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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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5日20:28:37 评论 4,400 19616字阅读65分23秒

作者:保罗. 柯文(Paul A.Cohen)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1898-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既是一次重要的排外运动,又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西方,它常被描绘成进步、文明和开化的势力与蒙昧、残忍、迷信和排外的势力之间展开的斗争。在20世纪的中国,对此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把义和团定义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帝爱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在我研究关于义和团的事件,特别是1900年春夏两季义和团与其敌人——中外基督徒的斗争达到顶峰时期的历史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双方都是从宗教意义上理解这场斗争及其周围的环境。同时,我还注意到双方都自认为自己代表着真实、仁慈的超自然力量——神或上帝,敌方则是无能或邪恶的伪神。

在这里我举几个事例,帮助我们从宗教冲突角度来理解义和团与基督徒的斗争。我准备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宗教来解释旱灾;以宗教来解释战争;宗教之间的互相诋毁。最后,我将简要地说一下由此引出的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历史学家对自己研究的事件如何下定义和进行分类。

一 以宗教来解释旱灾

义和团起义在1900年春夏两季达到顶峰的时候,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了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农民们焦虑不安,外国传教士,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华北农村偏远地区的传教士,虽然他们的感受和中国农民不同,却同样面临着干旱、饥饿和生死难料的处境,同样迫切地希望和祈求降雨。但是,传教士最恐惧的不是饿死,而是当时饥饿的中国人。

美国公理会的罗威那·伯德(Rowena Bird)去世(7月31日)前几周在山西写的一些日记和信件,清楚表达出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恐慌情况。6月25日伯德写道:"这是一个极度痛苦难熬的时期,饥饿威胁着人们,干旱炎热的天气使瘟疫流行,义和团的成员威胁着抢劫杀人、杀传教士和教民……形势变得越来越糟,如果再不下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相信上帝会赐予我们甘霖,使局势缓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利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注解:Journal entry,in Alice M.Williams Miscellaneous Papers (Shansi Mission),file 12,ABCFM(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Papers in 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See also Birds letter of June 24,1900 to her brother,ibid.]

直隶保定府的情形与此类似。郝瑞思·培特金(Horace Pitkin)在6月2日的信中描述了该地区新教和天主教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后,很焦急地写道:"干燥得像火药末、难以忍受的尘暴,——上帝赐我们雨吧!那会暂时地平息一下事态……我们朝不保夕。为我们祈祷吧!为降雨祈祷吧!"在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之内,保定府杀了15个新教传教士后,天终于下雨了。在义和团看来,这证实了他们事业和行动的正义性[注解:Pitkin,letter,June 2,1900,in Sarah Boardman Goodrich,"Journal of 1900," June 6,1900,pp.6-7,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88,CRP(China Records Project,Divinity School Library,Yale University); Luella Miner,"Last Rites for the Pao-ting-fu Martyrs," The Advance,August 1,1901.]。

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做了基本相同的分析[注解:See,for example,the dispatch from American minister Edwin H.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ay,May 8,1900,in United States,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Washington,D.C.:GPO,1902),p.122.美国公使康格早已把干旱与山东西部日益严重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包括与义和团有关的动乱)。(dispatch to Hay,December 7,1899,ibid.,p.77) See also the dispatch of British minister Claude M.MacDonald to Foreign Secretary Salisbury,May 21,1900,in Great Britain,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No.3 (1900),p.105。],但外交官的理解和传教士有一点是不同的:他们的观点完全是世俗性而非宗教性的。19世纪末传教士相信上帝的力量无处不在。如果他想让他的子民活下去,他就会把他们从危险中解救出来。如果他想让传教士继续他们的事业,就会满足他们最起码的物质需求。就像伯德所写的:"如果上帝有这样的意旨,他会降雨来拯救世人。"[注解:Rowena Bird,journal entry,June 25,1900; see also Dwight H.Clapp,diary letter,Taigu,Shanxi,July 7 and 15,1900,in Alice M.Williams Miscellaneous Papers (Shansi Mission),file 12,ABCFM; Luella Miner,Journal,Beijing,June 25,1900,ABCFM.]反之,如果基督徒面临着像义和团这样致命的威胁,并不是上帝的过错。义和团能发动起义,是因为上帝允许此事的发生。他之所以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不是凡人能轻易明白的。上帝的处事方式有时是很"神秘"的。但是虔诚的基督徒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依靠心中的信念而非实际的体验是十分必要的[注解:Miner,journal,Tongzhou,June 7,1900.]。正如一位传教士所写的,已发生的一切"必然都有利于天国,有利于中国。"[注解:Miner,journal,Beijing,June 23,1900; Clapp,diary letter,Taigu,Shanxi,July 13,1900; 克来帕(Clapp)在谈到为山西其他地方传教士的安危担忧后说:"啊,这对可怜的中国来说事态多么严重!但最终这将有益于上帝的王国,我对这点确信不疑。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某一天撒旦将在中国掀起一场大迫害,现在这场迫害正在来临。这是试炼也是一个鉴别人心的时刻。"Diary letter,Taigu,Shanxi,July 6,1900.甘威尔( Mary Porter Gamewell)在使馆解围后说:"夏天的事件留下的超越一切的最深印象,是上帝之手操纵一切,最终结果就是上帝的意志。" "History of the Peking St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64,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73,CRP。]

不同寻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拳民和非拳民也认为世间万物,包括下不下雨都是由天或"神"来决定的。事实上,虽然中国人对现实的理解在一些细节上和传教士截然不同,但在很多广泛的层面上几乎完全一致。传教士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表,有时自称为"上帝的战士"[注解:Sarah Boardman Goodrich,letter,Tung Cho [Tongzhou],May 28,1900,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88,CRP.张格物(Murray Rubinstein)把"军事心态"描写为"传教事业中固有的因素"。See his "The Wars They Wanted:American Missionaries Us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Before the Opium War," The American Neptune,48.4 (Fall 1988):271。],对自己响应耶稣基督的召唤到中国去拯救这个国家深信不疑。1900年遍及华北的歌谣和揭帖用同样救世性(有时尚武好战)的字句把义和团描绘成上天派下来执行神圣使命的"神兵",或者是神灵附体的肉体凡胎(这样也就有了神力),同样相信他们都是神的代表。

还有,传教士把义和团运动视做邪恶势力,其作恶能力深不可测,而义和团(估计还有数以万计的非义和团成员,即他们的同情者)也把传教士、甚至所有的外国人(当然还包括中国教民)看做是中国的恶源,是直接招致天怒的罪魁。义和团揭帖对旱灾的解释完全根据宗教对现实的理解。它还给参加者指出了平息神仙怒气、恢复宇宙平衡的具体办法。这样的揭帖至少在1900年初就已广为流传。下面这段文字据说在1900年2月间在华北各地到处都是:"洋教闹中原,佛祖受欺压,圣贤亦蒙羞。佛法五常不再尊,天地一怒止住雨,八百万神兵下天庭,除尽洋教送甘霖。"[注解:The Boxer Rising:A History of the Boxer Trouble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2nd ed.(Shanghai:Shanghai Mercury,1901),p.9.]

义和团的揭帖多为打油诗,易于口头传诵。下面一段是当年流传最广的其中之一首:"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注解:全文可见《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8页;陈振江、程NFDA1:《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34页。另外两份几乎差不多的揭帖可参见同上书30-33页。〔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112页。此文一个较短的版本流传于山东河北交界地区。见张之真(84岁),河北南宫梨园屯,1960年,见路遥等编辑《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315-316页;陈振江、程NFDA1前引书,31-32页。]

义和团留下的书面东西数量非常可观,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并不是所有的揭帖或其他宣传品都把洋教入侵、上天震怒和干旱联系起来,不过很多确实是如此[注解: 除上面引证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参见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4-5页;《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见《义和团》1册,510页;特别请见陈振江、程NFDA1前引书,22-23、26-28、41-42、47-48、49-50、83页。]。可能有的揭帖的作者连同一些义和团成员不同意这种联系,但多数人是相信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多数老百姓也赞成这种说法。一位传教士在1900年5月听到天津城里一个小孩在街上喊:"洋鬼子来啦,天不下雨"[注解: Emma Martin,diary,May 15,1900,p.29 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137,CRP.]

我要进一步指出,经常面临不可预知,人力无法控制的大自然力量引起的饥饿的人们,会有这样的趋向:他们往往把饥馑的起因,用超自然的因果关系归咎于某种不正当、破坏宇宙平衡的行为(就义和团而言,就是把旱灾归咎于外教入侵)。几百年来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深深地贯穿于中国人的文化行动之中。在许多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他文化(特别是农业文化)也表现出这一特点。

犹太人的《圣经》中就有表达这种意思逻辑的经典阐述。上帝对他的特选子民说:"如果你们能谨守今天我给你们下的戒律,全心全意地爱上帝并忠于他,我就在适当的季节——秋天和春天给你们的土地洒下雨水。你们就会五谷丰登,牲畜成群,美酒不断,衣食无忧。切记不要受到诱惑,背叛上帝,转信他神,那时上帝会降怒于你们,关上天庭,永不下雨,使土地颗粒无收,你们也会从上帝赐予你们的土地上消失。"[注解:见《申命记》11:13-21。其他例子取自非洲各地。See David Arnold,Famme: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p.15; Alma Gottlieb,"Menstrual Cosmology Among the Beng of Ivory Coast," in Thomas Buckley and Alma Gottlieb,eds.,Blood Magic: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62-64; R.K.Hitchcock,"The Traditional Response to Drought in Botswana," in Madalon T.Hinchey,ed.,Symposium on Drought in Botswana (Gabarone,Botswana:Botswana Socie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Clark University Press,1979),p.92。]

"不论具体原因如何",戴维·阿诺德(David Arnold)总结道:"饥荒起因的超自然性是无疑的。涉及的各种因素——雨水缺乏,不合时令的降霜、洪水,似乎都非人力所能控制,这进一步证实了人类在上帝和自然面前的从属地位。"[注解: Arnold,pp.15-16.1993年夏天,洪灾袭击美国中西部地区时,地斯蒙斯(Des Moines)的一位妇女评论克林顿总统访问灾区的行动时说:"他不能跟上帝和大自然比高低,他只能做他所能做的事。但这事发生是因为上帝要它发生。"New York Times,July 15,1993,p.B10。]虽然这个基本前提——自然灾害是超自然力量对人类恶行的惩罚的看法,在各种文化中并不鲜见,但一个社会对这些灾害反应的独特之处,即对灾害现象的"意义结构"(借用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术语)的解释,则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特殊的文化形式和历史经验所决定的[注解: Clifford Geertz,"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h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Basic Books,1973),p.12.]。一般情况下,中国把破坏宇宙平衡的责任归咎于地方官的倒行逆施。但在1900年,当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外国压力和危机时,把干旱的起因由国内转到国外是不足为奇的。

义和团揭帖中关于如何克服危机也运用了同样的分析手法。面对干旱,人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举行祈雨和类似的仪式。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当这种传统手段未能奏效,由干旱造成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加强时,人们常常采用更为极端的手段。这里一般因素是替罪羊主义,即找一个应为危机负责、该受惩罚的代理人(或部门)。然而,替罪羊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在印度西部的古加拉特(Gujarat)季风雨未能适时而来时",阿诺德告诉我们,当地人就"怀疑巴尼亚(Bania)商人故意阻止降雨,好趁物品缺乏、价格上升从中渔利。为打破咒语,他们强迫一个巴尼亚人头顶水罐,然后射箭击中水罐,这样就能下雨了"[注解:Arnold,p.77.]。中世纪末的欧洲在千年王国运动中出现过更为极端的手段。诺尔曼·孔恩(Norman Cohn)曾对此做出分析。孔恩记载:在1420年的波希米亚,"人们自认为正开始与基督的敌人做最后斗争……传道者不再满足于出现奇迹使这些无神论者毁灭,而是号召虔诚的信徒对尘世进行必要的净化……剑上没有基督敌人鲜血的人将受到诅咒(根据一本流传很广的小册子)。每个信徒都要用鲜血洗手。"[注解: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rev.and expande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12.]

1900年义和团提出的解除危机的方法和孔恩描述的1420年的千年王国运动非常近似[注解: 艾尔文( Mark Elvin)提到了这种相似之处。 "Mandarins and Millenarians:Reflections on the Boxer Uprising of 1899-1900,"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Oxford 10.3 (1979):121。]。一张接一张的揭帖指示中国人杀尽洋人和被洋人腐蚀的中国人。只有彻底清除国内的每一点外国痕迹,才能平息神仙的怒气,再降甘霖。

二 以宗教来解释战争

阻止降雨的神常被描绘成易怒、善妒、复仇心强。当某一社区的代表人物投靠他神或者破坏了久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时,神会随时惩罚这个社区的全体成员;另一方面,当信徒认为自己并非无赖、恶棍而是身处险境的无辜者时,他们也期望神的保佑。神的这一保佑力量的角色,在义和团与基督教徒对神在战争背景中所起作用的理解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义和团借神灵附体,或利用各种法术来控制身边环境,减少危险,或者增加对事件预知性的行为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最广泛运用法术的情况是在与中国教民或外国远征军作战的时候,以及烧教堂、烧教民住宅和破坏店铺的时候。这些情况正是义和团个人遇到最大危险,也是义和团事业遇到最严重威胁的时刻。打斗时需要法术保护是显而易见的。烧教会建筑等活动,因为涉及周遭的居民,团民用法术则更复杂了。义和团如果能用法术烧毁教会的建筑,就能扩大运动的声望,获得地方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不管用什么方法放火,如果殃及非教民的住宅和店铺,义和团就要冒招致众怒的危险。

义和团最有名的法术是降神附体后可以刀枪不入[注解:其他文化的人们也曾经在战斗中依赖刀枪不入法术的保护。1980年在伊斯兰教派炎塔特辛(Yan Tatsine)发动的反对尼日利亚武装力量的宗教暴动中,据说起义者也用了宗教仪式、纹身、保佑自己不可战胜的符咒及"神沙"来保护他们对付对方的子弹。Paul M.Lubeck,"Islamic Protest under Semi-Industrial Capitalism:Yan Tatsine Explained," Africa,55.4 (1985):370,386。20世纪早些时候,克瓦(Kakwa)先知和占卜者莱比(Rembe)的拉各巴拉(Lugbara)追随者们在参加了特别的仪式后,进入战斗的"狂热状态,相信亚坎(Yakan)神水能将子弹变成水"。John Middleton,"Spirit Possession among the Lugbara," in John Beattie and John Middleton,eds.,Spirit Mediumship and Society in Africa (New York:Africana Publishing,1969),pp.227-228。]。此外,据说他们在战场上还有许多其他法术。打仗时,他们就唱起有韵律的刀枪不入咒语。下面这段就是在1900年夏天广泛流传于北京西北部的义和团的咒语:"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注解: 陈振江、程NFDA1前引书,153-154。]许多天津居民显然相信这样的事实:当义和团成员受了枪伤或炮伤,义和团的领袖只要在伤口上一抹,伤口立即复原;或者当义和团成员牺牲了,只要默诵咒语,死者就能起死回生。在北京有人听说义和团打仗时,人马高达10多尺,手中刀枪无数,所向披靡,无人能敌。而且和天津的义和团弟兄一样,子弹打到衣服上像雨珠一样滚落,义和团则毫发无伤[注解: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见《义和团》3册,471页;也可见仲芳氏《庚子纪事》,见《庚子纪事》,中华书局,1978年,12页。按内地会传教士奥格任(Olivia Ogren)的记载, 在山西,传言说一旦外国军队进攻,义和团"就能飞到天上,子弹打不着"。Ogren,"A Great Conflict of Sufferings," in Marshall Broomhall,ed.,Last Letters and Further Records of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Morgan and Scott,1901),p.72; also ibid.,p.65。]。

天津的义和团领袖声称自己有特别神奇的法力,如隐形、入地及分身术等。睡着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到外国军队中去侦察敌情。一个义和团民回忆道:6月中旬他们往天津火车站去打俄国人,有一个团首曾对手下人说:"凡是空手没有武器的,每人拿一根秫秸,继续前进,到了前线就会变成真枪。"[注解:李元善(79岁), 义和团民,天津,见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级编《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1960年复印本,134页。在中文中"枪"既指"火枪"也指"长矛",因此有时不可能搞清楚到底指什么"枪"。]

义和团的女子后备军——红灯照的法力丝毫不逊于义和团的领袖。人们认为这些女孩子和年轻的妇女在战斗中能保护义和团。她们不用看着目标,剑就能飞到远处直取敌人的首级。她们还能投掷燃烧着的箭矢,能用法术卷走洋人固定大炮的螺丝。当红灯照战士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时,她们的灵魂就离开身体去战斗,什么武器都吓不倒她们。只要她们一现身,外国的枪炮就瘫痪了[注解:《遇难日记》(佚名),见《义和团》2册,163页;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2册,9、36页。一个从前的义和团报告说,在他的部队离开天津赴北京参战前,他们都到了当地最高的红灯照首、黄莲圣母(林黑儿)的家去求保护他们不被火器射伤的神符。郭世荣(75岁),义和团民,见《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138页。]。她们还有神奇的疗伤、复原法力。天津一位老红灯照回忆说,她的那支队伍中有一个重要的红灯照成员,只要一进入恍惚状态,冲着病人的方向拍拍巴掌,病人就痊愈了[注解: 赵庆(72岁),静海县,四师姐,见《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136、41页。 《天津一月记》(佚名),见《义和团》2册,146页。按刘孟扬的说法,黄莲圣母把香灰抹在伤口上就能止住疼痛和使伤口愈合。刘孟扬前引文,36页。]。

在义和团看来,他们的纵火活动跟所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斗争是互相联系的。的确,由于他们的武器还很原始落后,不夸张地说,纵火倒成了义和团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火力形式了[注解:当时外国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6月15日塔克斯伯瑞(Elwood G.Tewksbury)、明恩浦和豪巴特(W.T.Hobart)在一封信中写道:"昨天一整天,四面八方火光冲天,到处充满浓烟,这是义和团经常用来对付我们的最危险最有效的武器"。 cited in Sarah Boardman Goodrich,June 18 entry of "Journal of 1900," p.18.班布里奇(W.E.Bainbridge)在使馆区被围的最初几天写道:"在军队的掩护下,义和团使用了他们最喜欢的武器,整个星期我们都处于火焰的包围之中。"Bainbridge,"Besieged in Peking," p.24,unpublished,in Lou Hoover Papers,Boxer Rebellion:Diaries,Herbert Hoover Presidential Library,West Branch,Iowa。]。问题在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尤其在北京和天津那样的城市,民房店铺的结构并不牢固,而且互相毗邻,十分拥挤,火一旦烧起来便难以控制。因此义和团在这些城市放火时,还必须使用特殊的法术。当时有一位中国史家,与其他精英人士相比,更容易相信义和团的宣传。他认为义和团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知道哪栋房子是教民的,哪栋不是。在义和团焚烧纸符取得神仙帮助后,就能保证只烧前者的房子。他列举了团民6月初烧毁两座教堂的事件为证。有一座教堂紧挨着官府的粮仓,地方官跪在地上,俯身向起火的方向祈祷,求神仙保护粮仓。突然,天空中出现一个神仙,身穿金甲,站在火焰上,转瞬之间就消失了。结果教堂两边的粮仓和房子都没有受损失。大家都说是关帝显灵了[注解: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2册,183、185、190-191页。据刘说,当时义和团口中念念有词,挥动旗帜,保护了北京西单地区的一家粮店。]。

还有一些说法把义和团的纵火术传得更为离奇。例如,据说5月28日他们破坏北京至保定的铁路时,一边沿着铁路走,一边用秫秸指着,口喊"烧、烧",铁路就着火了[注解:刘以桐前引文,183-184页。管鹤听到的故事稍有不同,他听说义和团用大刀指着铁路某处,它就马上起火。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1册,468页。]。天津的一位老义和团回忆说,义和团烧天津城的教堂时,只需用手指向目标,它马上就着火了[注解:孙少堂(75岁),义和团民,见《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147页。]。

最神奇的纵火术是红灯照的,她们的独到之处是能在空中飞行,并能控制风势和风向。6月18日发生在天津的一场战斗中,尘暴使得租界的火越烧越烈。义和团的支持者根据一位目击者所言,传说是由一位义和团的师父用法术放的火。红灯照则高高站在城墙东北角,扇着红扇,加剧火势。人们听到这种说法后,就不断地向佛祖祷告[注解:刘孟扬前引文,17页。 对团民法术持绝对怀疑态度的管鹤对红灯照御风术的描绘大不相同。按管的说法,所有天津人都说,为要使城里的火烧到租界就需要有西北风。但一天又一天刮的尽是东南风。因此,红灯照攀上城墙用法术要风改变方向,然后她们说最晚明天清晨就刮西北风了。但次日仍刮东南风。管鹤前引文,478页。]。

在红灯照纵火术的传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妇女能舞动着扇子在空中飞行。她们精通此术后,就能高飞到要放火的国家,焚毁洋人的房舍和家园[注解:据一份记载说,红灯照在某位神面前放上一铜盆水,然后绕着走,口中不停地喊"飞"。在这样48天后,她们就能飞了。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2册,488页。另一个稍有不同的说法是5天就能成功。见《天津一月记》,141页。]。根据一个计算,到6月中旬为止,红灯照已用此方法烧了18个国家中的16个[注解:《天津一月记》,141页。据刘孟扬说,当时天津流传着蒙古亲王已经领兵占了俄国,日本国首都的一半已经被红灯照用法术烧毁的说法,许多人对此信以为真。见刘孟扬前引文,37页。]。

在义和团看来,1900年夏天的战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冲突。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比试法术的竞赛。进一步说,他们是要和洋人、教民比试一下谁的神法力更大,能占得上风。因此,当义和团遭受挫折时,不是把失败原因归于对方的先进武器,而是归于对方更有效力的法术。义和团在攻打北堂几星期未能得手后,就把教堂守卫者的首领、留着白胡子的费弗尔主教(Bishop Favier)说成是年约200岁的"鬼王",并说他擅长谋略、巫术,还精通占卜。在其他"鬼魅"的心目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注解:刘以桐前引文,194页。据刘说,6月28日,端王爷,义和团在宫廷中坚决的支持者,曾亲自爬上大教堂的尖塔,杀死了鬼王,所以义和团以后在消灭其他教堂守卫时就毫不费事了。仲芳氏的关于Favier的记载,尽管不像刘那样稀奇,也谈到在教堂里的擅用魔法害人的"老鬼"。因此,可以合理的推断,当时这种信念以不同的形式广泛流传。见仲芳氏前引文,28页。]。还有一件事被人们提起,就是义和团攻打直隶东南的教堂时常常遭到一位白衣妇人的阻挠。她一出现,就立刻挡住了团民,灭了他们的法力[注解:Albert Vinchon,S.J.,"La culte de la Sainte Vierge au Tche-li sud-est:Rapport presènte au Congrés marial de 1904," Chine,Ceylan,Madagascar:Lettres des missionnaires francai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rovince de Champagne) 18 (March 1905):132-133.]。

有意思的是,义和团的对手——教民们也如此行事。在直隶东南的中国天主教教民认为:他们能在1899年12月到1900年7月间逃脱义和团的无数袭击,是因为圣母玛利亚(义和团所指的"白衣妇人")显现在教堂,保佑了他们[注解:Albert Vinchon,S.J.,"La culte de la Sainte Vierge au Tche-li sud-est:Rapport presènte au Congrés marial de 1904," Chine,Ceylan,Madagascar:Lettres des missionnaires francai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rovince de Champagne) 18 (March 1905):132-133.]。

外国传教士同样很自然地宣扬战争背景下神的庇佑。萨拉·古德里奇(Sarah Goodrich)在日志中记载道:北京公使馆被围困的外国小孩在1900年7月1日星期天做祷告时,特别为墙上的勇士们祷告。豪(Hall)先生是他们最喜爱的人……当天过了一会儿,豪的膝盖受了轻伤,"在炮弹击中他之前,他失去平衡,向后摔倒,逃得一命。"晚饭时豪颇为动情地说:"肯定是孩子们的祈祷救了我。"[注解:Goodrich,"Journal of 1900," July 1,1900,p.33.]

1900年7月当义和团威胁着要征服直隶东南的一个天主教教民村时,当地一位传教士祈求下场暴雨,让大水环村形成一道防线,阻止义和团的进攻。他的祈祷得到了响应,下了一场极大的暴雨,正达到了期望的效果。人们肯定相信这场雨是圣母玛利亚送来的[注解:Vinchon,p.133.尽管当时传教士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中国人普遍相信水能使义和团的法术失灵。]。

正如义和团和红灯照一样,传教士受到火灾威胁时,也常把因风力或风向的改变而得以逃生的现象归功于上帝的力量。萨拉·古德里奇这样描述使馆区被困的人们:"我们的祈祷多次得到神奇的响应。至少有两次,正当房子要着火的时候,风向就改变了。"[注解:"Journal of 1900," June 28,1900,p.29.]隐居在北堂的费弗尔主教报告说,6月15日撤退的义和团放火烧教堂南边的房子,教堂和住在里边的人"都得到了上帝的庇护,他使风向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注解:Diary,June 15,1900,in J.Freri,ed.,The Heart of Pekin:Bishop A.Faviers Diary of the Siege,May-August,1900,(Boston:Marlier and Company,1901),p.26.]。一位传教士总结说:"那个夏天留给人最深刻的,一生难忘的印象是上帝的力量无处不在。最终的结局就是上帝的意志。"[注解:Gamewell,p.64.]

三 宗教之间的互相诋毁

在这场宗教冲突中,每一方占上风时都认为自己得益于上帝或者神的援助和保护,并且都表现出诋毁对方的宗教及法术宣扬的强烈倾向。然而,双方在一点上有根本的区别。基督教崇拜惟一的神,坚信只有自己拥有真正的宗教法力,而义和团的宗教及法术的说法毫无根据可言;相反,义和团一方即使在攻击基督教的宗教宣扬时,也总是认为对手确有高超的超自然的能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教士相信撒旦在世上作恶的能力,毫不犹豫地把义和团运动定义为(其中一人的原话)"融合了迷信、巫术,浸淫成了残酷、恶毒的魔鬼的化身,是对耶和华和他的信徒们的公开侮辱。"[注解:Luella Miner,journal,Beijing,June 17,1900.]但是基督最终征服了撒旦的信念使基督徒们相信,虽然在自己从事的斗争中充满了危险,但最终的胜利肯定属于他们[注解:Elaine Pagels,The Origin of Satan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181:see also ibid.,pp.180,182,184.]。显然,把义和团描绘为"魔教"或"恶魔的工具"(费弗尔主教所说)并不意味着传教士相信义和团具有超自然能力的说法,相反,他们总是对此类说法不遗余力地表示出极度的鄙视[注解:Letter,Beijing,May 18,1900,reproduced in Freri,p.8.在山西西部的内地会传教士南森(Edith Nathan)写道:"这些孩子义和团实在可恶,他们是撒旦之作。我们英国人一点不知道撒旦能对孩子的心灵施加什么样的影响。"Letters,July 12,1900,in Broomhall,ed.,Last Letters,p.34。]。一位在山西的传教士提到义和团降神附体的仪式时说,年轻的义和团民被"擅长古老巫术的人施以法术,陷入狂乱状态"[注解:May Nathan (内地会),letter,early to mid-July,1900,western Shanxi,ibid.,p.38.]。一位北京的传教士说团民"自我实施催眠术,他们说在那种状态下感觉不到疼痛"[注解:Theodora M.Inglis,letter,Beijing,May 30,1900,in Mrs.S.P.Fenn,comp.,"Peking Siege-Book," 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68,CRP,pp.1-2.]。而另一个传教士就同一问题做了详细的描述,认为义和团被一种"催眠术或咒语控制",是一群被运动的领导人施上了神秘的"磁场效应的影响",而被"领入歧途"的可怜的苦力[注解:Newspaper clipping,excerpted in ibid.,p.35.]。

义和团所有的法术——宗教的宣扬都受到了基督徒的攻击。当然,被攻击最频繁的还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说法。在报导了6月14日在北京的美军打散了一支30-40人义和团队伍后,一个传教士讥讽地说:"这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似乎不喜欢外国火药的气味。"[注解:Luella Miner,Journal,Beijing,June 14,1900.奥立芬特(Nigel Oliphant)描述了6月14日义和团与英国海军在北京的遭遇战〔很可能和麦美德(Miner)讲的是一回事〕。他报告说,在遭到英军枪击后,义和团"全趴倒地上,按义和团的规矩祷告,祈求别被子弹射中,这些海军以为他们在求饶,于是停止射击。这时,义和团的一位首领手举战斧向前冲,被一位中士射死。接着义和团全部后撤。"Oliphant,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00 (London:Longmans,Green,1901),p.13。]美国传教士评论家明恩浦(Arthur Smith)较为概括地说,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义和团表演的那些奇迹"是义和团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具体有力的证据……基督徒则倾向于把那些说成是撒旦的直接作用"[注解:China in Convulsion (New York:Fleming H.Revell,1901),1:172-173.]。

义和团和传教士一样,在加强自己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可信性的同时,还极力贬低对方的可信性。义和团的一些揭帖保存了自晚明以来即已流传的反洋教论调,这些论调到19世纪中叶作为反洋教情绪的重要体现又重新出现。反洋教揭帖中有的内容是文化性的,它用讽刺的手法描述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有的内容反映了很明显的种族偏见。它把西方人描绘成半人半兽的动物(不仅在印刷品而且在反洋教的图画中),把西方人说成羊,或者把耶稣说成猪等等[注解:反洋教图画,可参见《谨遵圣谕辟邪全图》,见于The Cause of the Riots in the Yangtse Valley: A "Complete Picture Gallery" (Hankow,1891) 。有一些图画曾在柯文(Cohen)书中重印,参见Paul A. 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当时的传教士也常常记录下义和团对基督教整体的诋毁和有针对性的对耶稣法力的贬低。一位传教士报导了以下事件:在北京的一伙士兵和义和团围住了一位年轻的新教妇女。他们对她讽刺挖苦,大叫着"烧死她吧,烧死她,看看她的尸体能不能站起来找耶稣?"[注解: From the account of Miss G.Smith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as quoted in Robert Forsyth,comp.and ed.,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London: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4),p.354.]一位传教士记下自己曾被一群暴徒辱骂:"上帝救不了你,耶稣死了;他不在世上了,他帮不了你。我们的……关帝比他可强多了;他保护我们,他派义和团拆你们的房子,要你们的命。"[注解:The account of Mr.Argento,in ibid.,p.246.]还有一个人讲了被西北地区义和团抓住后的遭遇:"他们用最恶毒的话咒骂耶稣,我听了那些亵渎神灵的话气得浑身发抖。我冲他们要水喝,他们说找耶稣要水喝吧。当生存的希望似乎破灭的时候,我要求临死前见妻子一面说几句话时,他们说问问耶稣,你能不能见她;他们还野蛮地踢我的头。"[注解: Quoted in Olivia Ogren,"A Great Conflict," p.77.]

1900年中国人和外国人互相指责对方的宗教信仰无用,危险时不能提供保护,这与16世纪法国新教和天主教发生冲突时的情形极为相似。据纳塔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说,1561年巴黎的一座教堂里一伙新教徒把一个守护圣饼盒子的面包师挤到墙角。"先生们",面包师哀求说:"为了里面的神,千万别碰这个盒子。"在杀死面包师之前,新教徒的回答是:"你的面神现在能保佑你不受死亡之苦吗?"戴维斯还举了一个例子:1572年法国奥尔良的一伙天主教徒辱骂他们的新教徒对手说:"你们的上帝呢?你们的祷文和圣歌呢?如果能的话,让他来救你吧。"[注解: Natalie Zemon Davis,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57.]

1900年夏天,上帝似乎没有听见那些焦急的祷告,没能显示出庇佑的力量,这时外国传教士通常以这种解释求得安慰:上帝的计划超出了芸芸众生的理解。但是,即使在不能理解的情况下,依然绝对地相信上帝,这是真正基督徒的标志。义和团(可能还有一些中国教民)则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法术——宗教仪式失灵的情况。他们把这种情况有时解释成拳民学艺不精或心不诚,或心怀杂念;但更常见的是指责周围有破义和团法术的魔力,比如妇女的污染使法力失灵。

义和团不但在解释法术——宗教仪式有时失灵的原因时与外国传教士不同,在普遍拥有法术——宗教能力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正如我在义和团对战争的理解中已经提到的那样,义和团及许多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都相信,任何人,无论他拜的是什么神,都拥有获得超自然法力的潜能。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特定形势下哪一个宗教的法力更有效。1900年夏闹旱灾时,一位传教士说,在他传教的山西省的一个城镇里,有一个地方官"急于求雨,在庙里求雨失败后,甚至悄悄地问我丈夫如何向天神地神祈祷"[注解: Ogren,"A Great Conflict," p.65; see also Robert Forsyth,pp.148-150.]。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位山西的传教士说:"关于传教士有神力,能阻挠下雨的故事传得千奇百怪,到处都是。经常是狂风大作,吹散了乌云。人们就认为是我们站在屋顶上,用力扇走了云彩。故事就这样编了出来。说到山西另一伙传教士时故事又变了,说他们扇风时赤身裸体。"[注解:C.W.Price,diary,between June 15 and 23,1900,Fen Chou Fu,Shansi (山西汾州),as excerpted in E.H.Edwards,Fire and Sword in Shansi(Edinburgh and London: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3),pp.269-270.]这份记录最有意思的是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拥有法术并不是他们的专利。这故事提到外国人的御风术就叫人联想到上述红灯照的法力。

还有很多的例子。山西的一位中国教师说,在省会有群信教的妇女成立了一个叫白灯照的组织,法力十分高强,超过了义和团和红灯照[注解:刘大鹏:Qianyuan suoji,见乔志强前引书,30页。]。明恩浦说义和团之所以喜欢把俘虏的尸体分解,然后烧掉,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他声称这种想法很普遍)基督徒死了三天后仍能复活,"除非采取有效措施。"[注解: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2:660.]除了上面提到的例子,义和团还说洋人在打仗时有许多法术,大部分是说洋人用女人来破义和团的法力。义和团在天津作战时人员伤亡严重,他们常把这一点归因于洋人在队伍中或队首放一裸体妇女,破坏了义和团的法术[注解:刘孟扬前引文,16页;《天津一月记》,153页。]。还有一个故事说天津租界屋顶上架设的每一尊大炮上都骑坐着一个裸体女子,义和团"避炮之法"就失灵了。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而且人们对它深信不疑[注解:《天津一月记》,151页。]。

在北京,洋人用妇女破法的说法常和义和团包围北堂的战斗有关。那年6月约有3400人在那里避难,其中多数是中国天主教徒,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女孩子[注解:Freri,pp.29-30.]。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教堂正面墙上钉着裸体妇女等等的原因。他们还说数不胜数的裸体妇女拿秽物站在墙上;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钉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成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注解:刘以桐前引文,184、191、193-194页;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纪事》,109页;仲芳氏前引文,28页。外国人用孕妇来破义和团刀枪不入法术的例子见刘以桐前引文,189页。传出"万女旄"的华学澜, 是在饭后和朋友谈话中得知此事,不敢担保确有此事。尽管这是当时流传的故事中最稀奇之一,事实上可能没有其事。我的看法是在1900年夏季的华北那种充满激动、不安和焦虑的氛围中,不仅在义和团中而且在一般群众中相信这种传说的人是很多的。]。

四 结论

总之,基督徒与义和团都是从宗教的角度理解1900年夏天他们之间的冲突的。但是他们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我认为最重要的不同在惟一性问题上。基督徒一般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罪恶的化身——它是撒旦抗拒上帝这一传统观念的典型表现[注解:Neil Forsyth,The Old Enemy:Satan and the Combat Myt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4-5.]。同时又极度自信地认为,只有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才具备超自然的能力。因此一直不懈地贬低义和团的任何一种或全部的法术。而义和团,如我们所见,看待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有时认为,有时不认为自己的法力胜于洋人。但义和团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法力拥有者。

当然,不能认为,义和团与基督徒都把他们所从事的斗争看成是宗教信仰的表现,就意味着这是了解这一斗争的惟一途径。义和团的排外主义经常被局限于宗教的框架里,但它也有宗教以外的意义,再者,也没有理由怀疑有些义和团民在某些情况下受到真正爱国主义情绪的激发。基督教一方也是如此。把战争理解为由宗教决定的事实不能阻止传教士把它也理解为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冲突,尽管上帝在此点上仍然发挥着作用,因为世纪之交的基督徒普遍认为进步和代表进步的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注解:Paul A.Cohen,"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Fairbank,ed.,The Cambridge of History of China,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588-589.]。

众所周知,历史事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一种情况下这些解释反映着一个社会的历史的不同主题。例如,历史学家研究17世纪末赛伦(Salem)巫术爆发的历史事件时,就有几种解释的框架,包括了秘术的历史,青春期的精神病理学,清教徒过分压抑人性的习俗礼仪,西方社会中群体性歇斯底里症和集体迫害的周期性爆发等等[注解:Paul Boyer and Stephen Nissenbaum,Salem Possessed: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xi.]。另一种情况下,随后的历史发展变化会改变以往事件的意义,新的解释又从中产生。人们经常把原子弹轰炸广岛事件说成是核时代的序幕。显然,这种说法是由广岛事件后核时代的产生而定。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不是几十年后二战的爆发,20世纪初的大战就成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然,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从不同角度阐释往事,但是阐释的有效性却各不相同。这样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我们怎样判断阐释的优劣?本文限于篇幅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希望我们在此点上能达成共识,即:有效的阐释最起码应多少反映事件发生时的现实,不管这种现实在当时能否清楚地感觉到。反过来说,我们应当力求避免探究那种看似有理,却无实证支持的事件的意义。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大陆史学家大部分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的观点,得不到史料直接和充分的证实;这种观点曲解和错误地解释了促使义和团行为的纷繁复杂的动机[注解:我对此点在History in Three Keys,chapter 9中已有充分的讨论。]。而另一方面,我找到的一些证据,能够证实义和团运动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发生冲突的观点;至于对外国人(及外国一切东西)的仇恨与恐惧这一极为重要的观点,则也有大量的证据。不过,这两个观点当时都包含在宗教语言里,以宗教关于世界运行的前提为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义和团与基督教的冲突,就像直接参与其中的人所感受到的那样,我们就必须把主导双方成员的宗教假设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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