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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6-27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学术研讨会于上海大学文学院406会议室举办，此次会议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大学高原学科中国史、美国《中国基督教研究》杂志社和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美国、新西兰以及日本多个高校和机构的学者，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肖清和主持，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研究中心学术总监陶飞亚教授，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总干事、美国《中国基督教研究》杂志主编李灵博士分别致欢迎词。随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胡卫清教授和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分别围绕主题进行主旨演讲。
胡卫清教授以《解放与规训：近代英国女教士在华北、华南活动的对比分析》为题，介绍了英国圣公会、圣道公会和英国长老会，这三个差会的女传教士在华北和华南的活动，包括传教、办教育、开展医疗事工等。通过史料分析，胡教授认为，女传教士们更关注的是对于灵魂的拯救，对当地妇女教育、职业和婚姻也有明确的关切。但教会对本地妇女的“解放”基本持较为谨慎的积极态度，希望女性敬虔、守纪、服从、洁净和顾家，反映出英国女传教士对工作革命后职业女性与家庭分离趋势持一定的警惕态度。
陶飞亚教授以《谁的影响：民国本土教会中的中国人和美国女传教士》为题进行分享，谈到对于耶稣家庭这个团体，在本土教会中的中国人（以敬奠瀛为代表）和美国女传教士（以林美丽Nora Dillenbeck为代表）。陶教授通过史料分析认为，他们之间是一种彼此影响互动的关系。在引领敬奠瀛信仰基督教和家庭管理方面，林的影响大；在使得基督教适应中国农村的某些问题上，敬奠瀛是思想的阐发者。同时，陶教授也希望能找到林美丽本人的文字，更全面客观地叙述这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相遇的故事，认识中美基督徒在那个时代的共识和歧异。
本次会议共收到30多篇论文，分五场进行了分组发言和讨论。论文主要围绕“基督教教育与女性”、“抗战与基督教女性”“基督教女传教士”、“基督教与性别构建”和“基督教女性形象”等议题，与会者发表演讲，就文章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并回应。
华中师范大学的陈黛甜以《男女同校大学中的女性：齐鲁大学女部研究》为题，介绍了中国第一所颁发给女性学士学位的大学——齐鲁大学，该校在使用男女同校这一平等模式下，以设立独立女部的方式开展女子高等教育，富有“女性意识”的女传教士和女基督徒们，为争取女性权利做出了努力。作者认为，齐鲁大学及其女生部在促进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和中国近代妇女解放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的江云以《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的社会角色塑造与实践研究——以武汉教会女子中学为例》为题，分享了抗战前的武汉教会女子中学，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的塑造与实践，以及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这展现了教会女学生从传统家庭女性角色逐渐走向更广更深层次的社会女性角色，是教会女学生群体角色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相融合的体现，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力量，成为近代基督教中等女子教育史上特殊的群体。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的王翠艳以《燕京大学与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为题，聚焦于燕京大学女校时期（1920-1928），以燕京大学档案资料为依据，以燕京大学校友的相关回忆录为辅助资料，梳理了燕京大学女校的教育状况及其对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意义。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崔恒秀以《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外籍女教师流动问题》为题，谈到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外籍女教师进行校内学科兼职，进行校际间平行流动，甚至跨界和跨境流动的现象，这涉及教会内部策略和人员调整问题，也有战争和政治因素，作者认为，这利弊并存，促进了师资的交流，推动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也影响了办学的连续性与教育成效等。
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胡毓婕以《基督教与女子职业教育：民国时期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研究（1918-1937）》为题，谈到了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办学特点，以及引发的争论。作者认为，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历史表明近代基督教会所办的女子职业教育针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而兴起，受到欢迎，但仍然摆脱不了教会学校在时代浪潮下经受批评和冲击的相似命运。
上海师范大学的金璐洁以《从女权到革命——抗战时期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918-1937）》为题进行了分享。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宋青红以《留美女基督教徒妇运领袖与战时中国妇女工作》为题，选取曾经留学美国的女基督徒，如宋美龄、张蔼真、王世静和吴贻芳等，以及她们在抗战时期从事的妇女工作为中心进行阐述，她们以基督教的服务精神，投入到战时工作，对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发达以《日据时期台湾人近代身体知识的建构及其话语向度——以“解缠足运动”为考察对象》为题谈到，日据初期的台湾旧惯调查及台湾书写，对于缠足这种传统河洛社会身体仪态，如何建构出相关知识，乃至如何改变这种规范与价值，与最后从身体直到思想彻底地将台湾人改造为日本人，可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作者认为，台湾女性的身体如何观看或被监视等民俗知识的背后，不仅透露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亟待追求“脱亚入欧”的现代性，甚至与台湾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乔会妮以《职业与自立：近代在华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为题进行分享，谈到了教会医院中的中国人女护士的出现，作者认为，这是西医医疗技术影响下民众对西医及护士执业认知逐渐变化的结果，女性通过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不断自立并破除传统观念的桎梏，得到了自由和思想解放，这促进了我国近代护士职业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薛玉琴以《从<青年进步>看基督教的两性观》为题，谈到了《青年进步》从基督教的角度对于两性问题的讨论，发表见解、看法与主张，提倡两性道德，以期指导青年、改造社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冯翠以《费氏（Fitch）家族的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为题，以一个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家族——费氏家族的女传教士为研究对象，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内有关家族史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以一个家族、一群女性、一个典型三个层次，铺陈女传教士在家族、个人，在华传教之间的互动与互促。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闫彩萍以《亮乐月的翻译实践与女学话语（1912-1922）》为题，以美以美会来华传教士亮乐月（Miss. Laura Marsden White 1867-1937）为个案，通过考察其女学与女报两个平台上的实践，勘探其在与本土女学生交往过程中翻译所发挥的作用。旨在以亮乐月为典型，在追溯近代中国西方女传教士与中国女性的互动的同时，追问这种互动背后的女性启蒙话语在清末明初的流变。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刘诗伯以《1835-1935年间两广浸信会的妇女事工》为题，介绍了抗日战争之前的1835-1935年间两广地区浸信会开展的妇女事业，包括教会内部妇女地位的确立和提升，教会兴办的各项社会事业中妇女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等，从中分析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突破性影响及其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张巧穗以《近代妇女解放视野下的海归女医邹邦元》为题，谈到了作为中国近代女医生的先驱之一——邹邦元的事迹，以她的人生阶段为叙事线索，复原并解析这位女医生的专业成长与事业起伏。作者认为，邹邦元既是妇女解放的产物，又生动地演绎着“妇女解放”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性。
台北大学的陈俊湘以《台湾少数民族原住民部落基督教会之妇女角色转变与社会参与》为题进行分享，探究自1945年后基督教会宣教“涌入”原住民部落后，对于妇女启蒙、教育培力之发展，并以几个重要的妇女事工参与的社会运动为例，分析基督教会对于原住民妇女角色转变之贡献与仍可继续深化、发展之处。
深圳平湖外国语学校的王海云以《晚清西方女性形象的入华及其社会影响——以<万国公报>的概述为中心》为题，对来华传教士如何利用《万国公报》等近代传媒工具向中国输入了西方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和女子活动情况，构建了西方女性有学识、自主独立的形象进行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女性意识的觉醒是西方女性形象输入与中国本土性别意识被启蒙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尹翼婷以《“他者”眼中的近代中国新女性——以英圣公会女部传教士为个案》为题，运用法国学者巴柔形象学理论探讨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眼中的新女性。作者分享，从“他者”的角度，近代来华女传教士提出了解决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方案——基督教化，但没有看到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及其所关联的帝国主义的不相容性。
杭州市基督教会思澄堂的陈丰盛以《女教士曹明道与温州内地会妇女传教事业》为题，介绍了女传教士曹明道，看她对于温州内地会妇女传教事业的贡献。
福冈女学院大学的徐亦猛以《基督教与日本妇女教育——以德永芳子为中心》为题，以福冈女学院为个案，分析在二战时期，学校如何克服严峻的危机，持守基督教女子教育，这对日本的基督教历史及基督教教育的研究有积极意义和价值。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叶洪平以《缠足观引导下的认同：侧重近代川滇黔边区和循道公会的分析》为题，谈到了近代川滇黔地区的非汉文化社会与汉文化社会，在缠足观方面存在差异，而汉文化社会与基督教对女性是否应缠足存在分歧。在汉文化社会和非汉文化社会的关系不那么紧密的情况下，非汉文化社会和基督教之间相似的缠足观使基督教传教士得到了非汉文化社会群体的认同，这显然有利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活动。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赵莉莉以《来华女传教士笔下的晚清潮汕民间信仰女性参与——基于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婓而德的记述》为题，谈到了婓尔德从西方女性基督徒的视角出发对潮汕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多有观察与记载，尤为关注潮汕乡间女性在其中的参与。作者认为，这些记述肯定了她们在民间信仰文化中扮演的传承者角色，还原了晚清女性特色信仰活动的历史场景，并从侧面反映了潮汕女性在晚清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张丽霞以《民国时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干事形象初探》为题，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部施葆真，及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干事龚普生二人的活动为案例，梳理其在女青年会学生工作中所展示的形象。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王晓丹以《民国时期女传教士与海南女性教育研究——以Margaret Moninger为例》为题，参考中英文历史资料，尤其是女传教士Mary Margaret Moninger的书信、日记以及美国历史学家Kathleen L. Lodwick的研究成果，对清末明初海南女传教士与女性教育历史作总结与梳理，旨在探讨女性传教士对海南女性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影响。
贵州民族大学的谭厚锋以《基督教与贵州近代教育事业》为题，分享了基督教会在近代贵州的教育活动，包括创办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特殊学校等各类学校，客观上培养了一大批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并对贵州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总结发言中，华南师范大学贺璋瑢教授认为，通过此次研讨会看出，基督教史研究的队伍在扩大，论文主题广泛。她希望大家要带着信心去坚持基督教史的研究，积极热情地投入，并不断积累。
胡卫清教授建议，历史研究要放在特定时空里，传教士来自各地和不同时代，研究要放在中国情境和宣教士所在国家甚至教派的影响下去进行，同时可以关注国外主流学界对于那个时代女性甚至基督教女性的研究，进行参照契合，再来考虑中国的处境，这样的研究会有更大视野、更深刻，而且能和国际接轨。
李灵博士在肯定论文质量的同时，提出围绕研讨会主题，期待有对于“解放”意义的阐述，历史事件对于当时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呢？比如，职业学校就是把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的通道，从而她们能走向社会和影响社会。其次，李博士建议，在讲过去历史的时候，不要用现代的语言谈论过去的事实，这样很难还原过去的情景。
陶飞亚教授说，国内对于基督教史的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关注基督教的“外围”，比如妇女教育和妇女解放，办医院和教育，但这可能并不是大多数传教士们的初衷。他希望研究能转到中国基督教的内部去，“在中国基督教内部发现中国历史”，其次再用人类学、宗教学等方法进行阐释。因此，研究者们要找到内部资料，并把对史料的重视提高到一定程度，而且同时关注中文和外文资料，这样能更好地进行研究。（撰稿：杨伊；来源：信仰与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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