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下午，受华东神学院邀请，中央统战部宗教工作咨询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教授与在校学生分享了“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格局及其特征”。
期间，他指出基督徒人口在快速增长，但现有的基督教聚会场所却无法满足需要。基督徒的信仰需要从个人信仰和群体信仰转化成为公共可以接受的方式，融合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另外，他还谈到基督信仰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依法治教、基督徒的身份焦虑、基督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等等。
一、人口和场所的问题
1.宗教（基督教）人口问题
最近几年，基督徒人口一直是非常敏感而且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有人把共产党员和基督徒数目放在一起相比。李向平教授谈到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没有水平，因为一个是执政党的人员数目，一个是社会组织的人员数目，放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尚且不说基督徒8000万的数据哪里来的，放在一起不做其他说明，有些党员干部就感到非常担心。
中国的现代社会特征不强，管理仍然偏重熟人社会的方式，并据此来分配各种资源。如果一个具有共同信仰的异质性文化群体来到一个地区，会给当地管理者造成压力。但如果地方不是依赖于熟人来管理，而是依靠现代管理方式，人口多与少都不会构成为问题。领导层最关心的是，一个人信教和一亿人信教究竟给社会秩序带来什么影响？信徒数量的增长会带来什么问题？有人说基督徒增长太快了，会不会影响社会秩序，会不会砍断中国文化的根？这些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李向平教授认为，改变开放到现在，机会最多，挑战也最大。五大宗教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佛教、道教等不同的声音会出来，儒学也呈现复兴的趋势。人口像一个盘子，你抓走多了，剩下的就少了。基督徒人口增长对中国究竟好不好？基督徒会觉得基督徒越多越好，但对其他宗教或者非宗教人群来说，结论可能与基督徒和教会的观点完全相反。
2.活动场所和信仰方式的问题
目前中国颁布的有《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观察可以发现其管理呈现以场所为主的特点。大多宗教以空间信仰方式为主，宗教活动是需要在指定的空间举行。但基督徒是人群的信仰方式，不太在乎空间，但需要空间。这也是管理者担心的重点问题之一，比如拜佛烧香就可以个人到寺庙进行，但基督徒崇拜上帝都是大家聚在一起，而且有数目不清的非登记教会（家庭教会），这都引发管理者很多的焦虑。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基督教现有教会堂点约55000个，其中教堂约24000座，聚会点31000多个，而信教人数约2300至4000万。如以一个教堂容纳两百人，一个聚会点容纳100人计算，那么，现有统计的教堂和聚会点只能容纳近800万左右的人口。
如此推算，还需要上万座以上的堂点才能基本满足基督徒聚会的空间需要。凸显了基督教管理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信徒的人口增加，空间不足。就像城镇化不断发展，城市人口在增加，但城市空间没有增加，空间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有些管理者就觉得基督徒人口太多了，有担心有压力。
二、教会的存在方式
1.农村教会：一度曾占基督徒总人口的80%。教会信徒多是邻里、亲属或乡里其他熟人。团队观念很强，信徒间彼此关系非常明显。不过，最近10年来，城镇化使农村空洞化，教会也变得空洞化，大批人员流入城市。
2.民工教会：到城市寻求工作的同时，会寻找信仰表达。城市教会有必要考虑除了信仰方面，在生活工作方面是否更多能够帮助农民工基督徒。不过，农民工教会大多不是因为城市教会或者农村教会自己主动做民工群体的事工而组成的，而是民工群体自发的。
3.城市新兴教会：独立性很强，不受“三自”教会约束，与传统家庭教会也没有隶属关系，横向关系刚起步。没有历史包袱和传承，根基很浅，大多没有建立教堂，租用场地进行宗教活动。公开化程度高、信徒文化程度高，重视教会体制和民主管理，重视政教关系建设。
城市新兴教会介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非登记教会）之间，但无论是登记还是不登记，都需要实现如丁光训主教所讲的“主内合一”。就目前来看，在习总书记提倡的“依法治教，法治中国”的理念下，在不同的教会形式中，一定能够寻找到一种共建共融的新方式。
三、基督教的中国化与社会化
1.身份焦虑
很多基督徒有了身份焦虑的问题，有些人也在讨论到底是“中国人基督徒”还是“基督徒中国人”。不仅，整体中国人都有身份焦虑的问题，到底中国人的定义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基督徒中国人是否是更好的一种身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种说法是“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近些年来，这种说法又有人提出来。
在宗教研究中，对此有不同的声音。佛教觉得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就在于佛教。现在信儒学的人觉得，中国的问题都是因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把儒学给打倒了而产生的。上个世界，很多中国人崇拜毛泽东。甚至一些人认为，你不崇拜毛泽东，你还是中国人吗？类似的，道教的会说，你不信仰道教，你还是中国人吗？作为中国人，你不参与祖宗崇拜可以吗？不是炎黄子孙（汉族），就不是中国人。你是基督徒，就不是中国人。现在有很多说法和偏见。现在伴随着恐怖主义的发展，很多人也都伊斯兰教产生了更多的误解。
对此，有宗教性和公民性的问题。按着宪法来说，中国的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份是肯定的。但是仍有很多人从其他层面来不断质疑。伴随着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文化发展，文化基督徒、老板基督徒、农村基督徒、农民工基督徒、当代城市与“白骨精（白领、精英、骨干）基督徒”、维权基督徒（律师）……基督徒拥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但不管怎么，最终落实的身份是“基督徒公民”或“公民基督徒”。以“公民基督徒”，法治思维、国家价值中立等方法路径，或许可以缓解“身份焦虑”。李向平教授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非所有公民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在中国是非普遍性身份，因此公民的概念大于基督徒的概念，“公民基督徒”这个概念是更加合适的。
2.共同体信仰与个体信仰
有人称基督教是普世的，怎么能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基督教中国化所要表达的是中国人对于基督信仰的观念和方式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谈起“中华归主”和“主归中华”这两个概念，有基督徒质疑，主怎么可能归中华呢。但“主归中华”中的“主”是个象征的说法，谈的是基督信仰如何跟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有机的融合起来成为一体。使中国的公民谈到基督教，大家不觉得基督徒是另类或异类，更不会觉得是外来的力量。
有位基督徒律师就“伊斯兰国”的暴恐现象曾发了一个《求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的文章，针对这种现象，李向平教授认为，“应该是法律会严惩他们，正义会惩罚他们。”有些基督徒用基督的信仰来判断IS，讲上帝要审判他们。但穆斯林是信真主的，两个信仰的内容是不同的。用一种宗教来批判另一种宗教的对与错是不恰当的。这就需要国际公民法律或者送交国际公民法庭，他们的罪恶才能得到审判。
基督教会需要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互动的关系，以下是目前基督教压力比较大的几点理由：基督教灵性的表现的公共特征；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有着历史的“原罪”；基督教具有作为政治经济军事实体的国家；基督教扩张式的宣教引起其他宗教的不满。
四、基督教与官员信仰、传统文化、民间信仰“新礼仪之争”
1.官员信佛与信仰基督教的关系。官员的宗教信仰本来是一种个人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如果很多官员都信奉一种宗教，比如中国很多党员信佛，那么就会出现信仰偏好。最近，温州在清理党员中的教徒。这本身都没什么，但是清理要讲究公平，如果要清理基督徒，那么佛教徒和其他信仰的宗教徒也应该清理。
2.基督教是否会攫取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中国传统中的炎黄崇拜，现在仍然有进行，虽然不是宗教却发挥着宗教的功能。还有山东曲阜孔子的圣人崇拜，间和政府办的有上千座孔子学堂。很多基督徒都认为是偶像崇拜，迷信。但利玛窦称这是一种文化。李向平教授觉得利玛窦的思想可以作为借鉴，基督徒不应该随便对有关传统文化的活动下定论。
并非信了基督徒就不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比如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赵紫宸的传统文化修养就很高，很多大学教授都赶不上。李向平教授认为和丁光训和赵紫宸就像一对“双臂”，前者极具世界格局和眼光，赵紫宸很有传统文化，把基督徒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比如赵紫宸写的《耶稣传》就像林语堂写的《东坡传》，很有可读性。
3.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有学者曾做报告表示，凡是基督教发展的地方，民间信仰就衰落或消失。佛教、道教、基督教在民间都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如果基督教发展太快，乡村秩序就会遭到破坏。有学者提议要保护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政府需要重新考虑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和管理。李向平教授认为，基督教和民间信仰在城市中造成的直接冲突非常少，因为城市的人口结构是比较进步的，异质文化和群体非常多。但农村同一类人很多，在交往中更加容易产生冲突。如果用落后的社会结构观念来看民间信仰和基督教的冲突，就会出现有关学者的结论，基督徒与佛、道教之间的冲突，导致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消亡。
李向平教授认为，这类的问题除了做宗教研究的学者，基督教会的牧者、学者也应该参与讨论，指出基督教给社会和乡村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法治的思维和治理方式在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冲突方面有待发展。
以下是一些例子，可以帮助思考基督徒人口与民间信仰之间的问题：
案例一：福建湄洲岛。妈祖就是湄洲岛权利建构下的民俗信仰，如同“官方信仰”一样。90年代初，基督教传入，但一直非常弱小，很难发展起来，处于当地的边缘位置。妈祖的信仰是联合国非文化遗传项目，当地称妈祖的信仰是信仰的民俗，回避宗教的敏感性。这样，举办活动就不必经过宗教局的批准，得到文化局的允许即可。
案例二：江西余干。这里与湄洲岛相反，基督信仰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民间信仰非常衰微。当地经济比较落后，基督信仰的活跃可谓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人建议政府扶持当地民间信仰，但如果这样做，现有的平衡是否会被破坏是一个问题。
案例三：风水与上帝。浙江沿海某座教堂，遭民间信仰者利用神树起火和风水反对。政府为了平衡地方关系，叫停该座教堂建设。表面上是在协调，实际上是缺乏公共原则，似乎把风水作为公共管理的根据。（作者：楚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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