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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讀《吳耀宗全集》卷四上下冊，內心有著莫名的激動……自2015年卷一出版後，到2020年9月，四卷合共七冊的全集，終於完成了……
其實，《全集》的計劃，可追溯至2007年3月，當時吳宗素先生（吳耀宗長子）訪港，在中國教會研究老前輩鄧肇明先生安排下，有機會跟他在窩打老道基督教青年會見面，與會的尚有梁家麟博士及姚西伊博士。當時大家均認同編輯《吳耀宗全集》的必要，我即著手草擬計劃書。未幾，筆者有幸獲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就吳耀宗及王明道在1949年後的不同選擇作研究，乘研究之便，進一步全面搜集吳耀宗著作，並編成著作目錄索引，正式啟動了《全集》的籌備工作。數年間，先後多次在北京、上海、及北美的不同檔案館及圖書館，搜集資料，亦曾赴美與宗素先生聯絡，就出版工作徵詢其意見，並一睹他珍藏的文稿。回想本科讀歷史系時，讀到傅斯年形容治史者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深表認同。與歷史（人物）的距離，不期然變得很近……
吳耀宗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全集》的價值，必須在史料上有所突破，將過去備受忽略，並散佈於不同刊物的中英文著作盡可能發掘。同時，在宗素先生協助下，也盡力將吳耀宗未刊文稿也一併整理。筆者深知，要做到百分百的「全集」，是絕不可能的，但現在呈獻的，相信確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成為迄今最全面的Collected Works。
昔日從王師爾敏習史，在他身上，除學習述史外，也明白編史料的價值。仍記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一系列史料叢刊，對仍是學生的我，所帶來的震憾。王師曾給我的一個功課，就是在《教會新報》及《萬國公報》中，將離世的來華傳教士及華人牧者信徒的悼文收集。疏排史料，除了若干著名人物外，更多是藉藉無名的傳道者。這些悼文集，正好編出一部晚清的使徒行傳。可以說，史料對治史者而言，尤其重要。這也是我常將「史料報告」列為功課要求的原因。
不過，在愈益功利的學術界，編史料絕非一件討好的事情。因為當前畸形的生態環境，學者必須發表期刊論文，人文學科更講求研究專著的出版；所謂適者生存，抱歉，面對各種評估要求，與其耗時編輯低回報的史料，不如多寫幾篇期刊論文，為自己的履歷貼金，來得更實際。另一現實考慮是，既然發掘到珍貴史料，何不首先用在自己的研究上？為他人作嫁衣裳，絕非不合利己原則。 坦白說，我也一直想乘編輯《全集》之利，撰寫一部吳耀宗傳記。但現在四卷全集已經出版，傳記的工作，只能為「未完待續」研究清單上，增添另一項目。相信在數年退休後，應可專心完成。
吳耀宗是中國基督教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神學上的自由主義傾向，政治上擁抱共產主義，甚至與中共政權合作，他的名字，委實揹負著許多的歷史包袱與傷口。研究吳耀宗多年，心底一直有一疑問，就是為何他在1949年前，可以承受極大政治壓力，爭取民主，批評國民黨專制獨裁？但在中共建國後，卻完全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及批判？誠然，這又豈只是吳耀宗的經歷，也是一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不禁想起1957年7月，有人曾問毛澤東一個大膽的假設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沉思片刻後，這樣回答：「（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此事記在魯迅兒子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這難道不也是吳耀宗的寫照？那麼，當時到底怎樣一個歷史環境？個人與時代之間的關係，該如何勾劃？
編輯《全集》的工作，長達十年時間。衷心感謝吳宗素先生的支持。不論在全集的出版經費，或是提供珍貴的資料，沒有他的參與，《全集》不可能以現在的樣貌呈現。這是宗素先生多年的心願，他一直等待，但出版進度卻不似預期，令我心生歉疚。如今，終於完成四卷七冊，近4000多頁的《全集》，希望能不負先生所托。當然，宗素先生尚有一心願，就是討回被統戰部「借」去的吳耀宗日記。毋庸置疑，吳耀宗日記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何時方可重見天日？又是甚麼理由，可以拒絕兒子取回父親遺物？甚連複印本的要求也束之高閣？我在有生之年，是否又可一睹日記，以窺吳耀宗的內心世界？
年前，一直有一想法，就是待《全集》出齊後，舉辦一次學術講座，希望藉此為《全集》作些推廣工作，吸引有興趣者購買……如今疫情依然肆虐，盼望早日可以關心中國基督教史及吳耀宗的讀者見面。近年重讀吳的著作，發現跟當下處境，竟又有許多可資參照之處。意大利史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嘗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委實值得玩味。
要是吳耀宗活在今天香港，他可能會怎樣？
要是我們活在1949年的中國，又可能會怎樣？
歷史不僅是過去，我們都帶著當下的問題，進入歷史，與歷史人物對話 。
史料不是冷冰冰的文物，或封塵的故紙堆，穿越時空，當可感受其中的溫度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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