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30日，由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美国《中国基督教研究》与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顺利召开。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马敏教授作主旨发言，报告中他就教会大学研究的兴起和概况进行了整体把握，分段回顾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指出了此方面议题的最新的研究趋势，强调要打破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界限，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高度，重新审视教会大学的历史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客观全面看待教会大学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汲取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切实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会议共收到论文40多篇，主要围绕教会学校与相关非教会学校研究、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教会女子大学、基督教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等议题展开发言，与会者就文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基督教教会学校与相关非教会学校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吴梓明教授,从章开沅教授的历史教育、南京师范大学的道德教育以及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及博雅教育等三个方面检视了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关系，认为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与世界和历史潮流的接轨中，必须在现代化教育传统中寻回可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积极因素。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郝志东教授，探讨了澳门的教会大学的历史，从办学宗旨和澳门政治与社会的参与程度等方面窥测教会中学与非教会学校的不同，考察了现今红、绿、蓝底的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后指出澳门教会学校的发展和澳门教育的多元，并未危害澳门社会的稳定，相反成为保证社会稳定与进步的源泉。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周旖副教授，从图书馆藏书的独特视角，辅以一手档案等新挖掘的史料，通过梳理和分析图书馆的馆藏政策、特色藏书及来源等问题，反观岭南大学的办学理念、教学方针和学术研究，对于藏书视野下的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剖析，给予了我们从侧面窥见岭南大学与基督教教育理念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发展变化的视角。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的谢长法教授，以内迁至华西坝而出现的教会五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为着眼点，以其联合办学的措施为主轴线，探讨了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之下五大学资源设备共享、自由选课、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的联合教学举措，阐述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互助合作精神的联合办学在课程、新的科系和研究机构的开设以及新的学术成果的取得等方面的成效。
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征研究员，首先结合当今实际情况，着重强调了齐鲁大学的历史地位，从学校的创建缘起入手，论述了学校中国化的过程，详细讲述了齐鲁大学在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提供科研水平以及培养人才的突出贡献，主要是以齐鲁大学的历史来考察教会大学在中国的盛衰。
西安外国语大学王硕丰博士，在爬梳基督新教进入陕西的历史后，利用查阅的大量历史档案和文史资料，首次汇总出十九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基督教在陕西开办的所有学校，并以西安第一所西式学堂为例，考察了陕西早期基督教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对陕西近代教育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任轶博士，以震旦大学医学院为研究对象，依据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震旦大学校刊和医学院简报，结合上海市档案馆的法租界公董局卫生处文件档案，将医学传播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相连结，分析了在中国现代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法国知识体系的传播路径和文化意义，凸显了医疗知识背后的现代知识运作和政治文化权利的纠缠、互动。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崔军伟副教授，根据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创建的《协大农报》等历史资料，对抗战背景下协大农学院扎根闽北邵武县，克服诸多困难，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作了探讨，论及了农学系的扩充和教学工作的开展，介绍了农学院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服务工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教授从张伯苓和张彭春张氏兄弟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联入手，经由基督信仰和张氏兄弟教育理念和实践融合的阐述，考察了基督徒张氏兄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在以南开学校为代表的非教会学校创建过程中展现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诸多面向。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刘文欣馆员，从基督教青年会对南开学校的早期经济支持，张伯苓德育、智育、体育、群育教育理念以及周恩来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等方面展开探讨，重点展现早期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青年会不仅促进了南开早期教育的发展，而且对近代中国教育和革命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赵子柳先生，以华中大学创始人韦卓民为讲述对象，作为韦卓民的后人，重点探讨了关于韦卓民先生的研究资料，韦卓民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华中大学的创立者，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其执掌校政22年，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治校措施，使得华中大学逐渐发展成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名校，他的教育理念、治校方略，值得今人重视和关注，尤其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借鉴学习。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凤媛副教授，以予且为考察对象，通过对20年代前半期圣约翰大学两大校刊《约翰声》和《约翰年刊》中文部的梳理，揭露了弥漫在校园内的新旧杂糅文化气氛，认为予且是新的、较为激进的代表，他对文学的积极投入也反映了圣约翰大学的开放和求新趋势，也促使40年代“新市民小说家”予且的诞生。
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薛媛元博士，从中国新诗为出发点，分析教会学校对新诗基督性的生成，教会学校的礼拜程序、课程设置、刊物出版、社团交流等特有的宗教教育为诗人的作品注入基督教元素，基督性随着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成为其精神气质中的印记。
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张晓依助理馆员，介绍了徐汇中学“崇思楼”设计者叶肇昌的个人情况以及在土山湾孤儿院创立的乐队缘由，探讨了土山湾乐队的变迁流转，分析了土山湾乐队对于现代音乐教育的意义，认为是历史的原因使得土山湾的孤儿们成为了最早接触西洋乐器的“幸运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亦师博士，从建筑史的研究视角论述了孔祥熙创立的铭贤学校的创建背景和发展沿革，分段回顾了铭贤学校的历次校园规划和墨菲方案的内容，展示了铭贤校园的近代建筑。学校的规划与设计，反映了墨菲这位建筑师对于中国园林文化的深入理解。
二、对教会大学中国化的研究
福建省基督教两会干事林超群，从基督教的角度和圣经的历史沿革为出发点，加之当下教育的运作，探讨了基督教教育的情况，据此考察基督教教育和基督教的中国化，强调基督教教育的历史使命和伟大的重任，教育的使命“润物细无声”，教导者必须注重榜样的作用，以爱心、耐心、智慧来教导学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马光霞博士，以美国监理会创建的东吴大学为研究中心，通过对三所源头学校、西教士执政和中国人执政时期东吴大学的情况介绍，阐明了学校的经费来源和人力支持，监理会与本土社会的互动，不仅是中西之间的双向互动，更是本土社会在不同时空背景之下的碰撞和重组，江南社会的传统士人与近代商人构成监理会的重要支撑，教会事业在特定的土壤中生存发展，必须要适应和变通。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凌菲博士，围绕福建协和大学的基督化特征为考察点，从学校的筹办过程、办学宗旨、神学教育、校内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此探讨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对教会学校产生的影响。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赵飞飞博士，以金陵大学为例，考察了基督教大学对国民政府党化教育方针的顺应机制，在对国民党教育方针的形成和内容简要回顾之后，具体探讨了当时宗教界对党化教育方针的认知和调适，通过向中国政府的立案，教会大学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并且保持了基督教学校的基本特色，基督教大学的党化教育方针进行的宗教教育的调整，实现了双赢。
肇庆学院韩月香教授，以收回教育权为研究对象，概述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基本情况，考察了非基运动的政治视域，政治正确的考量纬度、国家主义的思维路径、科学主义的认知追求，是该运动不容争辩的合法性依据，详细论述了科学万能论认识的偏执，时政治话语的逻辑凌驾于思想和理论话语之上，思想史对此的剖析，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韩戍博士，以圣约翰大学离校运动和光华大学的建校为考察对象，在历史的语境中，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离校事件，在当时得到主流学界的支持，但因缺乏长期规划，造成了办学上的困局，激进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逐渐演变成政府对教会大学的管理，引导教会大学走向中国化。
三、对教会女子大学的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潘琳博士，通过梳理教会档案、会议记录、书信等材料，论述了早期传教士创建的女子学校的生源、运作模式和教育内容，重现了在历史中“隐身”的早期妇女教育工作者的功绩，因1850年之后英国社会变革使得英国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扩大，故作者也就其对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影响作了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卞梁博士，以抗战时期福建女子高等教育研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详细论述了在内迁南平、困难重重的复杂时局之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办学条件、教师队伍以及经费来源和开支内容，最终学校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新”的转变。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庞小珍博士，以宁波甬江女子中学为个案，从甬江女子中学的馆藏资料和校刊《甬江声》入手，探讨了基督教、国家主权和女权主义者在学生身份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深入考察了甬江女中的学生在女性、基督徒女国民身份中的协调和妥协，学生借助基督教强化了他们的爱国精神，超越了保守的性别界限，甬江女中的学生没有局限于“贤妻良母”的培养目标，她们冲破层层束缚，在社会中担任了不同于以往的角色。
四、关于基督教对中国教育影响的研究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范俊铭博士，以二十世纪前的教会学校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蒙发展，基督教促进了外语课程、科学教育、性别平等等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最后提及的是基督宗教对大学体制的思维转换、综合科目的增设和制度的引进等体制方面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建梅博士，以燕京大学为研究主线，对其谢幕做了历史性的考察，文章剖析了谢幕的原因以及对此做出评价，认为燕京大学的性质是造成这种结局的决定性因素，它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经费和生源的问题都导致其最终的命运，指出当代高等教育应该从20世纪50年代的燕京大学的谢幕做出反思，找寻其内在规律，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的郑刚教授，以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完整呈现了燕京大学的早期探索、快速发展、完善调整和走向衰微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介绍了研究生招考、培养、毕业和学位授予的内容，剖析了燕京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指出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学术水平提升以及中外文化教育平台搭建上的重要影响。
暨南大学历史系郑利群教授，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业教育为关注点，考察职业教育的理念，分析广州青年会开办的职业学校的过程和特点，并且对学校职业教育作了评价，青年会的职业教育为广东社会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凸显了其在德育方面的专业化水平。
台湾福音书房何子健，经由倪玉成家族教育史的剖析，说明西方差会对中国基督徒所受之教育的影响，差会办学不仅培养了在中国传教的教会和牧师群体，也促进了中国基督徒领袖的产生，而倪柝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尔后他也开创了与西方基督教迥异的中国本土教会运动。
淮北师范大学王德龙博士 ，围绕贾玉铭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本土化神学教育机构——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展开论述。分析了学院的创立、“以灵修功夫，代神学教育”的神学教育思想以及战时和战后灵修学院的变迁，认为其创办过程和办学理念体现了中国基要派信徒的信仰倾向，展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过程。
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教务主任刘志远，首先阐述了教会和神学院之间无法对接的问题，可喜的是现已有不少人意识到教会必须与神学院携手合作，接着是对西方神学教育的回顾和对当前北美神学教育的介绍，最后提及的是神学教育的反思以及科技的发展对北美神学教育的积极作用。
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客座教授萧静馥，从基督教教育成果的评估入手，宏观上反思基督教教育界和西方的义务教育，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阐述能激发学生最高潜能的隐性课程的重要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弊端，指出中国教育的研讨可以从基督教教育中汲取经验，避免学校机制的隐性课程的偏差。
五、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研究
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徐亦猛副教授，选取了云南禄劝县管辖下的彝族村庄展开田野调查，运用观察、访谈和参加当地宗教活动等研究方法，记录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基督教礼拜情况，通过介绍彝族的原始宗教，基督教的初期传教、功能和出现的问题，表明基督教不仅取代了彝族的原始宗教，而且对于彝族价值观和与社会构造的改变产生巨大的影响。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广军副教授，将目光集中于路德会的社会事业，在对路德会的传入简单介绍后，重点考察了路德会在东北开展的教育、医疗、慈善事业，虽然路德会的社会事业是为了发展教务，在推动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对东北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尹蒂博士，阐述了传统农政的状况和泰西农政之法，据此考察士人的反应和接受程度，虽然朝臣对泰西农学的理解存在偏差，但 较之传统农政，传教士带来的农法，促进了农业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式农业学堂得以建立，农学从传统农政中脱胎而生，传教士成为这一转变中的引介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吴礼敬博士，选取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罗存德等人编撰的英汉字典，追踪他们对God一词的解释和翻译以及对后续字典的影响，试图还原基督教God和汉语的“上帝”词义对应关系的建立过程，表明字典编撰作为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文化活动，在义项选取和词义解释上体现了编者的主观意图和一定的历史情境。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贺璋瑢教授，对新教在广州的文字事工做了考察，分艰难草创和蓬勃发展两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包括圣经翻译、福音单册和宣传册子的撰写、定期刊物的编撰发行、宗教圣诗、开设书楼和印刷所等方面，新教的文字事工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其在社会、文化也政治影响远超宗教影响，并对促进岭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卓著功绩。
教会大学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及其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启发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本次会议不仅展示了教会大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揭示了未来开展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的新趋势。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在大学、医院、孤儿院等外在层面，而且在思想、观念等内在层面均有影响。观念之变迁是引领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揭示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黄娜娜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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