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Mission）是入华的天主教四大修会（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遣使会）之一。该会于1625年在巴黎成立，其宗旨是向乡间贫苦民众们派遣布道使者、在贫穷和偏僻地区创建修院以培养原住民中的青年神职人员、积极从事慈善事件，故而被称为"遣使会"。由于该修会的第一座住院创建于巴黎的圣-辣匝禄（Saint-lazare）,所以也被称为"辣匝禄会"；由于该修会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味增爵（Saint Vicent de Paul,1581-1660年），故而也被称为"味增爵会"。该修会于1632年经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ⅤⅢ，1623-1644年任教皇）批准，正式跃居天主教的重要修会之列。它主要是在巴黎设有巴黎外方传教会会所，于1642年才在罗马设立永久会所。该会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并不太活跃，其活动区域有限，其布道对象也仅限于乡下贫苦人和病人等。
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自16世纪入华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应为耶稣会士。由利利玛窦等人首倡的"中国文化适应政策"。虽取得一时的成功，却最终导致了影响中西文化交流近2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的爆发。由于天主教内不同教派的门户之争和欧洲各国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他们都对入华耶稣会士们发动了向教廷"告黑状之战"。其中最积极者便是入华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遣使会的会士们。其目的就是在于取代耶稣会士们在华的地区与利益。教皇严禁其教徒们实施中国儒家礼仪，反遭康熙于1706年将传教士们驱逐到中国大陆之外的报复。教皇于1715年颁布"自即日起"通谕，正式禁绝中国礼仪，1773年又下令解散耶稣会。法国路易十四国王于1783年要求教廷传信部准许由遣使会士们取代耶稣会士们主持法国北京传教区，他们就在教廷于1784年解散耶稣会的1773年起大举进入中国，奉命接管耶稣会在华传教区及其财产（教堂、设施、墓地），特别是接收了天主教在华的最大中西文文献中心北堂图书馆。遣使会也由此而在中国大幅度地发展。
据在华遣使会士助理主教方立中（P.-J.van Den Brant,1903-1908年在华）的《入华遣使会士列传》（1936年北平版）统计，在1697-1935年间，在华遣使会会士共有946人（其中有些是由他们培养的华人司铎）。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来自法国，少数也有来自荷兰、波兰、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的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区是北京、直隶、浙江、江西、上海、内蒙古、四川等地区，特别是在京、津、沪和宁波地区力量最强，也最为活跃。
早期的入华遣使会士们主要是经澳门入华。但随着葡萄牙传教权的失落，经澳门入华的人越来越少了。
早在北京的早期遣使会士们的墓地主要在正福寺和栅烂墓地。安葬于正定府、上海和宁波江北者也不少。
入华遣使会士们继承了其修会传统，非常注重培养原住民中的神职人员，着眼于天主教的"本土化"问题。他们培养的本地司铎的人数之多是其他修会望尘莫及的，在946名司铎之中，就有346名华人司铎。
最早入华的遣使会士中的"三大台柱子"是毕天祥（L.-A. Appiani,1663-1732年）、穆天尺（J·Müllener,1673作为1732年）和德里格（P·-P·T·Pedrini,1671-1746年）。毕天祥曾先后希望在澳门、广州和北京建立遣使会的修院与慈善机构，也曾希望赴四川去实现其愿望，但成效均不大。他积极配合教皇大使铎罗（de Tournon,1668-1701年）出使中国的活动，筹划解决"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穆天尺是教廷命令的坚定执行者，也是最早培养出3名华人司铎的人。音乐家德里格与画家马国贤（M.Ripa,1682-1745年）和数学家、地图学家山遥瞻（G. Fabre-Bonjour,1710年入华）关系密切，实际上是与清朝上层建立了联系。
遣使会在中国的几位葡萄牙遣使会士主教（助理或代理主教）先后有苏萨（J.Souza-Saraira,1774-1818年，1804年任命，因教案而未赴任）高守谦（V. de Sorra,1818年由葡宫廷任命，未被教廷批准）、李拱辰（J, NRibeiro,1813-1826年在任）、毕学源（Pirès-Pereira,1806年被祝圣，未赴任，最后一位清宫欧人钦天监正）和赵主教（Franca-Castro,1833年任命）。在北京和直隶传教区的遣使会宗座代牧主教主要是法国人：孟振生（J. -M..Mouly,1807-1868年，1840年任命）、董若翰（J. -B.Anouilh,1819-1869年，1851年任命）、稣发旺（E.F.Gulerry,1825-1883年，1864年任命）、田类斯（L.G.Delaplace,1820-1884年，1852年任命）、戴济世（F.Tagliabue,1822-1890年,1860年任命）、樊国梁（P.M.A.Favier,1837-1905年，1897年任命）、林懋德（S.-F.Jarlin,1856-1933年，1900年任命）、文贵宾（de Hautefeuille,1915年）、富成功（J.Fabrègues,1872-1928年，1910年任命）和满德贻（P.Montaigne,1924年任命）。这些人在教务工作中作了许多事，是中国传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在中国的天文、地理、音乐、绘画、历史、文学等领域中的成果甚多，在西学中渐和中学西渐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综合来看，遣使会入华传教士们的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1. 他们在学术上不如入华耶稣会士们那样丰硕，更多地则是侧重于教务工作。
2. 他们注重于到中国的一些偏远和贫穷地区布教和设立慈善机构，绝大多数人年龄不到50岁便去世。
3. 他们推波助澜，使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愈演愈烈，严重干扰了中西文化交流。
4. 他们在基督宗教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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