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曾德昭《鞑靼人攻陷广州城记》译注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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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董少新

明清鼎革之际,广州两遭劫难。第一次是1647年初,李成栋、佟养甲率清军攻占广州,广州惨遭洗劫。次年因李成栋归附永历帝,广东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控制范围。关于这一次广州劫难,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阿泽维多(Manuel de Azevedo, 1581-1650)编纂的《中国的战争、起义、皇帝之死及鞑靼人侵入报告(1642~1647)》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第二次为1650年11月,尚可喜、耿继茂率清军攻陷广州,广州再次惨遭屠城,史称“庚寅之劫”。

“庚寅之劫”期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658)正在广州,亲历和目睹了整个过程,且差点命丧清兵屠刀之下。他以第一人称记录了这段经历,并将这份记录寄至澳门。1653年,时在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若泽·蒙塔尼亚(José Montanha),根据曾德昭的记录编纂了一份报告,题为《鞑靼人包围广州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此期间和广州被攻陷期间神父们所做的事情》(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1653)。

这份报告所载的主体内容,是曾德昭在广州庚寅之劫期间的亲身经历,故可以被视为明清鼎革之际广州城及其人民遭遇的第一手史料,尤为珍贵。因此,译者把这份报告翻译成中文,并添加一些必要的注释,以供学界研究明清史、广州史、中国天主教史之参考。报告原标题过长,为方便起见,译注者将其改为《鞑靼人攻陷广州城记》,但在译文正文中保留原标题。

这份葡萄牙文报告完成于1653年末,目前有两个18世纪抄本,均藏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同在一个编号中,各约16页的篇幅。在此将前面一个抄本(49-V-61, ff. 252v-260)命名为抄本一,后面一个抄本(49-V-61, ff. 668-675v)命名为抄本二。本文以抄本一为翻译底本,同时对照抄本二。两者不同之处,尤其是抄本二多出的几段内容,本文在译注本中做了补入并用注释加以说明。

抄本二没有署名,但抄本一的末尾署有若泽·蒙塔尼亚的名字。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第558位耶稣会士,或即此人。荣振华说此人为葡萄牙耶稣会士,曾签署了1660年福建和江西的耶稣会年信,说明至1660年他仍在华传教。但除此之外便无任何其他信息了。蒙塔尼亚只能算此报告的编纂者,整个报告主体内容的真正作者则是曾德昭。之所以提出这一看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报告中多处使用了第一人称,而在此期间一直身在广州的耶稣会士只有曾德昭;二是该报告有一处提到:“现在你们来砍我这个老人的头了。”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补充说这个老人“即曾德昭神父(Alvaro Semedo)”。由此我们即可断定该报告的记录者为曾德昭。

曾德昭字继元,1613年来华时取汉名谢务禄,南京教案时被驱逐至澳门,1620年得以重返内地,改名为曾德昭,至浙江、江西、江南、陕西等地传教。1637年奉命返欧洲以招募更多会士来华,次年抵达印度果阿,并在那里完成《大中国志》。1648年,曾德昭返回澳门,1649年赴广州主持教务。也正是此次重返中国,他经历了广州庚寅之劫,并留下了这份目击报告。这份报告从未出版过,费赖之和荣振华的书中也未把这份报告列入曾德昭的著述目录中。

该报告的主体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清军攻入北京后一路南下、先后消灭弘光政权和隆武政权的过程,李成栋率清军首次攻陷广州及其后来归顺永历政权等内容;其中涉及的毕方济、费奇观的去世,庞天寿的经历,对李成栋的评价,以及李将军部队中的葡萄牙士兵等内容,都很珍贵。第二部分讲述曾德昭从澳门前往广州途中在肇庆逗留22天的经历,其中详细描述了为永历的皇后作弥撒的经过,对皇后的小礼拜堂的描写不见于其他文献;第三部分是整个报告的主要内容,详细讲述了清军包围和攻陷广州城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曾德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关于广州庚寅之劫,中文史料主要有王鸣雷《祭共冢文》、计六奇《明季南略》(1670)、释今释《平南王元功垂范》(1673)、钮琇輯《觚賸》(1700)等,除了王鸣雷所写祭文外,其他均属事后追述,且或失之过简,或因有意塑造尚可喜光辉形象而有所失真。曾德昭的一手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中文资料所没有的细节,可以补充中文资料的不足。

《鞑靼人包围广州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此期间和广州被攻陷期间神父们所做的事情》鞑靼人占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后,南直隶的官员在南京拥立另一位皇族成员,名为弘光。弘光帝在宫廷接待毕方济神父及其教友。这位皇帝让神父为他效劳,并命他前往广东省处理事务。

这期间鞑靼人乘胜挥师南下,且军队中有很多中国人效力。鞑靼军队朝南京开来,攻陷南京,杀了(弘光)皇帝。

这时候,有另一位皇室血亲抵达福建省,官员们立即拥立他为皇帝,名为隆武(Lum vû),统辖福建、广东和广西。

这位皇帝此前是毕方济神父十分要好的朋友。他登上皇位后,没有忘记毕神父。他命人召来毕方济神父,授予神父很多荣誉。皇帝也同样命毕神父前往广东处理事务,亚基楼随同前往。亚基楼是一位教友,在北京期间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在书信中已经很多次提及他的名字。

由于亚基楼是高官,而毕神父在那里也有很多朋友,因此这些人给予神父很多方便,资助了很多银两。神父用这些银子在该城购买了房产,并建了一座该城十分需要的教堂。

广东省陷入恐慌之中。人们想立一位皇帝。最后拥立了身在肇庆的一位皇族王爷。肇庆位于广东省西部,离广州有些距离。于是身处广州的主要官员以及亚基楼前往那里,拥护该王爷为永历帝。这位皇帝现在还活着,尽管被鞑靼人到处追杀。

永历帝驻扎肇庆,尽全力武装该城。皇帝立即招我们的亚基楼为其效力,于是亚基楼成为最贴近皇帝的侍臣,整个广东省都由他负责管辖,听他指挥。

短暂的平静很快结束了,因为鞑靼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协助鞑靼人的中国人)想彻底消灭这个王朝,他们通过一条隐秘的路,突然兵临广州城下,没费什么力便攻入城内,伤亡很少,因为没遭遇抵抗。整个过程仅持续了五天。

这时候毕方济神父已经有一个同伴,即费奇观神父。他们一同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他们撤到附近一位穷苦人家中,那里更安全一些,因为无人闯进去。

在我们神父的住院,士兵们以一贯野蛮的方式对待我们的神父。神父遭受重伤后,逃出了住院,或者说逃出了士兵们的手。

那支部队中有一些来自澳门的教徒士兵。他们是此前因其他事由进入这个国家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雷托(Diogo Barreto)的,曾是我们耶稣会的成员,现在是一名军官,深得将军(Capitão Geral)的赏识。他见到身受重伤的神父,认出来了,便把神父带到将军面前。将军很友好地接待了神父,设宴款待,命令手下士兵把所有从神父那里抢夺的东西悉数归还给神父。于是,士兵们都遵命照办了,尽管还是丢失了一部分。

神父在那里与鞑靼官员们相处融洽,这样的良好关系有重要影响,事关我们的住院、教堂和堂区等。除了将军之外,还有统治人民的总督(V. Rey)。将军姓李,是从事征服的主将,是一位有勇有谋之人。他征服了该省的很多军事要塞,而很多要塞在不久的将来将随他一同抵抗。

随后的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这位将军(或许是因为朝廷对他不公,或许是因为朝廷偏爱其他人,或许因为遭到恶意诽谤)突然率领全省起事。他命令人们如从前一样蓄发;由于他掌控着整个军队,总督也别无他法,只能保持沉默,并退隐不再过问政事了。

李将军(人们这样称呼他)立即派使节前往谒见永历。永历帝已做好准备了,他希望李将军携广东省归顺,并恳请李将军让永历帝重新回到肇庆。

这期间毕方济神父生重病了。多位医生尽全力设法让他恢复健康,但无济于事。他去世了,享年60岁。他于1612年入会。他在南京学习了一部分语言和文字,极为勤勉和用心。随后他开始在教友中工作,他创建了河南省开封府住院。那次大迫害后,他在南京及其附近一些县传教多年,并创建了常熟住院。

费奇观神父在同一住院也没能坚持很长时间。除了因为他已超过70岁的高龄之外,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在中国传教团已40余年,一直勤奋工作,是一位情操高尚的榜样。在两位神父遭遇疾病折磨并随后去世期间,永历帝在李将军的邀请之下抵达肇庆。永历帝如以前那样武装他的宫廷,并且加强了防卫军力和武器。

随永历帝一起来的有亚基楼和瞿纱微。瞿纱微神父已经为皇后、皇子、皇帝的母亲以及宫廷中的其他贵妇人洗礼了。

由于两位神父的去世,广州住院人手不足,因此必须帮助那个教区。1649年2月瞿纱微神父和我(此前我已来到该那学院了)从这里出发了。我们首先前往朝廷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得到了热情接待。皇后命我们立即拜访她,赐给我们10两银子用于当天斋期的午夜餐(当时正值四旬斋)。而接下来的每天,皇后总是继续赐给我们同样数量的银两,仿佛一位欧洲太太一样。

逗留了22天后,我们讨论了我前往广州的事情。皇后请求我留在宫中,为我提供一切开销和必需品。我以广州教会需要为由拒绝了,皇后听后表示满意。而瞿纱微神父留下了。

皇后希望我在她宫中的小礼拜堂里讲弥撒,她命我在白天讲。由于广州路途远,所以我得一大早起来讲弥撒。亚基楼邀请我在他的房间睡觉,他的房间也在宫中。我们大半个晚上都在愉快地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在亚基楼的陪伴下前往小礼拜堂,一路经过多个哨所,每所宫殿前都设有这样的哨所。小礼拜堂所在偏狭,但有武装把守,且其装潢很好。在祭坛中央有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一侧有一个小耶稣雕像,是用印度象牙雕制的,另一侧是一个圣安东尼雕像。祭坛背部是一块大画屏,中央是一幅圣母像,两侧画屏则描绘我们的主基督的一生。祭坛前约四步之处放满了装在花瓶中的花束,中间有一个香炉,只用于燃香。

所有信徒都出席了弥撒,而据我观察还有更多的人。皇帝也参加了,站在摆放圣课书的一边,位于两个祭坛之间。一切都不失礼节,所有中国信徒也都举止得体。中国教友很多,接受站在另一侧的亚基楼的指导。

弥撒结束后,我准备从那里回房间。皇后带着许多信徒进来了,在小礼拜堂尽头处的帷幕后面,向亚基楼咨询了一些疑惑。当我准备离开时,一些信友拦在路中,敲了敲我的头(这是对神职人员的一种礼节),而皇后命人对我的工作给予酬谢,并随即赏赐一餐皇室的膳食。由于当时仍很早,于是我又为亚基楼的随从们提供信仰服务。时间到了,他命我们返回住处。这个住所为皇室的所有人服务。

我要告辞了,他们想以所有需要的中国礼仪和礼节为我送行。这些礼节非常多,令人疲倦。他们免除了我应做的礼仪,给予我40两白银以在路上用,而皇后赐给我50两,切成小份,以便布施给穷人;而为了此类善举,皇后命人多次来这个城市送给我银两。

我在圣枝主日的傍晚抵达广州。很多信友在那里等待着我,包括中国信友,也包括从澳门来的信友,有男有女。他们是那年我们前往(澳门)招来提供帮助的,作为军人在中国人的旗帜下效力,而这些妇女是跟随他们的丈夫或兄弟来的。所有人都尽了他们的义务,包括完成四旬斋的义务,以及此后在每个圣日聆听弥撒,且在圣日弥撒中经常提供协助。我则总是为他们按期提供其灵魂所需要的,这样的情况很多。

广东省反叛鞑靼人之后,人们总是担心再也不能稳定下来,因为鞑靼人已经征服了这么多的省份,不可能放过广东省。当人们看到李将军两次出征邻省,虽然两次都取胜了,但最后一次却丢了性命,人们就更为恐慌了。皇帝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将领,其他将领带着军队集结到广州,尽全力加强该城的防御。

该年以来,多次传来鞑靼人来了的警报,但都是虚惊一场,直到1650年4月,传来了确切的警报,鞑靼人已经越过山岭进入广东了。而且在3月1日,从城墙上已经能够看到他们了。他们有超过三万人,而守卫的中国兵力少很多。

他们休息了三天,第四天他们便开始攻城,用梯子和其他机械翻越和撞击城墙。传来的巨响,我们在距离半里格之遥的住院都能够清楚听到。他们被认为具有狮子的品质,用他们的吼叫声摧毁中国人。

而他们用的是炮弹、火药包和弓箭,猛烈还击,不给濒临城下的梯子和其他攻城机械留有空间,鞑靼人不得不撤退,死伤600余人。

经此一役,鞑靼人感到害怕了,而中国人则备受鼓舞。围城已在进行中。除了这一次的胜利,中国人还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不管是来自陆地还是海上。他们在海上有强大的舰队,沿海一线一直有两个口岸开放着,所有必需物资从那里进来,这样一来,尽管物价已经上涨,但一点都不短缺。因此,被围困之中而无法突围的人们没有放弃希望,尽管仍在恐慌之中。

这期间广州教堂已经有三位神父,因为澳门方面不知道广州的状况,于是不合时宜地派遣了两位神父前来广州。他们一起抵达,带来了一些有关鞑靼人的消息。广州的形势已如此恶化,海上的形势也错综复杂,尽管此前已经到达广州的这位神父设法帮助他们,也是无能为力。但由于围城持续很长时间,期间有机会把把这两位神父派遣回澳门,以让他们获得安全庇护。

围城已经持续九个月了,鞑靼人仍没有攻城的动作,不管哪面城墙都没有展开攻击。在西城墙外有一个很大的郊区,几乎就是一座城市,被称为福建区(bairo dos Chincheos),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来自那个省的人。这个区没有城墙,人们把街道封堵上,并尽可能地修建防御工事;在最危险的那些区域,他们设置了三座堡垒,可以装备30门火炮,每座堡垒配备10门,并驻扎大量士兵。

11月22日晚,两千士兵突然向这些堡垒扑来,点燃了一个火药桶,随后附近一座房屋也着火了,其他堡垒的士兵见那个已被鞑靼人攻占,便乱了阵脚,弃堡垒而逃,于是鞑靼人又夺取了其他堡垒及其火炮。鞑靼人立即把这些火炮用于攻击城墙,加上他们原有的20门火炮,共计达到了50门。攻城战开始于23日与24日之间的晚上,如此之激烈,没有一刻没有轰鸣的炮声。至清晨,城墙已被炸开两个大缺口;而由于战马无法攀爬城墙废墟,无数的鞑靼士兵便徒步强行涌入。然而他们在城墙脚下的空地上遭到大量长矛和火药包阻击,那片战场尸横遍地。鞑靼人猛攻三次,三次都遭到阻击。最出色的那些将领奋战在第一线,总督也亲自督战。总督带着两大箱银子,用以激励英勇战斗,因为的确缺少英勇的战士。总督奖赏了一位来自澳门的士兵,该士兵用一发大手榴弹造成敌军的一片惨叫,总督随即给了他50两白银。他们就是这样根据能力颁发奖赏的。

由于双方战斗激烈,总督和在前线助战的主要官员们聚集一处商讨对策。军队的士气已开始低落了,一部分军队似已撤退了。他们在附近有海军舰队,舰队一来,总督和主要官员便立即登上了舰船,从而将靠近江岸一侧的城墙弃置不顾,于是鞑靼人几乎不动手就进来了。

战斗开始后,教友们决意与天主站在一起,保卫他们的灵魂。那天一整个上午,神父在住院中忏悔,下午则聆听所有妇女教友的忏悔;第二天上午又聆听了留在住院中的一些妇女教友的告解,下午前往城墙那边,努力帮助我们的人,聆听告解一直到五点多钟,直到最后一批人告解时,神父的男仆大声喊道:“神父,士兵们已经放弃城墙逃跑了!”

神父从他聆听告解的那个小房子里出来,看到事态的确如此,人们不顾一切地、漫无目的地逃窜。然而神父不放弃救助一位已接受过教理学习的摩尔人(mouro),这个摩尔人当时正在生病。神父孤身一人(他的男仆们因为害怕而不愿跟随他)翻过了城垣和一座堡垒,来到了城墙另一边。然而,在到达摩尔人的住处后,发现他不在。

神父来到市区,人们已不能在街上穿行,男人、女人和孩子带着能够带的东西慌乱逃跑,但是在匆忙翻越路障时都摔倒了,怀里抱着的婴孩也不能幸免。人们朝着临江的两个城门奔去,这两个城门已经开了。大批人群朝这两个城门跑去,骑马的人卡在人群之中无法通行,进退两难,一部分人被踩踏而死,一部分人因挤压而死,仅此处尸体便堆成了两座山。那些紧急之中摆脱了这一困境的人们,也没有更多自救的办法,因为鞑靼人的骑兵和步兵已经抵达江边滩涂,大开杀戒。

神父回到住院,看到摩尔人也在这里。神父为他施了洗之后,他便死了。有与他同一族属的11位教徒士兵,以及大量的非教徒男人和女人,聚集在住院之中。神父立即带着教徒们来到教堂,听取他们的告解,以口头的形式领取圣餐,因为当他从城墙那边下来时,鞑靼人已经从几处城墙的缺口处进来了,神父很担心没有地方听更多人告解了。

做完这些事后,神父烧掉了已用过的圣物,诸如擦拭圣器的布、铺在祭台上的布等,仅留下讲弥撒的必需品,如果还有讲弥撒之处的话。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白天受到惊吓的这些人都还没吃东西。神父让人给所有人提供食物吃。这些人吃完后,所有教徒前往教堂,为死者向天主祷告。

神父见已经平静了,鞑靼人在城市最安静的时刻来临之前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于是又回到了听告解工作上,完整地听完所有人的告解,随后举行了一次献给天主的总告解。神父问其中一个男人:“你是为告解而特意留出这个时间的吗?”他回答:“是的,神父,正是为此我才逃来教堂的。”

后半夜两点多,神父讲了弥撒,授了圣体,更多的是以处于危险中的人领圣餐的形式进行的(per modum Viatici)。弥撒结束后,大家留在教堂中,向我们的主祈求保护,就像还剩数小时生命而数着时刻的人。

在持续围城期间,神父收到了一些书信,劝他离开广州,来澳门躲避正在发生的危险。但这些神父不知道,这里在危难之中有多么需要神父提供帮助,他不能抛弃这么多的教徒。在他看来这是很明确的,因为尽管他没有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而仅是在那天晚上和此前的两天帮助了一些教徒,但他对这些教徒也很好地完成了他留下来的职责,尽管他面临死亡的危险。而围城的时间越长,就有越多的垂死病患需要他的帮助。

天已黎明,神父看到教堂中除了本住院的人之外,已无其他人。本住院的人中有四个男孩和一个青年。该青年是多年的教徒了,教名福斯蒂诺(Faustino),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所有其他人,如果没有逃跑也都躲到他们能躲藏的地方了。

快七点钟的时候,可以感到该城的动荡开始了,只听到哀叹的挽歌,犹如我们即将奔赴葬礼的歌(carmen, et vae)。大屠杀排山倒海般来临了,暴风雨也到了我们的住院。四只“猎豹”闯了进来,手里拿着已出鞘的弯刀。他们随即杀了第一个人,是一名教徒士兵。神父双膝跪在祭坛前,身着白色圣衣和圣带,一动不动,等待弯刀落下。

这些士兵中的三人出了住院,他们的带头人进了教堂,看到了很大和漂亮的救世主像,装饰美观的祭坛,以及燃着的蜡烛等。他眼睛看着神父,以柔和的语气和神父说话,翻了翻圣器室的财物,拿了一小部分,然后将神父带到里屋。

女人和儿童们被关进一间小室中。男人都被捆住了手脚。神父被从后面绑住双手。住院中的财物都被集中到一处,由于并不少,所以有一个监管人看管着。为了尽可能占用这里的一切,他们命人做吃的,然后乘机肆意大吃一通。

临近下午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一位有权势的武官,他要士兵们拿走财物,离开这些房子,这位武官企图占据这些房子。士兵们把财物都打包带走了,有几位遭捆绑的人被松了绑,以便要他们搬运东西,其他大部分人则被用绳子拴住脖子,双手绑在背后。神父和他们一起被押离住院。这是一次公然劫掠和绑架的行径。由于他们还没有住所,于是就驻扎在那些空着的部分,并把妇女和儿童囚禁在里面一个房间,让捆着的男人们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

冷血的夜幕降临了,可怜的俘虏们被推到外面杀了头,仅剩下几个了。一个教徒士兵被推了出去,该士兵对他们说,有一些东西给他们,于是凶手们没有杀他。算上这位教徒士兵,一共仅剩不超过四人了。

当晚,这位教徒和一位未入教的人一起商量逃跑而又不被发现的方法,但是他们没有逃过死亡,到处都有弯刀。这样,男人就仅剩下神父和年轻的福斯蒂诺,还有四头牲口。

天亮之后,可怜的俘虏们担心晚上的到来。然而求生的欲望战胜了残暴。他们决定穿着忏悔服离开。他们把福斯蒂诺松绑,赶着牲口,用牲口搬运行李衣物。这样住院中仅剩一人照看了。

这时有一些士兵从门口经过。他们认出他了,行过礼后,问他被抢劫的情况和死伤的情况。他告诉他们,大部分东西都被抢走了,男人已经都被杀了。他又补充道(他跟他们说的话是官话,因为他们这些士兵中根本没有真正的鞑靼人):“现在你们来砍我这个老人的头了。”(即曾德昭神父)

他们给了多条不同的路,通过这些路,看来足够把我们转移至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寻找住处,把我们转移走,他们就可以搬到这里住下。在实施过程中,他们将我们都松绑了,因为要让我们搬东西。他们让神父在背上驮着一个扁担(pinga),由于太重,神父无法迈步;于是他们让另一个更强壮的俘虏背这个扁担,而让神父背一些公鸡和母鸡,神父虽能背得动,但摇摇晃晃的。

没走多远,遇见了一个军人,看上去像一个大帖木儿兰(grão Tamorlão),骑在马上大声问道:“为什么不把这个老头砍头?”这似乎成了当时的歌谣,他们唱不出其他歌谣。

一行人穿过了城市的一部分,所经之处看到一片惨境。街上满是死尸,房屋里已经没有任何中国人了,因为在鞑靼人进入该城以来的将近两天的时间里,如果自己的家中什么都没有,那么,要么被杀死,要么在其他人家中被俘虏。士兵们抵达了他们的房屋,但是由于房子不够,俘虏们被安置在一条回廊之中,没有任何遮蔽。由于这一年的冬天不寻常地寒冷刺骨,而俘虏们身上的衣物很少,难以御寒,很容易生病。而且他们只给俘虏少量黑米,尽管由于是急需的食物而使黑色的米也成了美味,但俘囚们很恐惧,害怕死去,也就没吃。

鞑靼人在城中屠杀了整整五天,至少有一万五千人被杀。第五天的下午,一份布告(chapa)颁布了,宣布不再杀害更多人了。当整个城市更像一座坟墓、死的人比活的人还多之后,弯刀停下来了。

[尚活着的俘囚,见颁布了布告,给予他们此前无人拥有的安全,但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在搬运完东西后,便被砍头了。

第二天,也即鞑靼人攻入的第六天,福斯蒂诺走到神父面前,痛哭着问神父发生这一切的原因。神父回答说,他们想砍那些让人尊敬的人的头(…a VR em de VR),也将砍我们的头;神父认为,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把命交到我们的主的手中,并等待弯刀落下之时。但是,或许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了,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主命令其不可继续为恶,因此神父就这样度过了基督降临节,并说他从未度过这么好的基督降临节。]

城外已经知道城中不杀中国人了,相反还通过派发粮食的方式来安抚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往城里聚和了,特别是那些从城里逃出来的人和附近村镇的人。他们中有一些教徒,他们以救济物来帮助神父,因为神父已非常贫困了;他们也募集到另一些救济品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和遭到虐待的人们。

在这支鞑靼军队中,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奉教太监,名叫弥额尔(Miguel),给靖南王(Rey Cin nan van)当差。这个靖南王我们称之为少王(Rey Mancebo),以便与另一位年老的王爷相区别。少王知道神父,立即前去拜访。他与一位士兵交涉,想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恳请)他放了神父。然而该士兵站在旗下,拒绝照办,因为这个士兵不隶属于少王,而是属于老王的军队。这样一来,情况一如之前。

基督降临节接近尾声,在圣多马日这天,弥额尔一大早来见神父,跟神父说(少)王爷要召见他。神父问是什么原因,弥额尔回答说,王爷看到了他的十字架念珠,便问他是不是教徒,以及这里是否有天主堂和欧洲神父;弥额尔遵命将所知道的都告诉他了,说这里有一位神父,于是王爷便命他来召唤神父。

神父前往见(少)王爷了。王爷以高规格礼节相待,给神父赐座、上茶。聊了几句之后,王爷便命弥额尔把那个士兵带来(大家对这位士兵非常尊重,尤其是他在监狱那里的表现方面)。王爷说,如果神父想要另一个人,便给他;如果神父想要银子,也给他;如果神父什么都不想要,那么王爷将让这个士兵给他的王爷传个口信,说将把神父释放出来。

这个士兵接到这个任务后,战战兢兢,但并未失去勇气,便说他想亲自去和王爷说此事(即释放神父)。他去了,由于宫殿中一直放着一张桌子,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赐他吃的和喝的。在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少)王爷叫来他,没有任何问答,便赐给他50两银子。这让他比他的老父(Pay Velho)还高兴,他就是这样称呼曾德昭神父的。

少王爷命令弥额尔照料神父,在王府中为神父安顿住处。神父向少王爷表达了感谢,但是没有接受住在王府的安排。神父去了弥额尔的房子。这些房子就在王府外面,是弥额尔用以安顿很多教徒的地方。这些教徒很希望与神父交流,每天来见神父的教友越来越多。他们来向神父忏悔,或者做其他与他们的灵魂有关的事情。

中国新年到了,(少)王爷命人给神父送来了齐全的衣物(神父已经没有多少衣服了,仅剩一件长衫,还是从囚牢中出来时穿的)、一头猪、几只鸡、两篓子白米。王爷谈到把自己住的几间房屋给神父。房屋是很短缺的,增加的整个军队以及其他很多从外面来的人都缺房子,因为城市乃至整个街区的房子被毁了很多。王爷安排神父住在几间与他住的房子连在一起的几间房屋中,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房子。王爷命人给这些房子配备了家具、床和桌椅等,并一直提供米和柴火,还命令属下神父有什么需求就为他提供什么帮助。而他们其实不必做很多的,因为他们住得离王府都很近,任何情况下都用不着催他们做事。

后来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王爷的所有家人,包括他母亲、太太和子嗣们等,都从北方来了,王府中没有这么多房子了,所以王爷命人为神父寻找其他房屋住。房子非常少,他们很努力地寻找,找到了几间,但是需要把原本住在其中的人们赶出去,而神父不愿这么做。最后神父在一位教友的家中住下了。神父在这个家中配置了一个小礼拜堂用以讲弥撒,教友们在这里过信仰生活。(少)王爷面对面对神父说:好好休息一下,待事情平息下来,他将为神父建一座教堂。王爷已经对弥额尔这么说过几次了。

这时,王爷往南出征了,那边还有四个城以及海南岛尚未被征服。

神父得了重病,被送到学院,主要为了接受圣礼,并准备以圣礼安葬,当时并不指望他能活过来。然而我们的主被很好地服务到了,于是赐予他以健康和生命。[广州的局势平静下来了,从长官们发布了命令来看,在那里居住将不会有困难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我目前用翎笔记下的事情。我不记得更多了,也不能说更多了。澳门,1653年。]

1653年年末。

今年,即1653年,管理澳门教区的是总督(Governador) 若望·莫雷拉(João Marques Moreira),他是该城市的兵头(Capitão Geral)。

这些就是我今年收到的消息。

若泽·蒙塔尼亚

原文参看《海洋史研究》第19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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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始于西汉(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政治、经济交往之路,更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连接和保持亦有着重要的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丝绸之路的生命力乃靠宗教的往来得以...
殷小平|近二十年来中国景教研究述评 研究文章

殷小平|近二十年来中国景教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景教研究的国际化表现与主要成就,包括专著增多和研究体系化,新材料的出土与公布引发新一轮的研究热潮,以及在艺术史、唐后景教走向、唐元景教关系等新课题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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