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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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1日16:42:15 评论 5,755 14710字阅读49分2秒

作者:韩  

摘 要

 

    本文力图综合社会、政治、学术、宗教诸因素,对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作为研究案例,本文透过对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发生的观测老人星事件的分析,来说明李光地失宠的诸多因素,并进而分析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对历算抱有浓厚兴趣、聘请梅文鼎传授数学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赢得康熙的宠信。又结合李光地的为人、性格,分析他再次聘请梅文鼎的原因、在沟通康熙和梅文鼎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以阐明清初科学活动的运作机制。由于李光地的邀请,梅文鼎在保定巡抚衙门所从事的历算教学活动,为康熙时代《律历渊源》的编纂,造就了大批人才。本文尝试对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背景分析。

 

    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史上,李光地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学者已多有论述。在科学活动组织方面,李光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他协调康熙皇帝和梅文鼎,在君主和布衣之间架起桥梁,以迎合当时天文历算研究之需要,但迄今对这一问题尚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本文试图综合社会、政治、学术、宗教诸因素,并考虑李光地的为人、性格,与康熙皇帝、梅文鼎等人的关系,对李光地在清初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

 

一、  康熙学习西学之开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入了西方的科学与宗教。崇祯年间,在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的组织下,编成了《崇祯历书》,但未及颁行,明朝就告灭亡。清兵进入北京之后,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向清廷进呈《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从此,西方的历算著作为官方正式使用。17世纪60年代,杨光先挑起的反教案,是清初政治史、文化史、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西方宗教和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康熙在幼年时代,因杨光先和汤若望之间的历法之争而深受震动,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他提及了学习西方历算的原因:

 

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

 

也就是说,历法之争直接导致了康熙学习西方科学。教案之后,康熙对西学非常关注,经常委派朝廷要员负责历算的考验测量工作。167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 Verbiest, 1623-1688)和杨燝南互相参告,康熙为此将熊赐履召至懋勤殿,谕之曰:「闻尔素通历法,故命尔同九卿科道等官,会看南怀仁、杨燝南等测验。治历明时,国家重务,尚其钦哉。」熊赐履则对曰:「臣章句小儒,从事于格物之学,故如步算占候之类,亦尝讲求其理,然不过粗知梗概,未能洞悉精微。今既承圣谕,敢不尽心看验,以副简命。」看来,熊赐履对历算之学有所了解,故康熙帝委以此重任。

 

    历法之争在清初反响极大,汉人士大夫对「历狱」的态度也颇为不同,并衍生出不少传说。梅文鼎在《中西算学通》自序中曾道出了当时中学、西学争论双方的情形:

 

读者每难卒业,又奉耶稣为教,与士大夫闻见龃龉。其学者又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此亦学者之过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自己能明断西方科学和传统科学的优劣,平息争论,康熙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知识。1668年,康熙向耶稣会士询问西洋风俗,利类思(L. Buglio, 1606-1682)、安文思(G. de Magalhaes, 1610-1677)、南怀仁便编成《御览西方要记》,进呈康熙皇帝。南怀仁还向康熙介绍《穷理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但由于康熙当时年纪还轻,国内尚未平定,还无暇集中精力学习西方科学。

 

    17世纪70年代,京师学术活动极为频繁。1678年,召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在太和殿御试「璇玑玉衡赋」和「省耕诗」。康熙设立博学鸿词科,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数十名学者,让汉人编修史书,以拉拢箝制汉族文人。「璇玑玉衡赋」竟然是试题之一,颇耐人寻味。璇玑、玉衡通常被看作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仪器,这使人联想到,康熙之目的可能是想借此考察汉人的科学修养,这与他的科学兴趣不无关系。此赋影响很大,当时入选的鸿儒,多把此赋收入自己的文集中。连没有参加考试的梅文鼎,也大约在1689年到北京之后,拟作长篇「璇玑玉衡赋」,充分体现了其渊博的天文学知识,此赋被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此赋对推动历算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学者无人精通历算,可以想见,这次答卷很难令康熙满意。康熙崇尚朱子,又对历算(历算作为实学)颇为重视。清初理学名臣「精研性理,好治经学,而于历数亦多通晓。」究其原因,和康熙之提倡有重要关系。

 

二、  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之关系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同年选翰林院庶吉士,1672年授翰林院编修,1686年任掌院学士,1694年提督顺天学政,1698年授直隶巡抚,1703年任礼部尚书,1705年升文渊阁大学士,名声显赫一时。他曾陷入官场之争,虽为官时有升降,但他能投康熙皇帝之所好,致力于学术研究,凡《周易》、音韵及朱子之学, 皆有所好,曾奉旨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提倡朱学,甚为得力。清初学术门户之争颇烈,如何在朱、王学说之间作出选择,以迎合时势之需,争论相当激烈。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以至于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之叹。

 

    1687年春,李光地疏乞终养,请假一年,临走前,康熙特意召见李光地,谈论历算,特别是关于西方天文学,这是康熙和李光地讨论西洋科学的首次记载:

 

()又问:「历法日月交蚀、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错,其原安在?」奏曰:「历法不能不差,……即今历极精,然稍久亦当必差,所以要随时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为度数,所以难于推算。今西洋人打几个团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缩,这是他一点好处。」……上又问:「西洋历法果好么?」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看来西洋人学甚荒唐,而谭历却精实切当,此乃本朝历数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祸乱,功德巍巍,臣不敢赞。即制度文为有两事,足跨前古。」上问:「何事?」奏曰:「历法其一也。又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得天地之元声,亦从来所未及。」

 

    李光地为政之余,除研习朱子外,还对历算颇有爱好,与康熙的问对很有关系。1689年,梅文鼎到达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馆中,以梅文鼎为师,网罗爱好历算的学生,形成了清初研究历算的集体,为康熙时代蒙养斋开馆、《律历渊源》的编纂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为什么对天文历算抱以如此大的热情,个中缘由,值得深思。让我们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1689年前后的一些活动。

 

    1670年李光地考中进士,后经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当时任掌院学士) 的推荐,得到重用。1686年,李光地升任掌院学士,这是通向大学士的重要职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五月,李光地却受到康熙批评,被调为通政使司通政使, 实权有所下降。为弄清李光地降职之经过,有必要回顾在此前后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动。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李光地的调职,与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从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观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李光地曾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在观星台的活动:

 

己巳年(1689),上南巡。……予随驾至南京,果见孝感(按:即熊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始出。上问孝感:「李某学问何如?」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上曰:「闻得他晓得天文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不认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观星台。……既登,予与京江(按: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予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剿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甚么星?」答以参星。上云:「汝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底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即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而事实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 老人星即船底α Car,亮度为-0.86等,也可说是负一等星,据推算,1689年其赤纬为-5233'57'', 因南京的地理纬度为32, 故当时老人星出地平最高为526' 03 '',可以见到老人星;而北京的地理纬度约为40,故老人星始终位于北京的地平线之下,不能观测到。上述对话中康熙说在闽广(即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见到,这反映他的天文常识仍不够深入。

 

    上述这段君臣对话表示康熙对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熊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皇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李光地和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亦有记载,称:「孝感(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和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康熙南巡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G. Gabiani, 1623-1694)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16882月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翰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处,屡次召见传教士。据《熙朝定案》记载,康熙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翰、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有关天文问题作了解答。《熙朝定案》云: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阳陆路至江宁。……廿七日,……侍卫赵又奉旨来堂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等语,毕、洪一一讲述。侍卫赵即飞马复旨矣。毕、洪因匆遽回答,恐难以详悉,至晚戌初时分,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另具一册,于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宫。

 

以上记载说明,康熙对「老人星」确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询于洪若翰等人。《圣祖实录》也提及康熙观测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问对,而只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据实录所记,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完全颠倒了前因后果。《圣祖实录》云:

 

(二月)乙丑(二十七日)上幸观星台。……上又披小星图,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也?」

 

康熙在谈论老人星以外,还和大臣谈到了其他天文现象,如「荧惑退舍」、「五星联珠」,以及觜、参在天空位置的先后问题。清初历法改革,耶稣会士改变了传统的觜、参先后问题,但这个问题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康熙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说明它仍然困扰着当时的许多学者,《康熙起居注》详细记述了此事,原文如下: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证今历不谬矣。」……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谕毕,回行宫。是日,上驻跸江宁府。

 

    康熙君临观星台,与李光地等人的问对,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康熙又借此对汉人进行批评。因此,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逢场作戏,并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还有多种表现,在此暂不论列。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1676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1688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

 

    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当熊赐履在南京时,曾与毕嘉密切来往。1692年,康熙授意顾八代,发布了容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宽容诏」(edict of toleration),熊赐履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诏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的保护作用,这也促使了一些文人(包括李光地)对西学的兴趣。

 

三、 梅文鼎入京与被聘入李光地馆

 

    为了迎合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的爱好,以达到与熊赐履等人争宠之目的,对李光地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让我们先来考察李光地在此之前学习历算的一些经历。在梅文鼎到北京之前,李光地曾从著名学者潘耒学算,但当时他对历算知识所知甚少。在回忆中,他曾如实地称:

 

某天资极钝,向曾学筹算于潘次耕,渠性急,某不懂,渠拂衣骂云:此一饭时可了者,奈何如此糊涂, ……今日梅先生(按:指梅文鼎)和缓善诱,方得明白。

 

    历史的巧合是,正好在李光地被调官的同一年,梅文鼎为访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专程到北京。梅文鼎一向循循好学, 每有精通历算之人,「虽在远道,不惮褰裳往从」,或通信请益。在到北京之前, 梅文鼎曾在杭州作短暂停留,广交学人,并结识了耶稣会士殷铎泽(P. Intorcetta, 1625-1696),因此,梅文鼎打算拜访南怀仁,有可能是通过殷铎泽的介绍,可是历史却阴差阳错,在梅文鼎到达北京之前,南怀仁刚刚去世。

 

    梅文鼎在北京期间,正值《明史》纂修,学者名流云集京师,可谓极一时之盛,梅文鼎因此结识了不少学者。作为精通历算的大家,受朋友之托,梅文鼎参与了《明史》历志的部分修订工作。除吴任臣、黄百家等人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之外,梅文鼎在《明史》历志编纂中也贡献不小。大概是梅文鼎的工作颇得史局学者的赏识,李光地得以耳闻其名,毛际可曾写道「史局服其精核,于是辇下诸公皆欲见先生,或遣子弟从学,而书说亦稍稍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从1689年底开始至1691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 Bouvet, 1656-1730)、张诚(J. F. Gerbillon, 1654-1707)及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 Thomas, 1644-1709)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 Pereira, 1645-1708),开始向康熙介绍西方几何和代数知识。在掌握新的西方数学知识后,使康熙在和大臣们对话时增添了许多天文历算的问题。法国耶稣会士到北京之后,与清初形势已大不相同,三藩业已平定(1681),海内升平,康熙学习西学达到了一个高潮。因此,可以归纳说,梅文鼎到达北京的时期是:李光地暂时失宠、《明史》纂修、康熙西学兴趣正浓的大好时机。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梅文鼎的到来,促使李光地把梅文鼎聘入家中,为后来康熙时代一系列历算活动成为现实,使清初西学传入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在梅文鼎被聘请到李光地家中后,李光地促使梅氏完成其历算著作,首先是促使写成《历学疑问》。梅文鼎曾记载道:

 

己巳(1689)入都,获侍诲于安溪先生。先生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经生家犹苦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意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为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益显。鼎受命唯谨。……辛未(1691)夏,移榻于中街寓邸,始克为之。先生既门庭若水,绝诸酬应,退朝则亟问今日所成何论,有脱稿者,手为点定,如是数月。

 

梅瑴成在为李光地《历象本要》所写的序中,也谈到了《历学疑问》的成书过程:

 

昔先徵君于康熙己巳岁至都门,主家侍御桐崖先生,公闻而先之,且设馆焉。先徵君家世受易,而好治历,兼通中西之学,欲著《古今历法通考》一书,拟列五十八卷,属稿未成。公曰:先生之书,卷帙浩繁,成之难,镂板亦不易,莫若逐条为之论说,以发明奥义,庶经生家亦得而卒业焉。先徵君然之,遂命题设问,成书数十篇,名为《历学疑问》。

 

因此,《历学疑问》是在李光地的敦促下撰写的,1692年,李光地还曾为《历学疑问》写序。后来梅文鼎又受到万斯同的勉励,才完成此书。

 

    王萍先生认为:「平心而论,以文鼎之学,养而为此书,确系大才小用。而李光地亟力催其完成此书,与其谓为使人人能得其门户,不如谓其欲呈予康熙,则较恰当。」陈祖武先生也认为:「李光地又于62岁时,把当时的著名学者梅文鼎聘入幕署,讲求天文历算学,以便同康熙帝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持论颇为公允。

 

四、  李光地为何再次聘请梅文鼎

 

    1689年至1693年,梅文鼎在京师断断续续共停留了约四、五年的时间,见到不少算书,见识渐广,与耶稣会士安多也有往来。除馆李光地家外,还曾受到裕亲王福全(16531703年,顺治第二子,康熙之兄)的礼请,但只呆了月余即告辞,而梅文鼎在宫廷已小有名声。1693年,梅文鼎辞别李光地,返回南方。梅文鼎的天算成就当时已享誉京城,他完全可以继续长住,可为什么就告别朋友南下呢?1699年,当梅文鼎和毛际可再次在杭州相见时,毛氏为梅文鼎作传,其中称:「台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长以与人竞。」也许与梅文鼎不愿和人相争的性格有关,他辞别了李光地回到南方。之后,梅文鼎在江南和福建一带游学,长达十多年之久。

 

    问题是,为什么1703年梅文鼎又回到李光地的手下?其中的经过如何,背景怎样,很值得思考。

 

    自从康熙初年历法之争发生之后,康熙对历算很重视,不时向周围大臣询问历算知识,或向大臣炫耀自己的学习心得。康熙对汉人不懂历算的批评,时时可见。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康熙向李光地索取所刻书籍,李光地于是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进呈,康熙得到梅文鼎的书后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两天后,康熙见到李光地,称:「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

 

    第二年春,康熙南巡时,把《历学疑问》发回给李光地,并说:「无疵暇,但算法未备,盖梅书原未完成。」在李光地看来,梅文鼎得到康熙的知遇,可谓千载一时。然而就在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康熙在德州期间,曾对李光地说:汉人对算法一字不知,这些话无疑伤害了汉人的自尊性。康熙四十二年(1703)八月廿三日,康熙在灯下看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这使李光地回忆起1692年康熙对熊赐履历算知识贫乏的不满:

 

老师(按:指李光地)因言:壬申年(1692)上问孝感历算,律吕新书与郑世子书孰是,孝感原不知道,漫应以季通书是,上大不平。

 

    1692年康熙批评熊赐履不懂历算,到1702年康熙批评汉人不懂算法,时隔十余年,对李光地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这促使他猛然反省。1703年春,康熙又把《几何原本》、《算法原本》送给李光地,在学习天算问题上,君臣之间一拍一合,甚为默契,但李光地「虽经指授大意,未能尽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讨论其说。」也就是说,李光地邀请梅文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数学。

 

    17021703年间,李光地给梅文鼎写信,告诉他已把梅氏《历学疑问》进呈康熙的消息,与此同时,再次邀请梅文鼎到保定传授数学。大约在1703年,梅文鼎给李光地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年在北京一起和睦相处,李光地敦促梅文鼎成书的情景,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奉违忽复十年,每忆畴昔追随之乐。……承先生以历论灾梨,日拟补作,以竟其绪,而迄今未就,他可知已。每于养疴之隙,勉自策励,亦多稿本,然往往贪发胸中昔日难明之事,聊自遣适,山河阻修,末由就正。……私心感激,无以为喻,有捧函感泣而已。……且以鄙著进呈,草茆下士,姓名仰达宸聪,中心惭感,……

 

从此信也可看出,梅文鼎已获悉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又得知在保定已经集中了一批对历算感兴趣的学生,故极为兴奋,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某虽不敢以此相方,然亦亟思同志者共相讲明,每求其人而未得。今既有实心问学其人,又有贵同学数辈,丽泽相资,闻之不禁狂喜,即拟溯洄相从,亦出中诚,非泛泛酬应语也。属有保定之行,往返约有数月,……某所撰亦非一种,皆稿本,携之行笈,时时有所增定,以故不能录副。即《疑问》已经授梓,亦尚有宜补之图,未备之篇也。……

 

因此,李光地的再次相邀和学生们聚集保定,使梅文鼎决心再次投靠李光地,也正是在这一年,梅文鼎到了保定。

 

五、  算学学习中心保定——巡抚衙门的科学活动

 

    1691年左右在北京时,李光地周围就有几个学习算学的学生,方苞曾回忆当时的情形:「康熙辛未(1691),余再至京师时,诸公方以收招后学为名,天下士负时誉者,皆聚于京师。而君(按:指梅文鼎)与四明万季野亦至。……而君所抱历算之说,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贞,及其徒三数人从问焉。」李光地的这「三数人」学生中包括徐用锡,他跟随李光地达二十三年,记述李光地的一言一行,成《榕村语录》,是李光地的得意门生。

 

    1690年之后,三藩之乱业已平定,尼布楚条约也已签订,海内升平,这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等耶稣会士向康熙介绍数学、解剖学等知识,使康熙的眼界大开。故康熙在许多场合下,多次向大臣谈论和询问天算问题。1692年正月,康熙来到乾清门,和大学士九卿谈论性理、音律、算法、河道、测量圭表等问题,提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反映康熙对算学的重视,大臣也为迎合康熙,建议编撰历算书籍,如同年,张玉书曾在奏书中称:

 

皇上检阅性理,披图指示,因而究论算数,综考律吕,辨径一围三之非,穷隔八相生之实,俾臣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圣谕谓每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而不可算圆,诚不易之至理也。事最明显,具在目前,而律吕新书诸说未究及此,所以徒为空言,而不求验诸实用,固无往而不见其讹耳。……顾乐律算数之学,失传已久,承僞袭舛,莫摘其非,奥义微机莫探其蕴,在臣等躬聆训诲,犹且一时省悟,而覆算迷蒙中外臣民何由共喻,臣等仰祈皇上特赐裁定,编次成书,颁示四方,共相传习,正历来积算之差讹,垂万世和声之善,法学术政事,均有裨益,臣民幸甚,后世幸甚。

 

   这次对话也表明,当时康熙对算学知识的了解已远远超过臣子们,康熙在算学方面的威信已经树立起来,故对大臣缺乏历算知识,也屡加批评。康熙作为满族君主,学习儒学,又能适应当时天文算学的发展,学习西洋科学,使汉族大臣极为振奋,熊赐履在给张玉书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主上留心文事,乃崇儒重道之一机。」因此当时的一些理学大臣都设法迎合康熙的旨趣。

 

   可惜在1692年,因人才尚没有培养成,故康熙编纂历算著作的打算犹如空中楼阁,不能实现。毛际可「梅先生传」亦感叹道:「天子欲讲明方圆围径,刘徽古率与西法之得失,有应召往者,而先生襆被出都久矣。」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李光地已经注意到历算的重要性,在论及「治道」时,他也谈到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如今人才不生,予做学院至今,留心人才,虽童子有知觉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为之教,须得相如为之师。」

 

    1694年,李光地任顺天学政,1698年至1705年,担任直隶巡抚,在此期间,提倡学习经学和算学,网罗了一批得力人才,他们精通理学,又对数学、天文、音律等学科有精深的造诣,如魏廷珍、王兰生、王之锐、陈万策、徐用锡,都在巡抚公暑。李光地之子李锺伦,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也来到保定,向梅文鼎学习历算。徐用锡当年在北京时,就曾向梅文鼎学习,他又追随李光地到了保定,再次受到梅文鼎的指教,在保定的一些学生,无不对梅文鼎表示敬意。而群贤毕至,研习历算,相聚问难,对于梅文鼎来说,高兴万分,他在诗中描写道:「问辨集群彦,欢然洽主宾。」1712年,梅文鼎八十诞辰,李光地曾有诗文祝贺,同人相应,徐用锡后亦作诗唱和,生动记录了梅文鼎的事迹与活动:

 

文望北楼近,灵源宛水长,巨人宁世出,绝艺得明扬。忆昔燕台畔,常依泰岳旁。大文弥噩噩,坠绪起茫茫,荣禄轻三策,中西贯九章,赋言惊纸贵(先生有璇玑玉衡赋拟作,一时竟传),仪制重金相(先生自制仪盘十数面,妙出欧罗巴良工之上)。思至神来告,疲因乐此忘。发蒙工启钥,开诲必倾囊。异授仍修古,真知喜共商,每逢花月地,亦入咏游场。棠蔼三间屋(蔼棠轩在保定抚署),荷清十亩塘(保定城畔有荷花池),藉糟如恋恋。……,上船天子召,操笔冢卿行(舟次给笔札与安溪先生,同时试诗律),帝谓怜龙马,云书舞凤皇,身名隐犹见,志业老逾强。别后山川间,尘中日月忙。殷勤新梦想,历落旧心肠。奉诏元孙至,欣闻八帙康。……

 

此诗道出了当年徐用锡等人先在北京,后来在保定抚署莲花池畔跟梅文鼎学习的情景。当时保定很有名的保阳书院就设在那里,这批学习算学的人才,后来参加了《律历渊源》的编撰,迎合了康熙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李光地在保定造就了一批天文算学人才。梅文鼎著作也在保定刊刻,共八种,其中《历学骈枝》、《勿庵笔算》为金铁山所刻,李光地所刻者共有六种,包括《交食蒙求订补》、《交食蒙求附说》、《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

 

六、  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德州之应对

 

    1704年,当康熙西巡时,康熙向李光地问及「隐沦之士」,李光地推荐了李颙、张沐及梅文鼎。次年春二月,康熙南巡,李光地曾前往迎驾,「上问曰:「汝前道宣城梅文鼎者,今焉在?」臣地以尚留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闰四月十九日,康熙返回北京途中,李光地带领梅文鼎前往见康熙,一起受到接见的还有李光地的学生督学杨名时和天津道蒋陈锡。梅文鼎之所以能够受到康熙的接见,完全是李光地引见之功。

 

    一连三天,康熙在舟中接见梅文鼎。当时《三角法举要》已刻,梅文鼎把它进呈康熙。会见之后,康熙对李光地感叹地说:「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临别时,为表彰梅文鼎在天算方面的成就,特书「绩学参微」相赠。 对于历算能通皇上,李光地曾深为感叹地说道:「六艺真是要紧事,……本朝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作为梅文鼎,对于李光地的引见,则是感激涕零。1711年,当李光地七十寿辰的时候,写诗祝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诞毓中天盛,登庸大道公,赞襄仁寿溥,敷锡海邦同。燮理全经术,甄陶录爨桐,尘霾烦拂拭,顽钝藉磨砻。遂使寒   朽,能邀圣主聪,一编亲指授,三接对优隆。霁色瞻云日,宸章焕彩虹。每怀抒短技,何以当苍穹。……

 

同样,梅文鼎对康熙的召见,也是受宠若惊,因此写了一首感恩诗,把康熙说成是古代圣贤的再现:

 

圣神天纵绍唐虞,观天几暇明星烂。论成三角典谟垂,今古中西皆一贯(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枯朽余生何所知,聊从月令辨昏旦。幸邀顾问遵明训,疑义胸中兹释半。御札乘除迅若飞,定位开方辞莫赞。庶勤榆景  殊恩,望洋学海期登岸。却忆司成接对年,阿季多才精剖判。……

 

     1708年,梅文鼎在给熊赐履的诗中也再次称:「至教承光霁,秘策容参证。优老宽擎跽,放归保衰病。庶此毕榆景,残篇娱短檠,一得报殊恩。」上面提到的「秘策」即康熙的「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曾讨论西历传自中国,其中称:「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

 

    康熙之所以提到「西学中源」说,是有感于杨光先反教案造成的后果而发的,目的是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而产生的争论,为学习西学寻找借口。梅文鼎对康熙的「西学中源」说大表赞赏,在给熊赐履的诗中,他写道:

 

畴人守师说,蔑肯窥西书。欧罗矜别传,宁能徵昔儒。二者不相通,樊然生龃龉。大哉圣人言,流传自古初(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

 

梅文鼎这里强调的是康熙「西学中源」说对结束「诸家聚讼」的作用,不免有阿谀奉承之嫌,因为梅文鼎有关「西学中源」的学说,实际上在《历学疑问》中已有表现。《历学疑问》大约完成于1692年,与康熙的三角形论大约同时,因此可以说康熙和梅文鼎可以说几乎同时宣扬了「西学中源」说。自从1702年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1703年初,康熙就把经自己批点的书还给李光地。同年,梅文鼎到保定之后,就看到了康熙的御批,在一首诗中,梅文鼎曾写道:「恭承钦若旨,授受奇文真。顿令草埜目,琬琰中秘臻。诹度及刍荛,采撷兼蘩蘋。」诗中的「奇文」是指康熙的批点还是《御制三角形论》,尚待确证。但可以想见康熙的看法中很可能包括「西学中源」说。此诗也指出康熙在批点中参考了梅文鼎的一些看法。1692年左右康熙撰写的三角形论,在梅文鼎的书中找到了佐证,因此康熙把自己的十多年前写的文章告诉了梅文鼎。

 

    实际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并不完善,只是由于李光地的再三催促,才于1692年完成初稿,之后时有补正。1699年,在给李光地的信中称:「入闽已将两月,闲暇无事,拟补作历论寄正。」1700年,也再次谈到:「拙著历论,已承中丞授梓,……尚有欲补之篇,因循未报。」大约在17021703年间,梅文鼎在给李光地之弟的信中也称:

 

愚向谓三角即勾股,郭守敬浑天之法与西法一理,今益了然。又几何中如理分中末线之类,共相诧为神异者,求其根,皆出勾股。始知吾圣人九数,范围天地九州,万世所不能易,想高明闻此,亦为抚掌一快也。自承中丞公之教,不复为简帙繁重之书,每多为小本,以便省览,合计所撰有数十种,其书各单行,而义亦相发。然皆草稿,容当努力陆续誊清,寄请斧正。其《历学疑问》,尚有当补之篇,宜附之图,而久未成者,惰废之愆,真难自解。……

 

因此,可以说《历学疑问补》的撰写,从未间断,梅文鼎的学术风格一贯如此,并非完全由于康熙1705年之召见。梅文鼎一直致力于宣扬「西学中源」说,在同时代人中已有一定影响,如李光地曾称:「本朝如梅定九之历学,不特精中西之法,能表章出周髀为西法不能外。」又称:「梅定九讲算法,存古九章,渠言西学总不出吾中国学内,只是中国失传。」1705年底,李光地升任大学士,离开了保定,梅文鼎也于1706年初返回南方,继续从事他的历算研究。梅文鼎感恩戴德,过分强调「西学中源」说,以迎合康熙,实际上已稍稍偏离了康熙本意(康熙的目的是为了息聚讼),但梅文鼎著作的流传,使「西学中源」说在清中叶影响颇为深远。

 

七、结论

 

    通过对李光地活动的分析,可看到他在清初的历算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沟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使18世纪初的科学活动更为活跃。事实上,李光地在有清一代,不仅参与了天文历算的组织工作,而且领衔纂修了御制《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他的科学组织活动,是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文历算和其他文化活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康熙的兴趣,促进了清初学术的繁荣。

 

    上面分析了李光地在协调康熙和梅文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涉及到1705年康熙的召见。实际上,此后的一些活动,从西方科学知识传入方面来说,内容更为丰富多彩,也就是从1713年蒙养斋开馆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的编成,李光地在这一转变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光地和梅文鼎培养的人才后来成了《律历渊源》的重要参加者,我们在雍正初年刊成的《历象考成》中发现,参加编修、校对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李光地、梅文鼎的培养或提携,这些人包括汇编:翰林院编修梅瑴成、分校:原任湖南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廷珍、翰林院编修王兰生、原进士方苞等人。王兰生因为李光地的引见,与梅瑴成一起,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容许破格参加会试和殿试,得以名列进士之榜,这种对学习音韵、历算人士的优厚待遇,在有清一代并不多见。李光地奖掖后进,培养历算人才,为清初科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李光地两度聘请梅文鼎,同时苦心经营十余年,完成了学术宗尚向朱子学的根本转变。李光地对朱子和历算的爱好相辅相成,使他能成功迎合康熙,朱子和历算均成为君臣之间唱和的绝好话题,最后使李光地再次赢得康熙的信任而荣登文渊阁大学士之位。梅文鼎因李光地之引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康熙对汉人历算水平的看法,也为李光地(乃至汉人)嬴得了面子,这无疑对改善君臣关系大有裨益。

 

    一个值得比较的例子是,在明末,科学活动是由象徐光启这样对历算有较高造诣的大臣全权负责,在短时间内组织人力物力,完成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其活动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而李光地凭藉科学手段以达到迎合皇帝之目的,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成功案例,因为在整个有清一代,我们只找到这样一位汉族大臣,同时也只有康熙这样一个皇帝对科学情有独钟;李光地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有很大关系,作为满族统治的清代,特别是清初,皇帝对汉人存有戒心而加以防范,国家的重大事务,大都由皇帝或其代言人(王子)和八旗官员负责,象李光地这样的大臣,只能努力为清廷效力、讨好皇帝而博得宠爱;再者,清初的历狱之争,不仅使康熙,也使得部分汉族文人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来摆脱无知,明辩是非,其结果在汉族大臣中造成了某种竞争机制,李光地和熊赐履的争宠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整个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看,李光地的活动,是对康熙圣旨的积极反应,成效也颇为显著,其结果为清廷输送了一批精通历算的人才。但需要说明的是,康熙时代的重要决策仍由宫廷所制定,如1713年创立的蒙养斋,实际操纵科学组织运作的是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康熙的全权代表,带有浓厚的宫廷色彩,李光地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御制」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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