的斡耳朵时，他的书记们对鲁布鲁克一行人说： 你们不许说我们的主人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而是蒙古人。

蒙哥汗廷周围亦有许多景教教徒。蒙哥是景教徒唆鲁禾帖尼之子，西方当时也有传闻，说蒙哥汗信仰基督教，这种传闻显然是错的。但蒙哥汗廷却有许多官员为聂思脱里教徒。宪宗时掌管文书、宣布号令及朝内外闻奏诸事的孛鲁欢，是个景教教徒。他大概就是鲁布鲁克所说的那个蒙哥汗的 大书记.据其游记载，蒙哥汗的 大书记 就是一个聂思脱里基督徒，他接见了前来进见蒙哥汗的鲁布鲁克使团。鲁布鲁克在这里看见了许多聂思脱里教徒，有的还充当了蒙哥与使团交谈的译员。鲁布鲁克还在蒙哥汗廷的附近看到了一座立有十字架、供有圣像的亚美尼亚僧侣住宅。蒙哥宫廷附近，亦建有聂思脱里教堂，聂思脱里教徒在此进行宗教仪式。在蒙哥的宴会上，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士穿着法衣为他祈祷好运。蒙哥宫廷所在地，还有许多从欧洲俘掳过来的基督教徒，另有一些行医者、工匠等，也是基督徒。蒙哥还有一位 基督妃子 ，她敬奉十字架和圣像。至于蒙哥本人，他曾拨款项帮助基督徒修复教堂，也曾对圣经表示过礼敬，甚至还曾行过斋戒礼。他虽不信仰基督教，但却能尊重、容纳周围的基督教徒。海屯朝见他时，蒙哥汗还颁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 。

至忽必烈朝，贵族中的景教徒亦很多。礼部尚书月合乃，是汪古部的景教徒。爱薛事元世祖后，任崇福司长官。后妃、皇戚中景教徒数量亦不少。

随着蒙古族建立元政权以后，在唐末一度绝迹于中原的景教，再度进入中原和临近中原的地带。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前后，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等地都有许多景教徒。元代景教徒分布较多的城市还有泉州、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昆明等地。到至顺元年(1330年)，教徒已愈3万人。这些景教徒中，仍有不少蒙古官员和贵族，其中以马薛里吉思最有代表性。

2。马薛里吉思及景教教堂的兴建景教教徒为举行宗教活动，还修建许多景教教堂。据西方旅行者的游记，贵由汗、蒙哥汗的宫廷附近均设有聂思脱里教堂。在早期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哈刺和林，城内的居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穆斯林商人和使臣的居住区以及市场的所在地，另一部分主要是汉人工匠的住地。城内除清真寺和佛教寺外，还有一所景教寺(礼拜堂)，建在汗宫附近，蒙古入主中国本部以后，也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景教教堂，如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泉州、扬州、温州、昆明、镇江等地，其中镇江就有八所之多。这些教堂多为马薛里吉思所建。

马薛里吉思，其祖先是中亚撒马尔罕人，为基督教世家。据元《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记》记载：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薛里吉思，是其徒也.薛迷思贤，即今撒马尔罕，是当时景教盛行地区，东方教会大主教的驻地，1220年归附成吉思汗。祖师麻儿也里牙是撒马尔罕大主教，于希腊历一千五百零一年(1190年)去世，故称 千五百余岁.这清楚说明马薛里吉思是景教徒，即蒙古人所称 也里可温.《大兴国寺记》还载，马薛里吉思家族世代为医，他的外祖父撒必以医术之高超而闻名，善调制香果蜜丸 舍里八 ，曾充任蒙古汗王的御医。至元五年(1268年)，马薛里吉思被元世祖召进宫中，任舍里八赤。四年后同赛典赤平章去云南，后又去闽浙，均为调制 舍里八.至元十四年(1277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到任，八月改授明威将军，任职三年。休官后，居镇江，开始兴建景教教寺。

据《大兴国寺记》记载，马薛里吉思 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 马薛里吉思 休官 以后，即开始着手兴建景教教寺。第一座寺兴建于至元十八(1281年)，寺址位于镇江铁瓮门夹道巷的马薛里吉思住宅处，是马薛里吉思舍弃自己的住宅而兴建的，名 大兴国寺.后人记其事时说： 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 。大兴国寺建成后，马薛里吉思又在坚山建云山寺(答失忽木剌云山寺)和聚明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附近，还建有也里可温公墓。

马可波罗游镇江时，曾见到其中的两座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堂。《马可波罗游记》中说： 镇江府是蛮子城……该城有两所景教派基督教堂。此事发生于基督诞生后1278年，我将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在1278年前，这里从未有过基督教寺，也无人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马薛里吉思是景教派基督徒，他为大汗治理此城三年。他在职期间，命令建成这两所教堂。从那时起这里有了教堂。然在此之前，该城既无教堂，也无基督徒。 马可波罗所记与《大兴国寺记》除个别处稍有出入外，主要事实基本吻合。

马薛里吉思后来又在丹徒县建四渎寺(打雷忽木剌四渎寺)，在黄山修建高安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在原大兴国寺侧，又建有甘泉寺(马里吉瓦里吉斯忽木剌甘泉寺)，在杭州，建大普兴寺(祥宜忽木剌大普兴寺)。

马可波罗游杭州时，见到一座聂思脱里教寺，当即大普兴寺。此寺明代已废，部分被改为谢三太传祠。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六云其 在荐桥东，旧十方(字)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 大兴国寺、高安寺和四渎寺，明代万历年间尚存，《万历镇江志》中有记载。云山寺和聚明寺在元至大年间(1308- 1311年)被改为般若院。到了清代，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今丹徒)所建六寺，均不见《康熙镇江志》记载，大概都已 久废.马薛里吉思建寺七座，据《大兴国寺记》认为，是 有志于推广教法 ，为 忠君爱国而建，他所建的第一座景教寺是 舍宅 而兴建的，所有七座景教教寺均系 休官 后而建。《元通制条格》卷二九载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 也里可温马昔思(里)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可见，他兴建教寺，似乎是在尽力摆脱 官 字，而赵孟頫、潘昂霄等撰碑文时却说马薛里吉思是 倚势 建寺。事实上，已加入贵族行列的马薛里吉思，尽管出于 推广教法 之目的而休官建寺，但终究摆脱不了官势的影响。 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倾，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倾，为七寺常住 。足见，马薛里吉思虽休官，但官威尚存，其兴教建寺得利其位是不言而喻的。

镇江元代还有两座景教教寺，非马薛里吉思所建。一曰大光明寺，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1295年)景教徒安马吉思所建;一为大法兴寺，建者不详。将这些教寺与马薛里吉思所建教寺合计起来，镇江一带就有景教教寺八所之多。

元代扬州基督教教堂也很多。鄂多立克游扬州时曾见到 吾人小级僧侣在那里有所房屋。这里也有聂思脱里派的教堂 。 吾人小级僧侣 的 房屋 ，即指方济各会修士的教堂，有两座。而聂思脱里教堂，《元典章》卷三十六亦曾记之，说延祐四年(1317年)， 有御位下彻彻都苫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与功德酒段等。 大都附近亦建有教堂。北京房山县在1919年发现的元代景教寺遗地，便是一证。遗地上还有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字。在河北涿县附近，亦曾发现两块刻有叙利亚文信之 、 仰之 的十字碑。据考证，这是唐代(公元960年)的十字寺，经辽代营建，元代(1365年)又加以重新修缮。

西京(大同)，为聂思脱里总主教驻地，也应设有景教教堂。

西北地区的甘州(今张掖)有三所景教教堂。甘州之 十字寺 在《元史》中有载，别吉太后死后即在此行祭礼。马可波罗游历到甘州时见到了这里的教堂，并说 基督教徒……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载，哈刺善(属宁夏)、哈寒府(河间府或真定府)分别有聂思脱里教堂三所和一所。

元代景教教堂在全国各处都有分布。1330年，亚洲西部索尔坦尼亚总主教宣布当时中国北部的景教徒有3万人，并且说： 他们相当富裕，建有很美观的教堂，陈设敬拜上帝和先知的十字架与肖像。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说：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皆有聂思脱里派及其教堂.3。元代主要景教教区元代景教教徒的数量有多少，现已无法统计。据现有资料来看，其分布范围实际上已遍及全国及周边地带。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曾在中国北部游历，据他在游记中记载， 远至契丹，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思脱里和撒刺逊。在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他们在称作西安的城市里有一个主教区。 南方景教教徒较多的地方，根据现存史料，以镇江、杭州为多。据《至顺镇江志》卷三载，当时镇江 侨寓 户共有3845户，其中蒙古29户，畏吾儿14户，回回59户，也里可温23户，还有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3户、21户、25户和3671户; 口 为10555人，其中蒙古163人，畏吾儿93人，回回374人，也里可温106人，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35人、116人、261人和9407人; 躯 (单身寓居他人家中者)有2948人，其中蒙古429人，畏吾儿107人，回回310人，也里可温109人，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19人、75人、224人和1675人。根据这些数字，可知也里可温在元代侨寓者中户数、人数都很多，每167户人中就有一户是也里可温;每63(口、躯合计)人中就有一人是也里可温，其户数与人数仅次于汉人、蒙古、女真，而在畏吾儿、唐古忒、契丹之前。这些也里可温中也可能含有一些天主教徒，但镇江是马薛里吉思任职之处，有其所建景教寺六所，所以，这些也里可温人中应主要是聂思脱里教徒。镇江一处如此，其他诸地亦可想而知，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为了便于景教教徒施行宗教仪礼及对其加强管理，元政府还分别在景教徒较集中的地方设有主教驻节堂(主教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

前后，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等地都设立了主教驻节堂。至顺年间，元政府还设立了契丹、汪古大主教区，西北地区还有唐兀大主教区等，以管理各地之景教徒。13世纪中叶，景教各教区主教驻节表共列二十五处主教区，西至亚美尼亚和波斯湾，东至唐兀和汗八里，均属景教传教范围。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主教区有四处，即第十一区的秦尼，第十九区的喀什噶尔，第二十三区的汗八里和第二十四区的唐古忒。

秦尼，第十一区，主教堂应在西京(今山西大同)。汪古、克烈诸部都在辖区之内，是景教盛行的地区。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说此辖地十五城皆有聂思脱里教徒，并言 他们在称作西安的城市里有一个主教区.《元史?世祖本纪》也载，西京有 也里可温 ，且有 有家室者.西京迤西，为蒙古诸部统一前就已信仰聂思脱里教的汪古部牧地。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及其部属原来都信仰景教。据马可波罗记述， 他还是一位传教士，名阔里吉思。

他替大汗管辖此地……该州管辖权属基督教徒……经过此州朝契丹前进，途中看到很多城市和村落，居民有回教徒，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景教派基督徒.孟高维诺在1305年致罗马教廷的信中也说： 此间有佐治(George，即阔里吉思)王者，印度拍莱斯脱?约翰(Prester　　John)大王之苗裔，门阀显赫，昔信聂思脱里派教说.阔里吉思后经孟高维诺劝说率部众改信天主教，然 佐治王卒后，诸弟误信聂思脱里之邪说，复将王生时引归正宗人众，返入歧途 。足见汪古部众对景教笃信程度之深。在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今内蒙古达茂联合旗的阿伦斯木遗址中，发掘出有十字架石等聂思脱里教派的遗物，可证景教在元代这一地区之盛。在此区内，东胜也是一个重要的聂思脱里信徒的据点。东胜地区聂思脱里大辅教名拜尼，他的儿子名****思。****思曾拜列班扫马为师，后二人曾一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思后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主教大总管，统领东方教务。列班扫马后来受派遣出使欧洲。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位西行的聂思脱里教士留在自己的领地内。

喀什噶尔，第十九区，驻地在喀什。鲁布鲁克曾来此区的海押立城，据其记述， 在离它大约三英里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一个完全是聂思脱里人的村子。我们进入他们的教堂，愉快地高声吟唱：' 圣母万岁!'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教堂了。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曾记述： 喀什噶尔这个地区……居民除回教徒外，还有一些聂思脱里派的基督徒，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教堂做礼拜.元以前就信景教的畏吾儿人多生活在此区， 在他们的城镇中聂思脱里和撒刺逊人混居 。在叶尔羌，察合台亲王改信了景教，并帮助当地的景教徒建造一座纪念圣约翰的教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述了此事。察合台之子合刺旭烈的妻子斡尔干努，曾在其夫死后摄政。在斡尔干努辖地， 百姓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那些地方的聂思脱里人常用那种语言作礼拜，用那些文字写书，那些人得到斡尔干纳的名字，多半因为他们一直是优秀的琴手 。这些百姓显然指的是畏吾儿景教徒。

据鲁布鲁克记载，这里的基督徒十字架上没有基督像。祈祷时不合掌而是把手伸向胸前。在莎车，据马可波罗记述， 居民中大部分是回教徒，一小部分是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轮台也有许多景教徒。丘处机旅行至轮台之东时，有 迭屑头目来迎 ，迭屑即基督徒，这一地区后来发现了许多聂思脱里教徒墓石。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发现刻有十字架花纹的古叙利亚字聂思脱里教徒墓石。在吹流河流域出土的聂思脱里教徒墓石中有七方墓石的墓主来自阿力麻里。吹流河流域大概是当时聂思脱里教的一个中心。19世纪末在这里的两个墓葬区里出土了数百方刻有古叙利亚文或以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文碑石，死者生前的身份既有主教、世俗官吏，也有一般教徒，说明当时这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聂思脱里教团体。教徒们所使用的是希腊历或十二属相纪年法。其中有许多教徒来自阿力麻里。

汗八里，第二十三区，驻地在元大都。汗八里有许多基督徒。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景教主教马聂思脱里就驻扎于此。13世纪初，西旁在北京任聂思脱里教会巡视观察员，其子列班扫马幼时即受洗，30岁时入修院6年，后独居京郊山洞隐修。后有****思认其为师，受剪发礼而成修士。二人约在1275年左右经忽必烈批准同去耶路撒冷朝圣，后留居伊利汗国。1287年，列班扫马奉伊利汗王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先后受到了罗马皇帝、法王、英王和罗马教皇的接见，是在欧洲影响极大的中国景教徒。1919年，北京房山发现了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此碑的发现，证明了元代景教在大都的流行盛况。在张家口西北的石柱子梁也发现过三块带有景教十字的墓碑。在辽东地区，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在战旗上以蛊惑人心。他失败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有的甚至被迫迁往内地。在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发现聂思脱里教遗物，可以证明那里有聂思脱里教徒，并且有宗教活动。在江南各地，景教教徒甚众。马薛里吉思还从 佛国 (西方)请来道学高深的主教，传授教义，发放经典，主持仪式。教徒们广修教寺，以 推广教法 ，这在前文已有叙述。

唐古忒，第二十四区，驻地可能在甘州。甘州、肃州、沙州、凉州、申州、哈刺善等地都有许多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并建有景教十字寺。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和****思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曾经过唐古忒首府，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教士的祝福。有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古忒主教，他的名字为沙卜赫兰(Isho- Sabhram)。《马可波罗游纪》多记唐古忒之聂思脱里教徒，且略列于下：一城，名萨逊(敦煌)，属大汗管辖，州名为唐古忒。居民皆崇拜偶像，虽然这里的确有些景教派基督徒，也有些萨拉森人。

另一州，称来州……居民有基督教徒。

甘州也是唐古忒的一个城市，该城宏伟壮丽，是唐古忒州的首府，统辖全州。

居民是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信仰回教者。此外还有基督教徒，后者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

哈刺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然而也有三所景教派基督徒的教堂。

《元史》、《甘州志》也记有甘州 十字寺 ，别吉太后死后曾在此行祭礼。《元史》中还载，此区有也里可温、且有 有妻室者.除上述中国境内的四处主教区外，当时作为元朝属地的撒麻耳干，亦有主教区。撒麻耳干是聂思脱里教的中心之一。汉文史籍、伊斯兰史籍和当时欧洲人的旅行记都提到了元代撒麻耳干的基督徒与穆斯林斗争的事。梁相的《大兴国寺记》中的薛迷思贤即撒麻耳干，云其 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马可波罗说，撒麻耳干的聂思脱里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为一比十之比。马薛里吉思的外祖父撒比等聂思脱里教徒，即从此处归元。

4。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元代景教教徒的宗教生活，文献记载较少。综合有关文献，知元代景教教徒有一定的戒律。《大兴国寺记》有 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 之语。此处之受戒，大概是指入教仪式。《元史?世祖本纪》也载：至元七年(1270年)

九月， 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 按基督教戒律，修士不婚娶，修士外奉教者无此戒律。有家室之也里可温则为 不持戒律者 的非修士。对此类人，皇帝敕其 占籍为民.《元史?泰定纪》还载：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 宣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具戒.也提到了景教的 戒律问题，但此诏令发于孟高维诺来华以后，也里可温中可能还包括一些天主教徒。

在西方旅行家的一些记载中，也有关于景教徒宗教生活的内容。据柏朗嘉宾记载，贵由汗身边的基督教徒经常在教堂里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鲁布鲁克在游历时遇见的阿兰人严格恪守基督教教义，甚至不喝蒙古人的忽迷思，并且有希腊教士，用希腊文字，按希腊的方式礼拜。他还记畏吾儿景教徒身上带着没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他们在祈祷时不是合掌而是把手伸向胸前，并用自己的语言行礼拜仪式。蒙哥汗周围的聂思脱里教徒还作晨祷、弥撒等仪式。鲁布鲁克还说： 远至契丹，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思脱里和撒刺逊。在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那里的聂思脱里教徒什么都不懂。他们作祷告，有叙利亚文的圣书，但他们不懂语言，因此他们唱圣诗就跟我们的僧侣不懂语法一样。他们完全堕落了。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鞑靼人当中，甚至像鞑靼人那样娶好些老婆。他们进入教堂时和撒刺逊人一样洗下身，有礼拜五吃肉，按撒刺逊人的方式在那天过节。主教难得访问这些地方，差不多五十年仅一次。当他访问时，他们就把所有的男孩，那怕摇篮中的婴儿，都指定为教士，因此他们的男人几乎全是教士。然后他们结婚，那显然是违背祖宗的法规的，而且他们是重婚者，因为当头一个老婆死时，这些教士又娶另一个。他们都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行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这样，那些教导蒙古贵人子弟的，尽管教的是福音书和教义，因他们的生活肮脏和贪婪，反使子弟们背离了基督的信仰。蒙古人本身，还有道人或偶像教徒，所过的生活比他们的还要清白呢。 鲁布鲁克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对聂思脱里教徒的宗教生活的看法可能带有一些偏见，但他不可能凭空虚构，还是有相当的真实性的。约翰克拉在其《大汗国记》中也记有中国元代景教徒的情况，他说： 汗八里城内有叛教者甚众，号曰聂思脱里派徒。其人皆守希腊教会礼节，不从罗马教堂，崇奉异派。……聂派教徒，居契丹国境内者，总数有三万余人，皆雄于资财，惟其惧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先圣贤。其人代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故常得享受特权。 综合鲁布鲁克和约翰克拉的有关记述，可以见出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

还有一些景教徒，因受汉文化影响，而成为 华化 的景教徒，如马祖常、赵世延、雅琥等。

马祖常家族为聂思脱里教世家。从其一世祖和禄冞思到曾祖月合乃，均笃信景教。月合乃(Yohana)，或作月合，今译约翰，若望等，仕元为礼部尚书。马氏家族即从月合乃开始接触汉学。袁桷《清容集》卷二十六《马君神道碑》云： 礼部尚书讳月合，植德秉志，赎士人之为孥者，后皆为达官，而子孙更业儒术，卒至光显。 至马祖常祖父马世昌时，虽 家日困落，子孙益用儒自振 。马祖常的父亲马润 以文墨入官，守光州 ，并带弟子去司马光祠祭司马光。有《樵隐集》，今已不传。马祖常的从父马世德，由进士弟，历官应奉翰林文字。曾为庸田签事，在苏州造城;后任淮南廉访签事，又在合肥造城。余阙《青阳集》曾述其政绩。工于诗，《元诗选》癸丁集录有其诗作。马祖常是延祐首科进士，与偰哲笃、欧阳玄、许有壬、黄溍为同年。汉文程度极高。著有《石田山房集》，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等。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马文贞公神道碑》评马祖常时说： 公先世已事华学，至公始大以肆.苏天爵为《元四家集》作序说： 其诗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足见其华学程度之高。马祖常自己也说过马氏家族逐渐儒化并取得较高成就之事。他在《曾祖月合乃神道碑》中说： 我曾祖尚书世非出于中国，而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俾其子孙百年之间，革其旧俗.马氏家族就是这样由一个景教世家而 革其旧俗 逐渐 华化 到马祖常这一代的。

赵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至顺元年(1330年)，与虞集等奉诏纂修《皇朝经世大典》。 世延历事凡九朝，敭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凡军国利病，生民休戚，知无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

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尝较定律令，录次《风宪宏纲》，行于世。 赵世延在元代是与马祖常齐名的大文豪，可惜流传至今的作品不多。《元诗选》收其诗七首，其他传诵下来的作品则多为序、碑之类，如《南唐书序》、《茅山志序》、《东岳庙照得殿碑》等。

雅琥，字正卿，其先为也里可温世家。雅琥初名雅古，登天历弟，御笔改雅琥。雅古即为雅各之别译，为基督徒常用之名。《元秘书监志》卷十题名作 著作佐郎雅古，赐进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温人.善写诗，《元诗选》二集有《正卿集》、曹学佺《历代诗选》、孙原理《元音》以及《元诗选》、《康熙御选元诗》，都收有他的诗作。其诗颇受推崇。同教人马祖常《石田山房集》卷九《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云： 雅正卿以文学才谞遇知于天子，出贰郡治，馆阁僚友及京师声名之士，各忻然为文章以美其行。 胡应麟《诗薮》中称其诗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竫之途 ，评价甚高。

类似马祖常、赵世延、雅琥这样的 华化 了的也里可温景教徒，在有元一代一定很多，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二)天主教

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另外一支是天主教。天主教是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时从基督教中分立出来的，在欧洲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但一直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元代，是天主教在中国的首传期。天主教在中国元代传播的情况可从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廷的关系、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以及他们留下的有关信札中窥见一斑。

1。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互通使节元代，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当时，蒙古统治者的势力已扩展到黑海南北，钦察汗国的版图已达到德涅斯特河流域，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则处在伊利汗国的控制之下。蒙古贵族统治的境域实际上已直接与欧洲国家毗邻。1223年，蒙古军队在黑海东北的阿里吉河上大胜钦察人和斡罗思诸公国的联合军队。这是蒙古人同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1235年，蒙古统治者再次西征。1241年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后，侵入孛烈儿、马札儿等国，并在里格尼茨击溃了波兰军队和普鲁士骑兵团组成的联合部队。蒙古势力的发展，震惊了整个欧洲，引起了西方的格外关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对此也深感不安，各地纷纷准备自卫，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甚至号召组织抵抗蒙古入侵的十字军。由于窝阔台突然去世，蒙古贵族才放弃了进一步进攻欧洲的计划。出于政治、军事、宗教上的种种目的，罗马教廷极其渴望同蒙古汗主取得联系。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全欧主教大会，商议如何应付当时的危机形势，以防止蒙古军队进一步入侵等问题。由于欧洲人早已得知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教，于是会议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争取蒙古汗王信仰基督教，劝其停止杀戮基督徒和侵犯基督教国土，同时也为了刺探蒙古军队的有关情报。罗马教廷派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先后出使蒙古。与此同时，蒙古汗王也通过派遣使者或致函的方式试图与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取得一定的联系。这些活动，都是以宗教使者往来的方式进行的。

(1)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是罗马教廷派出的与蒙古汗王接触的第一位使者。他是意大利贝鲁齐人，小兄弟会的创使人之一，也是方济各会的挚友。早在1245年之前，就曾奉命先后前往德国和西班牙执行圣命。全欧主教大会后，被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使团由三人组成，柏朗嘉宾为使团之首，另两名为方济各会会士(其中一人半途而返)。

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柏朗嘉宾等携带教皇写于同年3月的书信，从里昂正式启程。方济各会初兴之时，外出必须步行。柏朗嘉宾因身体肥胖，被获准骑驴代步。经波希米亚、波兰、俄罗斯等地，1246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幕帐。拔都命人将教皇的信函译成俄文、撒拉森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后，深知内容之重要，立即决定让使者速到和林朝见大汗，并将教皇信件的译文同时呈送大汗处。7月22日，柏朗嘉宾等抵达和林。8月24日参加新君贵由大汗的登基大典。 方济各会和下文出现的多明我会是天主教 13 世纪创立的两个僧侣组织，以 托钵 (求乞)为生，故又名 托钵修会 ，方济各会由意大利人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所创立，多明我会由西班牙人多明我(StDominic 1170-1221 )所创立，两个教会均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也都成了罗马天主教对外传教的工具。

贵由汗接见了柏朗嘉宾，并派镇海、哈达、巴刺等大臣接待他，以了解教皇来信的用意以及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的情况。斡罗思大公叶洛斯拉夫带到和林的通事充当了翻译。柏朗嘉宾将要回国前，贵由汗意欲派使臣与其同行，但柏氏认为欠妥未成。同年11月13日，柏朗嘉宾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启程回国。临行前，皇太后各赐他们狐皮缎袍一件，紫色布一匹。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写给蒙古汗王的信件，其主要内容是阐明基督教教义，规劝可汗皈依基督教，优待基督教徒，并直言蒙古屠杀之非，其内容如下：天主仆役之仆役，主教英诺森(Innocent)谨致书于鞑靼国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创造人类动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机物质。以明神为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亲相爱，安居乐定，永不相扰。余闻王等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

解除一切天然束缚，不论男女老幼，无有幸脱王之剑铓者。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遣，可毋庸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以前诸国所以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后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须知天主可畏也。骄横跋扈之人，固有时幸逃天主法网。然若怙恶不悛，始终不知迁善谦让，天主未有不严刑惩罚者也。余今遣所爱兄弟约翰(即柏朗嘉宾之名)

及同伴数人，携国书聘礼，往王之廷，诸人皆谨厚守礼，笃信宗教，通晓《圣经》。

余希望王温颜接受，善待诸人，则不蛮身受王之惠矣。诸人代余所说者，愿王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采纳。更愿通告诸人，王究因何而扫灭他国，王以后意志如何，亦请示知。诸人往来，长途跋涉，愿王派使护送为便。归回时，亦请供给沿途所需，俾得来达余处也。约翰等僧，皆品行端正，深通《圣经》，能告王等以吾救世主之为人谦逊，故余遣之。若仅能为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于王者，则余将不遣彼等，而另遣其他高僧或有权势之人矣。 贵由复教皇信原用蒙文写成，由镇海等人逐字逐句地翻译后，柏朗嘉宾即用拉丁文记录下来。为使罗马教廷在欧洲能够找到解读原信的人，又译成萨拉森文(波斯文)，交给使者带回。贵由汗复信的拉丁译文早有传本，波斯文原件亦于1920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原件用黑墨写在一张长1。1米、宽0。2米的由两片粘接而成的棉纸上，上有两处同一畏吾儿字蒙古文方印，印文为 长生天在上，贵由汗在地，圣旨所致处，众生须敬之.贵由汗复教皇书信内容如下：长生天气力里，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 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遣使携国书，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之来书，谓朕及臣民皆须受洗，改奉基督教。朕可简略告尔，朕实不解，为何必须如此也。尔之来书，又谓尔等见国兵杀人，尤以基督信徒匈牙利人、波兰人及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等，甚为诧异云云。朕可简略告尔，尔所云者，朕实亦不解也。然朕若不言，尔或不明其故，兹特答尔如下：彼等不守上帝及成吉思汗之教训，相聚为不善，杀戮我国使，故上帝震怒，命灭彼国，而将彼人交入朕手也。若非上帝所使，人对于人，何能如是乎?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思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

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并没有达到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停止战争等目的，但却刺探到了许多有关蒙古的情报，回国后将其见闻和经历写成《蒙古行纪》，历史价值极高。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有许多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在他赴使蒙古的途中，遇见了许多基督教徒;蒙古兵进攻斡尔纳思城时，曾引水淹城，使居住在那里的许多基督徒和外族人丧生;蒙古人征服的地区名单中有景教徒、犹太人等;被成吉思汗征服的畏吾儿人，属于景教派的基督徒，等等。柏朗嘉宾还记载，贵由汗的大帐之前还设有基督教堂，身边有许多多年来 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 ，他们在宫中充任要职，并曾规劝而且有信心使贵由汗尊奉基督，云云。

与柏朗嘉宾同时，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还派了方济各会士葡萄牙的教友劳伦斯携信函出使蒙古，但劳伦斯似乎未完成使命。

1247年，罗马教皇决定再遣多明我会的阿思凌即昂塞姆为首的使团出使小亚细亚的蒙古王拔都，并带有一封与柏朗嘉宾赴使蒙古所携的信函大致相同的信件。据西方史料，阿思凌由于坚决拒绝执行通常的臣服之礼而受到粗暴对待，此次出使未取得什么结果。

(2)鲁布鲁克出使蒙古鲁布鲁克的威兼(Willam　of　Rubruk)，约1215- 1230年间出生于法国佛兰德斯鲁布鲁克村，因以为名。约1248年，他追随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到了圣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参加了方济各会。

鲁布鲁克东行之前，路易九世曾派多明我会僧侣朗久木的安德烈(Andréde　longjume)为首的使团携带国王和教廷的信札及赠礼于1249年2月中旬出使蒙古汗廷。使团行至蒙古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在叶密立接待了他们，并派使节携书同罗马教廷使团同去法兰西。安德烈的出使带回了许多蒙古人的情报，促使路易九世再派使节去蒙古汗廷。

1252年，鲁布鲁克奉路易九世之命，以教士身份，携带国王信札，前往东方。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克来莫那(Bartolotmeoda　Gremona)随行前往，但他不是路易九世的正式使节。1253年5月7日，从君士但丁堡出发，经黑海、索耳达亚，7月31日抵达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帐。据传，撒里答已皈依基督教。于是，鲁布鲁克穿祭服进见撒里答，请求准许他在蒙古境内传教。

撒里答命令他往钦察谒见拔都请命，拔都又派人送他去朝见蒙哥。12月27日，鲁布鲁克到达和林。次年1月4日，受蒙哥召见。5月24日，再受蒙哥召见。蒙哥以蒙古文复信法国国王，令其带回。8月18日，鲁布鲁克离开和林，再经拔都营，于1258年6月16日抵塞浦路斯，此时路易九世已回法国，鲁布鲁克遂撰游记寄奏。

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多次声称，他出行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在蒙古人面前从不承认自己是使臣。然从其出行带国王信札，归国后即复书信给国王，及其与国王的密切关系来看，他无疑是带有某种特殊使命的使臣。他一再否认自己是使臣，恐怕别有原因。

《鲁布鲁克东行纪》记录了他出使蒙古的见闻。关于基督教，游记多为有关聂思脱里教的，天主教也涉及一些。游记言：蒙古克烈部、蔑立克部、乃蛮部都信景教。至契丹途中，都有聂思脱里教徒。鲁布鲁克在东行的路上，见到了许多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在哈刺和林，他见到一座基督教堂，还见到了不少从欧洲掳来的妇女。在离蒙哥宫廷东端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亚美尼亚僧侣的住宅，宅上立有十字架，宅内有装饰精美的祭坛和金缕刺绣的救世主像、圣母像、洗施者约翰像以及两个天使像等。书中言，撒里答、贵由汗、蒙哥汗对基督教都很尊敬，蒙哥汗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认为各种宗教 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鲁布鲁克还记载了由他本人亲自参加的一场在和林举行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教大论战，结果似乎是基督教略占上风。书中还记有蒙哥曾遗使往欧洲某国等事。

(3)蒙古汗廷与西方的联络面对罗马教廷和欧洲君主所派遣的纷涌而至的使节，蒙古汗王除热情礼遇外，也很想与西方建立联系。蒙古汗王欲与西方联络的愿望由来已久。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贵由汗即派镇海等接待使臣，从中了解罗马教皇及欧洲各国情况。柏朗嘉宾回国时，贵由汗本想派使团同行，但遭到婉言谢绝，只得修书与罗马教皇联系。1248年，驻波斯统将野里知吉歹派使者携信札去拜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信中言贵由大汗将保护所有基督徒并帮助他们反对回教徒，收复耶路撒冷。但这次出使未得到蒙古大汗亲许。安德烈出使蒙古时，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给予热情接待，并派使节随欧洲使团同去法兰西，但不知结果如何。鲁布鲁克拜见蒙哥时，蒙哥也想派使与其同去欧洲，但亦遭回绝。在《鲁布鲁克行记》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塞阿多鲁斯是个骗子，蒙哥受其蒙骗，竟派他带领一个蒙古使者手持金牌去见法国国王和主教。蒙哥虽被骗，但从中可见他急于同西方取得联系的迫切心情。

蒙古汗王急于同西方联络，其动机大概是出于军事目的。征服欧洲是蒙古贵族统治者计划之内的事。如同西方派传教士出使蒙古汗廷带有政治、军事目的一样，蒙古统治者也想以通使的方式来刺探对方情报。蒙哥派蒙古人随骗子塞阿多鲁斯 出使 前，曾对使者说： 跟这家伙前去，认真观察道路、国土、城镇、人物和他们的兵力 。西方使团以种种借口谢绝蒙古使者的出使，实际上也是出于防范心理。蒙古汗王大概也看透了西方传教士使者们的这种动机，故在礼遇的同时，又复以措辞严厉的信函。

(4)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出使罗马教廷在西方天主教士大量涌入蒙古帝国、充当使者与蒙古汗王联络的同时，也有许多民间商人来华贸易。曾在元上都中书省任职的王恽在其著作《中堂事记》中载，中统二年(1261年)，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 ， 其国在回纥西徼，常昼不夜……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这次出使不见欧洲史籍记载，来者盖为民间商人，因无旅行记录，故不为后人所知。但仍可窥见元时从欧洲来中国的民间商人定有许多，只是不见记载而已。而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活动因有游记问世，所以成为中外妇孺皆知之事。

波罗兄弟是意大威尼斯商人，兄名尼哥罗?波罗(NicholoPolo)，弟名马菲奥?波罗(Maffeo　Polo)。1260年，他们自备商船从君士坦丁堡启程，向尤新(Euxine)或黑海方向进发，驶达索耳得亚港(Soldaia)，又从陆路行抵蒙古汗王别儿哥的王都，并献珠宝给别儿哥王，别儿哥王则以金银和其他礼品作为回赠。波罗兄弟在那里居住了一年。1262年，别儿哥与旭烈兀发生战争，因归途不安全，兄弟二人只好继续东行，至不花剌城并在那里逗留三年。二人在那里遇见了旭烈兀派去朝见忽必烈的使臣，使臣建议二人随其同行晋谒大汗，二人遂随其而行，大约在1265年夏到达上都。

波罗兄弟到达皇都后，朝觐了忽必烈大汗，并受到了他和蔼而亲切的接见。忽必烈还因他们是首次来元的拉丁人而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示隆重欢迎。大汗慈祥地和他们交谈，详细地垂询了西方各地的风土人情、罗马教皇和其他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国土状况、治国之道、如何立法、如何指挥军事等等。他尤其关心教皇的起居和工作情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波罗兄弟见多识广，且通蒙古语，对忽必烈的一切问题都回答得很得体，因而受其赏识。忽必烈汗准备派波罗兄弟二人充任骋问教皇的专使。经与众臣商议，决定请二人同另一使臣去罗马觐见教皇。临行前，忽必烈告之以使命：请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既通晓基督教义，又谙熟 七艺的学者来中国，另外希望他们在返回复命的时候从耶稣基督圣陵的长明灯带回一点圣油来。

波罗兄弟及另一使臣携带忽必烈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函，手持令沿途关卡放行并提供一切必需品的御赐金牌，前往西方。途中，使臣因病滞留，波罗兄弟带着国书继续西行，于1269年4月抵达阿克拉。这时忽然传来教皇克莱蒙特四世(DopeClementtheFoureh)新近逝世的消息。他们向阿克拉城里的教皇大使报告忽必烈的使命后，回威尼斯探亲。

1271年，波罗兄弟二人携带尼哥罗之子马可?波罗(MareoPolo)在阿克拉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世(Gregoire　　X)，要求回中国复命。新教皇派遣了两位修道士携带致忽必烈大汗的信与波罗等人一同前往中国。这两位修道士都是知识渊博的神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一位是维琴察的尼古拉，一位是的黎玻里的威廉。后来二教士因故不能继续东行，遂将教皇致大汗的信交给尼哥罗等代为传达。父子叔侄三人用了三年半的时间，1275年夏到达上都。

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复命，呈献教皇的书信和礼品以及耶稣基督圣陵的灯油。忽必烈盛赞波罗兄弟作为专使的忠诚和热心，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出使的经过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对于新来的马可?波罗，忽必烈汗亦很欢迎，并将其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花名册上。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信任，并充以要职，曾奉使云南和江南各地，在扬州做了三年官，又奉命出使过占城、印度等地，在中国留居有17年。

波罗兄弟和马可?波罗在元朝任职十余年，其间几次想返回故居，均被忽必烈热情挽留而未能成行。1292年夏，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伊利汗王，他们利用护送公主的机会，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行前，忽必烈还命马可?波罗等回欧洲时转送他致罗马教皇和英法等国君王的信。1295年，马可?波罗等回到威尼斯。

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经商。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仍充当了蒙古汗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使节，使蒙古帝国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将其旅行东方各国的见闻详细述说，由他人记录整理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关于元代基督教的内容。有关天主教的史料，涉及中国的部分以关于大汗忽必烈宫庭左右、镇江、扬州、杭州处为最详。据马可?波罗的游记，蒙古帝国所辖之地基督徒分布极为广泛，除被征服的那些本来就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外，西北地区、中原一带、南方诸省都有许多基督教徒，许多重要城市都建有基督教堂，基督教如同基他宗教一样，在这里是不受歧视的。书中还用较多篇幅描写了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尊重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四大先知之一，渴望与罗马教廷取得联系，并派使节携信件出使罗马教廷等。马可?波罗的游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5)列班扫马出使欧洲蒙古汗王派出的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联系的使团，产生最大影响的要数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列班扫马，大都人，畏吾儿聂思脱里教修士。其父西旁13世纪初来北京任聂思脱里都会巡视观察员。列班扫马30岁时入修院六年，后独居京郊山洞隐修。其弟子****斯，东胜人，亦为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就学于扫马，并受剪发礼而成修士。大约在1275年(至元十二年)左右，扫马和****斯决意去耶路撒冷朝圣，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二人随商队而行，经沙州、和田、喀什噶尔、呼罗珊，前往巴格达，后留居伊利汗国。1280年，聂思脱里教大总管马屯哈在景教徒旭烈兀妃托古思敦的支持下，任命****斯为驻中国的契丹主教，取名雅八哈拉，随即****斯与列班扫马二人返回中国。途闻马屯哈死，二人又返回参加丧礼。1281年，****斯被推为马屯哈的继承人——东方教会大总管，统领东起中国，西至巴勒斯坦，南到锡兰，北到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教务。列班扫马被任为巡视总监。

伊利汗阿鲁浑1284年即位以后，力图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联合攻夺耶路撒冷和叙利亚各地。1287年，阿鲁浑与总主教雅八哈拉三世(即****斯)经商量决定派遣列班扫马作为伊利汗王和教会的使节，正式出使欧洲各国。

列班扫马一行携带阿鲁浑致西方教皇、君主的信件，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受到了安德罗尼古斯二世(AntronicusⅡ)的款待。

又在此乘船至意大利那颇利港，转陆路抵达罗马。当时，罗马教皇新逝，教廷主事官员知其来意后，告知需等新教皇选出后才能复命。于是，列班扫马继续西行至巴黎，向法国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和礼物。信是这样写的：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里，阿鲁浑汗，致书于法兰克王，贵国使臣巴什麻至，据云：伊勒汗出征埃及时，汝欲派兵接应。有志如是，深堪嘉尚。余虔信天气，将于豹儿年冬季末月杪出师。春季第一月驻兵大马斯，汝如预定时地，践约兴师，大福萌护助里，耶路撒冷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则会军之时地无定，吾人之行动不一，则无利益之可言矣。汝可遣派■习各方语言之使臣，以法国出产希罕可爱之礼物至。然非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里不可。吾使名蒙喀里尔，并以奉闻。

腓力四世答应派军队与阿鲁浑联合攻打耶路撒冷，并派使者将复信送给阿鲁浑。阿鲁浑致法王腓力四世的信至今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列班扫马一行离巴黎去加斯科尼，见到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对阿鲁浑的联合欧洲军队夺取耶路撒冷一事非常赞赏，对列班扫马一行也以厚礼相赠。1288年，列班扫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对阿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和准备攻打敌对宗教势力、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并扩大基督教领土之举动表示支持和感谢。列班扫马一行完成使命后回归伊利汗国。

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受到了罗马教廷和英、法等国君主的优渥礼遇和普遍欢迎，教皇和各国国王争相赠予贵重礼品。回伊利汗国后，也受到了阿鲁浑王的嘉奖。

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国王，为了扩大基督教领土，进攻敌对宗教势力，曾组织过多次 十字军东征 ，但都屡遭失败。在欧洲，早就流传东方有信仰基督教的 长老约翰国 的传说。他们真切希望东方某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会帮助他们对付敌对宗教势力。但这个 长老约翰国 却一直没有出现。

阿鲁浑的信，似乎圆了西方人的 长老约翰国 之梦。此时，欧洲盛传，伊利汗王甚至蒙古大汗都信奉基督教。所以，他们想利用宗教来联合蒙古人共同对付 异教徒 ，以扩展基督教的势力。列班扫马之行备受欢迎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忽必烈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其派教士到中国传 七艺 的提议和列班扫马的西行，促使了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教士去中国传教。约翰?孟高维诺即是其派往中国的真正传教者。

2。西方天主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罗马教廷通过与蒙古汗廷互通使节，对蒙元帝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所有出使蒙古的教士带回来的情报都表明：蒙元帝国及其统治者周围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蒙古统治者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很少有宗教歧视现象。鉴于此，罗马教廷几欲派天主教士来华传教。忽必烈的提议和列班扫马的欧洲之行，进一步加强了教皇派人来华传教的决心。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孟高维诺来华传教。见其顺利，后又派遣了许多教士，使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数量大增。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活动，使天主教在元朝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1)孟高维诺在大都首建天主堂就传教意义而言，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中国开辟教区的第一人。

孟高维诺(Giouanni　da　Montecorrino，1247～1328年)，1247年生于意大利南部萨米诺附近的孟高维诺?洛勿拉(Montecorvino　Rovela)，为方济各会教士。约1280年左右，在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1289年亚美尼亚王海屯二世(Hai- tonⅡ)派遣他晋谒教皇尼古拉四世。教皇特命他任罗马教廷使节来蒙古帝国，并致函亚美尼亚王、波斯王及孟高维诺沿途必经的各国君王和各地主教，请他们为孟高维诺提供方便，使能安抵中国。

孟高维诺于1289年从罗马出发，携带教皇致伊利汗阿鲁浑、大汗忽必烈及海都的信，去往东方传教。经亚美尼亚抵伊利汗国都桃里寺。1291年，他与商人彼得(Peter)结伴继续东行。因当时忽必烈与海都正在交战，陆路不安全，遂走海路至印度，留居马八儿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曾给西方教廷写过一封信。约1293年，他从马八儿乘船来中国，在中国登陆的口岸极可能是扬州。1294年抵达大都，觐见元朝皇帝。

孟高维诺抵大都时，忽必烈已经去世。元成宗接见了他，孟高维诺向成宗呈交了教皇的信件，并请求元帝准许其在中国传教。元成宗对孟高维诺以礼相待，并准许其在大都传教。商人彼得亦留在中国经商。孟高维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从他寄给罗马教廷的写于1305年的第二封信和1306年的第三封信中得知一个大概。孟高维诺的这两件信函，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重要文献。

孟高维诺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后，首先在原信奉景教的蒙古贵族中进行劝化。他到中国的第一年，就劝化了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皈依基督教。阔里吉思为汪古部附马，辖长城以北及河套平原的广大地区。孟高维诺与他结识后，得到了他不少的赏赐和帮助。阔里吉思的部众亦随其改信天主教。阔里吉思生一子，亦受洗，圣名术安，即若望(约翰)的异译。后阔里吉思作战身亡，其弟术忽难又率部众重新信奉景教。

大都还有许多阿兰人，是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的，以骁勇著称，多为蒙古统治者的侍卫亲军。孟高维诺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有密切联系，孟高维诺为他们宣道布教，结果有许多阿兰人信奉了天主教。据后来的马黎诺里报告，阿兰人有三万之众 皆崇奉基督教，或出于诚心，或出于名义.孟高维诺还曾收养了150名幼童，使其信仰天主教。他在1305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teers)及《圣歌》(Hymnaries)

三十首，《圣务日课》(Breviaries)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由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钟磬之声清亮，至礼毕乃止。 天主教徒还在中国建有教堂，其中以孟高维诺和阔里吉思兴建的最为有名。

孟高维诺自来中国后，即行传教之事，并在大都筹建天主教堂。1299年，大都第一所天主教堂峻工。孟高维诺在1305年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言： 余于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峻工。又增设钟鼓楼一所，置三钟焉.来此受洗者陆续不绝，止于1305年，已计有六千余人。这是大都的第一所天主教堂。

1305年8月，孟高维诺在大都又修建一所天主教堂。此教堂位于大汗宫门前，与大汗官仅一街之隔。这座教堂是由信仰基督教的商人彼得出资购置地基，各方 善士友朋 慷慨解囊相助而兴建起来的，圣方济各祭日峻工。

教堂里厩舍、房屋、厅堂及会堂，无不完备。会堂可容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绕。教堂屋宇奂新，有红十字架高立于堂顶。这是大都的第二所教堂。

孟高维诺修建的两座教堂均在大都城内，两座教堂相距有二迈尔(mile英里)半，均由孟高维诺任主持，而执行祭务者多为他培养起来的小天主教徒。

除大都两所天主教堂外，受孟高维诺影响的阔里吉思还在其属地修有一座罗马教堂。此教堂修建于1305年之前。由阔里吉思及其部众捐资兴建。这座教堂雄壮宏丽，不亚于王公贵族的宅院。堂内供奉着天主像、 三一妙身 及天主教皇像。阔里吉思为教堂题额为 罗马教堂.这座教堂距大都有二十日路程，孟高维诺因 不能远离大汗 而未能亲往视察。

1307年，罗马教皇闻听孟高维诺传教成绩优异，特设汗八里总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指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等，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皇，只须承认教皇为教会领袖，并从教皇领取总主教绶带，但绶带的传袭，须有教皇的认可。是年7月22日，教皇克莱门五世又派方济各会修士七人来华协助孟高维诺主持教务，七人之中只有格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o)、和安德鲁(Andrew)三人于1308年抵达中国。

来华协助孟高维诺的三人也在中国开始传教。约在1313年，泉州创设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格拉德死后，裴莱格林被孟高维诺任命为泉州主教。在他任泉州主教期间，居住泉州的一个亚美尼亚富妇出资修建一座大教堂，孟高维诺将其指定为主教座堂。1318年，裴莱格林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他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安德鲁在大都居住5年，也要求去泉州，得到元政府的批准。他乘驿南行，沿路 皆极受欢迎.他在泉州附近的小林中建造教堂一座，修院一所，其中可容修士22人。裴莱格林去世，安德鲁被孟高维诺任命为泉州主教，移居城内大教堂总理教务。安德鲁在泉州继续传教，直到最后死于泉州。近年来，泉州陆续发现了大量基督教徒的坟墓和墓碑，其中一块墓碑石上刻有拉丁文碑文，半可辨读，大意是 Andreas　　Peruginus牧师长眠于此.碑文末所刻年份可辨者为 M……XII ，应是1332年，即安德鲁去世之年。

据罗马教会历史记载，1311年教皇又派遣教士托马斯、彼得等人来助孟高维诺。这些人可能也到达了大都和泉州，并在那里进行过传教活动。

1328年，孟高维诺病逝于大都，享年81岁。出殡时，教徒及非教徒自愿参加送葬行列者人数极多，足见其在当时极负盛名和影响。孟高维诺在华传教三十年，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2)鄂多立克东行在孟高维诺任汗八里总主教的最后几年，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波德纳人鄂多立克(Odo- ricus)来到中国。鄂多立克，生于1265年(一说1285年或1286年)，15岁加入方济各会，以苦行著称。1314年(一说1316年或1318年)启程东行。他从君士坦丁堡先到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孙丹尼亚，继游巴格达，过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占城，最后到中国。约在1322- 1328年之间，鄂多立克在中国旅行。鄂多立克最先到达的中国城市是广州，由此向东行至泉州、福州，再北上经仙霞岭至杭州和南京，再从扬州沿运河北上，最后到达元大都汗八里。居留三年后，他再行经天德、山西，抵西藏拉萨，再经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

鄂多立克在泉州遇见了主教安德鲁，看见了 吾人小级僧侣 在该地有 两所房屋 (小教堂)。在杭州曾寄居于方济各会教堂，并与灵隐寺僧侣论生死轮回问题。在扬州，他又见到了 吾人小级僧侣 在那里有所 房屋 (小教堂)。解放前，在扬州出土了两块元代拉丁文基督徒墓碑，可见鄂多立克所说元代扬州有基督徒是可信的。在大都，他曾受泰定帝接见，并在大都留居三年，劝化许多人归信天主教。据他说，在大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蒙古人、萨拉森人及佛教徒，都有改奉基督教的。就连皇帝身边的御医，也有8名是基督徒。并说孟高维诺深得皇帝宠信，威望很高。鄂多立克看到孟高维诺年事已高，急需加派教士协助，即于1328年离开大都，准备回欧洲报告教皇这一情况。他先往中国西部旅行，直到吐鲁番地后，回转欧洲。

鄂多立克回到欧洲后，到亚未农城谒见教皇，求教皇降福，准许其率领50位传教士东来传教。但因病未得实现。鄂多立克于病榻口述其东游的见闻经历，由他人记录整理，是为《鄂多立克东游录》。1331年1月14日，鄂多立克去世。卒后，名声大著，其游记广为流传，被译成多种文字。1755年7月20日，罗马教皇把他列入真福品。1881年，国际地理学会在威尼斯为其立铜像，以示崇敬。鄂多立克是中世纪欧洲著名的旅行家之一，其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

(3)马黎诺里出使元朝1333年，罗马教皇得知孟高维诺于1328年病逝的消息后，委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继承总主教。尼古拉一行抵达阿里麻斯，受到察合台的热烈欢迎。但从此后竟不知去向。

孟高维诺的死，也使中国的基督徒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他们迫切希望罗马教皇再派一个继承人来。1336年(至元二年)，元顺帝派遣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及阿速人脱孩等为使，致书于罗马教皇。信的内容除表示友好，要求教皇 告天祝寿 外，还将信奉基督教的阿兰人介绍给罗马教皇，并请帮助购买良马、珍宝等物，信中说： 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贤孙，朕今介绍之于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赐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 大都阿速将领知枢密院事福定、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同时上书教皇，谓自教皇使者孟高维诺来此，深受教导，皆崇信正教，但孟高维诺已去世八年，大都遂无主教，他们 居世无教师，死者魂魄无抚慰 、 犹之群羊而无牧人，无教诲无抚慰也 ，亟请教皇速派才高德隆之教士来任主教。使者于1338年抵法国亚未农城(Avignior)教皇驻地。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Benedict　　XII)隆重款待元顺帝使者，使游历欧洲各地。并派遣佛罗伦斯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为特使，率领一个50人的庞大使团，携带致元朝皇帝信及礼物，出使中国。

马黎诺里，1290年生于翡冷翠(Firenze)，早年加入方济各会，圣名若望，按照当时方济各会会规，以地名或修院名称会士，所以他又被称为圣老楞佐的若望 (GiovannideStLorenzo)。1338年，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派遣使团出使蒙古，他是特使之一。1338年12月，马黎诺里一行从亚未农出发至意大利那颇利港，会齐元朝来使，先到钦察汗国都城萨莱，继循商道东行，至玉龙赤杰，又经阿力麻里、哈密力等地，于1342年8月19日抵达大都。

马黎诺里穿着庄严的祭服，在隆重的仪式中觐见了元顺帝，并献上了罗马教皇赠给蒙古皇帝的良马、礼物和书信。元顺帝对西方使者送来的骏马，非常喜爱，命在廷文人赋诗作画，称 天马.《天马歌》、《天马赞》、《天马图》等诗画作品，纷纷出现，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诗序中说： 至正二年岁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拂朗国遣使献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数而加半，色漆黑，后二蹄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视它西域马可称者皆在髃下。金辔重勒。驭者其国人，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度海洋，始达中国。是日天朗气清，相臣奏进，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遂命育于天闲，饲以肉粟洒湩。乃敕翰林学士承旨臣巎巎命工画者图之，而直学士臣揭傒斯赞之。盖有国以来未尝见也。 周伯琦所记即此事。

马黎诺里在北京居留三、四年，元朝宫庭对他待遇优厚。据其著述记载：汗八里都城内，小级僧人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内有总主教之寓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 他在北京还 常与犹太人及他派教人讨论宗教之正义，皆能辨胜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因之拯救灵魂于地狱苦境者，不少也.1346年，马黎诺里到泉州，见该处有三所天主教堂，比鄂多立克1324年见时多一所。离开泉州后，即乘船回国。马黎诺里离开蒙古宫庭时，元顺帝曾设宴、赠物、赐三年费用及良马200匹给使团，并回书给罗马教皇再请派人来华。虽然顺帝恳切挽留，但他决不回心转意。从泉州走海路，取道马六甲、锡兰、耶路撒冷，于1352年到达亚未农，向教皇陈述来华经过。

自马黎诺里之后，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使节如派多马(Thormasso)、伯拉多(Prato)、加布阿(Capua)等，都未能到任。时已至元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陷于停顿。

(三)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宗教角逐

1。景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景教与天主教是元代中国流行的基督教的两大派别，被统称为也里可温。实际上，这两大宗教流派是有区别的，有时甚至出现冲突，特别是天主教最初传入中国时。

景教在蒙古许多部落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在蒙古汗廷中也有较强的势力，而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在罗马教廷看来却属于 异端 派别。所以，这两个基督教派别在中国乍一接触，就产生了矛盾。从驻波斯孙丹尼亚城总主教约翰克拉(John　　de　　Cora)1330年左右著的《大可汗国记》和孟高维诺1305年给罗马教廷的信中加以看出，孟高维诺在中国传布天主教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景教教徒。

《大可汗国记》言： 总主教(指孟高维诺)费尽苦心，欲使聂派教徒服从罗马教会，明告彼等，若不服从，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缘此聂派叛教者，皆恨之切齿。……当总主教约翰?孟高维诺在城内，为小级僧人建筑教堂也，聂派教徒辄于夜间潜往毁之，或竭其能力加以各种妨碍。惟对总主教，或其所辖僧人，或其所洗教徒，以皇帝陛下爱悯保护之故，尚不敢公然加害。 孟高维诺在信中也说： 聂思脱里派徒众，名为崇奉基督，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与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其人造作诽语，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皇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皇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伙，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阴谋诽谤不止者凡五年。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助，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大汗将诬告者及其妻妾儿女，悉放逐之。 若没有元朝皇帝的 爱悯保护 ，孟高维诺及其传布的天主教，因受景教势力的打击和排挤，恐怕很难站住脚跟。

从阔里吉思部众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可看出两派最初接触时的冲突情况。

阔里吉思及其部众原本信奉景教，孟高维诺来华后，率先规劝了他改信天主教。尽管阔里吉思在世时使部众归信天主教，但由于景教在汪古部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当他一死，其部众又马上重新信奉聂思脱里教。阔里吉思部众的信仰反复是景教与天主教矛盾冲突的典型反映。

2。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斗争也里可温教在元代已形成一股相当强的宗教势力。在记载元代历史的有关文献中，也里可温与僧、道、回回、术忽等并称。随着基督教在元代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也里可温教与其他诸教的矛盾也逐渐产生，有时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这在史籍中均有记载。

《元典章》卷三十三载： 大德八年(1304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道教教士)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俱呈照详。

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録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 这里记载的实际上是也里可温教与道教二教之争。温州原本无也里可温，只有佛、道二教。也里可温教传入后，其信徒创立 掌教司衙门 ，招收民众，充其教户，甚至将道教的 法箓先生 诱化。在为元朝皇帝祝圣祈祷一事上，这里的也里可温要破佛、道、也里可温之顺序而列于道教之上，甚至殴打了一些道教徒，因而引起了一场宗教纠纷，乃至状告于朝廷，最终朝廷按惯例解决了此事。

《至顺镇江志》还记载了也里可温与佛教之争。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登基后，崇尚佛教，也里可温也受到了一定抑制。马薛里吉思在金山修建的云山寺和聚明寺被改为 般若院 下院。原寺上的十字架被下令折毁，寺殿屋壁被绘成 佛菩萨天龙图像.皇帝玺书中令：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 集贤学士赵孟頫、翰林学士潘昂霄曾奉敕撰碑文记其事。在他们所撰的碑文中，也里可温教被说成是 外道 、 彼教 ;马薛里吉思的 休官 建寺， 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 ，也被说成了 倚势 建寺、 势甚张 等。足见当时也里可温教受佛教压制之况。

《至元辨伪录》卷三记有这样一段元朝皇帝说的话：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 弥失诃' ，言得升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 弥失河即也里可温教，迭屑即基督徒。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当时也里可温教与诸教之争的痕迹。

(四)元朝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及政策

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 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的政策。蒙古统治者的诸教并蓄政策在也里可温教上有充分体现。蒙古初期诸汗周围都有许多基督教教徒，他们有的是后妃，有的是贵戚，有的是近臣，有的是侍卫、御医等。蒙古汗廷周围均设有基督教堂，有时他们甚至亲自参加基督徒的活动。对待西方基督教来华使者，他们都能给予热情礼遇。他们都把基督教看作是人类的信仰之一，认为它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蒙哥汗把包括也里可温教在内的诸多宗教比作手之五指，认为 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我们不同的途径.忽必烈认为耶稣基督是人类的 四大先知 之一，而 四大先知 都受他的尊重。对包括基督教教寺在内的各种宗教教寺，蒙古统治者都下令加以保护。大汗的圣旨规定： 和尚根底寺，也立乔(也里可温)大师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 天主教教士安德鲁在1326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言：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 蒙古统治者对也里可温教的尊重与保护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如税收、徭役、军役等方面。也里可温可免除军役。《元史?世祖纪》：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 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七月， 也里嵬里，沙沙，尝签僧、道、儒、也里可温、答赤蛮为军，诏令止隶军籍。 《元史?兵志》也载：至元四年(1267年)二月， 诏遣官签平阳、太原人为军，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外。 也里可温可蠲除徭役，《元典章》卷三十三有也里可温 不教当差发 、 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 之语。至元十四年(1277年)

十一月， 钦奉圣旨，节该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不拣什么休著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的有来。如今依著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休著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五月，也颁有同样内容的圣旨，也里可温们 不拣什么差发休教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来.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 钦奉圣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教当差发.也里可温可免征或部分免征租税。

大抵在太祖、太宗时，无论何人，均须纳税。定宗、宪宗时，田税、商税豁免。统一中国以后，无家室者可免征地税。有时也里可温商税豁免，地税仍照制交纳。武宗后，与平民同样纳税。就总体而言，元代也里可温在税务方面是享受优待权的。

除兵役、徭役、税赋等方面也里可温享有特权外，在经济上，有时还得到政府的资助。《元史》卷二十《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 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一带兴教建寺时，朝廷曾赐给他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孟高维诺在大都传教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资助，甚至在宫中占有一席职位。泉州主教安德鲁在1326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也特别提到了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经济来源。他说： 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

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 他离开大都前往泉州时，将 钦赐薪俸 移往刺桐(泉州)，依皇帝所赐俸金为生。他在信中接着又说： 据此间基奴亚商人之计算，照本年汇价，皇帝每年给余之俸金，可值一百金佛罗林(Florins)左右。俸金大半，余皆用之于建筑教堂。在吾所居全省内，教堂寺庙，华丽合适，无有过于吾所建者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数十年，没有元朝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能进行的。基督教能在有元一代兴盛发展，深深得利于元朝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

为管理也里可温教门，元朝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崇福司。建立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云其 秩(从)

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崇福司为专门掌管基督教的机构，正如宣政院专掌佛教、集贤院专掌道教一样。宣政院秩从一品，集贤院秩从二品，崇福司的级别与集贤院同。崇福司的下属机构为各地的掌教司所。至延祐二年(1315年)，全国有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

鉴于这种情况，这一年管理也里可温的中央专门机构由司升格为 院 ，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延祐七年(1320年)，又恢复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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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元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