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灵：“拯救”和“解放”的迷思

读了曾庆豹教授由四篇文章汇编而成的《红星与十字架》一书，感慨良多。虽然四篇文，但却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这块五彩拼图上长期被忽略的一块：一部分基督徒参与共产党的红色革命。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一个被上帝“拯救”后重生得救成了基督徒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恩典把自己从身陷罪恶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了。从此以后，他/她就开始了“活在世上又不属于世界”的新的人生之路。他/她怎么会加入共产党投身“解放”事业了呢？

就像董健吾这样一位“基督徒”[1]就是因为受到“五卅惨案”的刺激就放弃了信仰，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投入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了。这样的例子何止董健吾、何止傅连暲，我所知道的就不下数十位。

像董健吾这样一位“基督徒”怎么就会因为“五卅惨案”就放弃了信仰，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投入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了。从一个基督徒转变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例子何止董健吾、傅连暲二人，我所知道的就不下数十位。而那位原本“绑架”西方宣教士薄复礼的红军萧克将军，经过了一年多的相处，特别是当薄复礼帮助红军解决了地图问题，从而使红军走出了贵州的深山老林后，萧克将军改变了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不再认为他们是来华高文化侵略的，也不再把他们看做帝国主义，甚至对他们还有了“好感”。在萧克将军晚年还肯定了这些“外国友人”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征途上“做出了有利于我们事业的贡献”。

如同许许多多的董健吾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被淡化一样，也有许许多多的萧克将军的认知被“销声”了。那是因为“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新政权仅存在了两三年时间就变成了专政（公众号注：此处原文有敏感词，以“专政”二字代替），曾经与共产党合作过的“民主党”派都变成了政治花瓶，还能有“基督教”的一席之地？

一个人皈依基督教，也就是得到了上帝（基督）的“拯救”，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恩典把自己从身陷罪恶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了。从此以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开始了“活在世上又不属于世界”的新的人生之路。他/她一生的目标就是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拯救”的全部含义就是得救者获得了新的人生价值观，诚如使徒保罗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2] 这样的价值观是过去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做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做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3]

一个人因为皈依基督显然与皈依佛门不同，皈依基督并不是“看破红尘”退出世界（出世），而是“荣神益人”见证神的荣耀。“活在世上又不属于世界”的主要涵义并不是退出世界，而是在世上实现（见证）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价值。耶稣在离开世界前向天父的祷告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4] 尤其是从耶稣还在世上时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就更能说明问题：多少次“奋锐党”人希望耶稣带领他们进行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政治革命，但是却被耶稣拒绝了。理由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基督徒也是因为这些《圣经》话语的教导而远离世事。初期教会再去存在方式诚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描述的：“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5] 在第四章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确定：“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6] 这是一种“家庭”式的共产共享的生活方式。现在无法确切地知道初期教会这样的存在方式究竟维持了多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基督教被东罗马皇帝君士但丁定位“国教”后，教会的存在方式完全走出了“家庭”方式。

但是依然不能确定的是：是否还有少数（也许是极个别）的教会依然保留着起初的“家庭”式的共有共享的聚会方式？但是十六世纪初出现的“重洗派”似乎对残棋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的理念和存在方式依然情有独钟。重洗派基本上赞同路德和慈运理宣告他们的改教运动原则，他们赞同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如：圣父、基督的神性、教会是信徒的集合、圣经是神的话、基督的再来。但是发现路德和慈运理的改教运动没有达到“恢复初期教会”的地步，没有完完全全回到使徒教会时代的信仰和生活，于是便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重洗派发展很快，没几年就遍及瑞士许多县郡、奥国、波希米亚、德国南部，直到莱因河谷，抵达荷兰。在瑞士，发展成瑞士弟兄派(Swiss Brethren)；在荷兰，发展成门诺派(Mennonites)。他们非常羡慕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的生活，尤其是在莫拉维亚(Moravia)[7]的重洗派信徒们。公元1533年，一位瑞士弟兄派传道人胡特尔(Jacob Hutter)加入奥国重洗派，后来成为他们的牧师。于公元1536年被焚之前，胡特尔采用一种严格的公社生活管理，每一个单位称为一个“弟兄社区”(brother-estate)；直到今天，在加拿大的亚伯达省(Alberta)及曼尼托巴省(Manitoba)仍有上百个“弟兄社区”存在。[8]

重洗派不只是在教义上反对“婴儿施洗”而遭受到天主教的迫害，而且他们拒绝与政府合作，甚至与当时社会也个格格不入、拒绝融入到当时社会。所以，不仅天主教，而且路德派、加尔文派、慈运理派都把“重洗派”看做另类，都一起对重洗派进行了非常残酷的迫害，数千重洗派信徒被迫害致死。但是，重洗派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一些重洗派激进份子在德国韦斯发里亚(Westpha1ia)的蒙斯特(Munster)还成立了重洗派王国（Kindom of Munster）。

有一个叫贺夫曼(Me1chior Hofmann)是一位皮货商，他起先热心地跟随路德；后来他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他预言基督将于公元1533年再来，荷兰有许多人附从他，其中包括一位来自荷兰哈伦的面包师马提斯(Jan Matthys)。贺夫曼后来被关进斯特拉斯堡监牢，最后死于狱中。马提斯声言自己就是贺夫曼所预言，是基督再临前要来的先知以诺(Enoch)。公元1533年，马提斯的跟从者占领了蒙斯特城，使马提斯立刻掌握大权。他宣称蒙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凡物公用，没有律法。于是，成千人潮自德国、荷兰各地涌进蒙斯特城。

不久，天主教与路德派军队围困蒙斯特城，对城里的“亲敌者”进行了残忍屠杀，马提斯自己于公元1534年四月死于战场。重洗派信徒为了保卫自己的王国，他们抗击天主教和路德派的军队长达一年之久。1535年六月廿四日，城终于被攻下，天主教和路德派的军队对剩下的重生派信徒进行了可怕的杀戮与残酷的折磨。激进的重生派被消灭了，却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原本这群被拯救出来“不属于世界”的基督徒自认为被耶稣基督“分别为圣”而离群索居自成一体，其结果变成了日后“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源头。当然，后来十六世纪出现的温和的“重洗派”并不认同这种激进的方式。[9]

就在“重洗派”为他们的“蒙斯特王国”浴血奋战的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对这样的王国进行思想理论的探索了。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了《乌托邦》一书，莫尔在这本书中对中世纪以来的社会不公、贫富不均、腐败堕落等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他认识到：私有制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只有实行全民公有制，才能真正消除社会的罪恶。而实行全民公有制的基础就是人人劳动，消除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劳动产品按需分配的制度又消除了骄奢和贪欲。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共产主义思想”，难怪马克思也把《乌托邦》这本书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文献。那么莫尔的思想有来自何处呢？有学者认为：“对莫尔知识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他坚信，通过复兴古典和基督教的古代遗产，可以出去中世纪所有的弊病和曲解，拯救现实社会。不难想象，面临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劳动者贫困化的疾风暴雨，对于广大劳动者深表同情的莫尔，苦苦思索保妥不平等和阶级剥削和压迫之途的莫尔，脑海中一定萦绕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精神。”[10]

1633年由意大利基督徒托马斯-康博内拉撰写的《太阳城》问世了。这本书采用对话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没有中世纪社会那些污秽的新世界。这当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是完全不可能的。康珀内拉在该书的第一篇中回答说：

康珀内拉的依据就是基督教初期教会的生活状况，也就是《使徒行传》众所描述的“共产共有共享”的生活方式。而且坚信，将来基督之敌死后，“这种生活方式会占上风”。

这个源自圣经的“想法”就如《圣经》中所描述的一粒小小的“芥菜种”一样，它却在十六世纪后的历史土壤中被迅速地长成了一颗参天大树---共产主义运动经过十七、十八世纪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酝酿，到了十九世纪不仅由马克思奠定了完备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而且随着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建立，共产主义运动迅速转变成了席卷全球的国际工人运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感觉到：这场新旧世界的最后决战就要来临了，全人类被“解放”的时刻也指日可待了。到了二十世纪，这个“解放”运动的形式便在俄罗斯直接演变成极其恐怖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为了“解放全人类”，新的“苏维埃”政府随即便把这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引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历史重任自然是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解放全中国”。

历史就这么把“拯救”和“解放”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或者从自己得“拯救”成了基督徒后，或许因为传“福音”的使命而希望人人得“拯救”，或许出于社会的责任和道德良知，甚至民族情感等，有意无意地卷入帮助穷苦人们、承担社会责任、不满种族压迫而投入到了“解放”运动之中；或许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当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投入到了中国国产党领导的“解放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但是却也把这样的政治使命赋予了宗教色彩，自己俨然成了“拯救”劳苦大众脱离苦难深渊的“天兵天将”。“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2]

这段话出自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在延安是为了纪念因公死亡的战士张思德而在其追悼会上的演讲词。整篇悼词我们从小就会背诵，但是直到二十五年前我受洗成了基督徒后，才明白这是一篇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演讲稿。我们几乎不问，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什么样的“苦难”？究竟是什么原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这些“苦难”？我们（共产党人）又凭什么说自己有责任去解救他们？把自己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进行的“改朝换代”战争说成了是为了把他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这是将政治和战争“神圣化”和“合法化”的方法。历史上不合法的行为往往会贴上“神圣”的标签来加以掩饰。一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战争）就这么一边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敏感词编辑--主，一切全靠自己”的国际歌，一边却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去“解救”人民大众。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真正含义是：不相信任何神，却坚信自己就是神---只要有了枪杆子，没有自己办不到的事。

基督教随着宣教士的脚踵传到了中国，遭到中国人无数次的抵挡（反教），因为中国人感觉不到这个信仰对中国（人）究竟有什么好处，而且还处处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习俗习惯相抵触。但是，一旦与中国近现代的反帝反封建，解放劳苦大众的政治问题相遇，基督教就成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基督徒和共产党就会殊途同归。因为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使命渊源与基督教精神和早期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实践；而基督徒（特别是中国基督徒）面对当时满目疮痍的国家和社会就自然而然地会将内在得“拯救”转化为外为“济世救民”情怀而出现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而共产党内那些怀有“解救正在受难的中国人民”神圣使命感的革命者虽然表面上不信鬼神，也目无上帝，但是实际上却在践行着初期基督徒们的理想--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新天新地）。“拯救”和“解放”就这么难以分解，成了上世纪初中国“革命阶段”出现的“迷思”。看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四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后，也许长时期追求GDP的原因，似乎已经不再具有当初“解救正在受难的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感了。也许正是这种现象促使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断地通过走访革命圣地、回顾革命历史，并借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来重新恢复当初的“神圣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关注着社会和热衷于政治，加尔文的改革宗神学正在成为部分基督徒手中的新意识形态。不知道在这场“民族复兴”运动中会不会再次在共产党员和基督徒之间出现“解放”和“拯救”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