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农、吴青:《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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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7日19: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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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农、吴青:《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2020)

叶农、吴青:《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2020)

 

书名:《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

作者:叶农  吴青

出版:澳門文化公所、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出版

 

明清时期,天主教第三次传人了中国。来华传教士们采用了种种办法来传播天主教。这些办法包括语言等非物质的传教方法和通过图书、图画等物质方法。由于话言文字的阻隔,来华的异域传教士与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民众无法沟通,单纯依靠语言文字传教必然会给传教事业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传教士要想在中国传播福音,还必须有其他更多能够表现天主教教义的物质载体。这些载体包括宗教画、雕像、圣骨、音乐和举行宗教仪式所用的其他圣器等。西洋宗教画,比较而言,具有其它一些物质载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为各个传教会传教士所重视,成位传教的重要工具,并在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宗教画在传教中的作用、对来华传教士画家的展开研究,学术界相当重视,已经有了许多研究成果。在宗教画中,学者们最局注重的是西洋绘画,成果也主要是对绘画的研究。对宗教画的重要一支——传教士著作中的插图版画,特别是表现《圣经》故事的插图,着墨不多,难免成为学研究中的遗憾。

 

 

由于宗教画能够通过艺术魅力来打动观众,它就具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一直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其实,在书籍中安排插图,是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传教与传播其他知识的常用手段。在他们译述的天文、历算、地理、历史、生物、医学等书籍中,不少有精细的插图,以帮助准确地传播相关专业知识。

在油画、水彩画、版画等众多种类中,版画,特别是插面版画,是展开传教工作的最佳选择。如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神父为准备贡礼,曾于1584年1月25日致信耶稣会总长:“在前信中曾希望神父寄来一座表,一手掌高,内有摆,外面镀金,将作为进贡之物,呈献给中国皇帝,以便求得准许,在中国传播福音。……因此谨盼神父速觅一架钟表,一些铜版印的精美圣母与救主的圣像,这是中国官吏们所希望的。”

这里所谓雕刻的远景画,即版画,而且是中国所没有的铜板画。

而天主教传教土选择版画,亦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

首先,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西方的铜版画到了很高的水准。十五世纪晚期的佛伦伦萨,是欧洲铜版画的发源地,经过意大利籍画家、雕刻家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 1431-1506)、德国语画家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的努力,在技术上做出重大突破后,版画线条细如餐发丝,景物丝毫毕现,深受欧洲市民的欢迎。进入十七世纪后,经过荷兰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1606-1669)的努力,欧洲版画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欧洲人大约在十四世纪末开始采用版画技术印刷教宣传画,在十五世纪中期,随着铅合金的活字排版印刷术的发明,作为书籍插图的版画就被纳人活字印刷的轨道。十五世纪后期,在威尼斯印刷的《神曲》插图本,被认为是欧洲的第一部插图本。至十六世纪末,以铜版画来表现基督教题材的作品相当成熟,而纳达尔(Jéronimo Nadal, 1507~1580)编著《福音史事图解》所达到的水平便是极好地例证。因此,当耶稣会士十六世纪中晚期来华后,运用他们所熟知的艺术手段来传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其次,明清时期中国有优秀的传统木刻插图版画,可资天主教传教士们利用。明代木刻版画事业兴旺发达,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是中国版画高度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的版画量多质好,并出现了彩色套印版画。当时南京、北京等地刻印的经、史、子、集诸书,大都附有木刻插图。而地方志、戏曲小说、宗谱中的版画插图,比比皆是。至明代后期,雕刻印刷版画成了一种专门艺术,出现了以徽州、金陵、武林(杭州)、建安(建阳)为中心的版画流派。明代版画艺术的辉煌成就,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木刻家能和当时的画家们紧密合作,画家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画稿。清代版画众多,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上承明代版画遗风,刻印了许多版画精品,仍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道光年间版画,渐见衰落,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中国木刻版画更趋衰落。刻印拙劣粗率,不为人们称道。当天主教传教士第三次来华传教时,正值中国传统木刻插图版画艺术处于鼎盛时期,当已有刻印铜版画经验的传教士们看到这些精美版画时,必然会顺理成章地利用它。第三,在中国的其他宗教亦有利用木刻版画传教的传统,天主教传教士受到了启发与借鉴了其经验。佛教是中国古代拥有信众最多、流传最为广泛的宗教;佛教版画,则是佛教艺术殿堂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明代是佛教版画的黄金时代。进入清代,至乾隆的清前期,佛教版画亦相当兴旺;嘉庆以后,清朝由盛而衰,佛教版画亦见颓势,至民初,逐渐走上消亡之途。以耶稣会为首的主教传教士来华后,开始时与佛教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象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宝还自称是“西僧”。虽然随着对中国佛教了解的不断深入,传教士们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耶稣会还制定了“驱佛补儒”的政策,但是双方还是会相互学习,相互取长补短。而利玛窦虽然对中国绘画评价不高,但对中国的版画技术还是很赞赏的。(意)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指出:“利玛宝虽对中国绘画评价不高,但很欣赏木版雕刻技术。意欲以欧洲艺术的美来激发人们对孕育了如此杰作的宗教的好感,利玛窦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将西方宗教艺术传播到中国文人学士和皇宫中去的工作。”当传教士看到佛教版画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势必借鉴佛教的做法,在天主教出版的书籍中,安排插图版画,借此打动读者,扩大影响,帮助传教。第四,在华传教的实际需要。由于中国对于宣传天主教教义的绘画需求甚多,仅靠国内少量临摹与海外的输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天主教版画传入中国,始于明朝中后期。明代中后期,在华传教士携来向中国人展示的西来画像,其实多数为欧洲的铜版画。(日)小野忠重说:“值得注意的是,舶来品中包括了版画,那些版刻已经有大量的重版与改版,就如日欧交流中不可忽视的是世界地图的传入。世界地图很早就进入了中国,数年以后在肇庆府,这一着色华丽的铜版世界地图使来访者惊叹不已,接着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在那里刊印,画像情况也是如此,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描述南京教堂中的圣母像:画以铜版为帧,而涂五彩于上。由此看来,这些画表面着色浓重,易被认为是手绘的画,实际上只是版画,它们轻便易带才能超过万里波涛携入中土,成为传教的合适用品。······通常随意称为“‘泰西画’的大部分应该是这类画,它们应是在西欧天主教版画中心安特卫普雕刻的版画。”

后来,宣传天主教教义的著作不断增多,天主教插图版画艺术亦随之而得到运用。而天主教插图版画进人中国,最早的与天主教教义有关的一幅木刻插图版本出现在明万暦二十一年(1593年),刊印于马尼拉的《无极天主正教眞传实录》。它由方豪于1952年5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发现。但它在中国流传的情况,目前并不清楚。此书由西班牙籍道明会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神父着。其首页有版画一幅(参见右图)。

我们目前所知最早有关西方插图版图传入中国的记载是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欧洲的耶稣会副会长纳达尔在1574年完成了一本享有盛名的版画集《福音故事图像》。它由153幅版画组成,1593年出版。在华耶稣会士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均去信罗马,要求寄书。1598年,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神父致信耶稣会会长:“我们这里不但需要书籍,也需要图像抚慰和帮助新的基督徒;·······首先,纳达尔神父写的关于基的生活的神秘故事及其研究的一些书,将对我们非常有益,会起到很大的鼓舞人心的作用。”一年后,龙华民再次写信,将同一要求再次重复。郭居静(Lazaro Cattaneo,1560~1640)神父也从澳门写信向耶稣会会长索要“关于基督生平的图像本新书”。他还在信中说,中国人很崇奉救世主画像以及有关他的生活的神秘故事,他们对圣母像也很崇奉。

耶稣会士们纷纷索要此书,这表明他们认为把西方插图版画介绍到中国意义重大。此举可以用精美的欧洲插图版画来打动中国人,同时吸引基督教教徒投入对耶稣和玛利亚更深的爱。但此书何时传入中国,确切的时间尚未为人知晓。但至迟也应是1605年。柯毅霖指出:“1605年5月12日,利玛窦写信给在葡萄牙的阿尔瓦雷斯(John Alvarez)神父,说此书已有一个副本传到中国,由在南昌的阳玛诺神父保存,供华南地区的教堂使用。所以,利玛窦要求获得副本,以供北京及华北地区的教堂使用。利玛窦写道:“就目前来说,此书比《圣经》更有用,因为我们若用此书布道,-或者直接放在他们面前更好-有时会收到光靠言语讲道所没有的效果。”

而我们目前所见最早的天主教木刻插图版图,应为利玛宝所着《西字奇迹》中所收录的四幅版画作品,卽:取材于《圣经》中《马太传》第十四章有关圣伯多禄故事的《信而步海,疑而卽沉》;取材于《路加》第二十四章的《二徒闻实,即舍空虚》;取材于《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淫色秽气,自速天火》;《圣母怀抱圣婴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6年)在北京刊印。后来,他又提供给出版商与制墨家程大约。程大约将其收入《程氏墨苑》。利玛宝与程大约的合作,程大约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利玛宝获得了传教的成功。利氏可以将此作为最好的宣教课本,而精美的《圣母像》也可满足持续增长的信徒的图像需求。

此后,耶稣会士们继续努力,刊印独立的天主教教义插图著作。其原因有三个:江浙闽一带刻书风气很盛,有成熟的版画制作群体,有可能出版天主教插图版画著作;同时,龙华民主张到乡村没有知识的民众中传教,这对插图版画本着作有更多的需要;再者,传教士们对汉语掌握程度提高,可以出版、复制大量插图本傅教书籍。

1619年,罗儒望(João da Rocha, 1565~1623)神父出版了一本傅教小册子--《诵念珠规程》。它收入了十五幅版画,它是目前发现的中文天主教教义插图版画本小册子。它以“欢喜”的、“痛苦”的和“荣福”的传统次序介绍了十五个超性事迹。

1637年,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在福建出版了《天主降生言行纪像》(亦名《天主降生出像经解》)。这本插图版画小册子,共收录了57幅版画,是艾儒略所着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在第一次出版时的附图。该书已经不同于上述诸书,其蓝本亦是纳达尔的《福音史事图解》,但数量将近是《诵念珠规程》的四倍。此外,艾儒略还着有《玫瑰十五经图像》。

在《天主降生言行纪像》出版后,1640年9月8日,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神父向崇祯皇帝进贡了一些欧洲宗教礼物,其中有一本画册,描绘耶稣事迹。与此同时,他出版了《进呈书像》一书。该书收录版画48幅。这是在中国出版的、以纳达尔的书为蓝本出版的第三部插图版画集。

进人清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许多影响到天主教《圣经》故事插图版画发展的新情况。首先,清代教难大大增加,作爲傅教重要工具的插图版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每次教难来临,许多插图版画就会被毁坏,并成爲攻击的对象。其次,清代康熙末年以后经历了百年禁教的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圣经》故事插图版画著作的著作环境大不如明末时期。再加上中国木刻版画经过明末的鼎盛时期后,进人清代后逐渐衰落,因此,在清代鸦片战争之前,天主教《圣经》故事插图版画的发展远不如明末时期。在诸次教难中,以天主教《圣经》故事插图版画攻击天主教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杨光先教案。杨光先就是利用汤若望的《进呈书像》中的三幅插图版画来攻击天主教的。杨光先在《临汤若望进呈图像说》(亦名《邪教三园说评》)中称:“上许先生书后,追悔着《避邪论》时,未将汤若望刻印国人拥戴耶稣及国法钉死耶稣之图像刊附论首,俾天下人尽见耶稣之死于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爲其作序,即小人亦不屑归其教矣。若望之《进呈书像》共书六十四张,爲图四十有八,一图系一说于左方,兹弗克具载,止摹拥戴耶稣及钉架、立架三图三说,与天下共见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

对于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攻击,天主教傅教士也利用插图版画来回击。在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类思( Lodovic Buglio, 1606-1682)所着《不得已辩》中,就曾刊登了一幅木刻版画。有趣的是此画题爲《商渴祷两图》,所用典故,并非外来,亦不涉及天主教的内容,却被利类思等巧妙地利用来爲其护教服务。他说:“此《商汤祷雨像》也。按商纪时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旧以人祷!汤曰:‘吾所爲请雨者,民也。若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身婴白茅,以身爲牺,祷于桑林之野。古哲王爱民不惜身,身厌自贱若是,又何疑吾主耶稣爲救万世万民,甘受苦难之像乎?而在清朝中前期,天主教《圣经》故事版画的出版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天主教在华的傅播逐步开禁。天主教重新在中国活跃起起来,又有一批《圣经》故事插版画得以出版。其中,清同治八年,金陵天主堂出版了一批插图画著作,如《教要六端全图》《救世主预像全图》《救世主实行全图》《诸圣宗徒行圣像》《圣教圣像全面》清光十三年由上海慈母堂出版的《道原精萃》收录了七部天主教著作:艾儒略《万物真原》《天主降生引义》《天主降生纪略;》高一志撰《圣母传》《宗徒大事录》《诸宗徒列传》《历代教皇洪序》(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这套丛书,插人大量的版画,“犹恐人未易领会,属刘修士必振绘图,列入篇中”)清光绪十八年由上海慈母堂出版的《古史像解》与《新史像解》。

 

 

将明清时期刊印出版的《圣经》故事插图版画结集出版,是编者长期从事天主教传华史过程所做的一项基础工作。

本次结集,收录下列版画集:明万十历三十三年利玛宝编著《西字奇迹》;明万历四十七年罗儒望编《诵念珠规程》;明崇祯十年艾儒略着福建刊本《天主降生言行纪像》;明崇祯十年艾儒略着福建刊本《玫瑰十五经图像》;明崇祯十三年汤若望编北京刊本《进呈书像》;清康熙年间杨光先着《临汤若望进呈图像说》;清同治八年南京刊《教要六端全图》《救世主预像全图》《救世主实行全图》、上海慈母堂活字排印《诸圣宗徒行实圣像》;清同治年间《圣教圣像全图》;清光绪十三年圣路加(St.luke Loukas)著;李杕节译上海慈母堂活字排印《宗徒大事录》、李杕著上海慈母堂活字排印《圣母传》、李杕整理改写《宗徒列传》;清光绪十八年沈则宽著上海慈母堂活字印《古史像解》、清光绪二十年沈则宽著上海慈母堂活字印《新史像解》、民国元年排印《玫瑰经图解》。

这些著作将按照其刊印时间顺序编排。每部著作之前,均撰有解题一篇,介绍该著作的一些基本情况,如编著者、刊印时间、版本情况、点校整理所依据的底本等。

此次点校、整理、结集过程中,曾得到过下列人士的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北京大学杨海峥教授、蒋仁正先生;暨南大学张玉春教授、罗志欢教授,硕士研究生刘敏、谢萌、欧阳开方、陈焕强、肖琼、卢世敏等。在此,特表真诚的谢意!

 

编者

二零一九年岁次乙亥年于广州暨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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