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汉语神学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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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7日11:38:01 评论 4,737 2409字阅读8分1秒

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汉语神学」概念的提出、论证和逐步推广,随着「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宏大翻译出版计划的展开、持续和渐显成效,汉语神学这一看似新鲜但内涵久远、略有争议但论据充分的观念,已经进入了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话语系统,尤其是在宗教学术中的基督教研究领域扎下了根。

至少,以往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基督教研究,在与教会史和圣经研究等等不同的神学领域上,多半都局限于两种极端的认识:要么认为只需要把西方神学原原本本地介绍进来,要么认为必须全力建构「中国自己的」本色神学。前一种认识似乎只看到基督教神学的普世性质,而忽视具体的神学所依靠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首先是语言)所造成的差异;后一种认识似乎只突出具体神学的民族特性(和阶级特性—有一些倡导者是如此),而忽视具体的神学还应该反映同一个民族的、各不相同的生存处境,并需要借鉴其他民族的生存经验—中国人尤其如此。

作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群体的母语神学,「汉语神学」的确会使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走出这两种极端认识。因为,正如我在〈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一文中所说,它是「以这种语文所表达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为材料,主要为这种语文的使用者服务的神学」,所以,它不能不在汉语使用者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基础上进行原创,同时也不能忽视汉语使用者的生存处境在古代与现代十分不同,在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海外华人的社群中也十分不同;它不能局限于对西方神学的翻译,同时也不能排斥这种翻译。最后,一定数量的翻译,必然会促进原创。

二、

果然,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在继续翻译工作的同时,已开始了愈来愈多的原创性工作,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在翻译方面,除了前几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译的基督教经典和学术着作有相当部分在北京三联书店和上海三联书店分别出版,最近道风书社策划的译着也有部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卓新平、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光沪、中山大学的刘小枫、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游冠辉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毅,又分别推出了好几套基督教研究方面或包含这一方面的翻译丛书。另外还有不少单独出版的这方面的译着问世。在原创性研究方面,上面提到的这些主编者或组织者本人和他们的众多同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延黎、段琦、高师宁、王美秀和周伟驰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秋零、杨慧林和何建明等,北京大学的赵敦华、苏贤贵和孙尚扬等,清华大学的王晓朝、田薇和万俊人等,复旦大学的张庆熊、范丽珠、朱晓虹和李天纲等,中山大学的张宪等,上海大学的顾卫民、李庆平等,武汉大学的段德智和赵林等,四川大学的陈建明等,福建师大的林金水等,陕西师大的尤西林等,山西大学的安希孟等,浙江大学的陈村富、王志成、包利民和章雪富等,河南大学的梁工等,黑龙江大学的樊志辉等,北京师大的张百春等,湖北大学的康志杰等,华中师大的马敏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文庸等,南开大学的王中田等,山东大学的刘新利等,襄樊学院的刘光耀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罗伟虹、晏可佳等,以及其他未能在此列举的众多学者,在这一时期都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值得特别提到的还有两点,一是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文化丛书」、「宗教与思想丛书」都包含不少中国大陆学者的原创性作品;二是海外着名华人学者如许志伟、吴小新、王忠欣、赖品超、李炽昌、吴梓明、卢龙光、温伟耀、罗秉祥、江丕盛、关启文、余达心、杨庆球、曾庆豹、林鸿信以及台湾辅仁大学的学者群,都与中国大陆的学者合作,或在学术会议上切磋交流,或合作出版研究论着,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卓新平和许志伟主编的《基督宗教研究》、何光沪和许志伟主编的《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杨慧林和余达心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梁工和卢龙光主编的《圣经文化解读书系》、赖品超和何建明合作的《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都是这种学术合作的硕果,其中既包含不少中国学者的原创性作品,也包含不少外国学者作品的翻译。

三、

当然,汉语神学在大陆学术界仍面临不少问题。首先,其发展规模仍不能适应如此大国的文化发展、学术发展和如此众多的基督徒的需要;其次,学者群体逐渐老化和年轻学者难于出头的现象并存;三是神学论着仍然脱离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复杂而重大的社会、历史、政治的原因,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学术界若在以下一些事情上努力为之,还是可以使局面得到改善的。

一是承认自身在各方面的局限,多用一些资源和时间精力在培养学生、提携后进方面,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条件,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自己的研究、创作或翻译,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作品,尤其是优秀的博士论文。二是在思想上自我解放,让神学的公共性不仅仅实现于人文学界之中,而且要实现于社会文化之中。关于后一点,一个重要的现实是,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实际上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因素并存,社会的巨大分化和不公已成为严重而迫切的难题。正如我在前引文章中说过的,「经济上的发展与市场、公平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政治上的稳定与法治、正义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国家安宁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文明和谐与多元文化的关系」,「都是一些极其迫切极其重大的处境问题。汉语神学如果不从这些问题出发进行思考,如果不努力对这些问题给出神学上的回答,势必会严重地脱离汉语使用者的生存状态而悬在半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命深处或实际生活之中」。

一句话,只有从广大汉语人群的生活处境出发,回答中国社会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汉语神学的「公共性」才能实现。这件事,正因为「任重」,才等着我们去承担,正因为「道远」,才等着我们去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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