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1948年秋，北平的街道上挤满了从东北关外撤回来的国民党败兵，四野的解放军即将南下，北平城里充满着改朝换代的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信，送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手里。

在信里，托事部要求陆志韦把燕京大学迁走，他们认为，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教会大学前景并不乐观。

决定权在陆志韦手里。早在在1927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定，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办理，但纽约托事部则凭借掌握着教会学校的部分筹款，对校务有着发言权。

陆志韦对来信不以为然，在他对美国回信中表示，他决定冒险留下来，这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 [详细]

在内战炮火炽烈，两种意识形态不同的阵营在战场上每日殊死搏斗之际，陆志韦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是有他的底气在的。这底气不仅来源于他同叶剑英的私交，更源于燕京大学自身。

中国人常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西方的“外来和尚”——传教士们创建的教会大学，将近代大学引入了中国。从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则是北洋大学堂或京师大学堂），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三足鼎立。

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名校辈出，在中国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上教会大学，就要缴纳比国立和私立学校高的多的学费。3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每年交22元学杂费就行，而燕京大学学生则要交162元，但求学者仍然是趋之若鹜。[详细]

除了良好的英语环境和优越的硬件设施，教会大学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恐怕就是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蔡元培治下的北大盛极一时一样，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的治学理念，也让教会大学大师辈出，同时吸引了大量有理想的青年学子。

有着“洋人”背景的教会大学，让国民党当局不能像对中国其他大学那样插手与控制，也因此有着比其他大学更加宽松的学术空间。教会大学对学生是否皈依基督教信仰不作要求，在政治立场上，也尽量秉持“独立”的方针，不仅各种政治立场书都有，甚至有一些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经济学家周有光回忆，自己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不同立场的书可以拿来比较： “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 [详细]

在教会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三民主义的书，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学生的政治立场，由学生自由选择。结果在当时革命的大环境下，很多学生都选择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原本应该政治立场保守的教会学校，甚至成为了历次革命运动的先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都少不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仅燕京大学，就有黄华、周南、韩叙、张大中等知名革命者。至今北大未名湖畔，还有着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地下“秘密基地”，已经成为了革命遗址。1948年8月19日，燕大校长陆志韦同全校师生一起，共同抵制了国民党当局试图到燕大学生中抓捕中共地下党的行动。[详细]

就这样，教会大学与其他隶属于国民党当局的大学不同，有着更多的革命色彩。早在抗战结束之际，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就曾热情称赞燕大为“民主堡垒”。

教会大学的独立性，导致了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合作”，却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中共对其的好感。

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之时，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还曾两度电令林彪，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详细]

解放军进城时，多所教会学校也加入了欢迎解放军的群众行列。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率师生前往街头欢迎解放军，而燕大校长陆志韦则在教职员会上兴奋地说： “我们已经解放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新政府也非常关心教会大学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陆志韦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在检阅到燕大学生的队伍时，毛泽东高呼“燕京大学的同志们万岁”。这无疑让因为“别了，司徒雷登”而紧张的燕大师生们，格外兴奋而自豪。

据当时曾在燕大读过书，开国大典时正在清华上学的资中筠回忆：“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详细]

这种感受，在主席台上的陆志韦应该更加强烈。

要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 的陆志韦，原想利用燕京大学介于中美之间的身份，为即将到来的中共新政权和美国间，架起一道桥梁。这种“中间人”的身份，无疑能够确保燕京大学的独立性，也能“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而中共对燕京大学同美国的联系，尤其经济联系的开放态度，更增强了他的信心。

但与之同时，陆志韦不但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然情感”，而且同纽约托事部曾经长达一年的纠葛对抗，也让他坚持“不做纽约托事部的幌子”。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陆志韦的立场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志愿军入朝，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普遍激发起来，民族主义虽不被公开宣传，但在反帝浪潮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情绪，教会大学也顺应了这个浪潮。1950年秋，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详细]

在中美交战的形势下，周恩来要“用美国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自然不能实现了，教会大学同美国脱离关系，也成为了必然。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详细]

这个时候的陆志韦等人，并未觉得教会大学失去教会的背景，是教会大学消亡的开始。相反，他认为，这正是党对燕大的信任，而燕大性质的改变，则是燕大的新生。陆志韦这种主动接受改造，欢迎改造的情绪，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曾经逃避政治的资中筠，在解释自己此时开始思想转变的原因就是：“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详细]

陆志韦此时无疑是干劲满满，他不断向海外发去电报，呼吁海外学子，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美国的巫宁坤，就是在1951年新年收到了陆志韦的急电，邀请其回国在燕大任教，遂毅然回国的。[详细]

陆志韦无疑已经彻底地倒向新政府一边，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所必不可少的燕大的特殊背景，对于他而言已成为了历史负担。而摆脱这个背景，才是燕大的“重获新生”。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详细]

陆志韦的判断似乎没有错误，燕京大学转为公办后，仍然有着和北大清华旗鼓相当的地位。1951年底，陆志韦更进一步，提交了将燕京大学转为国立的申请，申请得到通过后，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了新的燕大校名，燕大当即将毛泽东的题字做成牌匾，悬挂到西校门上，并做成校徽，供全体师生佩戴。办公楼前还扎起彩坊，挂起了“庆祝燕京新生”的横幅。[详细]

但陆志韦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当纽约托事部给他写信，警告燕大前途不容乐观之际，他认为，燕大居于中美之间，保持独立性，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言权。但而今，中美交战，燕大又自愿而积极地把自己的独立交出去，那燕大除了有“美国帝国主义历史背景”的包袱，还有什么？燕大拼命地向“革命”靠拢，那组织为何不顺水推舟呢？

1952年，燕大刚刚转为国立大学不久，陆志韦就被突然调到中科院去做研究员，地下党领袖翁独健代理校长工作，而37年入党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被派到燕京大学做政治工作。[详细]

1952年，中国大陆的教育界，掀起了一轮院系大调整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将高等教育改造为新中国需要的教育。[详细]

那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早在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就在会议上说过： “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详细]

按照苏联的思路，院系调整撤消不需要太脱离实际的专业，而着力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这与教会大学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在调整的浪潮中，燕大被北大、清华、人大瓜分，校名撤销，校园给予北大。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也被纷纷拆分、撤销。[详细]

回想陆志韦所说的“获得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大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不但呼应了马叙伦，其实也与其后院系调整的精神一脉相承。

陆志韦忘记了那个仿佛预言一样的燕大校训：“因真理，以服务，得自由”。当学术的目的不是学术真理，而是“一种斗争工具”，那么“得自由”也就自然化为泡影。

这校训、乃至背后的立校精神，在陆志韦等人同燕大一起“获得新生”时，为人所遗忘了，后来也没有人再记起。而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的陆志韦从“过去那种爽朗、锐利而又带点调皮的眼神不见了”，到“不时流露一种勉强、疲乏，甚至带些规避的神色”，“而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详细]

据当事人徐萍芳多年之后回忆，当时燕大师生们对燕大命运并不怎么关心：“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 当一个学校的精神失去了，它的存在与否，也就没那么多人关心和挽留了。而这，恰恰是那些曾捍卫这种精神的人一手推动的。[详细]

在运动之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详细]

而据巫宁坤回忆，“院系调整后，赵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但这样的遭遇也才刚刚开始，在这之后，“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详细]

此时，燕大精神消失了，燕大人也四散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