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

作者：张 铠

1585年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仅在16世纪余下的区区十多年间，即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 46版，堪称盛况空前。事实上，该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

《欧洲与中国》的作者赫德森（G.F.Hudson）曾指出：“门多萨的著作触及到古老中国的生活本质，它的发表可以看作是一个分界线，从此为欧洲知识界提供了有关中国及其制度的丰富知识。”美国学者拉赫（D.F.Lach）认为：“门多萨的著作的权威性是如此之高，它可以作为18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著作可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法国专事研究基督教史的裴化行指出：甚至《利玛窦中国札记》，“在研究中国内情及其学术的团体中，都不能和它争胜。”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为什么在16世纪的欧洲能引起偌大的反响并且直至近世仍得到极高的评价？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时代与生平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1545年出生在西班牙的多莱西亚·德加麦罗斯（Torrecilla de Cameros），当时正是西班牙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

从 711年起，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侵西班牙。不久，除毗邻法国的一小块地区外，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为阿拉伯人所占领。为了收复失地，西班牙人进行了长达7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斗争上升到圣战的高度，即“十字架”与“新月”之战。因此，天主教在西班牙人的精神领域取得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但要把十字架插遍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域就要有王权的支持和骑士的宝剑来开路。也就是说，要想在西班牙建立天主教的精神王国，就必须以世俗的帝国为基础。于是在收复失地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西班牙形成了僧侣、国王以及贵族骑士三位一体的神权、王权以及宗法特权相结合的社会结构。

1492年西班牙人民终于取得收复失地的最后胜利。被尊称为天主教国王的西班牙君主伊莎贝尔女王与费尔南德国王立即感觉到，如果没有新的征服目标，那么充满宗教狂热的教会势力以及富于冒险精神、掠夺成性的骑士集团将对王权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将成为造成西班牙国内动乱的因素。于是把“祸水”引向东方便成为西班牙的重要国策，即：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东方，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进而攻占君士坦丁堡，重新打开通往东方的商路。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可以使西班牙国王成为全世界的君主，而且东方的财富也将会源源不绝地流入西班牙。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大汗”的国书，于1492年率船队西航的目的，就是想打通驶向中国的航路，通过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贸易，为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筹集经费。

哥伦布意外地到达了美洲。

在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十字架与宝剑始终相辅相成。教会势力深知，意欲建立一个笃信天主教的精神王国必须以世俗的王国为依托。这种把精神王国与世俗王国相结合的理想就是建立“世界天主教君主国”。

1565年，西班牙将帝国边疆扩展到菲律宾群岛。从此以菲岛为基地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天主教君主国”则成为西班牙传教士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菲岛殖民当局曾多次向西班牙王室提出用武力征服中国，进而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建议，并拟定了详尽的征服中国的计划。

然而在菲利浦二世时代，西班牙已陷入全面经济危机之中。物价高涨，各类商品极为匮乏。不仅菲律宾，甚至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相当部分商品都需仰仗中国的供给。菲利浦二世从西班牙的全球战略及本国具体国情出发，并没有批准菲岛殖民当局提出的远征中国的计划。在1577年4月29日给菲岛总督桑德的回信中他写道：“你所议征服中国之事，容当日后考虑。当前不可贸然行事，而应当与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尤戒和那些与中国人为敌之海寇为伍，不给中国人以任何仇视我们的口实。”这段文字表明了西班牙最高当局的对华策略：在西班牙本国经济陷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应保持并不断推进对华贸易，用中国的物质财富保障菲律宾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对生活必需品日益扩大的需求，而不要轻易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当然，西班牙王室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即担心菲岛教会直接过问和插手中国事务会使其发展成为足以和王室对抗的地方性分立势力。因此，菲利浦二世开始考虑向中国派出王室代表的可能性，企图通过与中国皇帝的直接接触来影响中国的国策和宗教信仰。

1581年在西班牙王室决定实施向中国派遣使团计划时，门多萨被委任为使团团长。他的个人的条件，正符合王室使命的要求。门多萨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去墨西哥，历时9年。1564年他加入奥斯定会，成为一名修道士。在墨西哥，他一面潜心研究神学、语法和艺术，一面在当地热心传教，因而具有在“异域”开拓事业的能力和经验。他在墨西哥期间，正逢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古斯比（MiguelLopez de Legazpi）率船队远征并占领菲律宾，墨西哥成为从西班牙派往菲律宾的传教士和各级官吏的中转站，同时也是他们返回西班牙的必经之地，那时有关菲律宾和中国的各种信息成为当地引人注目的话题并引起门多萨对东方事物的浓厚兴趣。

1573年菲律宾主教迭戈·德·埃雷拉（Diego de Herrera）从菲岛返回西班牙，想争取菲利浦二世给西班牙在东方的扩张活动以更大的支持。当他途经墨西哥时，看中了门多萨的才华及其对东方问题的学识，便选择门多萨与他同行，并于1574年8月12日返抵西班牙。

1574年9月14日菲利浦二世在马德里宫廷接见了埃雷拉和门多萨一行。在听取了埃雷拉有关菲律宾和中西两国关系的详尽汇报后，菲利浦二世即表示意欲向中国派遣使团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具体方案。

不久，有关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中国之行的报告转到西班牙，菲利浦二世阅后责成印度事务院主席安东尼奥·德巴第亚—麦耐塞斯（Antonio de Padilla y Meneses）正式组织派往中国的使团。麦耐塞斯与门多萨私交颇深，而且知道他在墨西哥的经历以及他对东方问题的兴趣和广博的知识，于是推荐门多萨为出使中国的使团长并得到最高当局的认可。于是1581年门多萨与佛朗西斯科·德·奥尔特加（Francisco de Ortega）以及赫罗尼莫·马林(Lerónimo Marin）带着菲利浦二世致中国皇帝的信函和赠礼离开西班牙并于6月6日抵达墨西哥。其中马林刚刚从福建返回西班才，对中国是很熟悉的。有他参加使团，是完成出使任务的重要保证。

很可能是因为在对待如何使中国基督教化这一重大问题上有分歧，门多萨一行在墨西哥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和宗教界的欢迎，而从菲岛返回墨西哥的官员也不支持向中国派出使团这一行动。所以门多萨一行只好于1582年悻悻然返回西班牙。

门多萨的中国之行没有获得成功；然而，他利用在墨西哥期间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的宝贵资料却写出了旷世杰作《中华大帝国史》。

二 《中华大帝国史》的资料来源

如上所述，门多萨并没有踏上中国大地。他之所以能写出一部影响广泛的史著，是由于他充分利用了他同时代人有关中国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

地理大发现以后，很多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甚至一些“骑士”都曾在其信件、日记、札记以及旅行记中对中国有过记载和论述。但对门多萨颇具影响的，首先是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

克鲁斯1548年从欧洲来到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访中国。虽然在广州一带他只盘桓月余，但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搜集了西方殖民者写下的有关中国的一些资料。例如，葡萄牙人加莱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于 1539至 1547年间曾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后为明廷拘捕并在狱中关押一年。开释后，他从福州经桂林、梧州出境。在他的书信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克鲁斯对此曾加以利用。但《中国志》最重要的材料却来自中国的地方志以及其他著作的译文，这正是其著述价值之所在。

克鲁斯这部著作十之八九论及的是中国问题，这和在他之前诸如费尔纳依奥·洛佩斯·德·卡斯坦赫达（Fernâo Lopezde Castanheda）、若奥·德·巴洛斯（Joāo de Barros）等仅部分论及中国的著作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志》中，他提到中国的长城、茶、用鱼鹰捕鱼、人工孵鸡、印刷术、以及妇女缠足陋习等内容，这些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未有记载的。（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断有人著文，对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仅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志》在内容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方面较马可·波罗游记又有所前进。在论及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尤其是在农业和航海业方面，他认为是超过了欧洲。同时他对中国人的生活和劳动方式都表示了赞许。遗憾的是，当克鲁斯1569年返回葡萄牙时，正逢瘟疫流行，《中国志》1570年2月出版时，他本人已因染病而亡。人们既处于瘟疫的恐怖侵袭之下，《中国志》又是用葡萄牙文写成，在欧洲懂这种文字的人不多，因而该书没有在当时的欧洲受到应有的重视。门多萨充分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在自己的著述中不仅利用了该书的资料，而且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评价上也颇受克鲁斯的启发和影响。

然而对门多萨帮助最大的应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的名著《中国札记》。

马丁·德·拉达1533年7月20日出生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早年曾受过完整的教育。他不仅是位具有苦行精神的传教士，而且是位杰出的科学家。1565年他随莱古斯比远征菲律宾，从此他开始把中国的基督教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574年明朝把总王望高追剿“海盗”林凤至菲岛，并与西班牙殖民者达成协议：如西班牙当局将被围困在邦阿西南的林凤等捕获，则应将他们交给明廷处理；而王望高则应允回国时带领西班牙使节回福建商议传教及通商事宜。就这样，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和赫罗尼莫·马林带领两名士兵米格尔·德·洛尔加（Miguel de Loarca）和佩德罗·萨米恩托（Pedro Sarmiento）于 1575年 6月12日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中国。

拉达一行从 1575年 7月 3日至 9日 14日在福建滞留了两个月零九天。拉达的福建之行，使他有机会对中国进行实地的考察，返回菲岛后，就其所闻所见，写了一部《菲律宾群岛奥斯定修道会神甫马丁·德·拉达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 Martin de Rada， 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S.A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y su companero Fr. JeronimoMarin y Otros Soldu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en aquel Reino；英文译本将书名简化为 The Relation of Fr.Martin de Rada，即《马丁·德·拉达札记》，本文中所谓的《中国札记》就是该书的习用简称）。该书第一部分记叙了拉达一行访问福建的始末；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国情的报道。这部著作的价值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该书第二部分共分12章，是对中国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民情、民俗乃至宗教信仰的百科全书式的介绍。拉达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克鲁斯又有所进步。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对于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的“契丹”或“震旦”（Cathay）与“中国”（China）是否为同一国家，众说纷纭。克鲁斯只阐明，“中国”（China）的正式名字是“大明”（Tame）。而拉达则科学地确证，“契丹”就是中国，按朝代，称“明”。由于这一历史悬案的解决，“奠定了一个新的地理时代”。历史上，很多人是通过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才得知此一结论的，所以人们往往将确证“契丹”就是中国这一功劳归于了利玛窦。

克鲁斯在其著作中仅简单提到明王朝实行两京、13布政使司（俗称13省）的行政区划，而拉达则根据大量的中国文献经过综合比较，不但详尽介绍了明朝府州县三级或四级行政区的建制，还具体统计出明王朝共设置155府、235州和1155县。在这一基础上，拉达又统计出中国各省人口户数和纳税人的数目，并对军队的编制、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等等，都进行了数量分析。从马可·波罗以来，西方一直流传中国是个具有神话般财富的国家，到了拉达，欧洲人才第一次对中国国情有了具体、明确和较为科学的量化认识。可以说，在对中国的认识方面，拉达又深入了一步。

门多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得力于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特别是拉达出访福建时，曾购买百余种中国图书典籍，并将其带回菲岛，交由寓居在当地的华人将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译成西班牙文。拉达在写作《中国札记》时曾利用过这些资料。拉达故世后，上述资料辗转运回西班牙，又成为门多萨的资料宝库。这些图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第17章中，将上述图书内容共归纳为28类，主要涉及到：（1）中国疆域及 15个省的设置；（2）贡赋与税收以及行政体制；（3）中国历史及帝王世系；（4）宗教与礼仪；（5）法律与教育；（6）民族与外交关系；（7）音乐与艺术；（8）自然科学的成就。门多萨告诉读者，他本人就收藏有一部中文书。

门多萨对中国的认识还得助于赫罗尼莫·马林与米格尔·洛尔加。他们都曾与拉达前往福建。1580年菲利浦二世向中国派出使团时，马林作为使团的成员曾与门多萨同船前往墨西哥，并在那里滞留了10个月。他们朝夕相处，门多萨有机会向马林请教中国问题。洛尔加后来把他的在华见闻写入《信史》（ Verdadera Relacion）一书中，这又给门多萨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再有，西班牙方济各会修道士彼得罗·德·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和其他三名同一教宗的修道士1579年游历广东省后，曾写有游记。1581年至1584年方济各会修道士马丁·伊格纳亚奥·罗耀拉（Martin Ignacio Royola）从塞维利亚出发，途经中国，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之后，也曾写有札记。此两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给门多萨留下深刻印象，他把这两部旅行札记附录在《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二部分中。

综上所述，由于门多萨广泛阅读和接触到16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类记载，因而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与其他同时代的同类著作相媲较，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更全面。特别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国典籍的译文，使他的著作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没有亲自造访中国的遗憾。为了表明这些中国资料对于他完成《中华大帝国史》的重要意义，门多萨如实地将他的这部名著命名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叙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情事、礼仪和习俗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Dicho Reyno）。《中华大帝国史》不过是此书名的简称。

再有，门多萨其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学者和政治家。他与西班牙政界上层人士直至国王，甚至教皇，都有直接联系。因此，他较之一般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观察问题有更高的审视能力。他自青年时代起又一直对东方问题深感兴趣，对中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不仅在资料上具有优势，而且体现出他极强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特点，他做了许多客观、恰当的分析，而不是从种族主义的偏见出发任意曲解，因而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门多萨的文学才华使《中华大帝国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他本人也被誉为第一流的古典作家和驾驭语言的大师。就其文体的优雅和用辞的规范程度来看，人们常把《中华大帝国史》与西班牙古典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名著《祈祷与沉思录》（Tratado de la Oracion y Meditacion）和《堂吉诃德》相媲美。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使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经发表不仅立即引起轰动，而且具有隽永的魅力。

三 《中华大帝国史》的结构和内容

该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国情的综述。该部分，共分3卷。第1卷下列10章，重点介绍了中国疆域、地理概貌、气候、土壤分类、省的建制、城镇区划等概观。第2卷下列10章，主要讲过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对超自然力的崇尚。第3卷下列24章，这里主要涉及到中国古代帝王的世系、宫闱秘闻、贡赋、差役、军队、战争、行政管理、司法、科举以及自然科学等概况。该书第二部分是由三篇旅行记构成。即分别记述了1575年拉达等的福建之行；1579—1580年阿尔法罗等的广州之行和1581年伊格纳西奥从塞维利亚到中国的环球旅行。

16世纪末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部分来认识中国的。在门多萨的笔下：（1）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称“大明人”。全国划分15个省（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内为南、北二直隶，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称15省——笔者），“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50000476_0082_1（2）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3）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建筑用材举世无双，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最雄伟的建筑就是长城，长达500里格（每里格约合 5572米），是为防御鞑靼人而修建的。筑造中1/3或2/5的劳工付出了生命。（4）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提及此点会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矿产也很丰富。“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5）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6）中国商业发达，买卖兴盛。每条大街往往只经营一种行业。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这一条街是卖什么商品的。中国匠人的手艺都是祖辈相传。中国货币种类繁多，金、银凭重量使用，而没有一定式样的金币或银币。（7）中国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中国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这些士兵如果在胆识和勇气上能和欧洲各国士兵一样，他们可以征服整个世界。”（8）中国皇帝具有统治国家的全权。各级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权力。他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中国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贵族出门要坐桥，而妇女则从不在外从事社交活动。中国饮宴豪奢。中国人有自己的乐器。（9）中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10）中国人在科学技木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但对中国火炮的效能，欧洲人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因为门多萨未到过中国，所以他没有对上述歧义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还引用了后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门多萨摘引这一大段有关中国城市设防的论述，绝不是无目的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倾向于中国火炮是有威力的。此外，门多萨对于中国造船、造纸以及其他工艺都有所介绍，并一一指出优于欧洲的方面。

在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评价上，16世纪的西方人抱着两种明显的对立观点。克鲁斯在《中国志》中曾盛赞中国的科技成果；而马丁·德·拉达则认为除了用中草药治病外，中国人对物质世界很少有什么认识。门多萨显然倾向于克鲁斯的观点，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做了更全面的介绍，其评价也更高。像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而门多萨除上述内容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在中国火器的应用方面，门多萨也传达给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示器。门多萨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评价无疑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上面对《中华大帝国史》内容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到门多萨基本上把16世纪中国的形象较为客观、较为真实地介绍给了欧洲。而当时的欧洲国家也确确实实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制定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即，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强大帝国。它丰富的物产，发达的经济，完善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使西方国家只能把中国当作贸易的伙伴而不是直接的侵略对象。门多萨所得出的中国处于和欧洲国家平等发展阶段，甚至在物质财富生产的某些方面仍优于欧洲的结论，实际上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势头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当年《马可·波罗游记》发表后，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人们读后，很多人对马可·波罗所赞誉不迭的东方帝国是否如他所述的那样富饶、昌盛，难免表示怀疑。所以在马可·波罗临终前，有人让他坦白承认游记中的内容纯属伪造。马可·波罗痛苦地表示，他有关中国富有程度的叙述，还不到中国实际富有程度的一半。《中华大帝国史》的发表终于使人们相信《马可·波罗游记》并非是编造的神话。门多萨在致读者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对马可·波罗不再抱怀疑的态度。

四 《中华大帝国史》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1585年《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后，虽然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但首版印刷中错误百出，门多萨对此很不满意。在他亲自监督下，于同年又出版了新的西班牙文本，书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改进。接着门多萨又开始接受罗马教廷新的任命，成为罗马教皇下属的“宣道士”（Piedicador apostólico）。

由于门多萨曾在墨西哥从事过宣教活动，十分熟悉美洲情况，所以1586年他又受命前往拉丁美洲，在卡塔格纳（Cartagena）一带从事布道活动。在其后的四年间，他的足迹又遍及新西班牙各主要城市。1589年他再次奉召返回西班牙。后来才智出众的门多萨又被派往意大利，在罗马和西西里负责处理一些棘手的教务问题。此后他返回西班牙在塞尔维亚和托莱多等地负责宣教事宜。1607年，他再度前往美洲，被任命为波帕扬（Popayan）地区的主教，直至1618年在那里逝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门多萨完成《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写作后的33年间，他始终没有再次获得出使中国的机会。直至去世，也没能实现他的东方之梦。但值得他欣慰的是，他的不朽名著《中华大帝国史》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曾激起强烈反响。从1585年在罗马首版至16世纪末短短十余年间竟用欧洲各主要语种出版46次。我们试做如下比较，经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57－1628）编纂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自1615年出版至 1625年， 10年间共再版 11次；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 1661）的《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1654年问世至1674年，20年间才再版21次。那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为什么能在16世纪的欧洲造成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呢？归根结底，是它回答了欧洲所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即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同时为欧洲国家制定对华策略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该书迎合了时代的需要。

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伴随地理大发现而发生的商业激变，为欧洲工农业生产带来一片生机。但自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的征兆。从美洲掠夺的贵金属大量流入欧洲，造成银价下跌和物价上涨。西方学者把这历史时期物价、地租和工资等经济指数的激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震荡称之为“价格革命”。在1551—1600年“价格革命”的高峰年代，欧洲陷于严重萧条之中，物价飞涨，各类商品极端匮乏。与欧洲经济衰退的景象相反，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明代我国商品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当时只有中国才能为世界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于是欧洲国家又掀起一股争夺中国商品的竞争热。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以及各类工艺品不断涌入欧洲。通过中国商品的传播，中国文明甚至影响到欧洲人的生活习俗和时尚。所以16世纪末，欧洲国家普遍想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更想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认识，来制定自己的对华策略。正因为如此，1582年门多萨从墨西哥返回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和当时印度事务院的主席麦耐塞斯都鼓励他写出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1583年他出使罗马教廷，在觐见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PopeGregory ⅩⅢ）时，他讲述了奉命出使中国的前后经历。教皇也督促他尽快写出一部中国史，这就是《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在罗马出版的原因。菲利浦二世为了表彰门多萨撰写这部著作的功绩曾给予他享有这一著作出版特许权20年的恩赐。

《中华大帝国史》英文译本1588年由帕克（R.Park）完成，他是在以建立世界海上帝国为终生奋斗目标的哈克吕特（R.Hak－luyt）的积极鼓励下完成翻译工作的。《中华大帝国史》荷兰文译本1595年在阿尔科莫尔（Alkmeer）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同时发行，这是在负责海外扩张事务的柯奈里斯·科拉埃兹（Cornelis Claesz）直接授命下翻译的。可见《中华大帝国史》的写作、出版与译成各种文字都有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

此外，1585年即《中华大帝国史》出版的那一年恰逢东方国家第一个使团——日本使团抵达欧洲。1582年耶稣会东方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ero Valignano，1538－1606）到日本巡察，返回欧洲前他选出四名日本少年作为日本使团与他前往西方。1584年8月10日他们到达里斯本，后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接见并列席了皇太子的宣誓仪式。1585年3月22日日本使团到达罗马，并觐见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教皇授予他们以罗马“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欧洲，正值因日本使团的到来而掀起一股东方热的时候，一部讲述东方帝国——中国历史以及风俗礼仪的著作问世，自然会大受欢迎。

门多萨这部作品为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窗口，使欧洲人从通过充满神秘色彩的传闻来“想象”中国，跨入通过中国的现实来认识中国的时代。这也就是《中华大帝国史》一书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事实上，欧洲很多有识之士也正是通过这部著作开始认识中国的。据记载，英国伟大的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阅读过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显然受到该书的影响。例如，在培根《自然史》（1627年）一书中写到，在整个世界都迷恋于点金术时，中国则对获取白银较获取黄金更感兴趣。而在《中华大帝国史》英译本第367页则写明，在中国金价如同在意大利一样是经常浮动的，而银价一般比较稳定。此外，培根在其著作中还提到中国火炮的使用以及外国人未经朝廷特许不得随意入境的法律。所有这些内容，在那一时代仅仅在门多萨的著作中有过论述。

再如，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政策颇有影响的外交家瓦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其《世界史》（1614年）中论及中国时有两处使用了门多萨著作中独有的资料：其一，在谈到印刷术时，雷利写道，德国人谷腾堡有关印刷术的“发明”是受东方世界的启发，而且中国人早已使用这种技艺。其二，当他谈到东方人应当享有的荣誉时，他把率先使用火炮和大炮列在其中，并说葡萄牙人曾证实过这点。此外，门多萨曾指出中国人有一个弱点，即自视太高，而认为其他民族都过于愚昧。雷利在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时也写到他们妄自尊大，把其他民族当作野蛮人。至于在对中国一般国情的认识上，无疑地《中华大帝国史》给雷利提供了一幅最清晰的图画。

荷兰从事东方探险的先驱，对创建荷兰东印度公司立下殊功的林希霍腾（Jan Huighen Van Linschoten）也是《中华大帝国史》的热心读者。他的名著《东印度之行》（德文版1596年发行；英文版1598年问世）有关中国的概述就是在门多萨著作的基础上写出的。其中像中国人使用火药和禁止外国人随意入境的法律，在门多萨之前是任何一个西方人所从未提及过的。仅从这两例就可看出《东印度之行》与《中华大帝国史》之间的渊源关系。

法国著名文学家蒙田（M.Montaigne）在其《散文集》中曾有几处论及中国。例如，在第三卷中写道：“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早在一千年之前就享用了。”蒙田还写道：“在社会治理和工艺发展方面，我们拥有某些优于他人之处。中国对此并不了解，更不曾与我们进行交流，但在这些方面却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使我懂得，世界远比我们所知的更大、更丰富多彩。我还从中国的历史中获知，君主派往各省巡视的官员如何惩罚不称职的人员，如何慷慨地奖励恪尽职守、有所建树的人员。这些人员的政绩之所以良好，原因在于他们不求无过，而求有功，他们不仅仅为了俸禄，更想永远保住官职。”上述内容我们都可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找到其资料来源。此外，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潜心研究过中国问题。《中华大帝国史》也列在他的藏书目录中。

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的历史意义还体现在对东方传教运动的影响上。如前所述，菲利浦二世委派门多萨率使团前往中国，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影响中国皇帝的宗教信仰，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所以门多萨曾明确表示：“我的愿望是拯救那里（指中国——引者）的灵魂”。其后他又进一步阐释了他出使中国的目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中华帝国国王及其大臣和属民引导到对真正上帝的认识上去，使他们皈依神圣天主教，同时使他们明白，正是因为对真正的上帝缺乏了解，他们才跌入了错误的泥潭。”

然而如何才能使中国基督教化，在门多萨出使中国的年代却是一个在罗马天主教内部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16世纪中叶，欧洲不仅在经济上陷入危机之中，而且在宗教信仰上同样出现了空前危机。当时，宗教改革运动正席卷欧洲，使罗马天主教受到致命的打击。为了挽回颓势，天主教不得不进行自身的改革。这种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完全是针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因此历史上常常把罗马天主教这种自身的改革称之为“反宗教改革运动”。

西班牙人伊格纳西奥·德·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创立耶稣会的目的，就是想使它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一支中坚力量。他深知耶稣会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宣教策略。1541年罗耀拉授命他的追随者、耶稣会创始人沙勿略（S.Franeiscus Xaverius，1506—1552）前往东方传教。事实上沙勿略就肩负着为耶稣会探索在东方非基督教化区域成功宣传福音的使命。

沙勿略历时十年在从印度直到日本的广阔空间内，通过对各东方国家和地区文化特点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观察和了解，终于总结出一套被称之为“适应”策略的做法，即为了达到使东方各民族归化基督教这一总目的，耶稣会士应对宣教方式因地制宜地做出一定的变通，以便在不引起与当地土著文化冲突的情况下，逐步地使基督教变成土著居民的信仰。不是借助军事暴力手段用基督教文化强行同化土著文化，而是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文化，进而适应这种文化，最终通过基督教文化优越性的展示，再把当地居民吸引到基督教归化者的行列中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沙勿略又提出一些颇具操作性的做法：首先学会当地的语言，以便了解当地的文化，并进而运用当地的语言文字来宣传基督福音；借助尊贵的身分和名义以及通过馈赠礼品来与当地权贵人士进行对话；传教士必须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修士”，使传播科学知识成为宣传福音的先导；佛教在东方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只有批驳佛教学说才能为传播基督福音扫清道路；在东方各君主专制的国家，应把争取最高统治者皈依基督教当作宣教的中心工作，只要最高统治当局信奉了基督教，他所统治的整个国家也将会基督教化。

沙勿略渴望到中国来实施他的“适应”策略，他深信中国的基督化将对整个东方传教运动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1552年8月，沙勿略踏上我国的上川岛，并准备秘密潜入中国大陆，然而因突患重病于同年12月2日至3日逝世。沙勿略没能实现他的理想，但他的上川岛之行揭开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序幕。因此，沙勿略在天主教史书中被称作“中国宣教之父”。

门多萨渴望前往中国可以说是深受沙勿略的影响，或者说他是追随沙勿略的榜样才决意到东方去创建救世功业的。在《中华大帝国史》中，门多萨用充满激情的笔触赞扬了沙勿略：“由于耶稣会士们，尤其是圣洁的导师沙勿略的努力，神圣的天主教才传入日本各岛。……直至今日，日本人还承认沙勿略的理论和他使徒般的一生对他们的极大教益并认为他们从洗礼中得到的收获，除上帝外，即应归功于沙勿略。在他去世后，仍然健在的耶稣会士们都效法他的榜样。”

然而在门多萨时代天主教内部并非所有教派的传教士都认同于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这种分歧的产生，其关键就在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一致。事实上沙勿略本人并没有踏上中国大陆，更没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仅仅是凭借他超人的悟性，通过对日本的观察和一些有关中国的传闻来推知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虽然提出了关于“适应”策略的一些设想，但这些设想缺乏出自中国国情的实际根据，更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恰恰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相当坚实的根据，此点对东方传教运动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众所周知，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都是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的追随者，并于1583年成功地在中国肇庆立足。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对天主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展表示出极大的信心：“上帝以他的仁慈并动用他的神恩，正在推动这项事业向前发展。……尽管魔鬼极力诱使他放弃这种努力。但没有任何力量和智谋能对抗上帝及其神意。”这则报道进一步表明门多萨个人不仅赞成沙勿略的东方宣教思想，而且也透露出他个人愿意像罗明坚和利玛窦那样使归化中国民众的事业取得累累硕果。

如前所述，门多萨在写完《中华大帝国史》以后，始终没有再次获得前往东方的机会，他没能亲身在中国实践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但他这部不朽之作却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起到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激励欧洲年轻一代的传教士到中国去创建救世功业；另一方面又使这些传教士能对中国国情预先有较为客观的认识，从而较为容易地接受沙勿略的宣教思想。这样，当他们一旦有机会进入中国，便能较快地适应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上层社会所接受的“西儒”。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庞迪我18岁时在托华多（Toledo）加入耶稣会。他的导师路易斯·德·古斯曼（Luis de Gusman，1546－1605）当时正在写《耶稣会在东印度、日本及中国传教史》（Historia de las Mis－siones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en la India Oriental,en la Japany China）一书。所以在修道院中收藏有丰富的有关东方事物的图书资料，像耶稣会士从东方寄回欧洲的大量书信、札记等，其中就包括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庞迪我曾熟读该书。他之所以执著地前往东方传教，此书对他的影响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庞迪我前往东方后，于1600年3月在南京与利玛窦汇合，然后他们带着准备献给万历皇帝的“方物”循运河北上，于1601年抵达北京。由于呈献的礼品（包括自鸣钟和西洋琴）博得万历皇帝的欢心，他们被允许留驻北京，并受赐生活津贴。1602年3月9日，庞迪我从北京给他远在托华多的导师古斯曼主教写了一封长信，即《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书名原文见注）。

庞迪我的这封长信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概括介绍。由于庞迪我已深入到中国的内部省份，更经常出入紫禁城，因此他对中国的认识显然是门多萨这样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然而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终究为庞迪我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基础，所以庞迪我在其长信中一方面肯定了门多萨著作中具有真实性的那部分内容，另方面又根据他对中国的实地观察，对门多萨记述有误的地方作出了更正。例如，门多萨（以及他同时代人）的著述中把北京置于北纬50度左右。庞迪我则告诉欧洲的会友，经他用星盘实测，北京的正确位置应在北纬40度一带。中国北方的边境距北京两个纬度，赫赫有名的长城就横亘在北纬42度一带。又如，门多萨曾说，中国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而庞迪我则告诉欧洲人，中国大多数百姓日常多穿着棉麻服装，只是有身分和富裕的人才满身绸缎。也就是说，在对中国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庞迪我致古斯曼主教的长信较之《中华大帝国史》又有所进步。而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主要方面，庞迪我与门多萨在看法上又是一脉相承的，即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庞大的官僚体系有效地治理着整个国家；文人在政府中起重要作用；军队组建有序，士兵在和平时期消磨的斗志会因战争的到来而重新恢复……。也就是说，庞迪我和门多萨一样，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客观报道实际上向欧洲传达出同样的信息，即像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想用军事入侵的手段和文化同化方式来使它基督教化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取得在中国宣教事业的进展，只有遵从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

由于庞迪我来华后始终追随在利玛窦身边，所以庞迪找上述致古斯曼主教的长信也溶汇了利玛窦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庞迪我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中所共同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到1615年，由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面世。至此，由沙勿略倡导的“适应”策略经过利玛窦与庞迪我的长期实践，终于演化成“合儒”、“补儒”以致最终达到“超儒”这一目的的系统的在华传教策略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观始终给“适应”策略的推行者们以重要的启示。

如果说遵循“适应”策略的传教士每每从《中华大帝国史》吸取营养，那末在“礼仪之争”中反对“适应”策略的另一部分传教士则往往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门多萨，通过对《中华大帝国史》一些不实的内容的批评，用以说明在中国推行“适应”策略缺少真实的社会依据。比如在将“礼仪之争”扩大到欧洲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修道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55－1669在华）在其《中国与东方》（China y Oriento）一书中，曾多次批评门多萨对中国的一些论述失实。如门多萨告诉欧洲人，北京城大得惊人，从一座城门到另一座城门，若一个人骑上等好马也要跑上一天；闵明我说门多萨的这种说法言过其实。门多萨盛赞紫禁城的辉煌壮丽，说一些宫殿是用金、银和宝石镶嵌；闵明我说门多萨是在夸张其辞。 门多萨说皇宫里驻扎有上万人的警卫部队，日夜保卫皇帝的安全；闵明我则说如果中国皇帝认为有必要他完全可以召来上万人的部队或是比这一数字多得多的人马，但事实上皇帝并不把那么多的卫兵留在宫中，那是件不胜其烦的事。诸如此类，多有举述。

其实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掺杂一些失实的报道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没能亲自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撰写《中华大帝国史》时所参阅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作者即使曾到过中国，但往往时间很短，所考察的地区也只局限于沿海一两个省份。他所接触到的中国图书的译文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基本国情，因为这部分图书并不是由中国学者精选的，而是来华传教士自己在书市上随意购买来的，凭借它们并不能了解中国的全貌。

到了庞迪我、利玛窦和闵明我时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无论在广度上或是深度上，都远非门多萨同时代人所能相比。因此，对《中华大帝国史》的内容进行一些补充、校正，从而使欧洲人对中国能有一个更客观、更正确、更全面的认识，这本来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历史发展所需要的。但在对《中华大帝国史》重新做出评价时，在“礼仪之争”中持不同观点的人却表现出两种迥异的态度。像庞迪我，对门多萨的失实报道虽曾一一指出，并做了更正，但明显可看出他这样做是希望使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国情有个更准确的认识，以便他们更加自觉地执行“适应”策略。而闵明我列举门多萨对中国的一些错误报道，他的意图同样很清楚，即散布对《中华大帝国史》真实性与可靠性的怀疑，从而动摇坚持“适应”策略一派传教士赖以立论的基石。闵明我讥讽说，像门多萨这类对中国的报道无异于在编织“梦幻”和神奇故事，他反问道：“我们为什么要轻信那些完全出于不测的居心而写下的报道？”

事实上，在“礼仪之争”中，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已成为持不同策略思想的两派传教士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也从另一种侧面反映出《中华大帝国史》深远的影响。

此外，通过《中华大帝国史》一书的出版状况也可以看出一些各个不同时代的相应特征。

据美国学者拉赫的研究，迄至1944年，《中华大帝国史》共出版63次；遗憾的是他没有详细列出这63版的语种和出版年代。①西班牙学者文德尔（ F.Vindel）在1944年《西班牙图书目录》（Bibliografia Hispanica）一文中列出了 52个版本。①依据文德尔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迄至17世纪初是《中华大帝国史》出版的高峰期，以后它仍有一些刊本问世。16、17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各有所长，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形成一种优势。因此，西方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客观了解中国的国情，罗马天主教在实施使中国基督教化的过程中也需详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各种西文的刊本在欧洲不断再版。我们还可看到，到了18、19世纪的200年间仅在1853—1854年出版过一种英文本，该书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这种情况的产生似乎同样与18、19两个世纪的历史特征紧密相关。18世纪，欧洲已经走出“17世纪危机”的低谷，经济全面复苏，海外殖民扩张取得辉煌的“战绩”，一时“欧洲中心论”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到产业革命以后，中华帝国的光环在欧洲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光辉。尽管在18世纪的欧洲一度掀起“中国热”，但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后来，在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片喧嚣中，很少有人再想翻看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与这种国际政治氛围相呼应，在罗马天主教内部，对于持续近200年的“礼仪之争”，已由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世于1715年2月15日颁发的“自登极之日”（Ex，lla die）通谕做出最终裁决，利玛窦所推行的“适应”策略被罗马教廷彻底否定。作为这一“通谕”的直接反应则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禁止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按康熙皇帝的话来说：“若不随利玛窦的规矩，并利玛窦以后二百年的教，传不得中国，连西洋人也留不得。”自此天主教的在华传教事业走上末路。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1716—1788）时代，为了加强王权对国家的控制，1767年起开始从其本国及西班牙属地驱逐耶稣会士。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在华势力已不再有重振的可能。当天主教势力在中国日益衰落的世纪，为“适应”策略服务的《中华大帝国史》自然不再受到重视。这就是18和19世纪《中华大帝国史》很少再版的原因。

进入20世纪，1939年12月8日罗马天主教教廷的传信部对教皇格勒门第十一世1715年“通谕”做出重大改动，重新允许中国教友可以祭祖和敬孔。也就是说，天主教此后在中国又可以按照“利玛窦的规矩”行事了。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新的英文版于1940年在伦敦发行；新的两班牙文版1944年在马德里问世。我们认为这与罗马天主教教廷传信部的最新决定当有某种内在联系。

从笔者接触到的一些零星资料来看，《中华大帝国史》作为东西方文化相互撞击时代的产物有重新受到世人重视的迹象。1966年《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文本再度印行；1986年附有精美插图的《中华大帝国史》的缩写本在西班牙发行。由长南实和矢泽利彦译注的日文本《中华大帝国史》在1965年被收入《大航海时代丛书》第 6卷出版，到 1991年已重印 4次。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谈论的是中国事情。16世纪的欧洲人是如何观察中国的，这当然最应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该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将晚明社会与同一历史时期的欧洲社会进行比较的原始记述；另一方面该书也有一些有关晚明社会经济史的具体资料可供我们参考；它还为我们研究16世纪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提供了较多的可能性。在《中华大帝国史》问世400年以后，该书已由何高济先生译成中文并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可以说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的一件盛事，我们希望它早日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华大帝国史》创作于东西方文明激烈冲突的时代。门多萨生动地记叙了东西方两类异质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进程。重新研究《中华大帝国史》会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也十分有利于我们探讨东西文化交流的规律。这也就是历史永恒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