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 ）认为，自启蒙运动以降，一种普遍、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性观是不充分的，这导致多种相互竞争而又无法协调的传统相继出现，他指出，在这些诸传统中，他们只能按照自身传统的理性观念评价其他对手，因此，根本没有一种调和各方分歧的中立标准。这种相对主义的局面，可说是中世纪过渡到现代世界时，对旧有统一世界观图像的舍弃、代之而起的多种价值观的结果。若然，不同传统之间就无法取得一种相互理解的框架作为参照，在现代世界的不同传统之间，或处于同一传统之内所进行的对话是否可能亦顿成为难题。麦金太尔提出一个出路，他引入一个「知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is）的观念，生活在某一传统内的人，就是接受了一种特定的模式来观察世界，但当这种模式出现问题，就使得生活于该传统的人处于一种危机当中，这种危机就是周遭世界发生的事情变得难以理解，惯于使用的旧有模式亦变得错漏百出，更严重的是他根本无法选取那一种模式，让他应付当前的困局。麦金太尔认为这种知识论危机是指涉一个传统无法再进行内部的更新和转化，并且无法在自身传统中抽取可供使用的资源面对这个危机。这个描述有点跟库恩（Thomas Kuhn）在描述科学典範面临危机时，被迫要进行科学革命，以新的典範取替旧典範的情况相若。1
要解决这种危机，麦金太尔提出要有一个新的慨念架构出现，并且这个新传统可与该旧传统维持某种的连续性，要做到这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新传统须要有能力解决旧传统所遇到又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二、新传统能说明旧传统中出了什么问题，以致无法克服这个危机；第三、同时，新旧两个传统间保持某种的连续性，意思就是旧传统不仅没有因为新传统的介入而被全面摧毁，并且因?新元素的介入而被保留下来。依此，「传统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traditions）就被提出来，意思就是因为新传统自身没有碰到知识论危机，并且它又能替遇到危机的传统提供解释和解决的办法，显然易见，新传统是较旧传统优胜。因此，麦金太尔认为相对主义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他在《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一书中，正是要表明在考察欧洲三大伦理传统—百科全书学派、谱系学及多玛斯主义—的相互竞争的合理性时，清楚指出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多玛斯主义能够有能力并恰当地了解和评价前两种传统，以致虽然诸传统间仍存有某种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仍可以判别他们之间的孰优孰劣。2
我认为麦金太尔的观点对当前的汉语神学探究有两点值得深思。首先，从事一种对思想传统的探究，必然涉及一种采取叙述史（narrative）的方法来铺展传统的面貌，按麦金太尔的理解，其实这种方法并非仅是一种对过去历史的爬梳和考证，而是一种类似黑格尔那种哲学式历史的智性的探究（intellectual inquiry），意指在一种历史式的开展中揭示出该传统的一种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的活动包含对该传统进行质询，指出该传统的合理性何在；并且认真面对传统中有所欠缺的部分，揭示出该传统在面对所属群体、真实及他者时所呈现的强处和弱项；最后就是传统中的人透过对话、论辩来疏理传统中的流弊，致使该传统得以发展和进步。反观，汉语神学传统自身极少进行这种考察，我的意思是过往学者缺乏对用汉语表达的基督宗教的学理进行一种叙述史式的宏观考察，以致难以对作为一种智性传统的汉语神学进行一种自我理解，以致对这传统会面对怎样的困难和可能面对的困难亦难以预计。过往就中国基督教所进行的历史考察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当然这批扎实的历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就历史的横向面而言，自景教始，究竟汉语神学已经开展过怎样的理论型态？这些型态是如何形成？就地域而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的不同汉语区域又呈现何种的汉语神学传统？随?这些过往神学的对象、社会条件、所属群体的差异，他们的问题意识也随之而转移。就神学的思想形态而言，按现时较粗略的区分，人文视角的基督教研究传统和教会性神学的传统之间，究竟是两个俨然二分、泾渭分明的传统？还是一个大传统中的两个典範？这类问题若缺乏大规模的视角都难以处理，更什的是汉语神学往往走上回头路也不自知。3
其次，从较微观处着眼，近年一直萦绕汉语神学人脑际的人文学进路与教会性进路之争，亦可被视为两种神学传统（典範）的相碰和对话，当中涉及不少学理的问题不便在此处理。使用「典範」这观念来描述西方神学发展的汉思．昆 (Hans Küng) 认为，西方神学传统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的一种新传统代替旧传统的这种简单发展，而是在彻底的延续与断裂间 (radical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的进展，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对传统的重新发现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反而是对传统的重构 (reformation of tradition) 。4因此，虽然改教运动的神学传统在某个意义而言是取代了中世纪的神学传统，但两者在一个更深入的展面而言是维持一种延续性的。倘若真是存在一种诸传统间的「常项」(constants) 或共用的元素，那会是什么呢？按徐思 (David Tracy) 的理解，无论从属于那种传统，神学的理解活动必然就是一种对基督教信仰与经验之间的诠释活动，这种相互的诠释带来的就是一种「相互的批判关联」(mutually critical correlations) 。对基督宗教传统的诠释和对当代生存经验的诠释是处于一种共时的状态，对后者作神学诠释时，基督教神学的效果史 (history of effects) 就已被预设了；对神学作当代的诠释时，当代经验亦同时被肯定了。单一的神学诠释活动具备了两种相互的诠释元素在其中。5显然易见，任何传统若以为能够垄断诠释的活动和结果，都只是一种对自身传统作一种「非历史化」和「非处境化」的尊大举动；任何传统若以为能够跳出神学历史传统对基督教资讯作一种「非仲介性」的诠释，亦只是一种自觉把诠释活动中的种种「前见」(prejudice) 视而不见的做法罢了。其次，在基督教传统与处境经验之间的这种「提取」(retrieval) 与「存疑」(suspicion) 的诠释活动中，必然导致不同诠释间的关联，人文进路与教会性进路之争亦是这种关联的表现，两种典範透过相互的批判性关联，从而寻找一种多元诠释中的认同 (identity) 。
注释：
麦金太尔，〈中文版导论〉，《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页1-9。
同上。
就汉语神学的类型的讨论，可参赖品超：〈汉语神学的类型和发展路向〉；何光沪：〈汉语神学的方法和进路〉，两篇文章收入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Hans Küng, “Paradigm Change in Theology: A Proposal for Discussion,” Paradigm Change in Theology, Hans Küng & David Tracy eds, (N.Y.: Crossroad, 1991), pp.29-32.
David Tracy, “Some Concluding Reflections on the Conference: Unity Amidst Diversity and Conflict?” Paradigm Change in Theology, Hans Küng & David Tracy eds, (N.Y.: Crossroad, 1991), pp.46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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