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
丛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作者：赵晓阳 著
ISBN：9787303240722
关于本书
《圣经》中译及其在华传播的语言文化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该书从追求“言文一致”的圣经白话翻译实践、“欧化白话”的形成及结构特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各种尝试与努力，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等多个方面，展开对上述主题的探讨，其内容丰富、全面而系统，就其整体性把握与研究而言，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书中对许多内容的呈现，都具有新鲜性；对不少具体问题的考察与分析，均具有探索性。作者对于圣经多种文本积累丰厚，尝试融合历史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的有关知识和方法，将在华基督教史的研究带入到一个更为宽广的视域中，拓展出了一片学术的新天地。
关于作者
赵晓阳，1964年出生于重庆，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995年7月，进入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工作。2002年1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2003年评为副研究员，2012年评为研究员。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近代社会史、中西交流史，成绩斐然。
目录
绪论（1）
一、写作缘起：圣经中译本多元语言形式存在（1）
二、学术史回顾与存在问题（5）
三、资料综述（12）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15）
第一章 寻求对等：早期圣经汉译（20）
一、早期耶稣会士的圣经译作（22）
二、白日升译本（25）
三、贺清泰译本（26）
第二章“二马译本”：基督教最早圣经全译本（31）
一、基督教最早圣经译本与天主教圣经译本关系（32）
二、“二马”的《新约》译经：抄袭说之辨（41）
三、“二马”的《旧约》译经：各自独立翻译（50）
四、余论（56）
第三章 译介再生：本土基督宗教话语体系的建立（60）
一、音译、意译与新释：景教和天主教的译名（61）
二、移境与想象：基督教的译名（66）
三、相遇与接受：中方视野中的译名（73）
四、余论（79）
第四章 言文一致：现代语言运动的方式和意义（一）（81）
一、书写白话：言文一致的宗教认知（82）
二、吴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84）
三、闽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88）
四、粤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91）
五、客家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93）
六、官话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96）
七、方言白话圣经的意义（104）
第五章 拼写汉字：现代语言运动的方式和意义（二）（109）
一、汉字的新书写形式：拉丁拼音文字（110）
二、吴方言圣经罗马字本（113）
三、赣方言圣经罗马字本（118）
四、闽方言圣经罗马字本（119）
五、粤方言圣经罗马字本（125）
六、客家方言圣经罗马字本（126）
七、官话方言罗马字本（129）
八、汉语汉字发展的新途径（130）
第六章 欧化白话：中国现代白话的开启（136）
一、西经中译与欧化白话的历史因素（138）
二、欧化白话：现代白话欧化因素的语言学探讨（143）
三、欧化白话的文化解读（151）
第七章 新词语与文化拓展：圣经新词语溯源与流布（160）
一、创建新词语：译介异质文化（161）
二、复音词：创制圣经新词语（163）
三、千年炼成：圣经神学新词语溯源流布考（166）
四、汉语外来词：丰富语言文化（213）
第八章 创制文字：西南民族圣经译本（218）
一、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之始（218）
二、柏格里字母及变体书写的圣经译本（230）
三、拉丁字母及变体书写的圣经译本（235）
四、汉语国语注音字母书写的圣经译本（239）
五、意义和启示（239）
第九章 圣经中译本的传播：以美国圣经会为中心（244）
一、1833—1874年：传教士代理时期（244）
二、1875—1893年：古烈和裴来尔时期（247）
三、1894—1920年：海格思时期（249）
四、1921—1936年：力宣德时期（253）
五、1937—1949年：中华圣经会时期（254）
第十章 结语（258）
一、“通约”与“域外资源”的译介（258）
二、晚清语言文字现代化的途径（261）
附录（265）
参考文献（306）
索引（327）
后记（337）
章开沅先生序
我曾在一首小诗中这样概括自己的生平：“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晓阳虽然是中国同胞，与我却在海外巧遇结识。
那是在2007年暑假，我与妻子应邀到牛津大学学术休假。8月20日到达，我在当天日记中简单记录道：“牛津建筑古朴，历史文化氛围浓厚。Hancock 在Hertford学院宿舍迎候，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赵晓阳亦携带食品来，稍做情况介绍后各自散去。” Hancock 是牛津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负责人，晓阳显然是临时被邀来协助接待的。
我与近史所关系很深，但与晓阳却是在牛津萍水相逢。其时她在牛津的研究工作已近结束，每天都在安格斯图书馆紧张复印珍贵文献，但仍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工作乃至生活上的关照。她于8月26日离开牛津，此前5天，几乎每天都挤出时间为我们帮忙。我的日记也有简要记录。例如，8月21日：“草草早餐，小赵来，同去Bodleian图书馆，办阅览证并参观相关馆室，特别是至新馆了解基督教在华情况之馆员与收藏处所。中午，小赵又引导至商店购买日用器皿并熟悉来回路线，下午近3时始归去。”8月23日：“上午至远东图书馆，小赵陪同与东方部馆员正式接触，赠中英文馆藏相关书目各一。抄杨格非在汉出版书目，为数甚多。晚Hancock夫妇在郊外的‘狐狸’餐馆宴请，小赵及《牛津分析》总编作陪。询Dr.Bates事迹甚详，似有备而来。”8月25日：“老馆、新馆均关门，整日在旧书店看牛津大学出版的珍贵史书。晚，在上海餐厅为小赵饯行，店主误认为一家三口。”
当时晓阳已经专注于圣经中译本研究。早先，她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初步接触数量众多的圣经中译本及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料。以后除在国内各大图书馆辛勤搜集以外，她还于2006年专程到美国圣经会、纽约市图书馆、旧金山大学图书馆苦苦寻索。可惜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把“牛津以后的贝德士”带回牛津，并且追踪年轻贝德士在牛津留下的足迹，未能与她交流圣经中译本研究的进展。
她离开牛津以后，Hancock又请已在牛津任教的司马懿（Chloe F.Starr）就近照料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她当时正在主编《阅读中文圣经：19世纪的文本》（Reading Christian ures in China），与晓阳的研究有更多交集，而与我在学术上的交流则更为密切。我在牛津只待了一个月，先后结识两位潜心研究圣经版本的女学者，以后都成为基督教研究的长期合作者，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她俩在此后10年各有上乘佳作问世。司马懿的《阅读中文圣经》一书已于2008年出版，并且应聘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任教。2015年她曾应邀来我校讲学，主题分别是“明清基督教文本中的中欧交流”“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以徐宗泽和赵紫宸为例”，颇受听众好评。晓阳因为在北京近代史所工作，所以与我交流的机会更多。10年来，她勤奋治学，成果累累，早已脱颖而出。年初，她给我寄来的《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更显示出大家风范，堪称多年来圣经研究的总结与汇萃。她与司马懿都不满足于就文本训诂文本的老路，分别从不同路径、不同视角，做多学科的整合研究，体现出真正的开拓与创新。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基督宗教研究以来，我深知此项工作的艰难困苦。就中国大陆学界而言，基督宗教研究者只是弱势群体，不仅人数不多，而且还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甚至还难免引起某些莫须有的猜疑。加以对外语与宗教方面的学养要求较高，成果发表的机率很小，学成后的就业问题难以妥善解决。即令在高校或研究机构谋得一个位置，申报研究课题乃至获得奖励晋升也比别的学科困难，这样就更使青年学者视为畏途。晓阳在书稿的绪论自称“且行且走，一路艰辛”，对此我有更多的感慨。她2002年才进入近史所工作，挂靠在经济史组，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势单力薄，连经费都需要自己筹集。但可能正因为艰难困苦砥砺心志，多数基督宗教研究者颇能耐得住冷清与寂寞，几十年如一日沉潜在自己的研究世界里，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且自得其乐。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厚重新著，就是作者这十多年的拼搏写照与心智结晶。仅就她认真阅读过的圣经中文译本而言，就有81种，其中包括最早白日升译本的手写稿，所谓“二马”（马士曼与马礼逊）的多种译本，中国各种地方方言与官话的译本。其中很多都是平素难得一见的珍稀典籍。或许可以说，她是目前国内圣经中文译本涉猎最广的学者之一。但她并不满足于此，还借助各种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与相关著作，对苗语滇东北方言圣经译本、苗语川滇黔次方言土语圣经译本、彝族东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葛泼土语圣经译本、彝语北部方言诺苏话圣经译本、哈尼语碧卡方言卡多土语圣经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圣经译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西僳僳文圣经译本、汉藏语系藏缅族彝语支纳西语圣经译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拉祜文圣经译本、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圣经译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东僳僳文圣经译本，分别给以简要说明。我并不觉得枝蔓,因为这才真实地体现了中国确实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伟大国家。长期以来，我曾不断呼吁，必须进一步清除某些潜在而又不易觉察的大汉族主义消极影响，以增进各民族的真诚团结。现在，我从晓阳的新著中获得若干慰藉。
当然，本书的主要贡献还是把圣经中译本作为“域外资源”探讨其中译工作与晚清语言运动的关系，因为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对这一陌生领域的考察与探讨。作者广征博引，条分缕析，明确指出：“近代中国的语言文化交流是从基督宗教传教士来华开始的。圣经是一部集宗教价值、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于一身的基督教经典，也是一部浓缩古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精华的巨著，更是西方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圣经翻译对于德、英、法等欧洲国家语言来讲，不仅是对宗教教义的传播，更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对输入国的语言、文学、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她从这一思路出发，并根据中国实际国情，从汉语语体角度把圣经汉译本分为三类，即文言浅文理译本、半文半白浅文理译本与白话体译本。同时，她又根据汉语文字形式把圣经译本分为七类：汉字本、教会方言罗马字本、王照官话注音字母本、国语注音字母本、盲文字本、快字本、威妥玛拼音本，此外，她还从文本形式与版本角度，分门别类，力求网罗无遗，其工作量之大与条分缕析之细密，均属难能可贵！我想，这种学风的踏实严谨，可能是由于她早先在地名研究所工作整整七年，且曾作为政府派出专家参加联合国18、19两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并参与制订英、德、西地名汉字译写国家标准，在实践中受过多方面的严格训练，因而在当今众多新生代学者中成为少有的异数。当然，书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仍有继续拓展与深化的空间，希望作者再接再厉，继续艰苦探索，为我们不断提供新的成果。
我为晓阳新著的出版面世感到欣慰，但毕竟已是衰暮之年，视力与脑力均受限制。谨书以上读后感聊以充序，思滞笔枯，尚祈各方先进不吝指正。
章开沅
丁酉初夏于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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