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广州两遭劫难。第一次是1647年初，李成栋、佟养甲率清军攻占广州，广州惨遭洗劫。次年因李成栋归附永历帝，广东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控制范围。关于这一次广州劫难，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阿泽维多（Manuel de Azevedo, 1581-1650）编纂的《中国的战争、起义、皇帝之死及鞑靼人侵入报告（1642～1647）》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第二次为1650年11月，尚可喜、耿继茂率清军攻陷广州，广州再次惨遭屠城，史称“庚寅之劫”。
“庚寅之劫”期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658）正在广州，亲历和目睹了整个过程，且差点命丧清兵屠刀之下。他以第一人称记录了这段经历，并将这份记录寄至澳门。1653年，时在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若泽·蒙塔尼亚（José Montanha），根据曾德昭的记录编纂了一份报告，题为《鞑靼人包围广州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此期间和广州被攻陷期间神父们所做的事情》（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1653）。
这份报告所载的主体内容，是曾德昭在广州庚寅之劫期间的亲身经历，故可以被视为明清鼎革之际广州城及其人民遭遇的第一手史料，尤为珍贵。因此，译者把这份报告翻译成中文，并添加一些必要的注释，以供学界研究明清史、广州史、中国天主教史之参考。报告原标题过长，为方便起见，译注者将其改为《鞑靼人攻陷广州城记》，但在译文正文中保留原标题。
这份葡萄牙文报告完成于1653年末，目前有两个18世纪抄本，均藏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同在一个编号中，各约16页的篇幅。在此将前面一个抄本（49-V-61, ff. 252v-260）命名为抄本一，后面一个抄本（49-V-61, ff. 668-675v）命名为抄本二。本文以抄本一为翻译底本，同时对照抄本二。两者不同之处，尤其是抄本二多出的几段内容，本文在译注本中做了补入并用注释加以说明。
抄本二没有署名，但抄本一的末尾署有若泽·蒙塔尼亚的名字。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第558位耶稣会士，或即此人。荣振华说此人为葡萄牙耶稣会士，曾签署了1660年福建和江西的耶稣会年信，说明至1660年他仍在华传教。但除此之外便无任何其他信息了。蒙塔尼亚只能算此报告的编纂者，整个报告主体内容的真正作者则是曾德昭。之所以提出这一看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报告中多处使用了第一人称，而在此期间一直身在广州的耶稣会士只有曾德昭；二是该报告有一处提到：“现在你们来砍我这个老人的头了。”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补充说这个老人“即曾德昭神父（Alvaro Semedo）”。由此我们即可断定该报告的记录者为曾德昭。
曾德昭字继元，1613年来华时取汉名谢务禄，南京教案时被驱逐至澳门，1620年得以重返内地，改名为曾德昭，至浙江、江西、江南、陕西等地传教。1637年奉命返欧洲以招募更多会士来华，次年抵达印度果阿，并在那里完成《大中国志》。1648年，曾德昭返回澳门，1649年赴广州主持教务。也正是此次重返中国，他经历了广州庚寅之劫，并留下了这份目击报告。这份报告从未出版过，费赖之和荣振华的书中也未把这份报告列入曾德昭的著述目录中。
该报告的主体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清军攻入北京后一路南下、先后消灭弘光政权和隆武政权的过程，李成栋率清军首次攻陷广州及其后来归顺永历政权等内容；其中涉及的毕方济、费奇观的去世，庞天寿的经历，对李成栋的评价，以及李将军部队中的葡萄牙士兵等内容，都很珍贵。第二部分讲述曾德昭从澳门前往广州途中在肇庆逗留22天的经历，其中详细描述了为永历的皇后作弥撒的经过，对皇后的小礼拜堂的描写不见于其他文献；第三部分是整个报告的主要内容，详细讲述了清军包围和攻陷广州城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曾德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关于广州庚寅之劫，中文史料主要有王鸣雷《祭共冢文》、计六奇《明季南略》（1670）、释今释《平南王元功垂范》（1673）、钮琇輯《觚賸》（1700）等，除了王鸣雷所写祭文外，其他均属事后追述，且或失之过简，或因有意塑造尚可喜光辉形象而有所失真。曾德昭的一手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中文资料所没有的细节，可以补充中文资料的不足。
这期间鞑靼人乘胜挥师南下，且军队中有很多中国人效力。鞑靼军队朝南京开来，攻陷南京，杀了（弘光）皇帝。
这时候，有另一位皇室血亲抵达福建省，官员们立即拥立他为皇帝，名为隆武（Lum vû），统辖福建、广东和广西。
这位皇帝此前是毕方济神父十分要好的朋友。他登上皇位后，没有忘记毕神父。他命人召来毕方济神父，授予神父很多荣誉。皇帝也同样命毕神父前往广东处理事务，亚基楼随同前往。亚基楼是一位教友，在北京期间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在书信中已经很多次提及他的名字。
由于亚基楼是高官，而毕神父在那里也有很多朋友，因此这些人给予神父很多方便，资助了很多银两。神父用这些银子在该城购买了房产，并建了一座该城十分需要的教堂。
广东省陷入恐慌之中。人们想立一位皇帝。最后拥立了身在肇庆的一位皇族王爷。肇庆位于广东省西部，离广州有些距离。于是身处广州的主要官员以及亚基楼前往那里，拥护该王爷为永历帝。这位皇帝现在还活着，尽管被鞑靼人到处追杀。
永历帝驻扎肇庆，尽全力武装该城。皇帝立即招我们的亚基楼为其效力，于是亚基楼成为最贴近皇帝的侍臣，整个广东省都由他负责管辖，听他指挥。
短暂的平静很快结束了，因为鞑靼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协助鞑靼人的中国人）想彻底消灭这个王朝，他们通过一条隐秘的路，突然兵临广州城下，没费什么力便攻入城内，伤亡很少，因为没遭遇抵抗。整个过程仅持续了五天。
这时候毕方济神父已经有一个同伴，即费奇观神父。他们一同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他们撤到附近一位穷苦人家中，那里更安全一些，因为无人闯进去。
在我们神父的住院，士兵们以一贯野蛮的方式对待我们的神父。神父遭受重伤后，逃出了住院，或者说逃出了士兵们的手。
那支部队中有一些来自澳门的教徒士兵。他们是此前因其他事由进入这个国家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雷托（Diogo Barreto）的，曾是我们耶稣会的成员，现在是一名军官，深得将军（Capitão Geral）的赏识。他见到身受重伤的神父，认出来了，便把神父带到将军面前。将军很友好地接待了神父，设宴款待，命令手下士兵把所有从神父那里抢夺的东西悉数归还给神父。于是，士兵们都遵命照办了，尽管还是丢失了一部分。
神父在那里与鞑靼官员们相处融洽，这样的良好关系有重要影响，事关我们的住院、教堂和堂区等。除了将军之外，还有统治人民的总督（V. Rey）。将军姓李，是从事征服的主将，是一位有勇有谋之人。他征服了该省的很多军事要塞，而很多要塞在不久的将来将随他一同抵抗。
随后的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这位将军（或许是因为朝廷对他不公，或许是因为朝廷偏爱其他人，或许因为遭到恶意诽谤）突然率领全省起事。他命令人们如从前一样蓄发；由于他掌控着整个军队，总督也别无他法，只能保持沉默，并退隐不再过问政事了。
李将军（人们这样称呼他）立即派使节前往谒见永历。永历帝已做好准备了，他希望李将军携广东省归顺，并恳请李将军让永历帝重新回到肇庆。
这期间毕方济神父生重病了。多位医生尽全力设法让他恢复健康，但无济于事。他去世了，享年60岁。他于1612年入会。他在南京学习了一部分语言和文字，极为勤勉和用心。随后他开始在教友中工作，他创建了河南省开封府住院。那次大迫害后，他在南京及其附近一些县传教多年，并创建了常熟住院。
费奇观神父在同一住院也没能坚持很长时间。除了因为他已超过70岁的高龄之外，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在中国传教团已40余年，一直勤奋工作，是一位情操高尚的榜样。在两位神父遭遇疾病折磨并随后去世期间，永历帝在李将军的邀请之下抵达肇庆。永历帝如以前那样武装他的宫廷，并且加强了防卫军力和武器。
随永历帝一起来的有亚基楼和瞿纱微。瞿纱微神父已经为皇后、皇子、皇帝的母亲以及宫廷中的其他贵妇人洗礼了。
由于两位神父的去世，广州住院人手不足，因此必须帮助那个教区。1649年2月瞿纱微神父和我（此前我已来到该那学院了）从这里出发了。我们首先前往朝廷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得到了热情接待。皇后命我们立即拜访她，赐给我们10两银子用于当天斋期的午夜餐（当时正值四旬斋）。而接下来的每天，皇后总是继续赐给我们同样数量的银两，仿佛一位欧洲太太一样。
逗留了22天后，我们讨论了我前往广州的事情。皇后请求我留在宫中，为我提供一切开销和必需品。我以广州教会需要为由拒绝了，皇后听后表示满意。而瞿纱微神父留下了。
皇后希望我在她宫中的小礼拜堂里讲弥撒，她命我在白天讲。由于广州路途远，所以我得一大早起来讲弥撒。亚基楼邀请我在他的房间睡觉，他的房间也在宫中。我们大半个晚上都在愉快地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在亚基楼的陪伴下前往小礼拜堂，一路经过多个哨所，每所宫殿前都设有这样的哨所。小礼拜堂所在偏狭，但有武装把守，且其装潢很好。在祭坛中央有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一侧有一个小耶稣雕像，是用印度象牙雕制的，另一侧是一个圣安东尼雕像。祭坛背部是一块大画屏，中央是一幅圣母像，两侧画屏则描绘我们的主基督的一生。祭坛前约四步之处放满了装在花瓶中的花束，中间有一个香炉，只用于燃香。
所有信徒都出席了弥撒，而据我观察还有更多的人。皇帝也参加了，站在摆放圣课书的一边，位于两个祭坛之间。一切都不失礼节，所有中国信徒也都举止得体。中国教友很多，接受站在另一侧的亚基楼的指导。
弥撒结束后，我准备从那里回房间。皇后带着许多信徒进来了，在小礼拜堂尽头处的帷幕后面，向亚基楼咨询了一些疑惑。当我准备离开时，一些信友拦在路中，敲了敲我的头（这是对神职人员的一种礼节），而皇后命人对我的工作给予酬谢，并随即赏赐一餐皇室的膳食。由于当时仍很早，于是我又为亚基楼的随从们提供信仰服务。时间到了，他命我们返回住处。这个住所为皇室的所有人服务。
我要告辞了，他们想以所有需要的中国礼仪和礼节为我送行。这些礼节非常多，令人疲倦。他们免除了我应做的礼仪，给予我40两白银以在路上用，而皇后赐给我50两，切成小份，以便布施给穷人；而为了此类善举，皇后命人多次来这个城市送给我银两。
我在圣枝主日的傍晚抵达广州。很多信友在那里等待着我，包括中国信友，也包括从澳门来的信友，有男有女。他们是那年我们前往（澳门）招来提供帮助的，作为军人在中国人的旗帜下效力，而这些妇女是跟随他们的丈夫或兄弟来的。所有人都尽了他们的义务，包括完成四旬斋的义务，以及此后在每个圣日聆听弥撒，且在圣日弥撒中经常提供协助。我则总是为他们按期提供其灵魂所需要的，这样的情况很多。
广东省反叛鞑靼人之后，人们总是担心再也不能稳定下来，因为鞑靼人已经征服了这么多的省份，不可能放过广东省。当人们看到李将军两次出征邻省，虽然两次都取胜了，但最后一次却丢了性命，人们就更为恐慌了。皇帝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将领，其他将领带着军队集结到广州，尽全力加强该城的防御。
该年以来，多次传来鞑靼人来了的警报，但都是虚惊一场，直到1650年4月，传来了确切的警报，鞑靼人已经越过山岭进入广东了。而且在3月1日，从城墙上已经能够看到他们了。他们有超过三万人，而守卫的中国兵力少很多。
他们休息了三天，第四天他们便开始攻城，用梯子和其他机械翻越和撞击城墙。传来的巨响，我们在距离半里格之遥的住院都能够清楚听到。他们被认为具有狮子的品质，用他们的吼叫声摧毁中国人。
而他们用的是炮弹、火药包和弓箭，猛烈还击，不给濒临城下的梯子和其他攻城机械留有空间，鞑靼人不得不撤退，死伤600余人。
经此一役，鞑靼人感到害怕了，而中国人则备受鼓舞。围城已在进行中。除了这一次的胜利，中国人还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不管是来自陆地还是海上。他们在海上有强大的舰队，沿海一线一直有两个口岸开放着，所有必需物资从那里进来，这样一来，尽管物价已经上涨，但一点都不短缺。因此，被围困之中而无法突围的人们没有放弃希望，尽管仍在恐慌之中。
这期间广州教堂已经有三位神父，因为澳门方面不知道广州的状况，于是不合时宜地派遣了两位神父前来广州。他们一起抵达，带来了一些有关鞑靼人的消息。广州的形势已如此恶化，海上的形势也错综复杂，尽管此前已经到达广州的这位神父设法帮助他们，也是无能为力。但由于围城持续很长时间，期间有机会把把这两位神父派遣回澳门，以让他们获得安全庇护。
围城已经持续九个月了，鞑靼人仍没有攻城的动作，不管哪面城墙都没有展开攻击。在西城墙外有一个很大的郊区，几乎就是一座城市，被称为福建区（bairo dos Chincheos），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来自那个省的人。这个区没有城墙，人们把街道封堵上，并尽可能地修建防御工事；在最危险的那些区域，他们设置了三座堡垒，可以装备30门火炮，每座堡垒配备10门，并驻扎大量士兵。
11月22日晚，两千士兵突然向这些堡垒扑来，点燃了一个火药桶，随后附近一座房屋也着火了，其他堡垒的士兵见那个已被鞑靼人攻占，便乱了阵脚，弃堡垒而逃，于是鞑靼人又夺取了其他堡垒及其火炮。鞑靼人立即把这些火炮用于攻击城墙，加上他们原有的20门火炮，共计达到了50门。攻城战开始于23日与24日之间的晚上，如此之激烈，没有一刻没有轰鸣的炮声。至清晨，城墙已被炸开两个大缺口；而由于战马无法攀爬城墙废墟，无数的鞑靼士兵便徒步强行涌入。然而他们在城墙脚下的空地上遭到大量长矛和火药包阻击，那片战场尸横遍地。鞑靼人猛攻三次，三次都遭到阻击。最出色的那些将领奋战在第一线，总督也亲自督战。总督带着两大箱银子，用以激励英勇战斗，因为的确缺少英勇的战士。总督奖赏了一位来自澳门的士兵，该士兵用一发大手榴弹造成敌军的一片惨叫，总督随即给了他50两白银。他们就是这样根据能力颁发奖赏的。
由于双方战斗激烈，总督和在前线助战的主要官员们聚集一处商讨对策。军队的士气已开始低落了，一部分军队似已撤退了。他们在附近有海军舰队，舰队一来，总督和主要官员便立即登上了舰船，从而将靠近江岸一侧的城墙弃置不顾，于是鞑靼人几乎不动手就进来了。
战斗开始后，教友们决意与天主站在一起，保卫他们的灵魂。那天一整个上午，神父在住院中忏悔，下午则聆听所有妇女教友的忏悔；第二天上午又聆听了留在住院中的一些妇女教友的告解，下午前往城墙那边，努力帮助我们的人，聆听告解一直到五点多钟，直到最后一批人告解时，神父的男仆大声喊道：“神父，士兵们已经放弃城墙逃跑了！”
神父从他聆听告解的那个小房子里出来，看到事态的确如此，人们不顾一切地、漫无目的地逃窜。然而神父不放弃救助一位已接受过教理学习的摩尔人（mouro），这个摩尔人当时正在生病。神父孤身一人（他的男仆们因为害怕而不愿跟随他）翻过了城垣和一座堡垒，来到了城墙另一边。然而，在到达摩尔人的住处后，发现他不在。
神父来到市区，人们已不能在街上穿行，男人、女人和孩子带着能够带的东西慌乱逃跑，但是在匆忙翻越路障时都摔倒了，怀里抱着的婴孩也不能幸免。人们朝着临江的两个城门奔去，这两个城门已经开了。大批人群朝这两个城门跑去，骑马的人卡在人群之中无法通行，进退两难，一部分人被踩踏而死，一部分人因挤压而死，仅此处尸体便堆成了两座山。那些紧急之中摆脱了这一困境的人们，也没有更多自救的办法，因为鞑靼人的骑兵和步兵已经抵达江边滩涂，大开杀戒。
神父回到住院，看到摩尔人也在这里。神父为他施了洗之后，他便死了。有与他同一族属的11位教徒士兵，以及大量的非教徒男人和女人，聚集在住院之中。神父立即带着教徒们来到教堂，听取他们的告解，以口头的形式领取圣餐，因为当他从城墙那边下来时，鞑靼人已经从几处城墙的缺口处进来了，神父很担心没有地方听更多人告解了。
做完这些事后，神父烧掉了已用过的圣物，诸如擦拭圣器的布、铺在祭台上的布等，仅留下讲弥撒的必需品，如果还有讲弥撒之处的话。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白天受到惊吓的这些人都还没吃东西。神父让人给所有人提供食物吃。这些人吃完后，所有教徒前往教堂，为死者向天主祷告。
神父见已经平静了，鞑靼人在城市最安静的时刻来临之前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于是又回到了听告解工作上，完整地听完所有人的告解，随后举行了一次献给天主的总告解。神父问其中一个男人：“你是为告解而特意留出这个时间的吗？”他回答：“是的，神父，正是为此我才逃来教堂的。”
后半夜两点多，神父讲了弥撒，授了圣体，更多的是以处于危险中的人领圣餐的形式进行的（per modum Viatici）。弥撒结束后，大家留在教堂中，向我们的主祈求保护，就像还剩数小时生命而数着时刻的人。
在持续围城期间，神父收到了一些书信，劝他离开广州，来澳门躲避正在发生的危险。但这些神父不知道，这里在危难之中有多么需要神父提供帮助，他不能抛弃这么多的教徒。在他看来这是很明确的，因为尽管他没有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而仅是在那天晚上和此前的两天帮助了一些教徒，但他对这些教徒也很好地完成了他留下来的职责，尽管他面临死亡的危险。而围城的时间越长，就有越多的垂死病患需要他的帮助。
天已黎明，神父看到教堂中除了本住院的人之外，已无其他人。本住院的人中有四个男孩和一个青年。该青年是多年的教徒了，教名福斯蒂诺（Faustino），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所有其他人，如果没有逃跑也都躲到他们能躲藏的地方了。
快七点钟的时候，可以感到该城的动荡开始了，只听到哀叹的挽歌，犹如我们即将奔赴葬礼的歌（carmen, et vae）。大屠杀排山倒海般来临了，暴风雨也到了我们的住院。四只“猎豹”闯了进来，手里拿着已出鞘的弯刀。他们随即杀了第一个人，是一名教徒士兵。神父双膝跪在祭坛前，身着白色圣衣和圣带，一动不动，等待弯刀落下。
这些士兵中的三人出了住院，他们的带头人进了教堂，看到了很大和漂亮的救世主像，装饰美观的祭坛，以及燃着的蜡烛等。他眼睛看着神父，以柔和的语气和神父说话，翻了翻圣器室的财物，拿了一小部分，然后将神父带到里屋。
女人和儿童们被关进一间小室中。男人都被捆住了手脚。神父被从后面绑住双手。住院中的财物都被集中到一处，由于并不少，所以有一个监管人看管着。为了尽可能占用这里的一切，他们命人做吃的，然后乘机肆意大吃一通。
临近下午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一位有权势的武官，他要士兵们拿走财物，离开这些房子，这位武官企图占据这些房子。士兵们把财物都打包带走了，有几位遭捆绑的人被松了绑，以便要他们搬运东西，其他大部分人则被用绳子拴住脖子，双手绑在背后。神父和他们一起被押离住院。这是一次公然劫掠和绑架的行径。由于他们还没有住所，于是就驻扎在那些空着的部分，并把妇女和儿童囚禁在里面一个房间，让捆着的男人们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
冷血的夜幕降临了，可怜的俘虏们被推到外面杀了头，仅剩下几个了。一个教徒士兵被推了出去，该士兵对他们说，有一些东西给他们，于是凶手们没有杀他。算上这位教徒士兵，一共仅剩不超过四人了。
当晚，这位教徒和一位未入教的人一起商量逃跑而又不被发现的方法，但是他们没有逃过死亡，到处都有弯刀。这样，男人就仅剩下神父和年轻的福斯蒂诺，还有四头牲口。
天亮之后，可怜的俘虏们担心晚上的到来。然而求生的欲望战胜了残暴。他们决定穿着忏悔服离开。他们把福斯蒂诺松绑，赶着牲口，用牲口搬运行李衣物。这样住院中仅剩一人照看了。
这时有一些士兵从门口经过。他们认出他了，行过礼后，问他被抢劫的情况和死伤的情况。他告诉他们，大部分东西都被抢走了，男人已经都被杀了。他又补充道（他跟他们说的话是官话，因为他们这些士兵中根本没有真正的鞑靼人）：“现在你们来砍我这个老人的头了。”（即曾德昭神父）
他们给了多条不同的路，通过这些路，看来足够把我们转移至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寻找住处，把我们转移走，他们就可以搬到这里住下。在实施过程中，他们将我们都松绑了，因为要让我们搬东西。他们让神父在背上驮着一个扁担（pinga），由于太重，神父无法迈步；于是他们让另一个更强壮的俘虏背这个扁担，而让神父背一些公鸡和母鸡，神父虽能背得动，但摇摇晃晃的。
没走多远，遇见了一个军人，看上去像一个大帖木儿兰（grão Tamorlão），骑在马上大声问道：“为什么不把这个老头砍头？”这似乎成了当时的歌谣，他们唱不出其他歌谣。
一行人穿过了城市的一部分，所经之处看到一片惨境。街上满是死尸，房屋里已经没有任何中国人了，因为在鞑靼人进入该城以来的将近两天的时间里，如果自己的家中什么都没有，那么，要么被杀死，要么在其他人家中被俘虏。士兵们抵达了他们的房屋，但是由于房子不够，俘虏们被安置在一条回廊之中，没有任何遮蔽。由于这一年的冬天不寻常地寒冷刺骨，而俘虏们身上的衣物很少，难以御寒，很容易生病。而且他们只给俘虏少量黑米，尽管由于是急需的食物而使黑色的米也成了美味，但俘囚们很恐惧，害怕死去，也就没吃。
鞑靼人在城中屠杀了整整五天，至少有一万五千人被杀。第五天的下午，一份布告（chapa）颁布了，宣布不再杀害更多人了。当整个城市更像一座坟墓、死的人比活的人还多之后，弯刀停下来了。
[尚活着的俘囚，见颁布了布告，给予他们此前无人拥有的安全，但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在搬运完东西后，便被砍头了。
第二天，也即鞑靼人攻入的第六天，福斯蒂诺走到神父面前，痛哭着问神父发生这一切的原因。神父回答说，他们想砍那些让人尊敬的人的头（…a VR em de VR），也将砍我们的头；神父认为，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把命交到我们的主的手中，并等待弯刀落下之时。但是，或许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了，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主命令其不可继续为恶，因此神父就这样度过了基督降临节，并说他从未度过这么好的基督降临节。]
城外已经知道城中不杀中国人了，相反还通过派发粮食的方式来安抚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往城里聚和了，特别是那些从城里逃出来的人和附近村镇的人。他们中有一些教徒，他们以救济物来帮助神父，因为神父已非常贫困了；他们也募集到另一些救济品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和遭到虐待的人们。
在这支鞑靼军队中，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奉教太监，名叫弥额尔（Miguel），给靖南王（Rey Cin nan van）当差。这个靖南王我们称之为少王（Rey Mancebo），以便与另一位年老的王爷相区别。少王知道神父，立即前去拜访。他与一位士兵交涉，想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恳请）他放了神父。然而该士兵站在旗下，拒绝照办，因为这个士兵不隶属于少王，而是属于老王的军队。这样一来，情况一如之前。
基督降临节接近尾声，在圣多马日这天，弥额尔一大早来见神父，跟神父说（少）王爷要召见他。神父问是什么原因，弥额尔回答说，王爷看到了他的十字架念珠，便问他是不是教徒，以及这里是否有天主堂和欧洲神父；弥额尔遵命将所知道的都告诉他了，说这里有一位神父，于是王爷便命他来召唤神父。
神父前往见（少）王爷了。王爷以高规格礼节相待，给神父赐座、上茶。聊了几句之后，王爷便命弥额尔把那个士兵带来（大家对这位士兵非常尊重，尤其是他在监狱那里的表现方面）。王爷说，如果神父想要另一个人，便给他；如果神父想要银子，也给他；如果神父什么都不想要，那么王爷将让这个士兵给他的王爷传个口信，说将把神父释放出来。
这个士兵接到这个任务后，战战兢兢，但并未失去勇气，便说他想亲自去和王爷说此事（即释放神父）。他去了，由于宫殿中一直放着一张桌子，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赐他吃的和喝的。在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少）王爷叫来他，没有任何问答，便赐给他50两银子。这让他比他的老父（Pay Velho）还高兴，他就是这样称呼曾德昭神父的。
少王爷命令弥额尔照料神父，在王府中为神父安顿住处。神父向少王爷表达了感谢，但是没有接受住在王府的安排。神父去了弥额尔的房子。这些房子就在王府外面，是弥额尔用以安顿很多教徒的地方。这些教徒很希望与神父交流，每天来见神父的教友越来越多。他们来向神父忏悔，或者做其他与他们的灵魂有关的事情。
中国新年到了，（少）王爷命人给神父送来了齐全的衣物（神父已经没有多少衣服了，仅剩一件长衫，还是从囚牢中出来时穿的）、一头猪、几只鸡、两篓子白米。王爷谈到把自己住的几间房屋给神父。房屋是很短缺的，增加的整个军队以及其他很多从外面来的人都缺房子，因为城市乃至整个街区的房子被毁了很多。王爷安排神父住在几间与他住的房子连在一起的几间房屋中，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房子。王爷命人给这些房子配备了家具、床和桌椅等，并一直提供米和柴火，还命令属下神父有什么需求就为他提供什么帮助。而他们其实不必做很多的，因为他们住得离王府都很近，任何情况下都用不着催他们做事。
后来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王爷的所有家人，包括他母亲、太太和子嗣们等，都从北方来了，王府中没有这么多房子了，所以王爷命人为神父寻找其他房屋住。房子非常少，他们很努力地寻找，找到了几间，但是需要把原本住在其中的人们赶出去，而神父不愿这么做。最后神父在一位教友的家中住下了。神父在这个家中配置了一个小礼拜堂用以讲弥撒，教友们在这里过信仰生活。（少）王爷面对面对神父说：好好休息一下，待事情平息下来，他将为神父建一座教堂。王爷已经对弥额尔这么说过几次了。
这时，王爷往南出征了，那边还有四个城以及海南岛尚未被征服。
神父得了重病，被送到学院，主要为了接受圣礼，并准备以圣礼安葬，当时并不指望他能活过来。然而我们的主被很好地服务到了，于是赐予他以健康和生命。[广州的局势平静下来了，从长官们发布了命令来看，在那里居住将不会有困难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我目前用翎笔记下的事情。我不记得更多了，也不能说更多了。澳门，1653年。]
1653年年末。
今年，即1653年，管理澳门教区的是总督（Governador） 若望·莫雷拉（João Marques Moreira），他是该城市的兵头（Capitão Geral）。
这些就是我今年收到的消息。
若泽·蒙塔尼亚
原文参看《海洋史研究》第19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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