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开：作为基督徒的蒋中正

原文出处：《史林》(沪)2011年1期第120～132页
作者简介：刘维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蒋中正于1930年10月23日受洗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后，基督信仰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日早晚必定读《圣经》、静坐、默祷；每周日至教堂礼拜；并曾于1948年7月将扩建完成之南京小红山行邸，捐献作为基督教堂，名为“凯歌堂”；来台后亦于士林官邸旁建一教堂，仍名“凯歌堂”，作为与夫人宋美龄礼拜之场所。日常生活之外，他在处理军政事务时，亦往往求助于信仰，由日记中提到上帝、天父之次数频繁，以及所记由《圣经》中得到的种种启示来看，可以发现蒋氏实际上已经将他的基督信仰内化为处理军政事务之辅助力量。关于蒋中正与基督教的中文研究十分有限，本文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包括日记、言论集及其校改吴经熊译《圣经》的手稿等，从蒋氏关于基督教的公开言论、蒋氏在日记中所显现的基督信仰以及蒋氏对《圣经》的研读三方面进行讨论，藉以理解蒋中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相关举措。
关 键 词：蒋中正/圣经/宋美龄/西安事变

一　前言
蒋中正成长在一个中国传统家庭中，母亲王太夫人长年礼佛，他曾自述幼年时随母亲赴寺庙之情形。然而蒋氏于1930年10月23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后，基督信仰即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蒋氏《事略稿本》及《日记》等相关资料陆续开放，引起研究者对其私领域活动的高度兴趣，其中印象最为深刻者，为蒋氏生活之规律与对基督教信仰之虔诚。蒋氏每日晨起后，必做朝课，包括读经、唱诗、静坐、祷告；晚餐后，必做晚课，包括读经、反省、祷告等；每周日至教堂礼拜；并曾于1948年7月将扩建完成之南京小红山行邸捐献为基督教堂，名为“凯歌堂”；来台后亦于士林官邸旁建一教堂，仍名“凯歌堂”，作为与夫人礼拜之场所。其实早在《事略稿本》及《日记》之前，已经有若干蒋氏与基督教的相关文献公开，如中正纪念堂曾经展出蒋氏阅读并手批的《新旧约全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亦影印出版《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詠译稿》、《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等，另有相关人士如亲友或侍从人员的回忆或口述历史，只是没有引起研究者太多的注意。①其中党史会影印出版两稿，尤为重要，《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詠译稿》包含蒋氏校改、吴经熊译《圣经·新约全书》，以及《旧约·圣詠集》两部分手稿，吴氏于1979年送该会典藏；《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则为蒋氏以坊间流传美国高曼夫人(Mrs. Charles E. Cowman)编《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之中译本，译文多有删节，乃委请王家棫重译，并亲自校读译稿，王氏于1979年将蒋氏校订之译稿及修订稿送该会典藏。②1986年为蒋中正百年诞辰，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以两稿为理解蒋氏基督教信仰之重要资料，指示影印出版，赠送图书馆及各基督教会作为纪念。是时笔者任职该会，承秦氏之命负责两稿影印工作，整编之余，深刻感受蒋氏基督信仰之虔诚，以及对译文之慎重。嗣后因编辑《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参阅蒋氏日记，发现其决大事辄求助于信仰，日记中提到上帝、天父之次数频繁，复感觉蒋氏实已将其基督信仰内化为处理军政事务之辅助力量，而有进一步探讨之动机。
关于蒋中正与基督教的中文研究十分有限，笔者曾查阅林美玫著《祷恩述源——台湾学者基督宗教研究专书论文引得(1950-2005)》及金以枫编《1949年以来基督宗教研究索引》两本基督宗教研究论文引得，③台湾及大陆关于基督宗教研究中，仅得张庆军、孟国祥合撰《蒋介石与基督教》一篇。④2008年11月，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于“民国人物与民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蒋介石与基督教——日记里的宗教生活》；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晓阳于《民国档案》发表《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圣经翻译》，为关于蒋氏与基督教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⑤本文就目前所能掌握资料，从蒋氏关于基督教的公开言论、蒋氏在日记中所显现的基督信仰以及蒋氏对《圣经》的研读三方面进行讨论，藉以理解蒋中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相关举措。
二　关于基督教的言论
1937年3月26日，蒋中正在南京对基督教美以美会东亚联合议会特别大会发表名为《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的书面致词，以西安事变事实为例，说明基督信仰对其身处危难时的影响。美以美会与蒋氏所属监理会，均属于基督教韦斯利宗，3月26日适为耶稣受难节，因此该文亦为蒋氏于受难节之证道词。⑥
该文首段开宗明义的揭示宗教信仰对于人之重要性，曰：“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对于其革命主义亦不能无宗教式之信仰心，否则无论大小事业，皆无所成就。”继以自身于西安事变期间之感受为例，说明基督信仰对其影响，谓：“余信仰耶稣，将近十年，读经修道，靡日或间。客冬西安变乱，事起仓卒，孑然一身，被困于叛部者二周，尝向监视者索读圣经，益觉亲切有味；而救主耶稣博爱精神之伟大，更使我提高精神，以与恶势力相搏击，卒能克服仇魔，伸张正气。”⑦并引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所说的七句话，即“十架七言”中第一句话：“为仇杀者祈求上帝曰：‘天父乎！彼辈所为，彼辈不知也；乞赦之。’”⑧说明其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态度，及对耶稣博爱精神之体悟。
蒋氏谓西安事变“被劫持后，有以条件相要挟者，有以甘言相诱惑者，有以武器相恫吓者，有以交与‘人民阵线’公断相威胁者，险象环生，不可言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想到耶稣在旷野受恶魔试探四十日，以及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进行最后的祷告与法庭上受审之凌辱，⑨“故余更能提高正气，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尝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无负生平之所期，到此自觉神明泰然，引为欣慰。”而事变平息后，对善后处理之态度，则将遵照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予以自新的机会，谓：“事变既平，叛首自知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为惶恐。然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⑩最后则称：“综耶稣一生，无日不在蒙难期间，其坚苦卓绝博爱慈祥之精神，澈始澈终，未尝稍懈，而余所得之教训，要亦以此为最大。”“故益觉从事革命者，所恃唯信仰之人格，处艰危之际，决不肯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者，信仰之所致也。质言之，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绝不能受束缚者。亦信仰中之自信心所致也。”
次日，各报刊登该文，蒋氏于日记中记道：“各报发表余对耶稣受难节论文，深信对于青年思想与民族复兴及建国之影响必大也。”(11)在此之前，蒋氏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公开言论中几乎没有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2)该文应该是他第一次对民众作的公开说明，而以西安事变为例，诚如研究者所称：“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托给了上帝去主宰，并通过上帝保护的经验，对耶稣基督明确产生了信仰。”(13)1938年4月16日，耶稣复活节前一日，蒋氏应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之邀，向全国基督徒发表广播演讲。他延续前一年讲题《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作进一步的证道，以《为什么要信仰耶稣》为题，阐述前一年演讲首段所言“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的意义，强调“耶稣的精神是积极的，是牺牲的，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是和平的，是向前的，是奋发的。”(14)
蒋氏表示“为什么要信仰耶稣”，有下列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第二、因为耶稣是社会革命的导师；第三、因为耶稣是宗教革命的导师。他说：“我常常研究耶稣革命精神的基础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体会他的基础完全是在他博爱的精神。”耶稣一生反抗强权，主持正义，而又以慈悲为怀，扶助弱者，言行间处处显出他“博爱”的真理，和革命牺牲的精神所在。而中国近百年来情势，与耶稣当时所处环境几乎不相上下，孙中山即是本着耶稣的精神奔走革命，他表示：“总理以悲天悯人为怀，融贯耶稣革命的精神，本着‘博爱’两个字，奔走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抱着‘牺牲’的精神，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年，卒能推倒满清的帝制，创造中华民国，完成他民族革命基业。”而根据他个人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观察，推究人心陷溺的病根，深信今后为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改进，必须提倡耶稣博爱和牺牲的精神，无论待人接物、治军行政以及一切的服务，总要以仁爱与和平为人生的基础，以奋斗与牺牲为革命的本份，“这也就是耶稣的精神所在”。最后，他呼吁国难当前，“凡我同道，应更感受‘重生’的意义，抱定‘牺牲’的决心，更要以耶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要以耶稣之精神为精神，以耶稣之生命为生命，共同一致，向着十字架勇往迈进，以求人类永久的和平，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促进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实现，亦即实现耶稣理想中的天国。这样，方足纪念耶稣复活的圣节，方不愧为总理的信徒。”(15)
《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及《为什么要信仰耶稣》两文，可说是蒋氏对于个人信仰的表白，此后他在言论中以基督信仰为例的内容，明显较以往为多，且直接用于解释或说明党政相关事务上。1941年1月发生新四军事件，蒋氏于是月27日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以《整饬军纪加强抗战》为题，说明政府对于事件的处置原则，再次引用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谓：“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个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了。”(16)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蒋氏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对于胜利的到来除了“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亦不忘以基督徒的身份表示“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而对待战败的日本，则以“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要求全国同胞秉持“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两项民族传统高贵德性，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日本无辜人民加以侮辱。(17)
1943年3月，蒋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于“不平等条约对心理的影响”一节(第三章第五节)中，特别对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及不平等条约与基督教发展的关系，作了如下的陈述：“近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对于科学知识的灌输，与社会风气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以基督教义为思想的根本。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来，基督教的教会，因为他有不平等条约的凭借，享有特殊的权利，而且不注意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视外人传教为文化侵略，致其疑虑，甚至加以仇视和反对。这是基督教会受不平等条约的旧影响，以致教义受了莫大的损失。所以我尝说，不平等条约对于基督教会，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就是这个道理。”(18)此项陈述突出了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并且将基督教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点出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境，如果由蒋氏想将中国成为基督教国的角度来看，此应是蒋氏作为基督徒的体认。(19)是年5月，蒋氏招待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扩大会议全体会员聚餐后致词，重申前述《中国之命运》关于基督教对近代中国贡献之说法，并宣示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后，基督教在中国所负的责任，期勉基督教协进会协助政府推动公共卫生及社会慈善工作。蒋氏在演讲中，一再以“我们教会”、“我们教友”等“我们”的词句，以基督徒的身份陈述他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之期望。(20)
1944年7月5日，蒋中正藉夫人宋美龄即将出国赴巴西养病之前，邀集党内同志及友好茶会饯行的场合，就外界对他的谣言及闲话提出澄清，关于这次茶会的经过，研究者已有专文探讨，本文不再赘述。(2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党政要员的集会中，面对不同宗教信仰者演讲，他以其个人信仰为保证，强调作为一个革命党员，又是一个基督徒，必须遵守“革命的纪律”与“教会的戒条”，在行为上及生活上的自律，谓：“我是一个革命党员，我必须遵守革命的纪律，我又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必须遵守教会的戒条，我的言行如果违反了这些纪律和戒条，无论其公德和私德，如果有丝毫的损失，则我对基督、对总理就要成为叛徒，且将何以对千万为抗战牺牲的军民同胞在天之灵？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依据纪律与戒条来制裁我。”(22)
另一方面，在演讲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耶稣、总理的信仰关系，在1937年《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一文中称“先总理耶教基督徒也，出其得于耶稣者，为弱小民族谋解放，为痛苦民众谋幸福，……余为从事中国国民革命之一人，余对总理信仰之笃，虽无宗教之关系，然实无异于宗教，此即宗教式之信仰。此余所以始终成为总理救国救民之信徒，而今且成为耶稣救人救世之信徒也”，(23)说明总理亦是基督徒，信仰总理与信仰耶稣实相一致；而在此次讲话中，即称“我的言行如果违反了这些纪律和戒条，无论其公德和私德，如果有丝毫的损失，则我对基督、对总理就要成为叛徒”，基督在总理之前，延伸至三十年后在其《遗嘱》中曰：“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实有其脉络可循。
1944年12月初，日军攻占贵州独山，贵阳危急，重庆亦为之震动，抗战情势陷入前所未有之危机，蒋氏事后检讨，称：“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24)8日，国军反攻独山告捷，战局转危为安，蒋氏再次渡过人生中的困境，对基督信心益坚，于24日发表《圣诞节证道词》，是时距前一次公开发表证道词已有六年，他的身份亦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为国民政府主席。他在演讲中除了以基督徒的身份，延续他在《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及《为什么要信仰耶稣》两文的主要论点，阐述信仰之重要外，并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呼吁全国的基督徒、教会团体，不论新教、旧教，“为我们国家祈祷，使我们同胞人人都能觉醒民族的意识”，“在今后最后胜利的一年之中，对于救护伤病的官兵和救济流离失所的难胞，更要格外的努力服务，不惜任何牺牲，来实现我们基督教义，竭尽我们国民党与教徒的职责。庶不愧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和中华民国的国民。”除了基督徒、教会团体之外，他更进一步认为国家也需要有基督革命的信仰与牺牲精神，贡献一切，谓：“我们整个的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让我们此刻都向上帝祈祷，使我们的精神与德业以及信心，日新又新，更能纯洁，更加坚强，并且使我们不辜负我们抗战革命的光荣。”(25)
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实施，国家进入宪政时期。是日适为圣诞节，蒋氏于21日以《基督给我们信心与希望》为题，再一次发表圣诞节证道词。(26)蒋氏在证道词中，除了个人对基督信仰的心得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宪法特点与基督教义的关系，曰：“当我想到今年耶稣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国在这个令节的一天，就要开始实施民主新宪法了。这个纪念，我认为是十分宝贵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诞生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将是我们中华民国全体人民统一独立平等自由新生机运肇始的一天。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这个新宪法确认了全国国民的各种平等自由权利，它在国家统一与独立之下，由于全国人民平等自由的精神中孕育诞生。”(27)最后，他表示：“我愿我们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我相信一定很快的能够完成我们所预定的路程，就是建立我们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完成。这便是今年耶稣圣诞节，我对于我们全国同胞和世界人士所要贡献和希望的一点。”
政府迁台后，蒋氏继续大陆时期的做法，透过广播和报纸对外发表他的证道词。但是有别于大陆时期的不定期发表，蒋氏自1950年起，每年耶稣受难节固定会撰写一篇证道词，至1962年起改为复活节证道词，1964年后则未再见到公开。(28)基督教不似天主教有共同的宗教领袖，但是蒋氏以基督徒与国家领导者的双重身份，每年固定发表证道词，对于部分教徒而言，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位教徒表示：“在那物质艰苦的年代，每年一次围在一台旧收音机前聆听蒋总统讲道，是许多前辈基督徒共同的美好回忆。”(29)蒋氏在台湾所发表的证道词，内容较之大陆时期，赋予基督徒更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此当与国家所处的环境有关。他在1950年，即来台后首次发表的证道词中，特别请求基督徒在受难节当天做两件事，曰：“全国同道们！在今天这个神圣的节期，我要请求你们做以下的两件事，作为我们记念耶稣受难的燔祭。……第一、就是禁食一天，将禁食所得的贡献给大陆上遭饥饿的同胞们，使他们在极端的痛苦黑暗之中，也能因上帝的慈爱，得着我们些微的安慰，……第二、大家相约在受难节的午刻至申刻时间，就是正午十二时至十八时之间，放下一切世俗的事务，正心诚意，祈求上帝赐恩给我们中华民国，使我们国家民族在这存亡续绝之交，因着信心，得以团结奋斗，克服困难，战胜黑暗，恢复光明，重建一个基督教理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30)此后数年耶稣受难节的证道词，蒋氏均会重复这两项请求，自己亦以身作则，全日禁食、午课默祷。另一方面，他在证道词中，也逐渐增加个人研读《圣经》的心得，传达基督教的理念，担任传道者的角色。
综合而言，蒋氏作为一个基督徒，关于基督教的公开言论从西安事变之后逐渐增加，对象从基督教友到党内同志，内容由个人信仰的分享到处理党国事务的引证，藉由公开的言论，使党政要员及一般民众接受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事实。政府迁台后，蒋氏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基督徒的身份，使他在无形中成为基督教的一股领导力量，不仅固定于耶稣受难节或复活节发表证道词，透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向外界公开，而且号召全国的基督教友及教会团体共同关心国事、为国祈祷。
三　日记中的基督信仰
有别于在西安事变前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中发表关于个人宗教信仰的言论，蒋中正从与宋美龄结婚后不久，日记中就开始出现阅读基督教灵修书籍或阅读《圣经》的记录与心得。(31)他在受洗成为基督徒次日的日记中记道：“人欲至今横流无极，欲防微杜渐，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种高尚博爱之信仰，克自戒勉，或足以挽救世道人心于万一。党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乃为余宗教精神之基础，此生以基督为余唯一之模范，救人救世，余当永矢勿渝也。”(32)
此后在日记中不时出现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体悟，如基督教与共产党之比较、(33)基督徒应有之精神等，(34)甚至认为“中国宗教应以耶教代佛教，方可与欧美各民族争平等，而民族精神之发扬与固有德性之恢复，亦能得事半功倍之效。”(35)抗战八年，继之又有国共战争，随着局势的变化，日记中更多了作为一个基督徒，坚信上帝必能带领国家或个人走过困境的语句，如1938年12月汪兆铭出走重庆，蒋氏知此事对抗战阵营士气影响甚大，于日记中记道：“中华民国虽遭如此严重之国难，其势危急，但余深信上帝为其子民造福，必有好意，毫不悲观。”(36)又如1948年6月开封情势危急，蒋氏亲莅西安视察，22日得知开封附近重要据点尽失，内心忧虑，记道：“环境险恶，情势紧迫已甚，此时只有静候神的旨意与拯救，停止一切自我的活动，一心专靠神的处置。但我欲静止不动，而环境迫促，更使我无法静止与不动，此诚为有生以来所未有之遭遇，几乎不知所止。国家之大，宇宙之广，已无我安身立命之处，前途茫茫，深信上帝必不使我终受耻辱到底，不然何必赐予我过去如此之洪恩与深泽也。”(37)
另一方面，日记中亦有不少自我惕励，不愧为基督徒的警誓，如1950年1月1日所记：“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于党务军事政治与政策组织教育，及作风与领导方式，皆须澈底改革，重新来过，而以复苏实践四字自矢，不失为基督信徒，以期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不负总理之厚望也。”(38)
蒋氏在日记中时常记下阅读《圣经》的心得或给予他启示的《圣经》章节，如1950年4月7日耶稣受难节，晨起与宋美龄同读《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中耶稣受难日之各章，心有所感，记道：“甚以耶稣为世人罪恶而钉十架，愿个人受难以卸免众罪而代死，乃悟‘余为世界，则余已钉于十架，如世界为余，则世界钉于十架’之意义。又以我主钉架代死，不仅为世人之罪恶，即凡人世一切之污秽、腐败、私欲、恐惧等，皆应从此钉死而新生。因之余尝以耶稣为太极之表现，太极者，无生无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无我无物，无恐怖，无挂碍，即余之所念‘不愧不怍，不忧不惧’‘大无畏’‘大无我’之精神，此乃神人也。为耶徒者，当师法而实践之，乃得谓之信徒也。”(39)
他也会在日记中记下个人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体悟，如1950年9月7日记道：“近日尝对耶稣降世出生之究竟问题，内心时有不安。余以为不应研究出生如何，盖人之生焉，皆得自天命，乃人之为天父之子，惟耶稣独能实现其博爱与牺牲精神，及其碧血涤滁世人罪恶之宏愿，更足证明其为天父之爱子，而其一生之言行，皆为天命天性之表现，有史以来乃为第一人，惟天父之冢宰，乃克臻此。故认耶稣为天父惟一之长子，而为人类惟一至高之典型。今基督教必欲以其出生由来为教仪之主旨，无奈亵渎圣子与圣灵乎。”(40)
除日常所记外，他有时会以祷告翻《圣经》，寻求启示。如1948年6月25日晚上祷告，祈求上帝指示国家前途，得《民数记》第十六章，可拉党受刑，使其想到西安事变时，得《杰里迈亚书》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十分感动，记道：“晚课后祷告，天父指示国家前途之究竟如何，乃得民数记第十六章，无任感动，此与我十一年半以前在西安蒙难时所得之指示，即杰里迈亚记，上帝欲创造一件新事，使女人护卫男子之意，与今日所得亦上帝欲创一件新事，使过拉一党完全覆灭之兆相同，甚望天父你能早日赐我中华洪恩，迅速覆灭共匪为祷。”(41)
他曾于1948年10月10日国庆节，晨起默祷与问国事于上帝，随手翻《圣经》，得《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新天新地”之启示，细究经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认为上帝启示剿共将可转败为胜，记道：“本日国庆纪念，六时前起床，默祷，得天父指示为《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明示光明世界之将临，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剿匪终可转败为胜，竟得新天新地之恩宠。惟愿自我与党政军干部及国民皆能回心转意，悔罪改过，日新又新，不辜负我天父之眷顾与赐恩也。”(42)
1949年10月10日，蒋氏复默祷问国家前途，翻《圣经》，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之启示，认为这是起死回生之象，记道：“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43)
至1950年10月10日，蒋氏以一切吉凶祸福皆听之于上帝，不再进行此一举措，记道：“数年来，每逢此节夜半或在丑卯之间即起虔诚默祷与问卜，今年惟如常，朝课时祷告而已。此乃信心进步，一切吉凶祸福成败存亡皆听之于天，惟视上帝之意成功，不敢有所卜问也。”(44)
此种翻阅《圣经》问事之举动，蒋氏称为“问卜”，一般来说基督徒不能进行占卜、算命等行为，因此所谓“问卜”与民间向神明“问卜”之意义并不相同。蒋氏的“问卜”，就基督徒而言，是信徒处于困境或问题无法解决时，求助于上帝的一项举动。翻《圣经》所得章节，就是上帝的回答，因此蒋氏对于问卜的结果，通常称为上帝之“启示”，亦有称为“问答”。如他曾于1937年11月卜问日军进攻南京事，得《历代志上》第十六章，于其上自记：“问倭寇敢攻首都否之答词”。(45)日记中亦有原本预备要问卜，求助于上帝，及读《圣经》后，心有所得，而不再问卜的记录。如1948年2月，蒋氏偕夫人于牯岭过旧历新年，是时因对共战争，东北、华北国军一再失利，情势紧张，蒋氏忧心，预备问卜，及读《圣经·杰里迈亚书》第四十二至四十五各章，有所体悟，决定不问卜，记道：“自觉对天父仰赖益切，信心弥笃，本年必承蒙更大之恩典与救法，消灭全国共匪统一中国事业，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并无疑问，故未曾占卜也。”(46)
前已述及，1936年的西安事变加强了蒋氏对基督的信仰，从日记中亦可理解。从1937年起，每年的12月12日西安蒙难日，在日记中他几乎都会记下个人对事变的回忆，以及对上帝的感恩，就笔者所见，依时间顺序如下：(47)
(1937)“今日为西安事变之纪念日，不能使国家因此转危为安，而反陷于今日之危亡，则余个人虽得出险不死有何益耶。假使余因事变而死，共党乘机窃国，各省军阀借故割据，中央覆亡，倭寇侵入，各国傍观，若果事变至此，则尚留此身以拯救今日残败之局，是固胜于身死也。上帝果留此身，以挽救中国乎，使之造成天国基础，以完成使命乎。”
(1938)“本日为余西安蒙难第二周年纪念日，回忆当日之险恶情形，与今日之如此安乐自由，虽在倭寇困迫之中，然较之遇难时之危急状态，则胜于千万矣。上帝既然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能早日舍免余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1944)“今日为余八年前骊山蒙难之日，得天父恩佑，赐我重生，余将如何自强奋勉，以报此无上之恩典也。”
(1946)“本日为西安蒙难十周年纪念日，时感天父再生之恩，岂能不殚精竭力，清共除害，建立天国基础，克尽厥职，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故兢业不敢稍懈也。”
(1947)“十一年前的今日在华清池被难的纪念日，亦就是天父拯救我脱离灭亡的一日。夜半初醒，已将四时，乃即起而虔祷感谢，半小时后再寝。上午七时前起床，朝课，读旧约至「以赛亚」第五十一章毕，默祷五十分时，近来时局益艰，耻辱益重，而默祷祈求亦益切益久，朝晚二次默祷皆在五十分左右，此与往日三十分时之默祷增益矣，由此可知信心亦益笃矣。”
(1948)“今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二年纪念，三时起床感谢上帝与虔诚祈祷，以天雨忧甚。
(1949)“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三年纪念日，时时追想当时危难险恶情形，则感今日亡命台湾，犹得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
1949年之后，除1951年曾自记：“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五年纪念日，回忆当时情境，惟有感谢天父使我脱离死亡，保留孑身，如其不为拯救中华民族登诸独立自由之域，则何必再有今日之我，徒供贻笑于世人耶，小子勉之。”其余不是未记，就是只有“西安事变至今已十八周年矣”(1954)或“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九周年纪念，能不奋勉自赎乎”(1955)等寥寥数语，1955年之后则更为少见。
蒋氏于西安事变发生日的日记，每年均是充满感恩，并认为上帝既予重生，就是赋予拯救国家的责任，使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以报答上帝。相较于12月12日蒙难纪念日，对于12月25日脱险纪念日的感想，就少了很多，或因是日为圣诞节，记述节日之感想。他以12月25日为再生或重生之纪念日，如“本日圣诞节，为我十一年前西安脱险之日，社会皆称为民族复兴节。自三时起床，如常做子丑祷告之外，至十时复祷告第三次。”(1947)“本(廿五)日圣诞节，亦为余在十二年前今日之再生复兴节也。”(1948)“本日为余西安蒙难脱险之第十三周年纪念日，感谢天父重生大恩。”(1949)等。于1953年记道：“本日为余十七年前由西安出险复生之一日，适为耶稣基督降生之圣诞节，回忆往事，已成陈迹，惟夫妻患难恩情，则与日俱增矣。”其中“回忆往事，已成陈迹”或可代表其对西安事变之心境转变，次年即1954年则以圣诞节为主，对于西安事变只字未提，曰：“本日为耶稣圣诞，六时起床，天尚未明，朝课、体操、读经、唱诗，阅荒漠甘泉，夫妻并肩默祷如常，静坐三十分余时。”1955年续书“本日为西安出险第十九年之纪念日，感慨无已。”此后则未再见相关记载。
蒋氏于日记中亦记下他对事务的感觉，而这些感觉是在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情况下产生的。如1945年8月15日晨起接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报告，知日本已向中、美、英、苏四国正式投降，其覆文于上午七时在四国同时发表。正在静默中，即听得日本投降之播报，回顾过去八年艰难岁月，蒋氏虽称“此心并无所动，一如平日”，但是他在当日日记中记道：“今晨接获敌国无条件投降正式覆文以后，惟有深感上帝所赋予我之恩典与智慧之大，殊不可思议，尤以其诗篇第九章无不句句应验，毫无欠缺为感。上帝所予我之祝福如此其大，岂可不更奋勉戒惧，以竭尽其工具之职责乎。”(48)而由《诗篇》第九章经文，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辨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等来看，仍然可以理解他内心的感受。再如1949年12月23日，负责成都保卫之西南军政副长官胡宗南在未报告台北的情况下搭机离开成都，转往海南岛三亚，蒋氏获报，至为生气，有彻底失望之感叹，并想起上述前一年(1948)10月10日默祷所得《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新天新地”之上帝启示，而有革命事业重新做起之省悟，于日记中记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之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澈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澈到底，则因澈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宗南此举实使吾对旧干部、旧基础之痴妄可以涤除尽净。此种垃圾滓渣，如不如此天然淘汰，何以应去年双十节天父所允我之新天新地光明世界(启示录廿一章)出现耶。自觉今日之精力心身祇少尚有二十至三十年之努力奋斗，为天父与基督之工具，而且自信必能有成也。”
从蒋氏在日记中所记，充分显示出他对基督信仰之虔诚，凡事必归诸上帝，成功为上帝的恩赐，挫折为上帝的试炼，事业不顺求助于上帝，国事前途亦问卜于上帝。而在日常生活中，祷告、读经成为他每日生活中的固定作息，研究者指出在1938年底前后，蒋氏已经把祷告和读经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一部分，“其健康的宗教修养已经生活化”。(49)不过蒋氏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更高，于1946年10月27日在日记中记道：“最近纔觉祷告成了习惯，以后除了‘神和我、我和神’以外，在宇宙中没有别的东西了。”(50)是日，蒋氏方结束台湾光复后之首次莅台巡视的行程，飞返上海，为何会在是日有此记述，是否因此一时期事务繁忙，减少默祷时间，而有此体悟，不得而知。但是从日记可以看出，随着时局的变化，祷告似乎成为蒋氏减轻心理压力的舒缓剂，曾经有一天默祷五次，每次皆十分钟以上的情形。(51)
四　对《圣经》的研读
《圣经》是基督宗教的经典，由《旧约》与《新约》两部分构成。蒋中正与宋美龄结婚后不久，受其岳母倪桂珍及宋的影响，开始阅读《圣经》，并有所心得，如“余意以救世之旨信耶稣则可，而必以旧约中之礼教令人迷信则不可也”、(52)“今日看完新约全书，尚未深加研究。特再看一遍，惟耶教乃救人救世、损己利人为本，当信奉之”、(53)“看新约仍未间断”(54)等。而后终其一生，他不断的阅读《圣经》，即使外出视察或出国访问，亦随身携带，一本他在抗战期间阅读过的《圣经》，全书都有用红蓝铅笔作的圈点，同一页上有用蓝铅笔写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八时在加尔各答至德利火车中看至此。中正。”及用红铅笔写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印重看，十二月十八日在渝看完。中正。”(55)另页有用红蓝铅笔写的“民卅二、三、二十一于大定羊肠埧，即贵州发动机制造厂。”(56)他在《圣经》每章最后一节处会记下读完的日期，《旧约》有一次较集中的阅读时间，在1942年9月至11月；《新约》有两次，一次是1943年5月至8月，一次是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书眉则记有阅读的次数或时间，如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页上，有蓝笔自记：“卅一、十一、二二日第四回看起。中正。”及红笔自记：“卅三、五、廿三日第五回起。”(57)在《旧约·雅歌》第一章页上，有红笔记的“卅一年二月廿三日在昆明看第三次。中正。”(58)等。
蒋氏不止研读《圣经》，对经文认为有文字不通顺处，直接删削，并以墨笔修改于侧。如他阅读《旧约·塞缪尔记下》第二十三章，对“困苦者尔援以手，矜高者尔见之，俾其降格”一节，改为“困穷者尔援以手，骄矜者尔降其格”；“我攻击之并吞之，使仆足下一蹶不振。尔赐以膂力，能于战斗，使逆者至于败亡。俾我胜敌，憾我者灭之。彼遥而望之，不见援兵，吁耶和华弗蒙应许。”改为“我攻击之扑灭之，使仆足下一蹶不振。尔赐以膂力，能于战斗，使逆者至于败亡。俾我胜敌，憾我者灭之。彼遥而望之，不见援兵，吁耶和华弗蒙应许。”等，(59)有时不仅是文字上的修改，文义上亦作调整。至1942年10月，则委请时任立法委员的吴经熊翻译《圣经·新约》(新经)及《诗篇》(圣詠)。
关于吴经熊翻译《新约》及《诗篇》的经过，以及蒋氏在其中所发生之作用，吴氏在所作《总统与译经》一文，有十分清楚的陈述。(60)他说：“无论圣詠或新经全集的译稿，如果没有总统的修正与润色，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当然的，所发表译文不能算十全十美的作品。我在这里所要证明的，是译文中所有精彩的地方，大多是总统的手笔，或是经总统质疑辩难，提醒我的注意，而由我从新考虑后，加以改善的。从量的方面而论，当然大部份的工作是由我负担的。若从质的方面而论，我可以在天主明鉴之下说句老实话，总统的修正和推敲的地方，多有画龙点睛之妙。”(61)
《新约》之翻译工作前后历时三年完成，吴氏每译完一篇，即送请蒋氏修正。蒋氏于校改过程中，遇到译文有疑义者，则会以其随身阅读之文理本圣经相对照，以红蓝铅笔圈改，或在书眉加以批注，与吴氏相商。如《新经·福音若望传》(即《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六节)，吴氏原译“刈者得值，收获永生”，蒋氏批注：“文理原译为‘获者得佣值，积实至永生’，或用其原文，而以‘获’改为‘刈’字何如？”全句即依蒋氏建议修改为“刈者得佣值，积实至永生”；(62)亦有如《新经·圣葆乐致罗马人书》(即《新约·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原译“然则吾将何说”，蒋氏认为“此句似照文理所译‘是何言欤’为妥，未知原文究为何如”，吴氏阅后，于批注旁注：“本译无悮”，未依蒋氏意见处理。(63)类似的批注甚多，可以覆按党史会影印出版之蒋氏译稿，证实吴经熊所言是否真确。但是就译者而言，蒋氏之修正确实能启发其灵感，吴氏曾举译《新经·福音若望传》第一章一至十四节为例，说明蒋氏的影响，曰：“新经中最难翻译的，要算福音若望传(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宗明义的十四节了。照经学家的研究，这十四节在希腊原文是用诗的体裁，与余节的散文截然不同。我的原稿是用五言的，……总统于此段文字改削特多，末了于书眉上拟了四句：‘惟一圣子，无上光荣，妙宠真谛，充溢厥躬。’我看到这四句，惊喜欲狂。因为这四句意境有不可思议的宏壮，而音韵却有一唱三叹的婉转。……我既看见了这四句话，就将它当眼，从头用四言体来重译。”(64)
再如《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译稿作“如再不醒悟，吾必袭尔，犹盗之突如其来。”蒋氏于稿本上写着“原文虽为‘盗’字，但汉文似可译为‘敌’字，未知可否？”接着又写：“如果‘盗’字改为‘敌’字，应注明原文为‘盗’字。”《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第一句，译稿为“我来如窃”，蒋氏于书眉写着：“‘窃’字或改为‘密侦’，并仍注明原文为‘窃’字，如何？”吴经熊认为蒋氏的建议十分有道理，因为中国人向来对上天十分恭敬，对“窃”、“盗”、“贼”等字觉得刺眼，但是改为“敌”或“密侦”亦不妥当，经一再思考，决定将“盗”、“窃”均改为“不速之客”，蒋氏亦认为此译甚好。除重视文字外，吴经熊认为蒋氏的逻辑亦十分清楚，他以《福音马窦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例说明，译稿为：“吾谓驼穿针孔孔，较富人之进天国犹易”，蒋氏以为“穿”字大有语病，可能引起读者误解，以为骆驼的脚引线穿入针孔。吴氏认为蒋氏所言，确实有其道理，遂将“驼穿针孔”，改为“驼经针孔”。(65)
《圣詠》的翻译，吴氏进行的时间较早，蒋氏于1943年起曾经三次校读译稿，逐字逐句加以圈点，遇到不妥的地方即一一指出，请吴氏重新斟酌。吴氏表示：“圣詠译稿，总统直接修正的地方虽然不多，可是经总统三次读阅，加以评点，凡有不妥的地方，一一细心指出，……差不多每一首都有总统的贡献。”(66)吴氏更进一步由蒋氏圈点的《圣詠》译稿中，窥探蒋氏的内心世界，觉得他对于上帝的爱慕，是出于至诚的，对于人世间盈虚消长之理，有深切的洞见。(67)而由校改吴经熊译稿的用心，亦可以看出蒋氏对《圣经》的重视，其理解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
蒋氏除了重视《圣经》经文之通顺与否外，对《圣经》的内容亦非常熟。根据凯歌堂牧师周联华回忆，牧师只要一报章节，他几乎立刻能找到；他还能背诵《圣经》的目录，“这一点今天一般基督徒都比不上，也许连传道人也不一定能背《圣经》的目录。”(68)此外，他对于《圣经》中相关人物与史实，亦有充分的理解。他于审阅《荒漠甘泉》译文初稿后，指示应于全书例言中加入“凡《新约》中《罗马人书》至《希伯来书》各篇皆为其所书，可说保罗在耶教实为孟子在孔门中同一地位，故本书中多引用其名言，如拟研究耶稣教理，应先读保罗各书”，并附录保罗略历。(69)而他在校改王家棫编译《保罗略历》，对于其中“一般学者相信保罗从未见过耶稣本人。他皈依基督时，经神学家考证，约为三十二岁”一句，批注：“耶稣死时为三十三岁，如保罗比耶稣早生二年，则其皈依时应在三十五以岁以后，应再加考证为要，或此句删去亦可。”并亲笔勾掉“经神学家考证，约为三十二岁”等字。(70)
蒋氏在公开言论中，亦不时会引用《圣经》经文说明他的想法，如前述他以“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来表达个人对西安事变及新四军事件善后问题的态度，来台后在耶稣受难节或复活节发表的证道词中，更一再传达他对于《圣经》的认识，以及从《圣经》中所理解耶稣的事迹与救人救世的精神。他于1950年的《耶稣受难节证道词》中，即以“从圣经上看到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强调耶稣以己饥己溺的怀抱、救人救世的精神，和黑暗万恶势力搏斗，进而呼吁全国基督徒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为了维护世界的真理，为了保障人类的自由，应该努力奋斗，竭尽天职。(71)而他在证道词中亦不断以《圣经》的经文，传达所希望传达的讯息，其中最常引用的一段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72)藉以阐述生命的意义。如1964年的复活节为3月29日，适为青年节及革命先烈纪念日，蒋氏在证道词中，先将耶稣复活的精神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联系起来，曰：“今天是耶稣的复活节，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节，因为我们要庆祝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殉国的纪念，所以我们就定此日为青年节日。这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牺牲精神，亦就是耶稣在当时向着极权暴政和黑暗社会作革命斗争一样的精神。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了三天，又死而复活的这一史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千九百三十年之久，世人与基督教徒都在崇拜这一位拯救世界人类及其民族同胞而不惜牺牲其生命而复活的耶稣，所以年年都在这复活节，来纪念其救人救世的至高无上伟大精神。我们亦为了要发扬光大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所代表的救国家危亡，救人民痛苦，不惜牺牲其自我生命的革命精神，慷慨成仁，从容就义，终于激发了全国同胞爱国的热情，奠立了辛亥革命，创造中华民国的基础。年年此日，也都要勖勉我们的青年子弟，效法先烈，用行动来争取中华民族的永生。”最后则引述前段经文，说：“国父革命建国的种子，经过了黄花冈上碧血的甘霖，终于在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时候，结出了鲜艳无比灿烂夺目的花朵，他们的为国捐躯，使中华民国得了新的生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有了耶稣为救人救世流血牺牲而复活的史实，有了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殉国牺牲，而揭开了中华民国诞生的序幕，更可证明，正义必然战胜罪恶，光明必能战胜黑暗。”(73)
蒋氏不仅在相关言论中时常引用《圣经》，而且劝导民众阅读。他写过一段宣扬《圣经》的文字，常为基督教传播福音时运用，内容如下：“我甚喜悦劝人读习圣经，因为圣经就是圣灵的声音，发扬上帝的公义，和祂的慈爱，世人救主的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拯救一切信祂的人，祂的公义使邦国高举，基督是一切自由的盘石，祂的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凡信耶稣的必得永生。”(74)
而蒋氏对于《圣经》的理解，尚可以从他将《圣经》与中国经书的比附看出。他表示：“旧约多为记述耶教的源流、制度、典章、文物、史迹、歌诗、箴言等类记事之作，是耶教前期的记述；这就有些与我们五经的尚书、春秋、礼记、诗经、易经等孔子以前的记载，有其相似之处。至于新约，则多为耶稣门徒追述耶稣基督示诫传道的言行记载，乃是耶教后期的记述，这也就有些像我们的论语，是孔子门人记述孔子思想言行的文字，是一样的意义。尤其巧合的，是孔门有四子书，耶教有四福音，这四福音就等于我们的四子书。而四福音在耶教圣经中的地位与四子书在十三经中的地位，其重要也是相等的。”(75)而他对《圣经》的整理编纂亦十分推重，说：“耶教圣经的整理编纂，到现在亦不知其经过几多回了，其中如典章、制度、诗颂、诫命、律例、伦理等项，都是分章分节，纲举目张的，而且每节之中，还再有小节，每小节的边侧，皆有数字标示次第，只要你指出章节行次，就随时可以检示按索，这一点在我们重编经书时，是很可以研究取法的。”(76)
对蒋氏而言，《圣经》不仅是基督教徒的经典，而且是西方固有文化的一部分，西方人爱护其固有文化，所以《圣经》中虽有若干不合理的地方，仍然予以尊重，他说：“新旧约也有很多不合时代的文化，……但是西方科学与民主最发达的国家，到今天还都尊重这部圣经，而无人反对其读经，更无人以其读经为复古，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他们体认一个民族，必须爱护其自己固有文化，方能使全体国民保持其爱国的热情，与增强其对祖国的责任感，激发其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所以其中经典章节，虽有不合时代的微瑕小疵，但因为这是他博爱自由平等的精义所在，乃就不忍吹毛求疵，更不愿因噎忘食，舍本逐末。大家试看他们那种民族精神是这样的择善固执，他们对于民族固有文化，又是这样的深信不惑，那就无怪于民主与科学都能随时代的进步，而为其应用，以致有今日这样富强康乐的境地。”(77)或许这也是蒋氏一再阅读《圣经》的原因之一。
结语
蒋中正作为一个基督徒，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上和其他基督徒一样，祷告、读经、遇到困难时求助于上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在一个绝大多数民众仍然遵循传统民间信仰的国家中，他并不避讳他的基督徒身份，而且也从不隐藏他以基督徒身份所做的工作。例如抗战时期审阅修正《圣经》的译稿，虽然有人对他的作为不以为然，认为是荒废宝贵精力与时间，(78)但是宗教信仰可能是他舒解国事沉重压力的精神力量，或许也正因为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才能使他渡过人生中的重重困境，建造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
初稿发表于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4.10-12，浙江杭州)。

注释：
①如韦永成：《谈往事》，作者自印，出版时间不详；周联华：《周联华回忆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7月；陈三井访问、李郁青纪录《熊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5月；感恩与怀德集编辑小组《感恩与怀德集——我们常在蒋公左右》，台北：应舜仁，2001年10月；等。
②参见秦孝仪：《圣经、圣詠、荒漠甘泉影印后记》，1986年版，附于党史会影印出版《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詠译稿》、《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两书之后。按：吴经熊(1899-1986)曾任“立法”委员、上海特区法院院长、驻梵蒂冈教廷公使等职；王家棫(1908-1980)曾任“中央”通讯社副社长。
③林美玫：《祷恩述源——台湾学者基督宗教研究专书论文引得(1950-2005)》，台北：财团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馆发展基金会附设出版社2006年版；金以枫编《1949年以来基督宗教研究索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④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⑤裴文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89页；赵文刊于《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127-130页。
⑥对于基督宗教的信徒而言，耶稣受难节及复活节是两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受难节，是基督宗教信徒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日子；复活节，则是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第三天复活的日子，两个节日连接在一起纪念。
⑦《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1937年3月26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3-215页。
⑧原稿作“为仇杀者祈求上帝曰：天父乎！彼辈所为彼辈不知也；乞赦之，大哉主之博爱，吾于此思过半矣。”笔者参阅党史会影印《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六)所录同文，调整标点符号。按：“十架七言”为基督教认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一共说了七句话。这七句话分布于《圣经》四福音书中，分别如下(和合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3)“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翰福音19：26-27)“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我渴了。”(约翰福音19：28)“成了。”(约翰福音19：30)“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23：46)
⑨“耶稣在旷野受恶魔试探四十日”出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但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客西马尼园最后的祷告及法庭的审判，见于《路加福音》第二十二、二十三章及《马太福音》第二十六、二十七章。
⑩“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一)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二十二)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11)《蒋中正日记》，1937年3月27日，蒋方智怡女士提供。
(12)蒋氏曾于1935年3月12日出席重庆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讲演，以总理受洗一事，说明基督徒受洗的意义，曰：“他二十岁时在香港医科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在受基督教洗礼的那一天，自己取了一个名叫‘孙日新’。他就是取‘日新又新’的意义，立志从受洗礼那一天起，开始来改革一切旧习惯，从新换一个新人。毕竟由此养成其伟大的人格，做出这伟大的事业，创造现在这个新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作新民最好的模范！”(《纪念总理逝世之感想与对于川省同胞的希望》，1935年3月12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演讲”，第126-127页)，但是蒋氏并未以其基督徒身份说明其宗教信仰。
(13)裴京汉：《蒋介石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第283页。蒋氏于1944年《圣诞节证道词》中表示：“我在西安被劫持的时候，读了下面的几句话：‘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患难随时的扶助者，……所以我们无所恐惧。’我从此更深信上帝已给我了信仰真理的力量。”见《圣诞节证道词》，1944年12月2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第99页。
(14)感谢日本庆应大学段瑞聪教授提醒，本文未见于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等，蒋氏著作年表则列有题目，注明“稿佚”。1984年4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卷“书告类”，将该文补入，见该书第3162-3164页。笔者查阅当时报纸，发现本文于演讲次日全文刊登于各主要报纸，此处系参考《大公报》1938年4月17日第二版。
(15)《大公报》1938年4月17日，第二版。
(16)《整饬军纪加强抗战》，1941年1月2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演讲”，第32-33页。
(17)《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1945年8月15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第121-123页。
(18)《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专著”，第43页。
(19)蒋氏于1937年9月17日读《圣经·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时，自记：“上帝示意，许誓中国成为基督教国。”见蒋氏阅读之《圣经·旧约圣书》，第791页。
(20)《中华基督教之新时代与新作风》，1943年5月1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演讲”，第175-179页。
(21)杨天石：《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69-493页。
(22)《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1944年7月5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演讲”，第434-437页。
(23)《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1937年3月26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15页。
(24)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1978年10月，第649页。
(25)《圣诞节证道词》，1944年12月2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第96-99页。
(26)1947年之圣诞节证道词未见诸蒋氏相关言论集，其著述年表列有标题，注明“稿佚”，但党史会影印《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五，有蒋氏亲笔修正之全文抄件。证道词发表时间，著述年表作“12月25日”，抄件为“12月21日”，而据蒋氏日记1947年12月19日有“修正圣诞广播词稿”、“广播贯片毕”，20日有“修正圣诞广播最后稿”之记载，以后则无的情形来看，21日应为正确。
(27)蒋中正：《基督给我们信心与希望》，《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五，台北：党史会影印，1986年10月。
(28)1962年之证道词，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3“书告”，目录作《耶稣受难节证道词》，内文则为《耶稣复活节证道词》，目录为误。
(29)先总统蒋公安息三十周年追思感恩大会编《先总统蒋公证道选集》，台北：先总统蒋公安息三十周年追思感恩大会，2005年4月5日，前言。
(30)《耶稣受难节证道词》，1950年4月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
(31)裴京汉：《蒋介石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第279页。
(32)周琇环编注《事略稿本》九(1930年10月至1930年1月)，台北：国史馆，2004年12月，第79页。按：《事略稿本》较《日记》所记：“人欲至今横流已极，至今欲防微闭邪亦无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种高尚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意思及语句较为完整。
(33)《蒋中正日记》，1931年4月14日。
(34)《蒋中正日记》，1934年5月4日。
(35)《蒋中正日记》，1936年2月15日。
(36)《蒋中正日记》，1938年12月25日。
(37)《蒋中正日记》，1948年6月22日。
(38)《蒋中正日记》，1950年1月1日。
(39)《蒋中正日记》，1950年4月7日。
(40)《蒋中正日记》，1950年杂录，9月7日。
(41)《蒋中正日记》，1948年6月25日。
(42)《蒋中正日记》，1948年10月10日。
(43)《蒋中正日记》，1949年10月10日。
(44)《蒋中正日记》，1950年10月10日。
(45)蒋氏阅读之《圣经·旧约圣书》，第376页。
(46)《蒋中正日记》，1948年2月10日。
(47)以下引自《蒋中正日记》各年12月12日，不另加注。
(48)《蒋中正日记》，1945年8月15日。
(49)裴京汉：《蒋介石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第284页。
(50)《蒋中正日记》，1946年10月27日。
(51)《蒋中正日记》，1948年2月9日。
(52)《蒋中正日记》，1930年2月21日。
(53)《蒋中正日记》，1930年8月15日。
(54)《蒋中正日记》，1930年9月4日。
(55)蒋氏阅读之《圣经·旧约圣书》，第563页，《箴言》第三十一章。
(56)蒋氏阅读之《圣经·新约圣书》，第136页，《罗马》第五章。
(57)蒋氏阅读之《圣经·新约圣书》，第1页，《马太福音传》第一章、第二章。
(58)蒋氏阅读之《圣经·旧约圣书》，第573页，《雅歌》第一章、第二章。
(59)蒋氏阅读之《圣经·旧约圣书》，第292页，《塞缪尔记下》第二十三章。
(60)吴经熊：《总统与译经》一文，收入钱穆等著《中国学术史论集(四)》，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再版。
(61)(64)吴经熊：《总统与译经》，第6、7页。
(62)见《福音圣若望传》，《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詠译稿》(二)。
(63)见《圣葆乐致罗马人书》，《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詠译稿》(二)。
(65)(66)(67)吴经熊：《总统与译经》，第9-10、11、12-13页。
(68)周联华：《周联华回忆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7月，第203页。
(69)秦孝仪：《圣经、圣詠、荒漠甘泉影印后记》。
(70)参见《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一)。
(71)《耶稣受难节证道词》，1950年4月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第260-263页。
(72)曾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60年、1961年的《耶稣受难节证道词》及1962年、1964年的《耶稣复活节证道词》中引述，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第150、204、258、281、305页；卷33“书告”，第48页。
(73)《耶稣复活节证道词》，1964年3月29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4“书告”，第43-49页。
(74)《世界名人对圣经是何看待？》，《全球福音网》http://godgospel.org/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68&Twesid=rfofxvih。
(75)(76)(77)《当前几个重要问题的答案》，1952年5月12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演讲”，第48-49、50、49页。
(78)吴经熊：《总统与译经》，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