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作者：罗国辉神父，香港教区司铎，罗马圣安瑟莫礼仪学院礼仪学硕士，现任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主任，并在香港圣神修院、台北辅大神学院、及大陆多所天主教修院教授圣事及礼仪相关课程，著有：《礼者，履也》（台北：光启，1988），《逾越》（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88）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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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表详细记载并分析了十七、十八世纪时，天主教为中国教会而发生的礼仪之争始末，以及各方的努力。
1610 利玛窦（M．Ricci，1552—1610）病逝北京。继任耶稣会中国省区会长龙华民（N．Longobardi，1559—1654）决意派员往罗马澄清影响祝圣中国司铎的数项问题，以保障教会在遇到迫害时得以延续。在培育中国司铎时，遇上不少难题：由于语言系统的差异，中国人学习拉丁文困难重重。而且当时国籍铎职候选人多是年纪已届三、四十，或更为年长的成年人，更感到研读及充分掌握拉丁文的困难。遂希望仿效对希腊及斯拉夫教会所作的适应，寻求以本国文字举行礼仪的可能。综观传教士来华的传教经验，翻译经文实有需要。当时可以选择的途径有二：
·其一是为求保全圣事的有效性，以最保险的方法，按拉丁文音译翻译。但由于中国方言广泛，不同发音差异甚大。而且经文变成一连串没有意思的单字，背诵困难，为信友也加添迷信色彩。
·其二是将经文全部或局部按拉丁文意思翻译。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天」、「上帝」、「天主」、「灵魂」等等名词翻译取向难有共识，虽然利玛窦已尝试配合中国文化进行翻译，日后不同传教士对此却意见纷云。
1613 龙华民派金尼合（N．Trigaut，1577－1628）出发前往罗马。1614 金尼阁抵达罗马，向当时行将离任的耶稣会总会长（C．Aquaviva）呈上「五十《建议》。（ifty Postulata），其中包括：
（1）设立中华传教区，使与日本传教区分家
（2）准许翻译经典，司铎用中文举行圣祭、圣事、日课
（3）准许中国人在礼仪中戴冠（祭巾）
金尼阁又特意征询R．Bellarmine 枢机的意见。Bellarlnine从前是利玛窦的老师。他认为以拉丁文以外的语言举行礼仪是可能的，且有先例可援。但他强调只应采用高尚文雅的、而不可采用俗鄙的语文举行礼仪。
1615一月十五日，圣部会议（教宗保禄五世在场）特准耶稣会士在中国以高雅的中文翻译圣经、举行弥撒、日课祈祷，并可在礼仪中戴冠（祭巾）。三月廿六日，圣部会议（教宗也在场），由 R．Bellarmine主持，为解决上一次会议中悬疑未决的事项，决定：
（1）所有在华传教士可在礼仪中戴冠（祭巾）
（2）准许在华传教士以中文举行弥撒、日课、所有圣事及圣仪，惟须符合罗马礼规，并须得主教同意。
六月廿七日，教宗保禄五世以最高权力颁令以上特准（文件名称为：Romanaesed Sedis Antistes）。
要实施这些特权仍取决于：传教士对培育国籍司铎的取向，及中文礼仪经书的翻译。
日本传教士认为中国人一如日本人不宜晋铎。他们又不希望中华传教区脱离日本，独立另设会省。由于金尼阁的请求已经获准，遂向新任耶稣会总会长T．Vitelleschi提议，由特派视察员决定教宗的特准是否需要执行；这请求得到同意。同时，葡萄牙传教士也因国家利益关系，对中国成为独立会省予以保留。此时的视察员乃葡萄牙传教士卫方济（F．Vieira），当然影响视察结果。
1616 金尼合向教宗呈报，请求委任一位主教驻守南京，并在澳门开设修院，培育司铎。但遭日本传教士及视察员以教友人数稀少为由反对。同时，西班牙教区总务长又向葡萄牙教会请求委任中国主教，前葡萄牙驻澳门主教J．P．Pietade也反对。
1618 教廷为日本传教区委任一位总主教及两位主教。金尼阁的请求失败。此期间他周游欧洲召募来华传教士及传教经费，至四月十六日始从里斯本起程返华。而中国政府已于1617年开始禁制传教士，使翻译礼仪经本及修士培育发展受阻。
1622 教宗额我略十三世颁发《神妙莫测》宪章，成立传信部，指示传教事务。1628 金尼阁逝世，由于中文用语上的争端，圣经之中文翻译工作仍未起步。1629 艾儒略（P．Aleni，S．J，1582-1649）编撰《弥撒祭义》（小本弥撒手册），这是第一本以中文说明弥撒礼仪的书籍。第一部分说明新旧约中的祭祀概念、圣堂建筑和祭坛、教会圣统制、祭衣、弥撒礼仪、弥撒圣祭的效果、辅祭的方式；第二部分说明弥撒的主要部分。书中也说明「祭巾」的象征意义。
同年，视察员骆入禄（A．Rodriguez）经过研究，同意利玛窦等人的用语：以「天主」、「上帝」、「天」来称「天主」。
1630 接任视察员杨玛诺（E．Dias）却推翻骆入禄的意见，倾向龙华民等人的主张，以拉丁文或葡文音译作为对「天主」的称呼。
1631 西班牙道明会士到达福建传教，后来又到了浙江。
1633 方济会士先到福建传教，后来定居山东。道明会与方济会士抵达中国后，对利玛窦时期的做法提出异议，又批评中国人敬孔、敬祖等仪式。
1635 艾儒略编印四福音缩本：《天主降生言行纪略》。
1636 杨玛诺译成主日、庆日福音注释：《圣经直解》。
1644 明清交替，传教士被逐或监禁，中文礼仪发展再次停滞。
1659九月十三日，建宗座代牧制。陆方济主教（巴录或巴罗，N．Pallu）任东京（安南）代牧，兼理滇、黔、湖、桂、川五省的教务。郎主教（Lambert de la Motte）任交趾代牧，兼管浙、闽、赣、粤四省的教务。
宗座代牧请求以「圣人通用经文」取代「圣人专用经文」，并让中国司铎举行中文礼仪。
1615年的特准已经被遗忘，教廷为中华教会设审查委员会，讨论让中国司铎以中文举行礼仪的需要，未有共识。
同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ll）颁令S吵erCathedram，特准中国人只需勉强背诵拉丁文经文，即可晋铎。
1660 审查委员会发现 1615年的特准，但仍建议先调查实地情况，才考虑是否适宜施行。九月廿七日，信理部主管R．Darnerini去函询问宗座代牧，包括：信友人数、可能栽培司铎人数，及中国人学习拉丁文的困难程度；又请他们尝试教授拉丁文。
1664 F．de Longemarts代表全体在华传教士拟向教廷申请运用165年的特准，来祝圣数十位年长的中国儒者为司铎，以保证教会在迫害中得以保存。道明会士闵明我（D．Navarratte）仍然反对中文礼仪。
1666 十月一日，被逐广州的传教士派遣殷铎泽（P．Intorcetta，1625—1696）前往罗马。
1670 不类思（Luglio Buglio S．J. 1606－1682）4把整本拉丁文罗马弥撒经书译成《弥撒经典》
《弥撒经典》曾经两度在北京出版5，是由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南怀仁（Verbiest，1623—1688）准印。福音部分采用杨玛诺在《圣经直解》的翻译。
1671 殷铎泽抵达罗马，提出申请，教宗授意传信部处理。
1672 二月十五日，信理部基于未收到宗座监牧的资料，质疑翻译中文礼仪经书的需要及可能性，将全部申请推却。
三月廿四日，殷铎泽指出国籍司铎几无可能学习拉丁文。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的特权只会造成另一问题：司铎不明所言地勉强背诵经文，而且单以音译经文，内容为中国信友见笑。只有全面意译才能保全罗马礼典的全貌与一致。
1673 七月卅日审查委员会维持原决，认为亚历山大七世的特准已经足够。
1674 殷铎泽返回中国。利类思译成《司铎课典》（日课）。
1675 利类思译成《司铎典要》（伦理神学摘要）及《圣事
1676 利类思把圣多玛斯的 Summa Theotogica译成《超性学要》（今称：《神学集成》）
1677—8南怀仁去函耶稣会总会长指出《弥撒经典》、《圣事礼典》、《司铎课典》及神学书籍等，已由利类思翻译完成，希望落实1615年颁令，祝圣中国司铎。不幸地，视察员 S．de AImeida反对，明令中国青年晋铎须学习拉丁文，并只能以拉丁文举行礼仪。
1680 南怀仁再派柏应理（P．COUPk，1624—1693）前往罗马，携带着各礼仪及神学书籍的中文译本。
1684 柏应理抵达罗马，向依利诺十一世呈奉书籍，申请即时实施165年的特准。
1685 六月六日，教宗大致同意请求，授意传信部讨论。七月十六日转介圣部，未获反应。柏应理再请求教宗介入，教宗达撤回个案，请传信部再研究，期待正面答覆。十一月十九及廿六日会议后，传信部再转介审查委员会，仍是反应杳然，请求终告失败。
同年，罗文藻于广州由伊大仁（B．della Chiesa）亲手祝圣为主教，成为首位中国籍主教。他再向教宗及传信部请求引用1615年特准祝圣十二位中国司铎。
1688 三月廿九日，审查委员会拒绝罗文藻主教的请求，重申亚历山大七世的特准，且拒绝再受理同类申请。同年，罗文藻在澳门引用亚历山大七世的特准，祝圣吴渔山、刘蕴德、万其渊三位耶稣会司铎。
1695 A．Thomas继任耶稣会总会长，开始撰写一份详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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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 A．Thomas向教宗依利诺十二世呈交该份报告。
1701 A Thomas再申请，同样无功而回。
1704 十一月廿日，圣职部议决驳斥中国人的敬祖、敬孔仪式。教宗日格来孟十一世即日批准该议决，称为《自登基之日》上谕（Ex illa die），但在欧洲不许公布，全文交由赴华特使多罗宗主教（Carlo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让他在中国和主教们商议执行办法。
1706清康熙皇帝听闻教宗特使来华的目的，甚为不悦，下令传教士必须得皇帝许可，始能在中国居留，而凡在礼仪方面和利玛窦抱不同态度的，一概拒予许可。遂酿成「礼仪之争」
1723雍正登位，开始全国教难，将传教士逐往广东。
1724 J．P．Hervieu，S．J．向总会长及传信部申请祝圣一批年长传道员为司铎，审查委员会咨询罗马的所年长传教士。闽当（Mgr.C.Margrot,MEP）反对，因为礼仪以书译本内容未必准确。其他传教士则恐怕教廷对中国礼俗仪式的禁令失败而反对。
1725审查委员会秘书长向广州及北京传教士索取中文译本，与《自登基之日》上谕参照，解决Hervieu的申请。
1726被逐广州的麦传世（F．d’Ottajano，OFM）请求按《自登基之日》上谕复核《弥撒经典》中文译本。
1727圣部反对以中文举行礼仪。本笃十三世认同传信部，重申亚历山大七世的特准，要求中国修士学习拉丁文，并前往罗马学习教义。同年，传信部委派麦传世及毕开祥（L.A.Appiani）复核《弥撒经典》中文译本。
1728卅三本译本经过评定呈报罗马。其中只有八本被评为正确，三本无法修正，廿二本按《自登基之日》上谕可能有误。麦传世开始撰写一书，简称Annotations,提出修订这些译本的十项原则。
1732法国耶稣会士祝圣了几位年长的传道员，并保送年轻修士前往巴黎受训。马国贤（M.Ripa）在尼玻里开设圣家书院（Collegio dei Cinesi），培训中国司铎。
道明会士在东南亚培育年轻司铎，或祝圣接受过简单培育的年长传道员为司铎。
1734Annotations写就，呈报罗马。
1735传信部决定放弃修订《弥撒经典》的工作
1737传信部新任秘书长F.Motto向审查委员会重提Annotations，请Carlo Orazi de Castorani ,OFM重新修订。但在传信部的图书馆中已找不到《弥撒经典》一书了，Orazi只好按Annotations书中的资料尝试修订。
同年十二月，Orazi向传信部报告：《弥撒经典》不宜使用，过往的中国礼仪特准应被撤回，中国修士应学习拉丁文，并接受欧洲沿用的神哲学培育。
1738十月二日，审查委员会决定反对以中文举行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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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 本笃十四世颁令：《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禁止传教士们再讨论中国礼俗仪式问题6。
1752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始接管四川、云南、贵州传教事务。该会的总会长Z．Burgerieu与云南宗座代牧J．E．de Maritilat再次向教宗申请施行1615年的特准，再被拒绝。
1753 奥地利传教士P．Sigismondo在写给传信部的信中，提到儿童在弥撒中以中文咏唱。
1755 传信部秘书长N．Lercari以为Sigismondo采用中文弥撒，呈报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遂严厉谴责，勒令弥撒中不能采用中文祈祷或歌咏。
1759 待双方来回辩论后，审查委员会结论：任何部分的弥撒经文都不可采用中文诵读或咏唱。
1789 传信部秘书长 S．Borgia代表中国主教，再次向审查委员会请求准许以中文举行教会礼仪，也提及 1670年的《弥撒经典》，结果仍是不获批准，直至梵二。
注4利类思生于意大利亚西西 Mineo，1622年入耶稣会，1626至 1630年就读于耶稣会罗马学院，1632年晋铎，1637年启程来华。1639年抵达中国江南，始学中文。1640年调往四川，明末张献忠动乱期间被掳，至1648年获满清释放。自此居留京师，开始翻译主要礼仪及神学书籍，目的为帮助中国圣召发展。
注5今日，《弥撒经典》存放于：
（l）梵蒂冈图书馆：Borgia、FondaCinese，no．352＆409。
（2）法国巴黎 Bibliotheque Natioflale 。
（3）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昔日存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
注6三百年后，教宗庇护十二世因中国敬孔、敬祖礼仪完全为社会礼仪，于1939年十二月八日由传信部颁令收回敬孔、敬祖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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