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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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8日，为当时世界所瞩目的“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终于正式拉下帷幕，为期2年多的大公会议宣告结束，在天主教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簇新的时代，由此基础构筑起来的新的神学体系，其核心就是“基督中心论”，它对传统的天主教神学作了重大的修改，其关键就是提出基督通过圣灵和圣体圣事以奥秘方式一直留在教会中和世界上。 教会的形象由此得到重新塑造，神圣文化与世俗社会的距离大大拉近，教会与人们的沟通也通过其本身开展与全世界的对话而变得更加顺畅。如今，弹指挥间，整整40个春秋过去，世界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中国社会更是昂首步入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回首追溯中国历史上自天主教传入以来所出现的沿革变迁，探询与判研基督宗教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及作用，也有助于我们展望和预测基督宗教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如何认识天主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及对其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的定位和面临的问题等展开讨论。
一、如何认识天主教在中国历史上曾具有的贡献
每当人们提及天主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那些负面的因素总要被多次反复地强调，这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更有直接的关系。当其时，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社会开始迅速转型，从原来封建的农业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以外国军事武力为后盾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自然在民众的社会心理层面上留下一块难以抹去的阴影。教外的群众，无论士绅还是庶民，都对“洋教”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和抵触，这里面既有文化异质引起的天然反应，更有因政治上国情巨变及国运日蹙而带来的愤懑和仇视，这种抵触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不断酿成后来诸多教案的发生，也始终成为国人集体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敌对态度，而这却并非全然是理性思索的后果，挟带着太多感性成分的因素不断地发酵而滋生的集体意识，久而久之，化作惯性思维而难以去除，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更添加了政治上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因此，在一般人中间，许多人都很难接受教会在历史上也曾对中国有过贡献的事实。这就形成一个很可笑但却是客观真实的现象：一方面，即社会上大多数不信仰基督宗教的中国人对“洋教”文化是嗤之以鼻者有之；不屑一顾者有之；漠然无视其存在者有之；全然诋毁和反对者更是不乏其人，遑论对其历史贡献作正面看待和评估了。另一方面，教会方面则不遗余力地以传播基督福音为己任，同时恪尽其职守地通过各种渠道为社会施放爱心，宣扬“真、善、美、圣”的理念，唯其效应却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充其量只是自拉自唱，最多只是在教会范围内得到共鸣而已，并不能取得更有效的社会效果。
类似这样的局面，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以致每当有人要提及有关这方面的客观事实，即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发展历史上到底提供过哪些贡献时，即便不用再像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噤若寒蝉似地缄默不语，但也总是应者寥寥，因为抱有偏见和歧视的惯性思维者，会用另外的政治语言，诸如冠以“别有用心”、“文化侵略”等来形容这些史实，以致“四两拨千斤”地将有关的客观史实轻易地抹掉或加以否定；甚至有可能给指出这些事实的人扣上“为教会涂脂抹粉”，或什么企图在教会的发展上“推波助澜”啦等等一类吓人的大帽子，从而给有关的撰稿者以相当有效的政治威慑。类似足以让人产生政治余悸的状况，在“文革”结束近30年后，还不能说完全得到了消弭。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程度也不断地深化，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和对宗教本身不无政治歧视的偏见，不再有多大的市场了，至少大家可以认真地对教会发展的历史作客观平实的反思及评估了。
平心而论，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所作的历史贡献，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是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以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而言，通过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白晋、郎世宁等不少传教士，泰西的科学文化知识确实真切地传输到中国。十六世纪由于新教力量在欧洲的崛起，受到挑战的罗马天主教借助当时的地理大发现，和航海知识的进步，依靠着诸如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大力弘传，开始向东方发展。范礼安关于开启中国“磐石”的著名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罗明坚、巴范济、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中国广东，特别是利玛窦其人，在结识中国士大夫的同时，讲授天文、地理和历算，还连带着研究中国的传统典籍，中西之学经由其手得到了极其有效的交流和融摄。之后，郭居静、庞迪我等人也忘我地投入到卓有成效的传教事业中。明朝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召见，起到一种政治风向标的作用，这使向来喜欢跟风的朝中百官纷纷受到影响，京城一时入教受洗者超过200人。而有“教中三柱石”之美称的中国著名官员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也为天主教在华建立基业立下巨大功绩。传教士和中国的教友们这种努力不仅反映在宗教事业的发展上，徐光启和利玛窦两人的合作，堪称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好佳话。利玛窦除对中国的典籍有深厚造诣外，他还利用当时中国人目为新奇的西学知识来广交朋友，吸引人们皈依天主，而这在客观上就使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了传扬。
恰如上个世纪著名学者徐宗泽神父所言，明末清初传教士“得以居住中国传教，缕缕不绝者，惟恃学术为工具。” 而这是当时耶稣会传教士们走上层路线，打通与士大夫交往的关节之重要成功路径，在“官本位”意识极其浓厚，可以说都业已深入世人骨髓的中国社会，利玛窦等一干传教士们如此作为，确实十分高明。只有从这样的高起点上来传输宗教文化，才能取得更有价值的社会认同。至于在此期间一并进行的译述工作，亦使历史上继唐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中西学交流沟通获得十分理想的成果。中国的儒教经典经过翻译，被介绍到欧洲；而西方国度的数学、天文历算、地理等知识，也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获益匪浅。最典型的如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及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录的《同文指算》、《测量法义》、《万国坤舆全图》等。另外像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在清初宫廷中参与修订历法等近乎惊险传奇般地先是遭逢打击，继之又蒙获皇恩，包括在同杨光先等中国官员斗法过程中的一波三折，都有史书述载，这里无须赘言。只要想象一下，连康熙皇帝都一度对数学着迷，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西学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二是为中国社会民众带来了新的信仰体系，在满足部分中国士庶民众的精神渴求方面也取得别具意义的社会成效。明末天主教入华后采取的上层路线使带有明显异质文化特征的基督宗教，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广传，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历史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基督宗教是带有完整信仰内容的域外文化，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将天主教教会的辛勤努力全盘否定。历史上的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都曾先后入华，只不过有的过早夭亡，但也有的在完成其本土化的融合过程后，转而衍化为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佛教甚至成为与儒、道合流的中国传统主体文化之一。在人类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富含各种生命信息、知识内涵及文化表征的不同宗教，其实都是全人类应当珍视的文明瑰宝。雍正登基后，清朝开始强力禁止天主教，历经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的“百年禁教”的断然措施，使中国社会在拒绝域外精神文化果实的同时，也主动地关上对世界开放了解的大门。清廷如此禁断与境外的文化交流，也有着相当负面的作用：因为这种文化上的阻断，更助长了自诩天朝大国的井蛙之见，令绝大多数颟顸无能的清朝官吏，对外界社会根本没有半点哪怕是零星的知识或信息，统治者最终喝下鸦片战争惨败与丧权辱国这杯苦酒，也不能说与该项禁止天主教的国策全无关系。
后人更多看到的是法国等列强硬性将“保教权”之类的货色塞进“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恶劣行径，其时教会的迅速发展，也确实有着依托和利用西方宗主国侵略孱弱中国的这种强权政治之特殊背景。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在对近代中国历史上诸多教案的发生作历史的检讨与反思中，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很多国人开展的反洋教斗争，孕育着相当多的合理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就能全盘否定天主教在传入神州赤县的原初时期所采取的和平方式及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以偏概全地拿近代发生的史实，来否定明末清初天主教作为一种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外来信仰体系和思想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以及这种现象本身蕴涵的积极意义。如此简单的否定，是不可取的意气用事，总不能在倒掉洗澡水时将澡盆中的婴孩也一起抛弃吧，姑且不说这种形象化的比喻是否贴切，我们至少不能否认天主教作为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积累和巨大感染力的文化，在古老东方的中国土壤里，同样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这样一个事实。
三是天主教教会在创办学校，培养中国学生及在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上取得的累累业绩。鸦片战争后政局变更，社会上处于巨大的转型时期，由于列强势力的保护，天主教在华的复兴成为可能。合法化后的教会不仅大力传教，还创办了各类学校，除神哲学院外，还有普通的学校。以抗战军兴的1937年为例，与精力主要扑在办教会大学的基督新教不同，一直注重抓小学基础的天主教教会开办了大量的小学校。按照当时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在中国办小学上的比例为三比一来看，当时全国为数达90万人的教会小学生中，有67·5万以上是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小学。
天主教的教会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中国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中，面临自然灾害或兵燹人祸时，教会往往主动出面向无助的穷苦民众伸出援手。以近代史上名传遐迩的江南传教区而言，因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地区遭受特大洪水之困厄，整个上海几成水乡泽国，教会因把款项大量地投放到赈济灾民事业上，竟然影响到是地第一个主教座堂（即董家渡天主堂）的外在建筑形制，由于部分建堂资金的挪动，建造正进行到中途的主教座堂，因资金告罄而被迫提前竣工，以致留下那扁矮臃肿和略显丑陋的外貌。今天的世人又有多少会去在乎个中的深意呢？教外之人有谁会想到这座教堂本来应该具有设计图纸上那秀丽的巴洛克式的建筑外形呢？而教内的信友又有谁会由此感悟到“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 的真谛呢？考虑到在这方面可加以论述的具体实例不胜枚举，很多文章著述多有提及，本文不再赘述。
在有关医院的创办上，从表面上看，天主教和在华新教诸多差会平分秋色，如新教方面在1936年时的统计数字表明，共由34个差会开办268座教会医院，而另据德礼贤在1933年的统计，天主教教会创办了266座医院，同时还开设了744处药房，单从数量上看，二者在3年中的成就似乎难分轩轾，但若把与医院有着相近功能的药房也计算在内，天主教教会在这方面的实际社会影响和果效，应该更在新教之上。
总之，指出天主教教会在上述方面的贡献，是就相关的历史而言，它从一个侧面记录着天主教教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天主教在明末的传入，正好是改朝换代，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发生剧烈变化的关键时期；而遭逢清初康熙、雍正时不同的境遇，由皇恩福庇到龙颜震怒，终致朝廷禁止的变故。直到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重新复兴，正巧又是一个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时期，由于种种因素合力作祟的缘故，矛头直指教会的教案在各地蜂起，教会本身的形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及至国共两种政治势力争斗的多事之秋，天主教教会上层在当时所作的倾向性极其明显的政治抉择，以及后来处在以具有无神论特征的意识形态为主流的社会中，这种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促使教会的角色定位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一个无须争辩的客观事实。
二、怎样看待天主教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定位
如果说，通过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天主教教会曾经有过的光荣、蒙难乃至落魄和跌落低谷的困厄；那么，在当今中国又因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迈入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之关头，我们该怎样来看待天主教教会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节点上的定位，换言之，如何判研作为基督宗教，它该具有或已经担负起哪些社会作用，发挥何种社会影响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换，各种社会关系原有的均衡度被打破，人们认识上的变化等等，都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归纳和剖析，这里，笔者只能提出自己的粗浅想法，有些提法，当然还得由丰富多彩且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来加以检验和不断地修正。
其一，天主教可以在转型社会中发挥心灵上的慰藉作用。作为供社会大众信仰皈依的重要渠道之一，天主教教会和其它的信仰文化一样，都能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里，针对那些心灵迷惘、信仰空虚、理念丧失、前途无望、家庭失和、压力陡增、经济困窘、健康欠佳、情感受挫等各色人群的不同需要，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和转移痛苦、平复心灵创痍及缓释各种压力的心理帮助。以当今活跃在台湾社会的重要佛教高僧，法鼓山上著名方丈圣严法师而言，他在近年提出的“心灵环保”之理念，其实就鲜明地折射出宗教所特有的心灵慰藉功能。而天主教的信仰源远流长，体系博大精湛，神学思想深邃奥妙，它同样能给皈依者带来直接的精神需求上的满足，这是为千百万天主教教友无数次的信仰实践所证明了的。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转型时期诸多新的困惑及问题时，有着强大辐射力和穿透力的天主教信仰，无疑会在这方面发挥其独特的影响，从而为社会的和谐贡献出应具的力量。
其二，天主教本身拥有的道德神学资源及丰富的宗教伦理学说，都使其在参与提振社会整体道德意识水准的领域中，凸显其独特的价值魅力。肩负着福音传播和社会救渡的先知使命，教会向信友们宣讲《圣经》蕴含的教义，对间接地改变不健康或明显有悖于人类公德的社会观念，有积极的意义。教会的努力能帮助基督徒增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爱程度，提高对构建和谐共处社会秩序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来看，“梵二会议”后天主教系统的道德神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进而在整个天主教神学学科中的地位愈趋重要。按照该会议相关文献，伦理神学的改进受到特别的关注，如当代著名学者卓新平教授所指出的，天主教这种对道德神学的侧重，“除了承认服从法律之必要外，更突出良知的重要和良心的尊严。” 而通过这种“道德的参与”，教会的声音和对世俗社会的引导，也经由信友个体良心的显现而起到作用。从世界范围讲，“梵二会议”后，天主教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也使其固有的社会影响不断地得以传递开来。这种类似水波涟漪不断放大的效应，也将会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得到程度不等的反映。
其三，作为有着千年以上宗教传统的社会实体，天主教还可以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充任反对邪教等社会异端势力的重要民间组织。《圣经·新约》的“斐理伯书”的第3章中，就有“谨防异端”的教诲，在“玛窦福音”第24章中，也提到“将有假默西亚和假先知兴起” 。教会对邪教异端的警惕，完全可以视作防范邪教势力的天然屏障。2001年初，当邪教势力制造的社会惨剧如自焚事件等曝光后，时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任的傅铁山主教就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了坚决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立场。传统宗教对危害性极大的邪教之抵制，完全是出自天然的本能。在稳定社会的信仰层面上，天主教这样的传统宗教，确实可以发挥其固有的积极作用。
其四，在社会慈善及救济等公益事业领域中，天主教亦可成为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如前文所述，教会在这方面本来就有较理想的历史积淀和基础，包括赞誉有加的口碑。用实际行动来彰显基督教导的爱德，跟随基督的佳美脚踪，自然是教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之美事。据近期媒体报道，当今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捐出了人类与疟疾斗争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慈善捐款。如果没有他的妻子梅琳达，或许他不会这样做。正是因为梅琳达，盖茨这位大富豪才拿出了大笔财富用于慈善事业。而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梅琳达来说，慈善事业与灵魂有关，因此她毫不犹豫地把丈夫引向了这一事业。” 这件事虽说发生在国外，但天主教信仰的因素与社会慈善事业之间的密切关联度，由此可见一斑。国内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例外，教会组织和信友个人都完全具备在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能性。
其五，在改革日趋深化，对外开放幅度也日益增大的同时，天主教同样可以表现出其与外界有效联系的特殊管道作用，它也是我国加强国际间交流的特色窗口。我国与世界各天主教为主要信仰，且信友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如拉丁美洲国家、亚洲的菲律宾、西南欧洲诸国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东欧的波兰、捷克、克罗地亚等交往时，天主教方面的往来会自然占据相当的份量，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何进一步拓展这方面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和本国天主教教会自身发展的优势，包括在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大业上借助这方面的资源，也是很有实践的价值及意义的。
综上所述，处在当今带有鲜明的转型时期特征的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天主教可以充任多重的角色，类似的选择性和可能性也陡然增大，这种社会功能的不断扩延，从根本上讲，与“梵二会议”以来，天主教所发生的总体上的变革趋势也是相重合的。二者之间的因缘际会，也再次印证和展现了中国天主教本身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
三、天主教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必须看到，根据天主教在明末传入中国以后的处境与发展脉络来看，其发展都机缘巧合地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关节点相衔接，并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联。若要增强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也要求教会自身增加未雨绸缪的考量，包括认清教会发展中将面临的社会问题。清初发生的“礼仪之争”，一度让中国的天主教处在秘密的地下生存发展状态；而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政局巨变，同样曾教原本和国民党政权关系较深的天主教教会处在十分尴尬和狼狈的境地中，五十年代教会和执政未久的共产党政府间的磨合之艰难，也是人所共知，无须遮蔽与讳言的历史事实，中、梵关系迄今未见正常化，也是其中一个很能够说明这种状况的“注脚”。教会在历史上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曾蒙受过的困厄，与主观上的因素，即教会自身在这些历史关头没能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现实，也有直接的关系。殷鉴可见，亦当引起重视。
当然，总的情况是在向着好的趋势发展，据近来我国政府官员的乐观表示，今后18个月内，中、梵双方有可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姑且不去考虑这种个别官员断言的时间表的精确性与可靠程度如何，但可肯定的一点是，中、梵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毕竟在朝着理想的良好趋势在发展，双方的建交终将成为定局。而其中的底线是“一个中国”的政治原则；以及教廷不能干涉中国国内教会的事务。作为国内的教会当然需要以言行来支持政府的立场，这也是国内天主教界人士应具有的政治态度。
随着中国地方基层政权的民主化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有别于以往的新型政教关系也将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天主教教会也将面临，或者已经遭逢新的诘难和怀疑。从当代学者吴飞数年前发表的《教会权力与大陆乡村社会——对华北某县天主教会的考察》 一文（为行文方便，下面均以《吴文》称之）来看，笔者的这种挂虑，并非空穴来风。
从《吴文》的社会考察来看，从作者向50位访谈对象询问在望弥撒和早晚课时的感受中，得到的回答多为“心里感觉舒服，有安慰，有依靠”；“求天主指路，心里边痛快”；“浑身轻巧了，跟耶稣结合了”等，这也充分印证了宗教确实具有心灵慰藉方面的特殊功能。此外，在执行诸如计划生育这样的国策上，也有人拿教义来做文章的。《吴文》注意到教内教外的育龄村民们的不满，其心理原因并无多大差异，有的教友说什么打胎是犯罪什么的，其实只是把教义作为用来表达不满的借口而已。那些本身利害关系不大，与计生政策无冲突的教友就表示，天主教并不强调这一点云云。而有的会长因在教友中颇有威望，即便超生，有3个孩子，最后也只是以一次交罚款600元人民币而了事，这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宗教精英人物一定程度上的宽容。
《吴文》认为，“宗教群体已相对地独立于国家之外，国家逐步从农村社区退出。”按照作者的说法，国家政权的退却，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退却。前者是指“为落实宗教政策，政府作了理性的退却，推动了教堂的重建与宗教精英的形成。”而后者是指“近几年来，由于财政困难、官员腐败、作风懒散，政府对于天主教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这是一种被动的退却。”而在该文的“撮要”中，作者还提到“在当前大陆民间社会的整合过程中，民间基督教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关于教会权力与其他社会权力体系，尤其是与政府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黑箱’。”
《吴文》得出的结论，至少表明，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所谓的“退却”中，天主教社区正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空间的道德社区。村委会与教会组织之间彼此影响及呼召力在相应地此消彼长，国家对教会的掌控程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但又是相当敏感的社会问题。更为严峻的是，“黑箱”的说法反映出政教关系发展趋向上的不确定性，如何准确地把握好教会的自身定位，也是值得认真探研的重要社会课题。
笔者以为，当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日趋深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天主教教会再一次地处在这样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实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让社会各界对天主教教会增加更多的了解，才真正有益于天主教自身的正常发展。而坚持走爱国爱教的正确道路，无疑是保证天主教教会在中国社会能否长期保持正常发展的关键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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