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在中国：上海大学第三届明清天主教研究工作坊会议综述
2015年10月17-19日，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与马切拉塔利玛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经院哲学在中国：上海大学第三届明清天主教研究工作坊”，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利玛窦研究中心、波兰国家科学院、中国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多家高校与学术机构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与会学者围绕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哲学、汉语语境中的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与明清天主教、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与明清社会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托马斯·阿奎那与经院哲学
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利玛窦研究中心的奥觅德教授（Theological Faculty of Emilia-Romagna，Antonio Olmi）主要处理类比思想与阿奎那的思想方式（Analogical Mentality and Aquinas’ Way of Thinking）之间的关系。奥觅德教授认为“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建基于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即人类知识最初和根本的确定性。自然理性是所有论证、推理的第一原则。奥觅德教授梳理了西方文化中对理性的四种处理方式，即分析的（the “analytical” mentality），综合的（the “synthetic” mentality），辩证的（the “dialectic” mentality），以及类比的（the “analogical” mentality）。而“类比思想”有四种，即逻辑的、形而上的、认知的以及修辞的。奥教授认为类比是理解阿奎那思想的一个关键。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托马斯哲学中，类比被视作是本体秩序的一种逻辑补充。在托马斯《神学大全》中大量可见逻辑-形而上类比思想的描述。阿奎那类比思想对利玛窦的传教事业产生深刻影响，在《天主实义》中我们依然可见阿奎那的类比思想，主要使用了认知和修辞上的类比思想。
波兰科学院（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Wojciech Golubiewski博士，主要讨论了阿奎那与情绪论（emotivisim）所带来的挑战。Golubiewski博士首先以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论述为例介绍了情绪论的概念；其次，依据C. S. Lewis将道（Tao）视作解决每一个人类文化中价值判断的惟一来源，Golubiewski博士认为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也可以扮演同样的角色；Golubiewski博士也讨论了利玛窦继承了欧洲古典和中世纪先贤有关自然理性的遗产，并将中西方传统进行融合。对利玛窦产生深刻影响的就是阿奎那有关自然理性的论述。Golubiewski博士最后认为阿奎那有关外在世界运动与变化中得以显现的自然智慧的论述，确保了其道德理论免于情绪论的攻击。
汉语语境中的经院哲学
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丁福宁从人性位格概念的源起和发展入手，对人性位格的存有结构包括完整的个别统一实体、自立的个别实体、自主活动的个别实体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多玛斯的人性位格概念代表了着基督宗教对每一个体的重视，指出每一个别的人都有其固有的价值与尊严，每一位格都有其独特性，故丁教授提出每个人都要在有限的生命里不断完善自己，走向自己完美的人生旅程的观点。文章对于多玛斯人性位格的分析，不仅弥补了希腊-罗马文化之不足，对于个体的发展有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切拉塔利玛窦研究中心主任孙旭义从讲解天主教的良心论入手来讨论多玛斯对于良心论以及善恶概念的理解，讲解天主教的良心是天主刻在人心灵深处的自然道德律，用于辨别行为的善恶。作者一方面呼吁中国的天主教信友能对中国社会更具担当精神，同时也期望中国的人文社会能对天主教信仰有更多的开放性。天主教的良心论可以对于危机中的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与精神危机的突破有所启发，为构建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伦理体系贡献力量。
明末经院哲学东传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代国庆从多明我会汉文文献入手，考察了多明我会士对托马斯神学的译介与宣扬。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通过数种汉文传教书籍的撰写，对托马斯神学作了深浅不一的译介。其对托马斯神学的宣扬，与耶稣会的工作有同有异，共同造就了明清之际天主教正统神学以及古典亚里士多德哲学东传的历史。作者通过考察多明我会士对托马斯神学的译介与宣扬，得出多明我会士与耶稣会士一道，共同构成中西思想交流的第一篇章的观点。文章希望能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对多明我会多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所做的中西汇通的工作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黄志鹏从文本出发，分析《灵言蠡勺》与《性学觕述》两部著作的异同，以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通过文本结构和内容的比较得出：虽然二人几乎同时转译亚里士多德的同一著作，但关于灵魂理论的侧重有所不同。毕方济的《灵言蠡勺》将灵魂学说置于形而上学的范畴进行阐述，艾儒略的《性学觕述》将灵魂学说置于自然哲学之中展开阐述。他们的目的完全一致，但选择的途径却有所差别。文章对于学界关于亚里士多德灵魂论的研究有所助益。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凌海青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入考察明末传教士和士大夫相遇后所发生的相互作用，双方在相遇的过程中，既发现了相通之处，又发现了不同之处。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对真理的永恒追求，对最高实体的不灭信念。双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背景，这是双方各取所需的现实基础。文章通过考察明末耶稣会自然观的传入以及儒家士大夫的回应来论证明末儒家天道观与耶稣会自然观的融合。徐光启为首的士大夫守则且变通的处世方式对于处理现代性问题可以有所借鉴。
明末清初汉语天主教文献
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段世磊从“意志”、“魔鬼”等特殊翻译用词以及《天主实义》等书籍入手，结合中外文史料，得出结论：西方传入神学哲学思想时进行过策略性修改以及东方接受天主教文化时刻意附会或者断章取义。文章诠释思想文化在具体情境中的有所侧重，认为学者在研究西方传入文本时应该结合当时的情境加以了解。文章对于我们研究西方文本有所助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申以西学东渐视野下的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献为研究中心，考察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文献给中国带来了的新知识以及汉语天主教文献编辑刊刻和流传的过程，得出结论：一是针对汉语天主教文献的研究有研究范围狭窄，学界所关注的文本远远少于汉语天主教文献的数量；二是研究深度不够研究的深度是学术推进永动力；三是游离于主流学界等问题。作者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希冀更好的推动汉语天主教文献的研究。
晚清天主教人物与思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郭建斌以李问渔的护教思想为研究中心，讲述在近代中国教案频发的时代背景之下，面对他人对宗教的“质疑和曲解”，李问渔如何处理天主教与人民大众、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历史等之间的关系，做出何种调和以达到护教的目的。作者从中窥探出李问渔在积极为天主教辩护的过程中有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回避和忽视，在为天主教辩护过程中审时度势的调整教义和传教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主教的本土化。文章使得我们对于李问渔的认识更加全面，并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以来的天主教发展情况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情况。
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李强以晚清华籍神父黄伯禄传略为研究中心，借助与黄伯禄相关的中西资料，主要通过以他为传主的小传或传略，辅以其它中国天主教史文献和黄伯禄自身著作，来全面地研究黄伯禄这个人，透视这位晚清中国籍神父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并尝试探讨了黄伯禄在天主教中国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黄伯禄是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耕耘者之一。文章对于学界更好了解黄伯禄的生平思想以及天主教本土化研究有所助益。
中国礼仪之争
浙江省委党校黄佳尝试从耶稣会和詹森派不同的恩典论出发，探讨其对中国礼仪以及耶稣会传教策略的不同解读。一方面，通过跨文化的探讨，得以将“中国礼仪之争”置于中世纪末天主教改革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中，使得“利玛窦规矩”背后的耶稣会决疑论和莫林那主义浮出水面。另一方面，通过跨文本的比对，得以将耶稣会海外传教活动与其神学立场，甚至与天主教会改革时期的神学论争结合起来，使其背后的思想线索更为明晰。该论文为重新审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全方位、多层次解读“中国礼仪之争”给予了新的思考。
浙江工业大学王定安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礼仪之争”的实质——儒家祭礼的宗教性，著重以阿奎那的宗教－迷信观以及涂尔干学派、道格拉斯的宗教标准来重新审视这场争辩的成果，力图将儒家祭礼的宗教性呈现出来，提出：强调人道的儒家具有不可否认的神道面向，儒家的宗教性表现在王权主导下以礼仪来施为的神圣崇拜系统。因为儒家的祭礼体系长期由王权统摄，是所谓神道设教，在王权体制崩解之后，儒家祭礼体系未成功从组织上完成现代性转型，成为现代学者否认儒家宗教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对于我们辨别儒家宗教性有所助益。
天主教与明清社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彭睿借助现代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和交易费用等理论，将“合作”拓展为多种“社会合作”类型，并以此作为分析工具对明末民间传教文献《口铎日抄》和反教文献《破邪集》重新进行整理和分析，分析得出：天主教在明末对各类社会合作类型提供神圣性伦理支持其实并不完整，其对中国代际合作尽管有一些融通，但总体表现出某种无力；对以皇权为代表的纵向合作则完全无法支持；在人与自然合作中带来很多先进科技，但也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而自合作中又经常处于很难检验的状态。从合作角度，天主教最大贡献或是对明末经济中显现的横向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有力的伦理支持，但显然，当时天主教在世俗纵向合作和横向合作的平衡上仍处于某种困境。其理论和方法构建上还有待完善，相关论证还不充分。文章更清晰地展现当时中国人对天主教和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反应。
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从明末至清前中期供职朝廷传教士俸禄情况入手，考察朝贡体制下的天主教财务经济，分析其传教士经历以及财务经济得出结论：如果传教士与朝廷关系融洽，就为在地方活动的传教士提供了传播宗教的良好条件；而任职的传教士的人生轨迹也则打上了深深的朝贡体制的烙印。文章可以使得对于朝贡体制以及天主教财务有更清晰的了解。（吴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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