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①。 这一影响 不仅表现在教会学校的林立和大批人才的培养，而且还表现在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组织教育团 体，协调教会教育工作，试图以群体的力量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传教士是中国女子教育的 开创者，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塾、第一所女子中学、第一所女子大学，派遣了中国的第 一批女留学生。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会女 学逐渐在中国形成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并直接催 生了清末中国的自办女学,影响了它们的办学体系和模式，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社会思潮和 妇女生活。
一、基督教与清末最早的女子学校
语言障碍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布福音遇到的第一障碍。1807年，英国伦敦教会传 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时，教会给他的指示中就包括“达到学 会汉语的大目标”、“编一本汉语字典”和“翻译圣经”等任务。1818年，由马礼逊创办的 英华学院（The anglo -Chinese College）在马六甲正式开学。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开设的第 一所传授中文和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19世纪四五十年代，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这才发现 要消除语言障碍、风俗习惯等隔阂，他们面临着一堵森严的文化壁垒，那就是中国民众对基 督教的冷漠和敌视。他们根本无法找到宣教的对象。于是传教士只有集多数童子，通过免费 办学，收纳童徒进行宣教，这差不多是早期基督教会宣传基督福音的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一大批教会学校也就因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本来基督教教义也包含着歧视妇女的成分，《圣经》中夏娃受蛇诱惑犯下原罪的故事就是典 型代表。但基督教义又认为，在上帝耶和华面前，人们都是自由平等的兄弟姐妹。而此时来 华的基督教各宗各派，几乎又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过改良的宗教派别，资产阶级 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天赋人权等思想，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宗教中，从某种意义上说，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乃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射。再加上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 响，因而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了西方近代开明的男女平等的妇女观。中西两种文 化的冲突在妇女观方面也显示出来。正如《剑桥晚清中国史》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新教 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 平等权利”。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开展了办女学、兴西医和倡节制等有关妇女的 社会改良活动，他们还对中国的缠足恶习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 妇女运动的发展。笔者在这里只谈一下基督教教会在创办女学与清末女子教育的关系，别的 不作深入地探讨。
现在的史家多将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传教士阿尔德塞女士（Miss Mary Aldersey）于 1844年在宁波开设的女塾视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但有据可考的 更早的教会女校至少有三所：
1、 1834年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之妻温丝黛尔（Wanstal）在澳门创办女塾，专收女生，第二年附设男塾，学生多来自广东②。
2、 19世纪30年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以利沙（Elizah Bridgmam）在广州设立私塾③。
3、 1839年教会在上海县创办了当地最早的教会女校④。
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不管是谁开办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教会女校，但是早在19世纪40年代 ，中国就有了至少三所教会女校。此后，相继而起的教会女子学校有镇江宝盖山的镇江女塾 、上海和天津的中西女塾、苏州的景海、南京的汇文、九江的儒励、汉阳的训女、长沙的福 湘、福州的陶淑、广州的英光、北京的贝满等女子学校 。 ⑤据统计，到1877年 止，基督教在华所设日校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⑥。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女子学校，促进了西学在我国的传播，对我国自办女学起了示范作用， 也为教会和非教会学校提供了师资。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以“中西并重”为指导方 针，尤其重视引进西学。1904年《万国公报》上刊登的《中西女塾章程序》指出：“以前国 文教科，沿用旧法，未能尽善，今参以实验，辅以新技，期以我国国粹无所阙失，其余各教 科，亦皆精实完备，采西方之善本，合现时之程度。”该校教材有中英文本，必修课程除英 语、算学、圣道外，还有动物、植物、天文、化学等格致课程，选修课则有西洋音乐等课， 颇受学生及家长的欢迎。1898年5月31日，经元善等人以上海中西女塾为楷模，创办了近代 中国人第一所自办的女校——经正女塾。这是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先声，开启了中国女子学校 教育的新风。诚然基督教教会兴办女学之初衷是借教育之舟载基督“福音”之实，但客观上 ，他们的努力有助于改变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开创了清末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并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
二、基督教与清末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
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对西学的看法。洋务事业的 兴办，也刺激了对西式人才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以培养西式人才为己任的教会学校获得 了发展的机会，而内地传教权的获得也为教会教育的扩大提供了条约保护。因此，1877年以 后，教会学校无论从规模还是水平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开始进入正规化和世俗化的新阶段。 截止到1899年，教会学校的总数已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总数超过四万；办学层次亦不断 提升，登州文会馆于1879年宣布具有大学水准，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随后，上海的圣 约翰书院于1879年、通州的潞河书院于1886年也仿效登州文会馆的作法，宣布提供高等教育 ，这样就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批教会大学。虽然这些大学在初期并不招收女生，但它们的出现 无疑使得教会里的一些人士，尤其是女传教士意识到建立女子大学的紧迫性。19世纪80年代 后期，福州女子寄宿学校的女教师伊丽莎白·菲希尔小姐就公开呼吁“如果已经给男孩子大 学教育，那也一定要给女孩子大学教育；如果给男孩子医务训练，那么一定也要给女孩子医 务训练⑦。然而，教会女子大学的筹办进行得并不顺利，迟至1905年，清末的第 一所教会 女子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女子高等院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方告成立。尽管 如此，教会女子大学仍比1919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 校早了14年。在该校最初的15年中，毕业于本科四年级学程的学生有31人，毕业于职业科两 年学程的学生共有41人 ⑧。此后，先后成立的教会女子大学有华南文理学院和金 陵女子大 学等。其中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它得到了北浸礼会、基督会、南北监理会和北长老 会等五个基督教会的资助，还被美国史密斯学院接受为姐妹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之初只 有8名学生，到了1925年，入学人数达到137名，超过了任何其他教会大学⑨。该 校的不少 毕业生成为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为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资料《中国基督 教教育事业》中记载，到1922年时，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初小为48350人，高小为9409 人，中学为2569人，师范为262人；专门为159人，圣经为1635人，医学为78人，盲童为508 人，总计62970人⑩。
美国历史学家杰西.格卢.茨（Jessie G.Lutz）在其著作《中国教会大学史》(China and Ch 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书中将女子高等教育列为基督教传教士对华贡献最大的两 个领域之一。的确，萌蘖于清末的教会女子大学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亮点。如果说 早期的教会女学为清末中国女子挣脱“女子无才便是德”及“三纲五常”等封建桎梏提供了 有利的帮助，那么教会女子大学则为中国近代女性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这里，她们开始重新 审视自我，开始了解西方社会，开始掌握先进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还是从这里，她们开 始有了自信，进而走上了中国妇女自立自强之路。教会女子大学在新知识女性培养方面的贡 献是巨大的：20世纪上半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将近三分之一是出自于教会大学；而 同时期的女子出洋留学生中，出身于教会大学的人数更是超过半数。
三、基督教与清末最早的女子留学生
清代的中国对外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攫取了进入中国 的通行证，大批西方军人、政客、商人和传教士涌入中国。而同时期的中国人却很少有走出 国门的机会。1847年，在澳门马礼逊学堂的塞缪尔.布郎校长的安排下，容闳、黄宽、黄胜 三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开始留学美国，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人尽皆 知的佳话。对清末女性而言，平常出家门走动尚多束缚，何况走出国门之外。然而，随着基 督教会女校的发展，清末女性不仅有了接触西方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终于 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1881年，金雅妹在美国北长老会医师麦嘉缔（Dr.Mc Carte）的资 助下赴美国攻读医学，1885年在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毕业，是我国第一个女留学生 ，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大学生。她于1888年回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 行医，深受群众欢迎。1907年，在天津设立了一所医科学校。1884年福州女子柯金英在福州 教会医院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回国后主办福州妇幼医院， 1898年出席了伦敦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出席妇女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代表。1892年，江西 女子康爱德、湖北女子石美玉被传教士同时带赴美国，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医；1896年毕 业回国，在江西九江等地行医并培训女医生。我国最早在医学界有名的这四位女性都是在教 会的帮助下完成学业的，而且她们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留学生，开创了女子留学的先风 。她们学成归国后，都是集医生、教育家、社会福利家和宗教活动家于一身的基督徒。她们 不仅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有的还担任了中国自办女学堂的教师， 对妇女勇敢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她们的杰出成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 王秀美研究员给了很精到的评价：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人，是中国近代医学 的先驱，她们最早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以高深、精湛的技艺展示于众，使社会对女子刮目相 看，横扫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和千年陋习，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B11。马克思也说过，“妇女解 放的第一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B12”。中国女子解放的问题最 终在于中国 的女子要敢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养成自己独立的精神。“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 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B13因此，教会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为中国妇女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基督教会学校同西方国家有直接的联系，也常能获得西方国家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赞 助，加上中国的教会学校不仅传授基督教义，同时也教授英语和其他科学、人文知识，因此 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机会远多于同期的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就 教会女校而言，情形尤甚。这里以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为例：中西女塾的毕业生赴美 留学的比例极大，早年毕业的34名学生中，留学美国的超过20人；1916年毕业生考取清华留 美者9人；1920年中国政府公派赴美留学的29名女生中，有13人出自中西女塾B14 。至于教 会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她们出洋留学的机会就更多了，如：金陵女子大学最初的四届毕业生 中，赴美留学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达近三分之二之多B15。而在教会学校之外，至1907年中国才开始有了第一批的官派女留学生。
四、教会女学与清末妇女解放思潮
诚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女学和向女性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基 督教，通过妇女来培养下一代基督徒，并达到他们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影响中国人民的目的。 但是，西方传教士提倡女权、创办女学的种种努力，对改变中国传统的妇女观念，唤醒清末 妇女的觉醒意识和推动近代中国的妇女教育均有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和促进作用。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即便是清末，人 们（包括女性自身）仍要求妇女恪尽各种妇道，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 “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象绳索一样束缚着广大妇女的行动和思想 。
但是，教会女校一经产生就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林乐知声称其办学的动机是 为了改变“男尊女卑”和禁止女子受教育的封建传统。“教女之法，古者中国有之。后世轻 女重 男，其制不立，遂若读书明理，专为男子之事，与女子无预，识者未尝不难其偏而以西国男 女并教为至善也。”B16摆脱闺门的禁锢，接受近代教育，破除陈年陋习，这一 切使教会女 校的学生逐步走向自强与自立。她们毕业后，成为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作为正规教 育的学生，她们的自身价值受到了社会的承认，具有示范性。而且她们也积极提倡国内的妇 女解放，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向使吾辈皆如西国之女，人人读书，人人晓普通之学，人 人可专 门之业，不特以一家之中大有裨益，即一国有事，亦岂无一报效毫末哉”，B17 女子不仅要 求自身的解放，更认识到自己对国家所负的重任，大大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女子思想的 解放。20世纪初，中国的女性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2年9月，徐志摩在他 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写到：不仅许多妇女从事教育和医学，而且许多妇 女进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在广州，那里有不下40家袜厂，全部由妇女经营操作。玉 宏纺织公司一年创利10万美元，经理是谢朝诗女士。B18
胡适在论及基督教传教士倡导女学的作用时是这样表述的：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传教士，他 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一点是 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B19传教士在宣扬福音的同时，亦强调“上帝造人男 女并重，自 然之正理”，进而从男女并重出发，对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进行了批评，他们发表了大 量的文章，介绍西方的妇女观及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情形，谴责缠足、溺婴和包办婚姻等恶 俗，提倡发展女子教育，鼓吹“女学愈先，国势愈强”，其中以林乐知最为知名。林乐知积 极倡导女学，称自己“寓华四十余年，……无日不以当开之民智启迪华人，而尤不能一日去 之怀者，则惟此振新女学，释放女人，以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造就女人同具之才能而已” 。B20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著文批评中国“不令妇女读书，是使全中国大半之 人尽成废物 ”，B21并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女学观：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 ，而 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洒落，而无黏滞焉。B22为了突出女学之重要，林乐知甚至不惜将它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国运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决不能有振新之盼望”，并进一步指出，中国 “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女人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 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新女学”。B23
真可谓其情也切切， 其言也确确。由于清末传教士在中国的身份独特，而他们中不少人在来中国之前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 较高的西学素养，来中国后又能潜心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往往能开风气之先，以国人所没有 的敏感和视角来抨击时弊，得振聋发聩之效。同时，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西方 传教士往来密切，并乐于接受西方的知识和观念，所以能在解放妇女、兴办女学的问题上一 拍即合。康有为上书请禁缠足，指斥男为女纲，实无益人道；谭嗣同厉呵重男轻女为至暴乱 无理之法；梁启超鼓吹女学，“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并附和林乐知的 论调，指出“女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故能“不战而屈 人之兵”；B24马君武译《斯宾塞女权篇》，将西方女权学说系统地移入中国。 至此，解放妇女、兴办女学的呼吁方才汇成一股强势思潮，渐入人心。
清末的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为发端，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然而，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会学校，从本质上看，是传教士向青年学生灌输基督精神的场所 ，是服从于基督征服中国这一理想的，因而也带有文化殖民的色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譬如本文 所讨论的教会女学，它们就直接影响，并开始改变了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打破了长期 以来束缚中国妇女的思想樊笼，培养了中国近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掌握现代知识 、自信、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教会女学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 。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移植到中国的西式学堂，尤 其是在其发展后期，宗教意识开始淡化，其教学内容开始偏重于近代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 识，它们不仅为中国造就了大批的专才，而且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新式学校，特别是破天 荒地使中国第一次有了女子学校，并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
注 释：
①（美）费正清.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M］.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13.
②金维新.留美拓荒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2.
③B11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2001:87,91.
④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57.
⑤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993.
⑥吕美颐.中国妇女运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38.
⑦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64.
⑧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7:935.
⑨杰西·格卢·茨. 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教育出版社，1988:26.
⑩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M］.教育出版社，1987:15.
B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
B13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0:963.
B14B20B21B2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7:230,258,258,258-259.
B15吴贻芳.金陵女大的四十年［Z］江苏文史资料，(第13辑):1-5.
B16林乐知.发刊词［N］.万国公报，1891，（1）.
B17金松岑.女子爱国说［N］.女学报，1898，（5）.
B18徐志摩.论中国妇女的地位［J］.中国文化研究,1995,（9）:47-54.
B19胡适.人生大策略［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B22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2 14.
B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40-42.
作者简介：杨瑞（1977－），女，内蒙古人，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 国近现代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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