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众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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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6日17:41:41 评论 4,014 12328字阅读41分5秒
“基督教中国化”众议(上)

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及建议

牟钟鉴

基督教中国化走过曲折的路,至今未能摘掉“洋教”的帽子。它面临的难点主要有3个。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相纠结。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本着宗教救世的宗旨,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亊。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因其与西方现代化相联系而在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历史的记忆逐渐淡去。但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又与恶意渗透相交织。确有一批敌对势力在利用基督教,企图使中国基督教化,进而改变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把中国纳入西方的政治格局。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艾克曼写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就明确叫嚣要用“基督教羔羊”征服“中国龙”。多年来政界忧虑,基督教实行扩张性传教(以扩大地盘为第一要务),教徒增长速度过快,而它又是未能很好中国化的基督教,对中国形成冲击,因此提出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但论说的时候多,有效的对策少。在政治层面,基督教如何加强国家认同,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消除灰色地带,摆脱外国势力的利用控制,同时又能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对外平等交往、加强中西人民友谊的渠道,尚未真正解决。

其次,在文化层面上,本来基督教与中国固有信仰传统的差距就较大,再加上基督一神教的独尊自大,中国基督教的保守落后,神学思想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化面临很大困难,其难度远远超出佛教的中国化。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宗教、多神灵的国家,它的宗教文化传统是多元通和模式,较少排它性,较多包容性。外来宗教要中国化,一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做到爱国守法、庄严国土,二是要与中华仁和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神学理论,这一条是根本长久之道。佛教进入后,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并成为主流教派,佛教从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督一神教要接受儒、道文化的贵和精神比佛教困难,必须突破原教旨主义(即基要主义)的束缚,不垄断真理,学会尊重信仰的他者,做其他宗教的好邻居,这是中国基督教的责任。老一辈神学家赵紫宸、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神学建设上的成就证明,基督教神学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是能够做到的,但它要求中国基督教界对中华文化有深度的了解。

再次,中国基督教界中青年神学家队伍成长不理想,接不上老一辈的班,更难以发扬光大。从基督教中国化的要求来说,人才的开放与高素质是根基,神学的更新与推进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通过调研了解到,中国基督教界主流是保守的福音派,没有自己的、能开创的神学家,跟不上国际基督教前进的步伐。上世纪中叶“梵二会议”以后,天主教提出宗教对话,自由主义神学家孔汉思推动全球普遍伦理建设。基督教也出现像保罗·尼特那样开放的神学家,对基督教“耶稣以外无拯救”的教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主张各教和谐相处,互相对话和学习。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神学更新上落后了,比较封闭。教界一定要开放,多与学界沟通,与儒学、道学沟通。中国历史上有教界与学界良性互动的传统。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儒家名士与佛教高僧大德皆有密切交往。全真道与儒臣相得而益彰,许多全真道碑文都是教外学者或儒臣撰写的。中国基督教如果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中,新一代优秀人才是难以成长的。

以下是我的几点建议:1、进一步总结老一辈神学家的理论成果。对一些尚健在的老神学家,如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应作抢救式研究,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一生有丰富积累,要抓紧整理他们的资料,做口述史,还可考虑为他们配备青年助手。他们是难得和珍贵的思想家,教界新的一代目前还找不到这种水平的人。2、总结基层教会的先进经验,上升为理论。有学者在做太原、石家庄天主教调查研究时,发现基层教会早已在宗教生活中把天主教传统与中华信仰传统相结合,如祭天祭祖、婚丧节庆,都具有了中国特色,还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快板、三字经、顺口溜来宣讲教义,内容多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忠孝、诚信等。据说这种现象在天主教教区所在地都有。我想,在基督教基层教会也会发现信众创造的有益经验。我们对于宗教界人士和信众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积极性要有充分估计。教界上层要与下层相结合,中国化的过程就会加速。3、加强教界与学界的互动,在神学院多开设学术文化课,多读一些中华文化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除请学者讲座,还可请海外自由派神学家及佛、道、伊各宗教人士讲座或对话。中国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熟悉本国的文化典籍,把中国精神融入到神学中去。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需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真正能扎下根来、健康发展、被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需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原载2012年04月17日《中国民族报》)

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

李平晔

基督教的历史,既是一部跨民族跨地区传布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信仰本色化、本地化、处境化的历史。这是基督教之本质属性及信仰生活的需求,是教会为使基督信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境遇中生存和发展所作的努力,也是“本土”基督徒以自身的文化资源来表达心灵深处的信仰体验的历程。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本地化、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历程,我们称之为中国化的历程。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历经文化、政治的冲击,依然能够存在、发展,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之原因所在。下面,谈点对基督新教中国化的粗浅认识。

一、从实践层面和学理层面谈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

基督教的中国化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实践层面,学理层面,政治层面。

从实践层面讲,当基督教信仰作为个人的私事、被中国老百姓接受的那一刻起,中国化的进程就开始了。经过一百多年、尤其是1949年以后,基督教与国外差会断绝了联系,更加速了中国化的进程。我们常说,中国传统信仰具有功利性、包容性、多元性、政主教辅、神道依于人道等特征。当我们考察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尤其是农村的基督教时,从信仰动机、敬拜形式、教堂建筑、组织架构、政教关系、与其他宗教的互动等等方面,无一例外地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信仰特征。从实践层面,从“器物”层面,从形式表象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本地化、本色化、中国化的进程。

然而,实践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仅限于表层浅相。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还远未成形。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始,教会内的有志之士就认识到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在神学层面从事着中国化的建设。尤其是明、清之际一批大儒的皈依天主教,开拓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道路。不仅为天主教、而且为基督新教的神学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新教中一批杰出的神学家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基督教的信息和价值理念,用中国人的智慧诠释基督教信仰,使基督教能够回应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境遇,并力图化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层面的冲突,形成基督教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融合更新。1949年以后,基督新教中更有一批神学家,在面临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历史时期,从神学上作出了高瞻远瞩、有创见性的、勇敢的回应。他们力图在坚守基督教基本教义和本色化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蓝图和人生哲理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作为神学思考的参照。他们力图理解其他理念、深化自身信仰、重新诠释“自我”,使基督教不再被看成社会的另类,以期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路径不同、历程坎坷、工程艰巨。虽然有着多年的努力,但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建议方面的成就多限于学理层面,无暇顾及、回应、汲取基层民众的信仰经验。而且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老一辈神学家的基督教神学中国化成果未能在教会内外流布,更未能有效普及于基层教民。若无深入民心的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对基层信仰的升华和指导,就谈不上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基督教。

中国基督教实践层面的中国化与神学层面中国化难以深入的现实,反映的是中国教会神学思想的贫乏和神学建设的滞后,以及神学研讨与教会生活的脱节。中国的信徒绝大多数来自非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他们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和认识受限于自身的文化处境和教育背景。今天,濡养中国基督教的思想来源无非有三,一是西方传统的经典神学,二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神学家提出的神学思想。此二者对于基层教会生活的影响十分有限。更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来自深植民族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这个文化背景对于信徒的影响可能是无意识的。不论是高雅的儒、释、道,还是底层宗法性传统信仰,潜移默化地滋润着广大基督教信众,规范着其信仰生活和价值取向,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基督教信仰。这个路向也不错,不能说这不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督教信众人数的迅速增长,在一些地区缺乏正确的神学思想引导的基督教活动走向低俗化、迷信化,甚至形成邪教泛滥的态势。如若中国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将成为基督教乱象难除的死穴。

提升信仰层次、深化信仰内涵,成为当今中国基督教面临的重大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丁光训主教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正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困扰教会多年的难题。虽然是由丁光训主教提出,但其实是中国基督教界精英们基于教会堪忧的现状及前景提出的集体性的战略思考。当然,神学思想建设不等于神学的政治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基督教神学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趋同;基督教神学更不应当成为执政党政治主张的注脚。神学思想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广大的基督徒能够聆听到真实的福音信息,使基督教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并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中国教会的危机来源于神学思想建设的危机。神学思想建设的危机来源于人才的危机。今天在中国对基督教的神学研讨、争执、辩论,更多、更活跃的是在非基督徒的学者队伍中,在所谓的“亚波罗”之中。这是不够的。真正能够对中国基督教走向产生影响的,是教牧人员能够满足广大信众精神需求的神学修养,而不是沙龙里的学者漫谈。今天的基督教牧者们,要思考广大信徒所面临的问题,思考中国基督教的当今处境及未来走向,反思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经验,丰富和发展神学的内涵,以其建立能够影响广大信众的中国神学。只有这样,中国的教会才有希望,才能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二、从政治层面谈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

基督教不是政治,但离不开政治。如果我们回避政治,中国基督教的有些问题是解不开的。

基督教的中国化,除了本地化、本色化之外,还有处境化的问题。所谓处境化,就是要把握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换言之,与时俱进。这既是信仰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本来,处境化并不一定与政治问题相关,正如历史上基督教所经历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历史进程和政治体制,使得处境化问题格外重要、敏感、特殊。尤其是把“处境化”一词转换成更具当代色彩的“相适应”之后,中国基督教必走的处境化便几乎成了政治化的代名词。但处境化不是政治化,它只是基督教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基于自身的生存所必须作出的选择。

中国的基督教必须走处境化、相适应的道路,原因之一在于,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是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紧密相连的。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与广大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近代中国的种种苦难,但基督教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奴役中国人民工具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基督教不等于西方文化,更不等于帝国主义文化,所以,基督教必须通过本色化、处境化来洗清自己的殖民主义痕迹、帝国主义色彩,还基督教本来面貌。这是基督教被中国人民心理认同的前提。上世纪五十年代基督教内的反帝爱国运动,三自革新运动,便是基督教在新中国走处境化、相适应道路的举措。

其二, 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教处境化问题之所以较之其他国家、民族更为敏感、重要,更具有政治色彩,在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为指导思想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并且都具有坚守信仰、毫不妥协的特点。如何协调、共存?这必然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于是,便有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强调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并付之实践,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宗教界人士的智慧和选择,而且是最好的选择。

其三,中国基督教的处境化思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离不开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许多灿烂的思想昭示了与基督教基本训导的不谋而合。但其多神崇拜、敬天法祖等,却也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有显著差异。如何在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中安身立命,如何在与其他信仰对话中既能坚持其本身之“自性”,又能汲取其他信仰中有益的内涵以丰富发展自身,这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所面临并思考的问题。

其四,神学的处境化也包括神学的现代化问题。神学的思考永远是一个过程,不能凝固化、模式化,不仅要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要对当代中国以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有所认识和体验,要跟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更新、丰富自己。如果神学思考不能回应当代世界的种种问题,不能触及活在当下之人的内在世界及精神需求,这样的神学是没有吸引力、没有生命力的。当然,基督徒也可以脱离政治、沉浸于故纸堆中,只作一些个人的冥思修炼,不承担任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不仅是对基督教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有违基督教荣神益人、作盐作光、服务大众的基本信念。

三、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的问题

提到基督教中国化,一般都会引入另一个话题,即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是可能而且必须的,但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则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中华归主”也只是一个梦想。

其实,文化的基督化及福音化问题,是基督教提出的一个以其自身为核心、为本原的问题。认为自己掌握有天启的、永恒的、普遍的真理与正义,掌握有精神生活之最深刻的源泉,具有超越所有文化的神圣价值。超越的福音降生于其他文化中,改变、净化、充实、提升其他文化。其他文化仅仅是上帝启示的工具、载体和场所,其他文化中优秀的精华仅仅是上帝启示的流露和彰显。这种观点,其实不再是基督教的本土化或处境化问题。这是基督教单方面地施爱意向,即“己所欲,施于人”,而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过于高看自己,不能平等以待其他文化;说得更严重一点,是一种宗教沙文主义,把其他文化优秀的内涵贴上基督教的标签,并对其实行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正是基于基督教中心主义的思考,才有了社会和文化的基督化及福音化问题,有了其他文化向绝对真理基督教的皈依问题。这种“教会以外无救恩”的原教旨主义,往往容易被霸权主义势力所利用,成为对外扩张的文化工具。

当然,其他宗教也可以在此问题上叫板基督教。如果想一统天下,中国的道教也应当有足够的资本归化天下。道教完全可以在其他宗教中发现其真理,尤其可以找到以基督教形式表现出来的道教理念,在基督文化或西方文化道教化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基督教圣经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也不是不同文化的异曲同工,从中国道家道教的角度看,它是道家思想在基督教中的展示,道体基用。基督教所敬拜的唯一真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与道教之“道”有相通之处,都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教强调道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既超越万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又内在于万物(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道既是价值的源泉又是信仰的对象(渊兮似万物;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等等。人可以信道、得道、成仙,与大道一体化。但是,基督教的道属于外超越型,道教的道属于内超越型。基督教的绝对唯一神是超越于天地万物人类的,人是上帝的子民,只能皈依于上帝,却不能成为上帝,人与神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绝对鸿沟。

道教的“道”还有更为奇妙的智能:“大道有指向宇宙本源的超越性,可与各种一神教相通;大道有潜存于天地万有的奥妙性,可以与各种多神教相通;大道有宇宙本体的定位有明体达用的功能,可以与各种哲学相通;大道讲究以物观物、洞察真实,可以与各种科学相通;大道以‘道法自然’为根本精神,不尚诡秘浮论,可以与各种无神论相通。”(牟钟鉴:《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甘肃民族出版社第225页)

既如此,道教为何不“化”其他文化、其他宗教呢?这正是道教智慧之所在。道教既有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浓厚积蕴和会通众教的智能,有“化”其他文化、其他宗教的潜在实力,同时又有着海纳百川、为而不争的博大胸怀。道教从“不以扩大组织规模为目标”,不强求“他者”认同自己的理念,而是 “以自己特有的柔性方式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牟钟鉴:《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第220页)。道教这种包容、宽厚、有容乃大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多元通和、百花齐放、多彩纷呈的文化形态。难道这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文化存在模式吗?为什么非要行不可为之事强求世界色彩的“一”呢?

世界文化或宗教的一元化是不可能的。从未有过一种文化、一种宗教实现过对世界的统治。因此,不应当抱有一种文化“教化”另一种文化、或一种宗教皈依另一种宗教的心态。但凡有文化或宗教一元化的企图,必然是纷争和动乱的源头,这是历史的教训。

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多元化。不同的文化反映了不同的生存状态,都有其持守的基本原则,承袭的历史传统,张扬的独特个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多元的世界是世界存在的最好形态,世界也正因此而精彩。如果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形态,那么,作为文化核心的宗教必然是以多元形态存在。不同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平等以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应当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3-12-13)

基督教“中国化”随想

安希孟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反抗力甚巨。排斥基督教的种种尝试从未绝迹。中国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无任欢迎。然而一些人却仍旧热衷于基督教“中国化”,以中国旧有的(包括被“改革开放”抛弃的和行将被抛弃的)文化习俗及政治意识形态重铸基督教神学,对西方神学思想熟视无睹。

基督教生于地中海开放商业文化背景中,实同自我封闭、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画地为牢、闭门称霸的小农意识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的“世界化”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不幸把“中国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会”上,似乎封闭僵化、拒绝外部舆论乃“民族化”的题中之义。

数落起来,封闭的“中国化”概念由来已久。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昔日那些梯山航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乃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不远万里,抛别家乡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边陲不毛之地及穷乡僻壤,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生机,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已成为“三教九流”中的一教一流,获得合法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传教士筚路蓝缕的开启工作。如果历史的研究不数典忘祖,就不应抹煞中西文化史上这艰辛苦而感人肺腑的一章。基督教对于古老的华夏文化,实为一种革命性改造力量。然而,由于中国不是一般封闭的国家,故基督教极难进入。传教士只得迁就隐忍,甚至有的人儒冠儒服,并不惜一改基督教的初衷,入朝为宦。基督教传教士初次来华,为迎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然而其中有不少不足称道的弊端。如,唐代景教采用儒、佛用语。20世纪初的“本色教会”运动中,有的教堂采用佛教礼拜仪式,焚香燃烛、跪拜诵经。也有人编写中国民谣式的赞美诗。这就是基督教“儒教化”、“佛教化”。

1926年,中国基督教会有人建议保留迷信的中国节日,提出除圣诞、复活等基督教节日外,还应保留三种“孝亲敬祖”的节日——清明节,集中本族亲人于墓地,由家长司仪祈祷、唱赞美诗、讲祖宗善德、清扫墓地;追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亦即鬼节;孝亲节,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亦举行祈祷、唱赞美诗。这种不伦不类的仪式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也会令人捧腹。

基督教原来根本反对鬼神迷信,反对祭祖拜天等活动。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的一支。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祖坟,埋墓碑,砸祖庙,毁观音,也反对上述迷信事端。上述基督教“中国化”包含了被中共革除的严重封建迷信色彩。

这里且不论中国封建“孝道”的观念是否值得提倡——这是吃人礼教,即使提倡孝道,那也是世俗道德家和街道里弄干部的事,不是教会牧师的本份工作。认为婆媳相睦,真神就喜欢,这也太降低上帝的“身份”了。我们现在实行法制。法的力量并非完全可以被“孝敬”的大道理取代的。《二十四孝图》中残忍无情、毫无人性的“孝道”,难道还适合法制时代吗?中国“孝”道的实质是借祖宗荫庇青云直上,因而窒息了个人主义。中国人“哭丧”这门艺术远远高出西人,乃因为“我的妈呀,你怎么丢下我们不管,我可怎么办呀?”如失考妣,则晋升无望,“后门”被堵,这就是中国文化。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则鼓励个人奋斗。

由此可见,“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基督教并不因国情而改变其信仰真谛。

基督教会不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倒应该以“爱”为纲。然而,教会有时会成为渲染仇恨与暴力的场所。如说:“反对我们的人,就是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令人乍舌。这很有点“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蛋”的味道,也很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莫予毒,不允许别人反对,使人吃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怎么可以不允许、不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呢?怎么反对你,就是敌人呢?对于政治上、信仰上的“敌人”,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恶恶相报吗?本来很讲博爱与谦卑的基督教会,有时反倒凶神恶煞,容不得反对意见。

没有人说过爱艺术、爱鲜花、爱科学,首先必须爱国家、爱政党、爱领袖。这里牵涉到基督教的本质问题。基督教在政治上是大同观念,超出国家、家庭、种族以及阶级的界限。昔日的家庭宗教、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均被这一普遍大同宗教所代替。基督教不属于某一家族、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某一社会、某一人种、某一性别。基督教自从产生以来,就对整个人类发言。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提出以“独一上帝”作为全人类的崇拜对象。他不偏袒任何一国一族之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异国人、陌生人、外姓人、外地人之说。在基督教中,任何“他乡”遇到的都是“故知”。这个宗教不煽动对异国人的仇恨。相反,它对仇人、异国人负有正义与仁爱的义务。国家间的界限也被打破。

在历史上,拿基督教为种族计划服务者不乏其人。德皇弗里德里希大帝强迫军队信仰上帝,把新教联合为路德教会,使路德教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路德教的牧师可以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必须宣誓:“我誓以至诚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培养人民使之成为忠于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之忱佣。凡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害国王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先报告国王。”这可以说是“三自爱国”的模范。教会还可以向官方“告密”。德皇阅兵时则说:“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皇,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这里,爱国与爱教、国家与教会是一回事,如联体婴儿,不可分离。教会一旦堕落为国家的附庸,便肆无忌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牧师拉赫曼(Lehmann)说:“德国是上帝所计划的世界的中心,德国向全世界宣战,乃是上帝精神对于世界之污浊、罪过、奸邪的惩膺。”足见德国教会已堕落为国家附庸,教会及牧师成为爱国主义培养机构与宣讲员。不仅德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有人慨叹说,德国人说上帝在德国人一边,法国人说上帝在法国人一边。难道今天上帝忽然又站到中国人一边,即站在中国的那一部分特别优秀的人一边吗?

教会不应当是培养爱国情操的场所。培养爱国主义可以参加各种政治文件的学习,可以进党校、上党课、看爱国电影、参观历史博物馆和伟人纪念堂、瞻仰墓碑、到烈士陵园扫墓、请人作忆苦思甜报告、读革命小说、唱革命歌曲,而不必进教堂。人们进教堂,是为着宗教的目的,出于宗教的动机。基督教本身则轻视国家利益。耶稣不是爱国者,而是世界主义者。耶稣是被爱国者杀死的。他反对神化国家。

创立基督教的耶稣一群人,原本是没有祖国(他被“祖国”放逐)的流浪者(outcast),是被家庭、社会、国家抛弃的人,是被排除在“社会”以外的人。他们是悲惨而不幸的人,又是令人“厌恶”的人(wretched),决不会入朝为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他,这是很自然的。但基督徒若离开家园,四处飘零,乃是正当合意的。我认为,既然信奉耶稣创立的宗教,就不必当幕僚,当议员,顶戴花翎,身穿官服。和尚、神父、修士、阿訇,均不得以其宗教身份议政参政——他可以以平民身份参政,但不得以其信仰为标准。他必须代表平民,而不代表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特色的教会”并不是基督徒唯一最终选择。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不少教会中人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地试图把封建的传统文化与基督教融合为一。然而,“孔子加耶稣”这一著名公式并没有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传统的儒学代理人认为这是对孔子的侮辱。他们认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不可与耶稣等量齐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猛烈抨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把“孔子加耶稣”当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阴谋批得体无完肤。基督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一个帝国主义文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中国化”、“本土化”、“处境化”的,更不应当被“化”为中国式的宗教。

从基督徒的立场看,耶稣是“神人悖论”,既是神又是人,看来不合情理,实则是一大真理。孔子虽为圣人,但毕竟是凡人,怎么可以与耶稣等量齐观呢?儒家与基督教某些人可以在阻挡“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基础上合流,但断乎不会联合推动现代化建设。今日推行“中国特色”基督教会与神学的人,不知不觉中落到旧的窠臼中。不同的是,他们用“×××加耶稣”代替了“孔子加耶稣”。但耶稣是“天下万民”的救主,具有普世性、普遍性,而孔子是中国这块特殊地域的“圣人”。怎么可以把一个普世的宗教“民族化”为一个地区的宗教呢?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民族宗教,而不是世界宗教!世界神会蜕变为民族神。

西方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新教的历史表明,信仰的多样化与教派的复杂性,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一言九鼎,万流归宗,定于一尊,乃是专制时代的遗物。消除异端,泯灭异己,是帝王思想。中国基督教曾经有过教派林立、思想错综的“复调”时期。可惜现在已不复存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基督教失去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的只是百鸟朝凤,这正常吗?我认为,多元化比一元化好,教派林立比万流归一好,复杂比单调好,多种声音比一种声音好。

坎默在《基督教伦理》中说,我们容易把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描绘成美德与价值的中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道义上证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合理性。“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影响着我们以宽阔的胸怀去评价国际的公正和需要。”然而,他认为,犹太-基督教是以对上帝的忠诚来评价人间的忠诚的。其他的热爱和忠诚应当服从于对上帝的热爱和忠诚。他正确地说,“上帝是全人类和宇宙万物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不是民族神。然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却把普世上帝变成民族和国家的上帝。基督教永远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嫉视。在不能消灭基督教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便温和地使基督教蜕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与“忠”(三忠于,四无限)是一种盲目崇拜,它把特定的、有限的、局部的团体和个人变成人类永恒价值的中心与偶像。然而基督教却主张,对特殊的团体和个人的爱(个人崇拜),永远不应当成成为价值与意义的核心。我们不应当把特定的爱(爱父母、爱朋友)和忠诚(忠于某个党派和民族)当作价值的中心。基督教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化是批判的武器。它会刷新中国人的心。

专制统治有这样的特征:被专制统治的人,往往一面作奴才,一面又成为另一部分命运更悲惨的人的主子。他对奴才凶神恶煞,往往比主子更凶,是为了向主子讨好。专制主义统治不仅造就奴才,也把奴才造就成为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子。专制制度下的奴才一面很温顺,一面又积极斗争。一般而言,做惯奴才的人更凶狠,也更乐于成为“奴隶总管”。专制主义统治下有无数的奴才和主子:一个人往往既是主子又是奴才。社会于是达到超级稳定。专制统治下的羔羊顺民比专制者有时更像豺狼。

中国已经推翻了封建王朝。封建皇帝不懂得“宗教信仰自由”。他可以把“传教自由”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今天的人不应当把皇帝引为知音。在任何时候,封建专制王朝的宗教迫害都不是“主权国家”应当引为自豪的事。我们应当懂得,中国海禁大开,外人传教自由,乃是我们自己的自由的一部分。自由、平等、人权概念进入中国,只要不被皇帝佬儿及其顺民“中国化”,一定会使愚昧封闭的中国社会跃入现代民主国家行列。

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工商界、文学艺术界,都对50年代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加以纠正,连胡风、潘汉年、俞平伯、武训都得到重新评价。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作品都在大量印售。然而,令我感到非常难解的是,基督教会对50年代一些重大事件却没有重新予以评价。至今在位掌权的人不少是当年政治斗争中的卓越“斗士”。基督教界自身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

邓小平先生倡导“思想解放”,中国的社会思潮澎湃荡激奔放时,基督教会仍在被禁锢中。教会学者未能补上这一课。这使得中国教会未能省视自己的历史。在中国人眼中,基督教是个“异物”,故而教会人士更加积极地表明自己“敬皇、谢主、爱国”之心真切。教条主义和僵化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与学术界及经济商业生活万马奔腾的局面相比,基督教会反倒定于一尊。在他们那里,“文革”语言满天飞,棍子到处打,“天朝上国”的概念依然如故。我希望,教会应与中国社会及世界文化主流齐头并进。我相信,中国“入世”,会对中国基督教产生应有的推动。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乃是它自己原来的“题中之义”。仇恨异己,扫灭“敌党”,不应是教会的作风。当代中国官办教会是一个“伟大”的教会,谁如果发表与他们不同的看法,“首长讲话”便会痛加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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