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神启示人类的话语，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39卷，是犹太教的经典，原文为希伯来文，为基督徒所沿袭。新约27卷原为古希腊文。全本《圣经》总共66卷（天主教和东正教收入非正典的《次经》七卷，共73卷）目前，《圣经》已被译成大约2000种文字，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阅读人群最多的一本书。
《圣经》的汉译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聂斯托利派（景教）宣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长安宣教，并翻译《圣经》。明天启年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就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的记载。由于史料匮乏及译本失传，当时是否翻译了全本《圣经》已无从考查。但我们仍能从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知道一点当年的汉译经文。比如：“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太：6：3）“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太：7：4）等。元代时，天主教方济各会宣教士到中国传教，孟德高维诺主教于 1305年1月8日从北京寄给教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但他的译本未见流传。
明末清初，天主教宣教士再次来华，未见《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利玛窦曾作“祖传天主十诫”。阳玛诺翻译了四福音《圣经直解》。18世纪初，法国宣教士巴设翻译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1739年由英国人霍奇森带到伦敦，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18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宣教士贺清泰才陆续将《圣经》从拉丁文译为官话，章节与拉丁文《圣经》不同，且没有全部翻译，未刊行，亦未得流传。
十九世纪，新教各教派陆续来华宣教，由于新教较天主教更重视《圣经》在信仰上的权威，故《圣经》的汉译本大量出现。新教的《圣经》汉译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文言译本，即深文理译本。二、半文半白译本，即浅文理译本。三、口语体译本，包括官话译本（又称白话文译本）和方言译本（又称土白译本）。据统计新教的不同《圣经》译本达到千种以上。而天主教直到1968年才有《圣经》的全译本问世。由于种种原因，东正教并未完成全本《圣经》的汉译，仅于1864年由修士大司祭古里·卡尔波夫翻译了《新遗诏圣经》（即：新约）此后，东正教传教士卡法罗夫又将诗篇译成中文，称“圣咏经”。
主要《圣经》汉译本如下：
马士曼译本：此乃可考的最早《圣经》汉译全译本，为文言文本。译者是在印度宣教的英国浸礼会宣教士马士曼。他在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的协助下开始翻译《圣经》，1810年出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811年出版新约，1822年在印度塞兰坡出版《圣经》全书， 史称“马士曼译本”。
马礼逊译本：1807年9月7日，第一位到中国的新教宣教士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抵达广州，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他参考了巴设译本，于1810年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将《新约》译完，并于1814年出版。之后，他与宣教士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21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所以有人又把这个译本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这些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马礼逊认为，作为一名译者，应负有双重任务：其一，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确、熟练的文字，将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达出来。早期翻译《圣经》其中一大难题在于由零开始，要创立一套术语。今天耳熟能详的“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词汇都是来自马礼逊译本，由于马礼逊译本的自身特点及其翻译原则使得它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作为神的话语，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国人得窥神的真理，促进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信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郭实腊译本：1840年，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合作修订的圣经中文译本问世，即《郭实腊译本》。新约大部分由麦都思翻译，于1835年完成，1836年由麦都思作最后订正，1837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出版，名为《新遗诏书》，共计325页，石印本。在以后十多年中，她一直是圣经主要译本，并多次重印。旧约大部分为郭实腊所译，初版好像在1838年或1840年，计665页。后来郭实腊将麦都思的新约修改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于1840年在香港出版。这版本曾为太平天国所采用，并作了许多删改，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流传甚广。
委办译本：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在香港开会，形成了几个差会组成的“委办译本委员会”，包括裨治文、卢维、文惠廉、施敦力、克陛存、理雅各、麦都思及米怜之子美魏茶等十二人。翻译过程中，“委员会”发生了译名争执，主要是对宇宙主宰God究竟应该译为“神”或“上帝”的问题无法一致。面对争执不休的局面，首先退出翻译委员会的是浸信会宣教士，接着公理会宣教士也退出。留下的麦都思和理雅各在18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53年旧约亦告完成，1854年大英圣书公会出版旧约全书，即“委办译本”或“代表译本”。
裨治文译本：美国圣书公会支持用“神”来表示宇宙主宰，资助退出委员会的裨治文和克陛存完成了以“神”“圣灵”为译名的圣经翻译，1859年出版新约圣经。它在许多地方采用了1852年出版的麦都思等翻译的新约，“只有书信是例外”。 1862年美国圣书公会出版旧约全书，分四卷，共1002页；1864年出版新旧约全书，即“裨治文译本”。
高德译本：1848年浸礼会从泰国曼谷请来了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高德，准备对马士曼译本进行修订。高德从新约开始翻译，各书均随时分卷出版：1851年在宁波出版马太福音，计32页；1852年在上海出版约翰福音，计28页；1852年在宁波合并出版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计145页；1853年在宁波由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出版新约全书，计251页。新约全书发行多次，后经罗梯尔修改，於1883年在上海再版。高德原想修订全部圣经，但因健康问题未能完成。旧约部分只译了创世记（1850年在宁波出版）、出埃及记、利未记等卷。其它都由罗梯尔和怜为仁翻译，1866年在香港出版旧约全书，1868年出版《圣经新旧遗诏全书》，称“高德译本”。
杨格非译本：最先将新约译成浅文理的是英国传教士杨格非，他於1883年出版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1885年出版新约全书 （一说1889年， 一说1886年）， 1889年重订。1889年创世纪、出埃及记，1898年赞美诗歌、箴言篇。 所用底本为公认经文，同时参考了其它译本。1905年出版了杨格非的旧约译本，仅译至所罗门的雅歌为止。他所翻译的各种圣经均由汉口的苏格兰圣书会印行。
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包约翰与白汉理也进行了浅文理圣经翻译工作。包约翰几乎独自翻译四福音书，1887年由他个人出版，1889年出版他们合译的新约全书；但完成新旧约全书浅文理本的则是施约瑟。
施约瑟浅文理译本：施约瑟是犹太人，熟悉希伯来文，汉语造诣亦很高，1862年来北京不久就开始了他著名的圣经翻译工作。他先将圣经翻译成官话，然后再译为浅文理。1881年患病瘫痪。1886年回美国休养期间，一面修订他的官话新旧约圣经，一面靠两手尚能活动的各一只手指，在打字机上以罗马拼音逐字译出浅文理新旧约全书，历时7年。1895年他再次回到上海，用2年时间将拼音译稿写成汉语，1902年由美华圣经会印行，施约瑟自谑为“二指译本”。
和合本圣经：或称国语和合本、官话和合本，是当今华人教会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的出版起源自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会中各差会派代表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各自负责翻译《官话和合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及《深文理和合译本》。 1904年，《浅文理和合译本》出版新约。《深文理和合译本》于1906年出版新约。之后，宣教士们意识到随着报刊、杂志和新式教育的改革，浅文理正逐渐成为社会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后来深文理和浅文理两个执行委员会合并，选出5人共译旧约。1919年出版了文理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比官话和合译本的出版迟一个月。1906年，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完成了新约，1919年，旧约的翻译工作完成。在1919 年正式出版时，圣经译本名为《国语和合译本》。和合本的译者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就是要“坚持文字上的准确”。由于译经原则改变，这个目标就有新的理解：“重视意义上的准确”。在后来旧约翻译的十三年中，新约经过多次的修订，经文意思更清楚和优美。和合本的翻译前后历经了29年，其翻译笔法比以前各版本更准确，也更适合教会会众的阅读和学术研究，付梓后成为教会及会众最受欢迎的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和合本问世时，刚好赶上了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不少保守人士攻击“白话文是马太福音体”，鲁迅回应说：“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周作人后来也回忆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 可见，和合本作为中国白话文翻译著作，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由于和合本是20世纪初出版，所用之标点和编排方式都是当时的型态，有别于现今的语文文法。因此，圣经公会于1988年修订和合本的字眼、段落和标点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香港圣经公会经过了多年的修订，于2006年二月推出了《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对和合本进行相当大幅度的修订，务求使译文更贴近原文，并且将原和合本中生僻或古旧的文字改换成现代比较通行的语言。
吕振中译本：1946 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了吕振中的《新译新约全书》。本书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为根据，用直译的方法，尽量表达原文每字所包含或代表的意义，并尽量保持原文之结构。吕氏于 1952 年修订新约译本，并于 1970 年出版包括新旧约的圣经全书。这个译本圣经采用从希腊希伯来原文圣经保持原文结构逐字直译，所以对于深入研习圣经涵义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对不懂希腊希伯来语的人。但是也正因为是直译，所以这个译本圣经的语言词句给人感觉较生硬枯燥，很少文采，甚至有时觉得拗口；相比之下，广受欢迎接受的《国语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圣经译本就很有文采，言语生动，读来很有美感。所以，把这两种译本的圣经对照着读是很有益处的。吕振中译本最宝贵的价值，就在于它忠实地从希腊希伯来原文圣经直译。直译所特有的准确忠实，是意译所不能达到的，这也使它获得了相应的名声。
现代中文译本：1979年出版的中文圣经译本和1997年出版《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对象是刚接触《圣经》的读者。此译本的翻译工作开始于1971年，由许牧世教授、骆维仁博士、周联华博士、王成章博士和焦明女士等人所翻译。译者有鉴于华人最常用的《圣经和合本》字句暗晦难明，与现代中文的文句有差距。其次，考古学发现许多较接近使徒时代的原文圣经抄本，用此作为译本的依据，更能有效阐明真理。故此译者决定出版通顺易懂、又具时代特色的《圣经》。
圣经新译本：随着福音在中华的扎根，神在华人教会兴起了不少优秀的神学家、传道人。与此同时，中国语文发生了不少演变，如开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出现了许多现代用语等。而且，考古学上的发现使圣经学者对圣经原文有了更深刻地认识，科学化的版本校勘学也提供了许多以往无法得到的资料。这样的时代背景，促使华人教会的领袖和学者联合起来，成立了中文圣经新译会，根据原文版本，以现代中文重译圣经。1972年，华人教会开始了译经工作，工作先后共有三十多位神学院院长、教务长、讲师，十多位各宗派的监督、教牧、长老和主修中文的弟兄姊妹参与，分别承担翻译、咨询、研究和文字修饰的工作。共同朝向信、达、雅兼备的目标努力，并广征教会人士的意见，然后由资深学者最后审订。圣经新译本的新约在1976年面世。译本的旧约于1992年完成。据译者们称：“这是一本忠于原文、易读易懂、信仰纯正、高举基督的圣经，呈献给全球华人教会。”
天主教思高本：说起思高本不得不提雷永明神父，他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省，于1931年来到湖南衡阳传教，任衡阳圣心修院院长。他自意大利作修士时已认定要为中国人翻译一部中文圣经，来到中国后更对中国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他天资聪敏，不到几年便掌握了基本中文文法，遂于1935年开始自行翻译圣经，他于1944年将旧约译完。然而雷神父仍未满意这分译稿，仍觉得其中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遂决定组织一个有华人神父参与的思高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1945年这学会於西煤厂(当时北京辅仁大学附中的一个院落)诞生，正式成员有李士渔神父及李志先神父，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神父、李玉堂神父及刘绪堂神父。学会翻译《圣经》时，有使用专门收集圣经文献的图书馆。部分译者更亲自到以色列实地考察，参考了考古文献则多以西乃抄本及有关死海古卷等。 1948年，思高学会搬往香港继续翻译工作。整部思高圣经的译注历时15年，然而由于分为十数册的圣经注释不便於携带阅读，因此1961年学会开展出版圣经合订本的计划。新约的修订由李士渔神父负责，旧约部份延至1963年尾开始。最终在1968年完成圣经出版。这部圣经译自思高圣经学会，所以通称思高译本或思高本。
新世界译本：圣经新世界译本是由守望台（耶和华见证人）圣经书社发行的圣经译本。英语版的新世界译本根据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原文直译而成，1950年出版《新约》，全译本于1961年出版。不同语言版本的新世界译本其后陆续出版。中文版的新世界译本《圣经》根据1984年版英语版为蓝本，经过长老团集体翻译而成，于2001年完成。各语种圣经合计印制数量到2005年超过一亿三千万册。本译本主要参考希腊语古卷手抄本和希伯来语手抄本，同时参考现有的中文译本，例如和合本圣经，力图准确无误，文字流畅优美，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体现原文的修辞和准确的意思。对于不属于原抄本而出现在当代其它版本的圣经中的文字，用脚注形式给出注释。另外，新世界版本圣经还发行有全注释本，方便学习者研究。
圣经恢复本：圣经恢复本，由异端呼喊派教主李常受主持翻译的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和研用本圣经，包括英文、中文、西班牙文、韩文、俄文、日文、葡萄牙文、菲律宾语、印尼文、波兰文、马来文(新约)和法文(新约)等语种。中文的新约恢复本完成于1987年，中文旧约恢复本完成于2003年。旧约部分根据德国斯图嘎版希伯来文卷本第四版。新约部分依据希腊文第二十六版经文参照和合本，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等各面优美，并参照二十多种其他译本；尽力探究原文精意，不加、不减、不改，用中肯浅顺的语句表达凡照原文直译或古卷差异值得注意之处、均参照七十士译本或其他古代译本。因受邪灵控制，李常受在某些注解中（例如马太福音16章18节、启示录3章8节），无耻地批评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各宗派是“背道的”、“异端”，犯了“属灵的淫乱”。李在启示录2章9节注6说道：“从那时起，历代热心宗教者跟随他们的脚踪，逼迫那些在灵和生命里真正寻求主并跟随主的人，还自认是在维护神的权益。不论罗马天主教或更正教，都像犹太教一样属于这类，成了撒但的组织，作了撒但损毁神经纶的工具。”
除此之外，《圣经》的汉译本还包括：《胡德迈新约译本》、《怜为仁新约译本》、《湛约翰-沙伯新约译本》、《南京官话译本》（麦都思-施敦力译本）、《北京官话译本》、《王宣忱新约译本》（此为首个华人汉译本）、《朱宝惠译本》、吴经熊的《新约全集》及《圣咏集》、《国语新旧约译本》、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萧铁笛新约译本》、《当代圣经》、《新汉语译本》、《中文标准译本》、天主教《牧灵圣经》等以及中国各大方言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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