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鼓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旧文化相混合的人都不大倡导基督教应对中国巫术迷信风水算命祖宗崇拜文化采取批评的态度。本土化和“汉语神学”造成不伦不类的“基督教神学”。中国宗教自古就采取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而基督教则是一往直前的。有人鼓吹汉语沙文主义，认为如果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黎鸣）。可是没有中国，就不会有汉字。有人还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更不着边际。有人还说，一切拼音文字都导向人类分裂，汉字的基本属性是促成人类统一。可是，也可能小邦分治的欧洲带来进步。无远弗届的大一统可能是离心离德。历史如果可以假设，那么字母文字可能使中国的文化更发达。南腔北调，东斜西毒，方言土语，故地难离，恰恰使中国一盘散沙。中国汉字的封闭性质（例如造新字的能力极差）乃由东部大海、北部高寒、西部沙漠和山岭、南部荒远造成。因而滞留而未演进为拼音文字，这是大多数中外学者和汉学家的共识。未来的人类语言不是统一于汉语（让50年后或100年后的人作证）。汉语没有为人类提供世界最好最优秀的政治伦理宗教经济文化哲学，没有提供著名的世界级思想家学术家哲学家。近代鲁迅钱玄同认为“非根除汉字无以救中国”，并非愤激之言。西方拼音文字增加新词能力强。中国哲学宗教思想欠发达。目前，“汉语神学”仍是一厢情愿。
莱布尼茨提出过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宗教组织，他特别关注中国语言的品质，参与了有关方块字的起源和功能的讨论。约翰•韦伯试图说明汉语是人类最早的语言。18世纪的塞缪尔•舒克福特（Samuel Shuckford）说过：“There is indeed another language in the world, which seems to have some marks of its being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mankind, namely ,the Chinese.”（在地球上确实存在着另一种语言，它似乎有着某些标记，表明它是人类最初的语言，这就是汉语。）这只能说明汉语古老，不能说明汉语在当今世界仍先进仍通用仍普及仍易学仍受欢迎，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莱布尼茨甚至想到过把汉语作为世界语言，然而他后来又后悔了。在他看来，汉语的某些特征影响了汉语的声音。汉字没有相当准确的意义。他说，如果说中国人在方块字的书写方面很有魅力的话，那么他们在语音方面则十分贫乏，以致中国的口语和书面语很不相称。因此，中国人讲话常常不得不用手在空中比划。这样，莱布尼茨便放弃了把汉字作为世界语的想法。汉语含糊不清，这一说法在17世纪的欧洲司空见惯。“绝对没有像汉语那样有着如此众多的模棱两可意义的文字，很少有人能够写下别人给他念的文字。”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莱布尼茨放弃了把汉语作为世界语言的想法。这是一个时代的人的错误。今天的人可以不必重蹈覆辙。耶稣会士李明说：“汉语与世界上现在使用的各种语言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像我们中国人的很多习惯（随地吐痰、践踏草坪、违反合同、跑博士点、汽车闯红灯、汽车压死人就走……）外国人理解不了。
近年来，刘小枫先生在多部著作中反复推行“汉语神学”。香港某些学者也一直强调“汉语神学”，以彰显香港中国基督徒有别于西方主流话语的独立地位。但“汉语神学”乃是错误、虚幻而有害的一种炒作。今天，任何一个想登上世界科学殿堂的人，都要用英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想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作品应当有英文译本，这是因为，要获得世界级桂冠，必须让世人了解、阅读、欣赏、承认和评价。当今，英语已成为真正的国际语言，以英语为主的地域已占地球的1/4面积，全世界2/3的信件是英语，1/2的报纸是英语。英语是商业、外交、科学与学术的通用语。拉吉夫•甘地在其母遇刺后，用英语对全国讲话。会法语的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央电视台用英语讲话。欧洲自由联盟的工作语言是英语。非洲20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大学用英语上课。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选美大赛的正式语言是英语。你不会英语，可能当不了美女。现在，世界上学中文的人以算术级数增长，学英语的人按几何级数增长。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汉字作为文字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早于因而也落后于欧印拼音文字。汉字没有进化演变为拼音文字，这是文化史之谜。但我们切不可遽下结论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难学难认的方块字很可能无法与欧美拉丁语言争高下。我们学习英语是为了交流，是学习人类（地球上万物灵长）的共同果实，谈不到民族恨、阶级仇、国家情。中国虽然书同文、车同轨，但音韵不统一，故方言极多。山西人听不懂广东话，在这种情况下，用汉语征服世界有一点难。我们的度量衡都一改旧制，与国际接轨，学习英语又有什么可怕呢？中国方言之多，以至南方的神父牧师和尚读经颂诗，北方人听不懂。真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统一的汉语神学或汉语佛学！
书面的汉语不仅不同于西方文字，而且在其结构上也不同于西亚和欧洲的拼音写法。汉语的符号图像与发音没有关系。现代汉语有四万多字，而在印刷厂的铅字架上，也得要有七千字。从公元初到现在，汉字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中国直到20世纪还被儒家传统束缚。中国的文字妨碍了中国人与外界交往。汉字最初是图画和符号。汉字所以难学，是因为是要记住许多东西，编纂字典要列出214个部首，比英语的26个字母更难。因此，在中国，汉字几乎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而不是社会交流的工具，普通人要费很大劲才能登堂入奥。所以在中国，读书人地位很高，万般皆下品。敬惜字纸，连农村妇女都知道。孔夫子的地位很高，可外国造字的人没有中国仓颉地位高。中国除武圣关公，还有文圣孔子。中国古代学者要费毕生精力才能熟悉古文，这就是皓首穷经、范进中举、负薪挂角、悬梁刺股，因此之故，中国的书面文字不是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今年有人大搞纪念郑和的活动。然而17世纪中国的顾炎武仍说：“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购小儿为食。”1774年的《四库全书》中说利玛窦谎话连篇，认为“其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郑和七下西洋（实乃没出东洋）却不知道什么意大利、葡萄牙或欧罗巴。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欲望。中国文化不是鼓励人钻研天下大事。所以“汉语神学”大概也想自封起来，自给自足。“汉语神学”表明以中国为中心这种优越感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不管我们多么不情愿，我们也得承认，从科学史、文明史来看，起初是中国文字，后来发到米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再到铁器时代才有简化字母表。其中，符号代表音而不代表词。书面文字才出现了。今天，在世界上有关科学与人文学说的论著，大多数为英文出版物。英语，全球通用语，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理论，并且大多数国家都认可，对此我们不能生气。我们不必人为地制造英汉对立。今天，英语不是美英等国的语言，而是世界财富。弃之不用，另觅他途，另起炉灶，适得其反。我们每天如雷贯耳地听到“用汉语征服世界”、“让英语向汉语投降”、“汉语要成为世界通用语”、“汉语托福考试”，这给世人以“中国征服论”的恐怖。遥想英语当年，肯定没有多少无聊文人拼命鼓吹“英国第一”和“英语全球通用语”及“火星上的美国年”的战斗口号。从象形文字（pictograph）到拼音文字（alphabet）的过度是人类文明演进史的重大一步。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仍使用象形文字，它传达神秘主义，一如汉字。象形文字是公元前30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的文字，是人类较早使用的文字，属于史前期文化。象形文字与拼音字母是人类两大语言系统，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属于不同时期的发明。在世界各地，最初的文字是图画，即象形文字，用象形符号表示单个词和概念。在有些地方，这些符号终于演变为只表音而不表意的符号。图画于是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的图画文字可能是独立的发明。与中国人最早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宗教一样，中国的文字没有离开象形文字（今日电视节目中语文教师讲解每个汉字符号的来历）。中国象形文字所以没有像西亚北非南欧地区那样转化为拼音符号，乃因为中国比较封闭。从象形符号到拼音字母，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这事发生在铁器时代。象形文字的繁难写法，被通俗化为腓尼基字母，变得像铁那样廉价。 操各种语言的人要进行贸易，因而就出现了字母制。可见拼音字母与西方商业航海文明有关。字母制以音为基础，可以使用于口语，开拓了知识交流空间。中国没有实行字母制，造成了一个垄断学识的官僚阶级，也不利于航海贸易。
按照定义，基督教神学有别于伊斯兰教经学、佛教的佛学、儒教的儒学和道教的道学，是指论及神、神的本性、属性和工作的学问及研究。基督教神学研究的问题通常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根源，如何说明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如何使基督教信仰落实。神学的方法是研究圣经，研究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圣传），对基督教信仰作批判性、实在性说明。
近来热炒的学科竟然有“汉语神学”（Chinese Theology）意为中华神学、中文神学、汉族神学、中国神学、华人神学。按此定义，“汉语神学”包举陆港台澳北美西欧非洲大洋洲南亚东亚东北南极洲的华人。如此一来，这里的“中华”不仅指神州故国华夏宇内大陆海陕两岸15亿人口，抑且囊括国土以外已加入其它国籍举凡一切会用中文写作的“炎黄之孙”。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包举宇内的“龙的传人”了。然而，英语世界地理广袤，却未见有英语神学、英语哲学之说，亦未见有汉语史学、汉语哲学、汉语会计学、汉语心理学、汉语法学、汉语科学之说。
周宁先生讨论过汉字的停滞僵化与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关系：“不仅中国社会停滞，中国文化也早已停滞，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语言。”西方学者很早就看到汉字的方块性与象形文字的缺陷。汉字终究没有演变为拼音字母，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亘古之谜。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乌拉尔—阿尔泰的语言外貌，会以不同的眼光观察世界，走上与印欧和穆斯林不同的道路。看来，语言不同，世界观也会不同，这就是语言本体论。说到汉字，人们都知道它是方块字，和语音脱节，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进入电脑。这是“汉字拼音化派”的观点。明末中国学者方以智也认为，拼音文字优于汉字。他精通小学，熟悉梵语，也精于西欧拼音字。他的《通雅》云：“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近代也有人认为汉字难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方块字，例如越南于20世纪初改用拼音文字。
世界级学术大师一般都不认为汉字是最优秀的文字。英语地位也不是枪炮打出来的。少数民族入关，推行汉语、汉服，可见，文明扩散与武力无关。康德说：“汉语仅有330个单音节词，皆无词形变化，通过不同声调，不同发音送气以及各式各样的符合词”。赫尔德说：“中国人为他们那个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语发明了一个有八万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并且以六种或六种以上的字体令世界上其他各族逊色。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而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 赫尔德还说：“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于字形笔画，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整个思想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征。” 他认为汉语对中国人那种造作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难以形容的巨大作用。
当今，英语已经是世界性语言。汉语虽然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但据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说，在联合国，英语使用率达到90%。英语国家的文化将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英语可以推动全球化生活方式，因为语言是促进同一化的主要因素，是传播文化的工具。英语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在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中，英语使用得最多，旅游业和交通业的国际语言是英语。使用英语的广播公司，听众最多。信息时代的语言是英语。全世界的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80%以上是英文。85%的国际电话需使用英语。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信件、电传和电报是英语。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多的是英语。英语成为未来的欧洲语言，是不可避免的。英语正在取代法语和德语，成为欧洲最广泛的语言。
黑格尔说：中国语言是那样不确定，没有连词，没有格位的变化，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并列着，所以在中文里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 黑格尔认为，中国除了“口头的语言”外，还另有“书面的文字”，这就使手口不一，音形分离，不像西方拼音字母语言。在中国，书面的文字并不与口头的语言一致。中国由于语言和文字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他认为，口说的语言由琐碎的单音字组成。要把意义表达清楚，全靠联系、重读和发音（快、慢、轻、重、高、低、长、短、强、弱）。中国人的听觉因而特别敏锐。他认为汉语书写的文字对科学发展是障碍。 中国必须学习几千种符号（黑格尔说有9353个或10516个）。他甚至认为汉字有八九万之多。
利普斯说：“从写实的图形发展到线条化抽象符号（字母），经历了漫长阶段。从图画到字母没有飞跃，但经过了很多阶段。从具体图形到抽象符号，这是发达文化才有的特征。中国直到现在仍保持一种奇怪的，简化的图画形式，它们原来就是表达物体或概念的图画。西方字母源于腓尼基人，这些字母起了很好的作用。谁发明了字母，这是不可追究的，但祭司们对这些文字的发达和完善起了很大作用。” 把进化论引入文化文字史，这是正确的。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文字的发明在埃及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的事，是象形文字，和中文一样，而在几千年里，这种繁复的体系发展成为拼音文字。埃及人原来使用纯粹的图画文字，后来就代表音节，出现了字母。这最后一步是由腓尼基人走出的。希腊人又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加入了母音亦即元音（原来只有子音亦即辅音）。这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兴起。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汉字拉丁化，是必要的。中国文字三千多年一直保持象形书写法，而与拼音书写法对立。这种文字是单音节的，而埃及文字则从象形文字（碑铭体）经僧侣过渡到拼音字母。“一般说来，在中国文字中，一个字的发音和它的书写方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中国文字在形成科学术语方面遇到困难。” “有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还停滞在文明的最初阶段。”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等《世界史》的序言提出：为什么汉文没有字母？ 该书还说，腓尼基人由于使用了字母，故被认为是西方文字系统的发明者，也许希腊人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字母，再由希腊化流传下来。这件事在世界史上非常重要。大概每一个字母最初也是图画或符号，但后来演变成一个音被使用，它可以和其它音结合起来，构成无数词。“由此可以看出，字母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发明！”
另一方面，在英、法、德、西、意、希、俄、波斯语（印欧语系）中，几乎所有词都有相同词根，有相同的语法观念，遵循同一种变化规则（称作格里姆法则）。 这些语言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源自同一种单纯原语。语言学家认为，在有真正的文字之前，先有象形文字和与这些象形文字相类似的东西。在欧洲今日国际列车时刻表中，仍使用象形文字符号提醒顾客。汉字直到现在仍使用象形文字系统。汉字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符号文字，有大量的字需要记住，而且必须习惯于它的用法。“用这种工具不能够造成西方文明中较为简单的和迅速的字母所能做到的共同意识状态。” “在中国，文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级（士），也就是官吏。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古典文字上，而不是思想和现实上。中国社会经济因而受到很大限制。”
欧洲文字是从中东传入的。希腊字母是公元前14世纪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本文提到腓尼基的地方有八处之多，可见腓尼基文字对人类贡献多大。）拉丁字母则源自希腊字母 。这些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酵母。有的人讽刺欧洲有许多国家和语言，赞扬中国只有一种汉语和大一统局面。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共性多而个性少的大一统无法进行多元语言交流。所以，我们不必仇视英语。古老英语是人类文化交流的结果。欧洲有些语言包含了古梵语（源于印欧语系）。
中国最初的文字系统类似于埃及象形文字或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国文字由图画系统组成，图画被简化为事物的符号。海斯说，“这种文字系统从前是，现在仍然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障碍，因为构成一个词的不同文字都要会读会写，这是很困难的。中国文献大量写出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有简单的字母，等到知道的时候，他们已不愿意放弃长期受到尊重的文字系统了。” 他又说，假如中国在周朝和近东有贸易往来，一种简单的字母系统便会被采用。 然而天然屏障阻碍了他们。这是一种真正的虚拟假设。
孔子使人民趋于保守，这使得旧文字系统得以长期保存。汉语“由单音节词组成，没有任何词尾变化，而用发音的声调来决定其意义，这可称为中国单音节语言群，包括汉语、缅语、暹罗语和藏语。” 韦尔斯认为，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是巨大的。汉语的北京话只有420个基本单音，结果，每一个音表示许多东西，不同的意义要用上下文的关系来表示，或用声调来表示。表达这些词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从根本上不同于雅利安语。汉语语法从根本上不同于英语语法。有人声称，根本不存在汉语语法，因为语法是指词尾变化和呼应。因而，把中文直译为英文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的思想方法与西方也不相同，中国的哲学基本上是密封书。
当欧洲人希望引进中国古代学问的时候，他们遇到的麻烦是汉语难，天主教神父们曾经希望改变汉语。 利玛窦在中国发现，汉语“跟希腊语或德文完全不同，口语意思模棱两可，许多音有数个含义。有时候发某个音，只把嗓门提高一点或降低一点，发出四种声来，意思就有其他的区别……说多少话，表达多少东西，就有多少单个字，于是字数就超过了6000……所有的词儿都是单音节，写法更像画画……他们的文体没有冠词，没有格，没有单复数、性、时态之类。”
传教士学习汉语遇到的第一大困难是汉语发音：“这种语言对我们是如此困难，以至有时候在厌恶和失望中……” 汉语“充满模棱两可的含混意义。” 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是由象形文字而至拼音文字。永垂青史的利玛窦先生在《中国札记》中不认为汉语可以恰切地表达基督教神学。利玛窦说，中国的文字是接近古埃及文的象形文字，书面语与口头语差别很大。在中国，一个人要掌握一万个字，才能开始写作。这使我想到“用汉语征服世界”和“汉语保卫战”的愿望很可能有些片面。利玛窦认为，在整个中国，很可能没有一个人掌握了全部汉字，“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 “没有那一种语言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学到。” 利玛窦说：“中国人由于没有逻辑，所以不懂得区别伦理的善与自然的善。” 传教士麦都思说，汉语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存的最原始的语言。“在汉语中，口语发音与书写文字仍保留着最原始的形式。他们的字是单音节的，象形的，与远古时代一样。中国人认为始创文字功业是巨大的，不可超越的，不可改进的。” 汉语是一种原始的语言文字，以汉语形式保存的文化，在某种意义是一种崇古的原始的文化。
利玛窦说：“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然而，我们也可以说，儒家也在基督教中发现“有利于我教之内容”。这样一来，就是基督教儒教化，而不是儒教基督教化，就是文化儒教徒，而不是文化基督徒，就是英语儒学，而不是“汉语神学”。“汉语神学”可能就是儒家神学。故结论应当是，利玛窦试图在中文传统中找到与基督教相吻合的段落，必然导致误解。“汉语语言本身可以改变基督教使命，赋予它一些不同的汉文发音，会使之与其本意根本不相容”， 这就是“汉语神学”的危险。
与利玛窦一样，新教传教士来华也曾为把基督教观点译成汉语而苦恼过。“汉语是一种如此不完善和臃肿的工具，以至很难用它来传播神学真诠”，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用于介绍新真谛的最方便的手段之一。” 例如汉语很难表现具体事物与抽象事物的区别，把希腊语、拉丁语、梵文的观念译作汉语就比较困难。语言结构必然引出思维方式的问题，传教士们认为中文缺乏逻辑（源自逻各斯）。中文与希腊语、拉丁语、梵文根本不同。汉语是一种不具备任何语法范畴特点的语言。梁漱溟认为，汉语也没有表示“存在”（一个稳定的、永久性的或超越可见事实的“存在”）的观念的动词。“中国形而上学”的问题与西洋、印度全然不同。古代西洋和印度所问的问题，在中国实在是没有的。汉语缺少任何词形变化，以至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很头疼，难以把基督教论点译成中文。印欧语言的结构帮助希腊社会和基督教社会形成超越一切的和永远不变的（与感性的和短暂的现实相对立的）的实在的思想。谢和耐说：“语言的结构和词法，似乎把中国和西方思想导向了不同的方向”，因而在中国，能深刻理解外国思想的人，从来就是少数 。
谢和耐说，语言的特点对基督徒和中国人的观念差异有很大影响。希腊哲学或中世纪经院哲学可不可以按汉语来理解，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谢和耐认为，掌握汉语必须运用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 ，在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当于基督教基本理念的术语 。他认为，中国的语言和希腊、拉丁文、梵文不同，汉语是一种不具备任何语法范畴特点的语言。汉语没有表示存在的动词（这一点现代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也认同），“存在”观念在中国不为人所知。 他认为利玛窦经常援用汉文的表述方式和经典中的术语，结果是把大量文人引入歧途，使他们相信天主教理“符合儒家传统”。传教士夸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同性，反倒使中国文人鄙夷天主教，批评他们。因而，反对“汉语神学”的大率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今日正以基督教附会儒道者，其地位总与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同。从基督教方面看，有些人也认为，过分草率地使基督教与中国观念相结合，会产生异教。然而在地球的另一面，印第安人似乎没有适应本地文化的问题。
有一些人对天主教儒学化（合儒）甚为满意：“正吾儒所谓天下造化之巧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而西国所谓天主者也。” 这样一来，“汉语神学”竟成为“汉语儒学”。呜呼，“汉语神学”之为用，可谓大矣。奇怪的是一位归依者却说：“西方人声音文字与中土殊，殊而能同，盖心同理同，其学且与周孔一辙，故贤公卿大夫同接而雅敬之云。”然而，中国先进人士却于五四时期批判儒学，打倒孔家店。
“汉语神学”不仅仅是一个语文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其基本理念是保存儒家敬祖祀天之学，以与基督教合流。因此，传教士究竟是有意的暂时妥协，还是无意的混淆，这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汉语神学”相信二者完全一致，这是肯定自然宗教而否定天启宗教，相信自然理性之光，故有“文化基督徒”之称。
说到汉语，就不能不了解五四时期中国先进人士的观念。“新青年派”主张超越族界。陈独秀《答钱玄同》反对传统爱国观念的狭隘性。陈独秀甚至说：“残民之国家”“恰恰是亡国”。李大钊认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鲁迅则希望“别求新声于异邦”，走“西化之路”。鲁迅甚至主张“不看中国书”。在“青年必读书目”中，他主张不读中国书，只看外国书。他说：“中国书页页害人”，“汉文终当废止”，“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文，并非好奇，而是必要。”他批评“黑色染缸”。钱玄同也主张“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代替之，受到普遍称赞。 我不主张废除汉字，但我不主张“用汉语征服全世界”，实行“汉化”。鲁迅主章通过翻译使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我赞成鲁迅“硬译”即“直译”，像鲁迅说的，连语序也不调整。茅盾也赞成直译。他认为汉语不严密，可借印欧语言句法形态使之严谨，实行欧化句法。有人称英语为“有声性语言”，即拼音文字，称汉语为“无声性语言”。前者规范，可以自由交流，后者则保护了方言。“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是汉字的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汉字拉丁化，“去汉字化”，成为20世纪中国主流文化现象。对此，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鲁迅认为，这种译本（宁信而不顺）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语法短语长句）。“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他主张，装进异样的句法，实行欧化、洋气。近代有人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话。” 瞿秋白认为，翻译可使我们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贫乏，翻译可使人们造出新的字眼、新的句法、新的词汇。这是把新的文化言语介绍给大众。据傅兰雅说，“西人多以为华文不能显明泰西近来之格致，非用西文则难传到中国。”“不久英语即为万国公言，可以不必译书。”这是一种多么好的理想！只有世界一家的基督教才会有这样的理念。
周恩来1958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报告中说：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是1605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1625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写了一本《西儒耳目资》，汉字拉丁化的努力自此开始。上世纪50年代，大陆汉字改革的任务之一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为汉字改革——拼音化、字母化做准备。不意近来有人鼓吹用汉字统一世界，与英语一争高下。
说到一种语言的灭亡，就不能不想到古代西夏文、契丹文、女真字、蒙古新字、满洲文字皆已灭亡。这并不是这些民族的耻辱，而是他们学习“外语”的光荣。“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并举，废除文言文，反对科举制度（不料今天还有人为科举和繁体字翻案），正与科学和民主一致。今天，我们学习三四种外文，也是要与国际民主潮流一致。学英语可以树立世界一体的观念。现在有人提出保护方言，正与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抵制外文和先进语言，正是蒙昧主义与民族主义。
“汉语神学”具有某种文化排他性。它的主旨是以“炎黄子孙”为分野标准，而汉语于是成了种族的代称。这与世界潮流恰成反比。近代中国文化的进步总伴随着对外开放和某种程度的洋化、西化，而任何保守主义都披着“中体”、“汉化”、“本土化”的色彩。“近代以来，汉字文化圈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当然也要采纳新术语，以实现世界性的知识对接，进入现代主流文化。” 在用汉语释述西方典籍时，常有误植和舛误发生，因此，我们不妨采用音译或原语。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条件的学者出国留洋并用英文写作阅读。
最近几年，学人们孜孜不倦地迻译西方基督教神学著作。但我以为，这不能成为汉语神学的理据。因为，这其实仍旧是西方神学，并非“汉语神学”。我似乎认为，东方目前仍不可能有自己的神学。范明生先生在谈到西方哲学时说，用汉语去传达希腊哲学的概念范畴时，难免要不厌其烦地借用西方辞书，尽可能消除由不完全对应的汉语译文造成的误读。我以为这也是迻译西方神学著作的原理。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属不同性质的文化，有很大差别，各自体现不同文化传统。如在中国古老观念中，没有灵魂（psyche）的观念。古代中国对人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故，同西方基督教相比，汉语常常缺乏对应的词汇。这给汉语“神学”带来困难，必须或最好以欧洲语言表述或阅读基督教。我认为，能直接阅读英文文献，更好。
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民族狂热主义的“汉语”鼓吹者：“走向世界的汉语”、汉语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语言”、“世界上最普及的语言”、“全球汉语热”。也有人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世界上没有地位，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丧失了尊严。”今天移民斐济老挝巴林智利的人就没有尊严吗？难道小语种的人民就没有尊严吗？难道推广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言说者就受奴役了吗？他们该被踩在脚下吗？只要他们享有人权，即使他们国小民寡，也同样享有尊严——我想。有人戏拟一文，说：“汉语给英语上投降书”，制造英汉大战，煸动民粹主义。
也有些很豪迈的口号，如：“学传统文化，养浩然正气”、“双语教学是殖民化”、“打汉文化复兴仗”（好像汉文化已衰败）、“语言接受权——中学生有权不学英语”、“中国在全球建立百所孔子学院——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我觉得这分明是习惯于思想改造的人的语言，这是制造“中国威胁论”，让人反感）、“一种语言在世界上增长的需要表现了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年——世界年”、“火星上的中国年”、“未来是中国人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好像别人不得进入21世纪）、“美国西点军校人手一册雷锋书”、“驻伊美军人人读孙子兵法”、“计算机二进位制来自中国”、“清明、端午、腊八应当放公假”、“老外爱取中国名”、“金猴风靡世界，全球共庆春节”、“语言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方言保卫战”、“汉语保卫战”、“国家汉语战略”、“拯救濒临失落的边缘的中文”、“捍卫端午节”、“捍卫清明节”、“尊重自己传统节日就是尊重自己的祖先和民族”……这些58年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狂热，应当降温了。我认为，只要生活得好，说英语与过洋节日没有什么丢人的。尊重世界大多数人的节日，这是一种宽容和美德。有人大言谠谠：“传统节日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传统节日的式微，使人有羞耻感、罪恶感”。然而我们知道，传统二十四节气，可能正在失去效用。
维科（G.Vico）认为有三种字母（文字）：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是各民族在早期阶段使用的；英雄字母；世俗字母，由文字组成。人类惊讶地想象这些字母是神发明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包括维科，把字母语言文字同民主、自由联系在一起。这可能是有道理的。他说，这种语言和文字（字母文字）是由各个民族之中凡俗之人自己的创造，自己控制的（不是仓颉造字，天下大雨），因此拼音文字同民主平等人权相联系（在西方听不到字母的发明者是何许人）。所以都叫做凡俗的文字，不是圣人之言，不是文言文，不是官话，不是官腔、而是俗话凡语。由于据有控制语言文字的主权（我们今天的学者也大谈语言主权，可是语言主权在民，而不在官。人民有权说“hello”、“good-bye”而不算损害主权）。各族自由人民必然也是他们自己语言和法律的主人，因为自由人民才可以赋予法律以意义。专制君主自然无法剥夺人民上述主权。
中国的汉字可算是“不死鸟”。“汉语神学”的倡导者们忘记了，汉字与汉语根本不同。斯宾格勒说：“书写是一种全新的语言” 描绘物体的图画语言要古老得多（汉语先生也），可能比任何语言都古老。话语是一般人所共有的，而书写则完全是属于文明人类的。它受到世界政治宗教命运的制约。书写是关于远古的伟大事物的象征，说与听则发生在眼前。文字则可以与后代素不谋面的人说话。书面语与会话有很大区别。今天，中国的书面语言和日常会话有一道鸿沟。文盲的农民不会书写。因此，“汉语神学”即“汉字神学”有些困难。把中国文化也即汉语文化同基督教神学混合，有些不合适。中国的风水、算命、巫术、黄道吉日、占卜，必然与基督教不符合。看来，象形文字必然同专制主义和迷信、贪赃、特权、捣鬼联系在一起。因为汉字造成的文盲很多（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有15亿人掌握汉字，意思是汉字比英语人多势众。可中国人中的文盲可能相当于美国的全部人口呀）。维科说，埃及的象形文字是某些哲学家的发明，以隐藏其玄奥的智慧。我认为这看法不对。拼音文字最有利于哲学思考。象形文字阻碍哲学，恰恰隐藏着玄机和神秘。可哲学并不需要隐藏什么。中国的象形文字可能非常有利于向民众隐藏神学和哲学，而不是什么汉语“大众神学”。最初的民族都用象形文字达意，这是一种共同的自然需要。
作者写作此文时，正值清明祭祖，电视中连续报道因焚烧冥币点燃香烛而引起山火，迷信活动举目皆是。据说，给祖先焚烧的有“楼房”“手机”“小车”。楼房无法船载车运，要拆卸装运。这使我对基督教本土化以及基督教与祭祖、敬孔思想结合的“汉语神学”心存疑惧。我不同意对外来文化动辄实行汉化——如果任何东西一带上“汉”字就汉官威仪，那汉奸头上也就有了“光冕”。
中国文明的僵化是举世周知的。法国著名的德日进神父（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1881-1995）说：“中国，由于它固有的智慧和浩瀚的幅度，便使它缺乏深刻的回春的倾向和动力……它仍像1万年前一样，是世界很少变化的一部分，自古以来，绝少改变，其书法（即文字）便是明显的例子，直到19世纪，它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样子，没有返老还童过。” 和我们今天开口闭口“东方的崛起”不同，在历史上，在新石器时代，却出现过西方的崛起——它默默无闻，不声不响。人类的文字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字母文字时期。中国的甲骨文属于古典文字时期。西方拼音字母文字时期是很晚才出现的。汉字属于古典文字的一种，像这样笨重的写法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我们切不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一般而言，晚出的文明是先进的文明——这就是进化论。
2005.4.26
社会科学评论（季刊）2005年第, , 2期（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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