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三乐
原载：http://www.histor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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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16世纪末，即朱明建国200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罗。这固然是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无分夷夏”、广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将国门日益一日地禁闭了起来，特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与海上敌国日本旷日持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是肇始于明代。
然而，就在刚交17世纪的时候，数以百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版图上(除澳门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1773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后明显减弱，到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访华失败，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1]
这是一个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又影响于世界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一、
使中国紧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这些以利玛窦为代表采取“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1574年新任的耶稣会印度视察员范礼安在澳门住了9个月，仔细观察了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澳门“那些改变信仰的中国人必须改用一个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不仅仅是受洗的名字)，甚至必须穿着葡萄牙人的衣裳”。范礼安认为“这种倾向是被中国的文化所拒绝的”。他通过观察和交谈还了解到，“中国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平时不携带武器；他们的上层贵族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镇中，穿着长长的衣袍，吃着丰富的饭食，对僧侣(即佛教的和尚)不怎么尊重；重视文学的研究，非常看重学习。”他觉察到“这些中国人与外界没有什么朋友关系，也不与外国人交际。”对负责东方传教事务的范礼安来说，“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那禁闭的大门如何向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打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则应该被抛弃”。范礼安确信，“至少要有一位耶稣会士应该学会用中国语言交谈、阅读和写作，然后才能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文明”。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首先被派到澳门。他改变了以往葡萄牙人的态度，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遵从中国人的风俗和礼节。学习中文，树立起“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思想”。他还到中国内地建立定居点，这是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开端和最重要的内容。
通过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耶稣会士认识到，要想在中国成功地传播福音，非要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批准不可。利玛窦在1588年9月的一封书信中强调说：“如派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的同意不可。”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晋见皇帝?如何进入朝廷?”[2]并为之作了积极努力的探索。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是利玛窦传教策略之一。这第一是为了改变中国人传统的认为“外国人是食人生番”观念，而证明西方也是“文明社会”；第二，使传教士们不仅改穿了文人的服装，也显示出学者的素养，因而得以进入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人学者的社交领域，进而结交官员朋友，争取他们的帮助，达到自己的目的。
1601年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首都，并且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一个缺口[3]，获得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类似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正地见到皇帝，但间接地与皇帝建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但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4]。
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1601年进入北京，到1610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多次修订和翻印了《世界地图》，直到把它挂在皇宫里；这期间，他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南堂，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馆[5]，他发出了大量的书信(目前保存下来收入《利玛窦书信集》的有19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同时，作为他的随从与他一起进入北京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教会了宫廷乐师弹奏西洋铁琴。
利玛窦首先用以攻破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是打动了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的好奇心的自鸣钟。接着，徐光启、邓玉函、汤若望等用以对抗“南京教案”的反教浪潮，继续捍卫天主教在京师存在的不是枪炮，而是帮助朝廷准确预报天象的科学知识，和抵御外敌的造炮技术。这两项“拿手好戏”，进而使耶稣会士们不仅顺利地渡过了改朝换代的动荡，而且创造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局面。在康熙亲政后，天主教则开创了在华的“黄金时代”。南怀仁做了皇帝尊敬的老师；钦天监几乎成了传教士们的固有领地；纪理安在紫禁宫里开办了玻璃车间；戴进贤服务于位于圆明园的被称作“蒙养斋”的数学院。康熙皇帝甚至还正式邀请更多的身怀绝技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果然派遣了“国王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在康熙的亲自策划和组织下，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两项堪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结晶的大型工程得以完成，这就是编纂汇集了中外天文数学知识的100卷的《律历精蕴》，和第一部以西方先进方法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自然，书籍的编纂和地图的汇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作为对耶稣会士遵循“利玛窦规矩”，在中国奉公守法，为朝廷、为宫廷勤劳服务的回报，康熙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发布了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一生而没有得到的有关传教自由的诏书。他赐北堂给法国传教士；他题写了“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肇昭拯济大权衡”的对联和“万有真元”的横批，表示了对天主教的理解和支持。就这样，利玛窦和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针的耶稣会士们，成功地将西方文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带进了北京。在差不多整个康熙时代造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
造成北京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采用“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结果，也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部分西方技术，对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需求。如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的偏爱，天启年间引进“红夷大炮”和崇祯年间的修历、造炮，到顺治、康熙年间的继续修历、继续造炮、测绘地图等等，都是如此。观天和修历是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的最重要的领域。在这其中，位于宣武门堂东侧的原晚明时代的“时宪局”和东便门一隅的清代的“钦天监”一度是耶稣会士最能施展卓越才华的地方。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寄居南昌的利玛窦准确地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则预报有误。他在进入北京的当年，即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5月1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实际的发生的天象又与利公测算的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这几次预测的时间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随后发生的多次日、月食的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改历之说由此而起，虽有众议，说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担此重任，但真正将此重任交给外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周折后，新上台不久的崇祯皇帝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主持“时宪局”，延揽西士，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耶稣会士中邓玉函、罗雅谷，以及后来的汤若望服务其中。
1644年，当北京处于政权频繁交替、兵荒马乱之时。而汤若望却仍坚守在京，保护着尚未镌刻完毕的《崇祯历书》的木版。为了表明新朝的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摄政王多尔衮不但对汤若望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掌印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后，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等耶稣会士先后主持钦天监，翻译了大量西方天文书籍，铸造了若干大型天文仪器，并一再修订了历书。他们不仅供职于国家天文观象台，还在南、北两堂建有自己的小型的天文观象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其次是造炮。大明王朝到了熹宗的天启年间气数已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宣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接着被称为“红夷”的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乘舟北上。1626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守卫宁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了。西洋大炮的使用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崇祯末年，皇太极的满洲八旗兵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明王朝形成了钳形攻势，战争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这迫使崇祯皇帝朱由检求助于西洋的先进技术。买炮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需要自己制造大批量的这种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崇祯皇帝决定由汤若望来主持制造火炮。
1642年(崇祯十五年)，在汤若望的设计和指导下，大小太监们一齐动手，先后铸造成数百斤和1200斤的两种大炮共20尊，经试验，威力很大，皇帝非常高兴，颁旨嘉奖，命再造500门。在这期间，他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功挈要》(又称《则克录》)一书。当然大炮并没能挽救了明王朝的灭亡。
1674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起兵反清的三位汉族藩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战争打响了。皇帝命南怀仁负责修炮和造炮，南神父以不懂兵器和教士不应参与杀戮之事为由，竭力推辞，康熙帝甚为不悦，神父只好从命。南怀仁领旨后设计了一种轻型火炮，炮弹仅为3斤，炮身总重1000斤。在试射时，此炮射击100发，有99发命中目标，炮弹穿透4寸厚的木板。康熙得报大喜，命依样造20门，送到平藩前线。继而皇帝下令再造一种炮弹为8斤的炮，制成后试射时100发中96发，康熙兴致极高，亲自点炮，其中一发炮弹刚好落在前一发炮弹上，将其击碎。康熙当场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南怀仁。后来南怀仁又奉旨造了炮弹为10斤的炮，前后共铸造火炮130门，并撰写了关于火炮的制造和使用的《神威图说》一书，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统一国家的战争。为此南怀仁进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工部右侍郎之职。
在北京，外国传教士的另一“用武之地”是在外交领域。他们大多能通晓多国语言，熟悉国际交往的常规，因此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办理交涉时，曾多次聘请他们作翻译，有时甚至请他们担任外交事务的顾问。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使者再次来华，汤若望应邀担任翻译。7月20日，荷使正式向皇帝进献礼物。“当时内阁大学士坐在略高一点的凳子上，其座位的右边是两位满人，左面坐的是汤若望，充当翻译。内阁大学士首先向荷兰使节致敬，然后汤若望谦和恭敬地向他们致欢迎词。”[6]7月30日，皇帝召汤若望到御前详细询问有关荷兰的情况。8月6日，朝廷将一份与荷兰的商务草约交汤若望征求意见。汤若望出于狭隘的国家和教派利益，迎合了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倾向，阻挠了中荷建立正常商务来往。从中也可见他在外交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南怀仁也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国沙皇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清政府知道南怀仁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会汉语和满语，就让他参与此次外交活动。
俄使到达北京后，南怀仁就跟随中国官员去宾馆拜会。南怀仁用拉丁文与俄使者互致问候，交谈了一番。俄使高兴地说，感谢皇帝为我派来这样一名优秀的翻译。他不仅能口译有关两国君主的所有事务，而且还能逐字逐句正确地译出他的头衔和国事内容。通过南怀仁的桥梁作用，中俄互相承认了对方的主权国家地位，从而使彼此关系得以顺利地发展。10年后的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译。
另一位耶稣会士——刘松龄，也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1752年—1753年(乾隆十七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朝廷委派刘松龄主持接待。乾隆因其交涉成功特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禄，外加白银2000两。
为宫廷服务，特别是为皇室服务，是中国皇帝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尤其是在京居住的第四个主要原因。万历皇帝破例让利玛窦居京的动机，就是负责维修他所钟爱的西式钟表。白晋、张诚用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而得到建造北堂的赏赐。纪理安在他的“玻璃车间”里不仅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也制造了各种各样豪华的灯罩和其他礼品。雍正皇帝批阅奏折、办理公务离不开洋教士制造的眼镜。郎士宁、王致成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在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领取俸禄。郎士宁、蒋友仁直接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还有其他不少的传教士成为宫廷的工匠、乐师和医生。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皇室消费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
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封闭帝国的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理由。
三、
使耶稣会士成功地进入北京，并与之合作，将西方文化带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文人和官员。
明中叶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里成长起来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炽烈的爱国精神，面对境外强敌的觊觎，胸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面对日益腐败的朝政、荒淫无度的皇帝，他们意欲破除祖宗成法，不拘一格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唾弃空虚不实的理论，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农业、军事、造器等等。
当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崭新的西学介绍进来之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这批文人和官员，立即敏锐地觉察到它的价值，并给以积极的回应。当有的人看到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仅处于东方一隅，而大加指责时，他们则睁开眼睛，接受这从未见过的新天地。官居岭南道的王泮第一次刻印了《舆地全图》，广为散发，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李之藻与之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编纂了《远西奇器录最》并为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作序，冯应京为利玛窦的《交友论》撰序，杨廷筠为庞迪我的《七克》作序并将其刻印出版，孙元化与庞迪我合作撰写《日晷图法》，李应试刊印名为《两仪玄览图》的世界地图，毕拱辰为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作序，等等。正是由于他们首先认识到西洋科学的先进性，并出钱、出力广为宣传，才使中国人逐渐对此有所了解。这就是认识作用和宣传作用。
王泮最初破例批准利玛窦在肇庆定居；瞿太素曾跟随利玛窦学习数学和几何，是他在利玛窦定居南京的计划失败后提议，南昌很适合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可以居住的好地方”[7]；而在南昌的医生王继楼将利玛窦引入当地的学者文人的社交界；石星和王忠铭对利玛窦进入南京和北京分别给予了决定性的帮助；当时属于“东林党”的不少官员，都对利玛窦等人鼎力相助，如曹于汴曾使神父们摆脱礼部的软禁，在宣武门附近租房暂住，及礼部尚书冯琦正式批准他们在京居住并命令有关官员及时将钦定的赏赐按时发给他们[8]；以及前述大学士叶向高在批准利玛窦墓地一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帮助作用。
谈到中介作用，是指将具有先进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并愿意为皇帝和朝廷服务的传教士介绍、引荐给恰恰对其有所需要的皇帝和朝廷。当然，最先将利玛窦介绍给万历皇帝的太监马堂不属此列，他不过以此作为取悦皇帝的手段。而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为传教士们的书籍作序，予以介绍推广，而且在将他们和他们的科学介绍皇帝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先提出采用西法，延揽西士，修订历书的是徐光启；提出用洋炮御敌，用洋人造炮的也是徐光启。应该说正是由于徐光启等人的中介作用，才奠定了耶稣会士在首都北京存在的基础。在这方面李之藻的作用也不能抹杀，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就上奏了《请译西洋历法等疏》，向皇帝举荐传教士参与修历，而利玛窦、庞迪我等人给皇帝的奏折，多经他修改润色。
保护作用是指在“南京教案”波及北京的不利形势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多次上书，驳斥诬陷不实之词，保护传教士。
即使是在西方传教士得到皇帝信任的康熙年代，作为文化交流的中国一方的主体的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像王徵、梅文鼎、梅?成、明安图、何国宗等，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通力合作，西方传教士才能在译书、修历、制图及编纂《数理精蕴》和《皇舆全览图》等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建设上取得建树，北京也才能保持其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
四、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铎罗作为罗马教皇调停“礼仪之争”的特使来到中国。他不仅坚持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仪水火不相容的立场，而且对康熙化解矛盾的努力持口是心非的态度，使得康熙皇帝不得不转而禁教。他虽然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但并不一概排斥所有的外国传教士，相反，对所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诚心挽留，加以保护，仍聘请他们为宫廷服务，并不干涉他们的宗教生活。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3月，康熙颁发谕令：“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对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的耶稣会士，他则说：“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叫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中国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9]翌年，他又在给苏霖等教士的谕旨中，指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10]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政策，“重其学，不重其教”。一方面，禁止中国百姓信教，驱逐坚持排斥中国儒家礼教的传教士到澳门；另一方面，继续容纳，甚至欢迎遵“利玛窦规矩”的，同时学有专长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宫廷服务。如戴进贤、刘松龄、郎士宁、王致成等，就是在这一期间比较著名的代表。
由于全国范围的禁教，在客观上起到中西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传教士们，不是集中在北京，就是驱逐到澳门。传教士们惨淡经营了近百年的各处教堂，包括利玛窦创建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的教堂，都被没收和改为它用。而只有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各教堂，仍为在京任职的传教士的宗教场所，其作为展示西方科技文化博物馆的作用不减[11]。栅栏公墓不但得到保护，而且继续收葬在京逝世的外国传教士。不仅如此，1732年(雍正十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还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墓地——正福寺墓地。可见在这大约一百年期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除了澳门之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突显。
五
北京之所以在17—18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宏观上说，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状况，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
从明末清初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来看。一方面，封建中央集权制强化到了极点，皇帝位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有着一切生杀予夺的特权。朕即国家，诏令即法。嘉靖皇帝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尊封仅仅是诸侯王而并非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献宗并入祀太庙；万历皇帝为了取悦心爱的郑贵妃，敢于违背传统的“长子继承”的法规，面对群臣的反对，将册封太子的大事拖延了十二年之久。这说明，只有皇帝才有改变传统的特权。另一方面，一千多年来，国家对意识形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历代反政府的起义暴动又常常是以一种异端宗教的形式所组织，所发动。因此，政府的各级官员对任何新的宗教，都抱着极高的警惕性，或者说是强烈的敌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来自遥远的欧洲的、以聚众作礼拜为主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要想发展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要百折不回地进入北京，取得皇帝批准的原始动力；也是他的“适应政策”为什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国际环境上看。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作为早期殖民主义代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从东和从西开拓殖民地，随后荷兰也迅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而到远东拓展殖民地。但是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起的荷兰，在当时都没有能力以武力征服中国。中国虽然在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渐渐地落后于西方，但国家的总体实力还是强大的，因此能在对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的多次武力侵扰中取胜。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国民族的文化像长江、黄河那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可以吸纳和包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能令来自其他文明的开明人士倾心折服，而绝不可能被拦腰斩断，被外来文化所完全征服。
这就是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不得不采取与其征服美洲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即“适应方式”的主、客观原因。诚然，利玛窦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他的“适应政策”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发明，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起码包含了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庞迪我等人的意见和智慧，而且得到了当时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甚至包括一些别的修会传教士的赞同，并在一段时间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12]这就不是仅仅用个人品质所能解释的了。如本文第二节谈到的，与利玛窦同时代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中，就有不少“欧洲人主义者”主张在中国用武力推行天主教，但是他们当时恰恰没有能够打败中国的武力，只能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徒然叫嚣，而一事无成。加拿大学者李晟文分析道：“与其他欧洲传教士及在北美的耶稣会士相比，在中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表现得较为尊重与友好，但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形势所迫，而非出于他们的自愿。来到中国与来到北美的法国耶稣会士不仅同属一个修会、一种国籍，而且他们中间不少人还来自同一耶稣会学校，有的甚至还先后在北美中国两地传教。如果讲在北美的耶稣会士蔑视当地文化、以欧洲人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当地人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会存在着同样的观念与意识。所不同的是两地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在北美的耶稣会士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意识与偏见，而不允许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将之充分地表现出来。”[13]应该补充一点，即不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差异。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传教士，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长期熏染后，使自己原有的“欧洲中心”的世界观得到部分的、甚至全部的改造。
这一国际环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西实力对比的逆转，而逐渐发生着改变。由于欧洲实力的迅速增强，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天主教也日益强大起来，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日益强硬起来。曾经得到教皇首肯的耶稣会的“适应政策”被后继的教皇所废止[14]，直至奉行这一政策的耶稣会于1773年惨遭被强行解散之命运。与此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迅速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而成为世界的霸主。当1793年英国的使者——马嘎尔尼勋爵来到中国的时候，历来外国人觐见皇帝时从未发生过异议的事情，即行中国传统的三拜九叩之礼，竟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这表明：强大了的西方人再也不愿意向东方的君主履行东方的礼节了。这同时表明，作为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自此以后，虽然不能说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就一个也没有了[15]，但是，以遵循“利玛窦规矩”的耶酥会士为主要中介的“西学东渐”差不多就此偃旗息鼓了，而作为中华帝国首都的北京，再也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了。自此以后，西方文明的输入主要采取的是与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迥然不同的另外的方式，即西方商品(包括罪恶的鸦片)的输入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DavidE. Mungello 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1582-1793)》一书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1582-1793年。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 ,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第111页。
[2]《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89页。
[3]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不宜令入宫禁”，“勿令潜住两京”。见《明神宗实录》卷356。
[4]《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7页写道：“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赐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5]明末崇祯年间，刘侗、于弈正在《帝京景物略》中称利玛窦“其国俗工奇器”，并对南堂里的西洋器具作了如下描写：“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图，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意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近远。候钟，应时自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
[6]魏特《汤若望传》，第356-357页。
[7]《利玛窦书信集》第154页。
[8]见张铠著《庞迪我与中国》第71-72页。
[9]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10]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11]清乾隆年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军机章京赵翼，参观了教堂里的西洋画、千里镜，用管风琴演奏了西洋音乐，赵翼事后撰写了题目为《西洋千里镜机乐器》的短文和题为《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的长诗，对在南堂所见所闻作了详细的介绍。
[12]笔者在拙作《群星陨落之地》中曾写道：“利玛窦虽然生于早期殖民主义时代，但他并没有沾染上‘白人至上’主义的恶习。他在中国的作法，也不完全是在力量对比不利时，违心采取的策略。在他尚未踏上中国土地之前，还在印度果阿的时候，就对那里的教会不允许当地的修士接受高等教育而强烈不满。他曾说：‘规定这种章程人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实在的理由。’其根源所在就是‘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这正是利玛窦心灵的美好之处。”见《中国文化杂说》第六卷(宗教文化卷)第407页。
[13]见李晟文《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与北美的传教活动之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黄时鉴主编的《东西交流论谭》，第209-210页。
[14]关于所谓的“礼仪之争”，包括GOD的中文译法和中国教徒是否允许参加祭祖、祭孔的活动等，自利玛窦死后不久就开始，大多数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的“适应政策”。1654年卫匡国专赴罗马，向教廷作解释。1656年，教皇亚利山大七世批准如下声明，即“如敬孔和敬祖的礼仪，真是像卫匡国所说，属于社会礼仪，圣座准许中国信友可以举行”。然而，教皇格肋孟第十一世于1704年颁布《自登基之日》诏谕，宣布禁止中国教徒参与敬孔、敬祖活动，否则将被逐出教门。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94页、第101页。
[15]葡萄牙籍味增爵会修士福多明我于1801年(嘉庆六年)进京，同年12月19日被授予钦天监右堂，1806年(嘉庆十年)1月升任左堂，1808年(嘉庆十三年)又升正堂，并兼理算学馆。见《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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