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三剑客”小说与基督教文化
陈伟华、孙怡（湖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 “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小说中草蛇灰线地伏着许多宗教文化元素，其中以基督教文化元素为主。这些元素不仅作为小说意象具有某种隐喻意味，也参与着小说叙事，在完满情节逻辑和构成情节模式方面展现出其功能性。信仰与救赎是基督教文化的题中要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在“铁西三剑客”的笔下不是万能的解药，也并非一味的神圣与光辉。他们通过对基督教文化的吸收与运用，将宗教文化融于世俗写作，希望为困境中的人提供超越的可能，重新审视“人”之“存在”的价值。“铁西三剑客”将个人的主观意志视为抵抗虚无最好的武器，赋予围困在生活荒原中的人物以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隐含着他们对于失落价值的询唤，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关键词：“铁西三剑客”、基督教文化、世俗文化、人道主义、存在主义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06_(20).0011
前言
近年来，来自沈阳铁西区的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作为当代东北文学创作的代表以破竹之势闯入文坛，“铁西三剑客”的命名证明他们的集体爆发已成为当代文坛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因成长环境相似，他们的作品皆以东北下岗潮时期的沈阳铁西区为叙事时空，以见证者的子辈视角回溯了20世纪90年代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落寞。有别于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于国家危难之际出现的东北作家群所建立的宏大叙事，“铁西三剑客”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时代经济转型对个体带来的影响，重新审视“人”作为独立意义的个体的存在价值。当文学开始向内关涉人的生存纵深，罪者何以救赎、弱者何以超越不免成为题中要义，而这些命题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意味。“铁西三剑客”小说中的宗教文化书写以基督教文化书写为主，纵观三人的作品，基督教文化元素的频频出现似乎不难理解。一方面，中国明清的传统小说更多的还是世情小说，只能向外去寻找想要的超越世俗的力量[1]；另一方面，作家的意识结构离不开环境影响，而东北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欧洲，西方基督教传入较早，具有相应的基督教氛围。“铁西三剑客”小说的基督教文化书写并非基督教徒的虔诚叙事，也并非单纯的意象拼贴，而是将之作为重新审视“人”之“存在”的工具，于世俗文化的层面上观照着人物的生存困境，凸显“人”自身的价值与力量。宗教与文学因本质皆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而相通，本文试图通过对三人作品中的基督教文化元素的功能性分析，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宗教文化对于文学书写及世俗精神的意义与影响。
J·希利斯·米勒认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2]对小说中“重复”要素的深度挖掘，是探入小说内核的重要途径。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圣经》、十字架、牧师、教堂等基督教文化意象频繁出现。这些浮于地表的基督教文化符号有时只在一定的程度上或指涉某种精神，或达到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值得关注的是作品中隐含的基督教文化意象，这些意象反复出现又相互勾连，最终跨越文本限制联结成坚固的精神链条，无限拓宽了解释空间。
中国自古便极为重视“水”，先秦的《尚书》与宋代的《太极图说》皆将“水”置于五行之首。在西方，“水”同样得到青睐。《圣经》中，排除休息的第七天，“水”在创世七天中的四天都有重要体现。《圣经》开篇便提到，创世之初，世间还是混沌一体，神便以灵运行于水面，足以见得“神”与“水”的密切联系，以及“水”的重要性。“水”是万物本源，“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对自然的认知，逐渐由物质的层面升华到一种精神的境界。”[3]一如中国古人所认识的“载舟而又覆舟”的双重力量，“水”在西方宗教文化中也具有“给予生命”和“罪与罚”双重意蕴。在圣经故事中，耶稣于洗礼中找到了神的真理，向世人显示出救世主身份，成为一个新人。而作为惩罚工具，上帝以洪水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4]在“铁西三剑客”的作品中，洗礼与重生、惩罚与毁灭是“水”意象的主要内涵，与《圣经》中的“水”意象构成密切的互文关系。当“水”流淌于人物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或毁灭人之形，或拯救人之灵。
班宇将流动着的“水”与无休止的生活交融，在他笔下，这些或正在流淌的自然之水或潜藏于人物意识中的幻想之水，皆具有一种“吞噬人而又支撑人”的独特力量。《夜莺湖》中，“水”贯穿了整个故事。对于“我”和苏丽来说，文化宫的泳池是地狱般的存在。这里曾吞噬过“我”的朋友和苏丽的弟弟，那些充满疼痛感的记忆几乎要将他们淹没。“我”也曾想就此长眠于水底，而当“我”从“地狱”走过一遭，却获得了新生。在兼具“生”与“死”两种意义的池水旁，“我”重新揭开伤疤，而这次，“我”是想要让阳光照进心里的那道裂缝。这片“水”曾像恶魔一样为两个人的生活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难，而同样是这片“水”，将两颗脆弱的心拉近，让他们不再回望，也仿佛看到了未来。《冬泳》则以明渠作始，也以明渠作结。这条明渠取“光明”之义，内含悲剧闭环。父亲的死亡是隋菲心底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只有“我”知道自己与她父亲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关联。将骚扰隋菲生活的前夫用砖头打倒，是“我”的一次赎罪，但这场暴力反而在无形中加重了“我”的罪感。当一个新的开始即将来临时，隋菲对于父亲死因的执着打破了“我”最后的一丝侥幸，“我”扎入明渠之中，以死亡宣告悲剧宿命的胜利。在明渠中，“我”觉得明渠的水比看起来更为清澈。“水浸”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是洗刷“原罪”的方式，“我”选择在导致隋菲父亲死亡的明渠中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对于“我”来说既是毁灭也是新生。
与自然界之水相似，在班宇的小说中，意识的河流常出现在人物面对生存困境之时，将黑暗与希望交织。《工人村·鸳鸯》中的吕秀芬与刘建国夫妻二人下岗后在身为警察的姐夫赵大明的庇佑下开了一家不正当的足疗店，作为回报，他们不得不每月向赵大明提供“保护费”，还要不时地答应他的无理要求。如同刘建国对吕秀芬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5]，表面上他们解决了生存的困难，但实际上他们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水”出现在故事的最后，留下了“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像水一样流转回来”[6]的希望。《梯形夕阳》原名《洪水之年》，“洪水”不仅指“今年会发大水”的预言，也是时代变迁的洪水，更是人物精神的洪水。李薇多次梦到大洪水，而水中的“蛇”“羊”“草”这些基督教的重要意象使得梦境更具有“罪与罚”的宗教意味。梦中的李薇与“我”在洪水中被浪打散，现实中的“我”本以为追回了债务代表着前途坦荡，不想却遭遇到骗局，再次陷入命运漩涡。自然之水与精神之水融合交错，道尽人在命运与时代大洪流中的无力浮沉。
双雪涛小说中的“水”则更直接地体现了宗教文化中“惩罚”与“洗礼”的双重意味。作为灾难的“水”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一切罪恶，而无罪之人则可以因“水”获得新生。在《光明堂》中，“我”随着姑鸟儿与少年犯一同掉入影子湖，进入了一个怪诞的审问室接受拷问。最终，“我”与姑鸟儿上了岸，而少年犯不知所踪。在《长眠》中，“水”便是惩罚人类的愤怒之水。村民们发现了将雕像中的“苹果”从鱼嘴里拿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捕到很多大鱼。贪婪的村民们每天都采用如此的方式来捕鱼，周而复始，生态失衡。故事的核心人物老萧察觉到异常，选择将“苹果”吞下，从而陷入长眠。而疯狂的村民们与老萧的妻子小米展开对战，想要抢走老萧炼出其腹中的“苹果”来。小说结束于一个带有《创世记》意味的场景，当村庄陷入水海，一切皆要毁灭之时，小米的房子如诺亚方舟一般漂浮在水面上向远方驶去。“水”将他们从灾难之中解脱出来，送向更远的远方，整个场景被神性包裹，而烟囱再次冒出炊烟也象征着生命的不息与理想的不灭。
郑执小说中的“水”则更多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人物因内心伤痕始终无法弥合而期盼救赎的含蓄表达。《森中有林》中，吕新开常会梦到故乡的那条嘎春河。在他的脑海中，那是一条闪闪发光的河，但后续当讲故事权力交由他的儿子时，嘎春河只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小河。这条河曾见证过吕新开一段幸福的童年时光，承载着他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是他于不幸生活中难得的精神救赎。而这条灌注着吕新开全部美好幻想的河流，也见证着那场将祖坟烧毁的大火，如同他每次梦到嘎春河必然以大火收场一样，梦里梦外他都无法逾越那条河，他的精神家园注定由此走向荒芜。
与“水”相同，“火”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也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了与《圣经》之“火”类似的双重内涵：“火”既是生命的希望，又代表了生命的有限，即必然熄灭。在《圣经》中，神的降临总伴随着火，“火”与“水”一样具有新生和毁灭的双重内涵。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的使者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弗莱称荆棘之火是“生命之火烧而不毁”[7]；而在《创世记》中，耶和华在充满罪恶的多玛和蛾摩拉中降下硫磺和火，将所有生物烧毁以作为惩戒。“铁西三剑客”作品中的“火”既以信仰的温度稀释着生活的苦难，也带着燃不尽的沉重与悲戚，在光明中逐步走向黑暗的必然。
在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中，李斐喜欢火，曾用火柴将火柴盒点燃，抛向空中。火能带来光明与温暖，也意味着虚无与幻想。整部小说的氛围使冰冷而黯然的，而燃烧的火柴盒则是那片刻的光明，炙热而奢侈。烟盒上所画的李斐将三个“嘎拉哈”抛向天空，与其说她是在玩火，不如说是她在祈求，祈求在物质与精神同样匮乏的生活中寻得一些希望和慰藉。可悲的是，傅东心给了李斐火一样的信仰，而她幻想中的报答却引发了现实中的灾难。
班宇在《肃杀》中两次描写“火”。第一次是在故事的开头，一群拉脚儿师傅围火取暖聊天。在寒冷的冬日，人们因火的温暖维系在一起，短暂地忘却现实中的寒风与彷徨，尽情地享受着光与希望。其描写颇具神性，让人不禁联想到远古时期，人类簇拥在篝火周围狂欢的原始宗教仪式。另一次是对发生在父亲用以维持生计的拉脚车被骗走后的一场无轨电车失火致人丧命的灾祸的描写。父亲发现被骗，精神归属无处可寻，只有靠酒精的力量回归宗教狂欢，从而抵抗生活的凛冽。与开篇的温暖之火相对，这场大火是冷酷的灾祸，是精神异化对于现实的反噬，让人从美好的假象中清醒。在《枪墓》中，燃烧的烟火使得孙程紧张而兴奋，雪堆里绽放的星火仿佛是人生的点点亮色，而现实不会容许小人物贪婪的幻想，鞭炮存储不当引发的火灾将一家人重新拉回一无所有的境地。
倘若说双雪涛与班宇小说中的“火”作为人物精神的外化，更多起到凝聚意志的作用，那么郑执在《生吞》中所设置的“火炬”，则在更深的层次上连接着“生”与“死”。它既是大雪掩盖下的罪恶与不堪，也是爱之星火、生之意义的象征。《生吞》中首次出现“火炬”是在五位少男少女进入黑暗的防空洞进行冒险之时。这里的“火炬”是他们照明的工具。事后他们在冯雪娇的提议下将“火炬”作为家徽，“火炬”便成为了少年美好情谊的化身。这种美好情谊对家庭相对美满的王頔、冯雪娇、高磊来说，可能只是小孩子的游戏，但却是黄姝与秦理在被生活生吞活剥前最珍贵的光。于是黄姝于生命最后时分在手腕上刻下“火炬”图案，而秦理以天才的大脑苦心谋划十年为她报仇后，终究也熄灭了他生命的“火炬”。
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一些基督教文化意象作为情节链条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着小说的叙事。“高明的意象选择，不仅成为联结情节线索的纽带，而且能够以其丰富的内涵引导情节深入新的层面。”[8]这些基督教文化符号的嵌入，不仅在故事逻辑与叙事结构上为作品提供更多的可能，也提纲挈领地道出小说主旨。
在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中，“圣诞”作为一种基督教文化元素嵌入故事情节，为故事逻辑的完满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小说终极悬案的平安夜乌龙，是多种偶然性因素环环相扣导致的必然。倘若李斐没有许诺要为庄树在高粱地烧一片火焰做的圣诞树，她和父亲李守廉就不会偶然坐上蒋不凡的出租车，更不会因为书包里的汽油味道被蒋不凡闻到而被误会成杀人凶手，从此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场圣诞的火焰，是李斐想要送给教她读书的傅东心一家的感恩礼物，而她之所以会在想要表达情意时首先想到“庄家是过圣诞节的”[9]，是因为傅东心有着执着的基督教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基督教文化元素是构成故事逻辑的必然要素，在叙事功能层面完满了小说的情节与逻辑。
在双雪涛的《聋哑时代》中，“我”与好兄弟高杰的彻底决裂就由一张圣诞贺卡引发。“我”偷偷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生，并在圣诞节的时候写了一张告白贺卡打算亲手送给她。但“我”在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摔断腿，无法去学校却又担心座位里的卡片被人发现的我恳求高杰帮我去拿回来。而每天骑车四十分钟来为我补课的都不嫌麻烦的高杰却在这件事情上显得犹豫，二人在言语上产生了争执。后来高杰还是帮“我”取回了贺卡，二人之间却已有了不可修复的嫌隙。后来“我”得知，当年的高杰和“我”喜欢着同一个女孩。深究原因，贺卡并非兄弟决裂的根源性因素，高杰作为一个“好学生”的利己主义与“庸碌”而幼稚的“我”的性格矛盾、二人潜藏着的情敌关系都比一张单薄的贺卡有力得多，但贺卡显然是The apple of discord（不合果），是将冲突暴露于天日下的导火索。回看“圣诞节”这一时间节点，作者在文中提到，当时圣诞节刚刚在学校兴起，初中生们会在这一天与要好的异性相约，似乎这样一来“自己的情愫就能和耶稣或者其他什么高雅的神灵相连。”[10]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将圣诞节换作其它任何节日，都不合时宜——元旦缺乏暧昧气氛、情人节过于露骨，而一张小小的贺卡却导致一段友情的破裂也很贴合青春时期爱面子、易赌气的少年心理。
二、模式化的叙事中蕴含信仰与救赎思想
“铁西三剑客”常常直接引用《圣经》原文作为小说题记，将基督教文化思想巧妙地与故事的主题意蕴融为一体。同时，圣经典故的嵌入也使得故事中的人物具有了超越世俗的“神性”，在有限的文本空间内无限地延伸了小说的精神空间。对于基督教文化典故的融会贯通使得“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相似的情节模式，“信仰与救赎”“出走与回归”则是他们作品中最常出现的两种情节模式。这两种情节模式贯穿于“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之中，使得不同文本之间产生微妙联系，不仅拓展了故事的深度，也拓宽了故事的广度。
关于“信仰”和“救赎”的讨论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屡见不鲜又深含意味，从而构成“信仰与救赎”这一值得关注的小说情节模式。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直接以《出埃及记》中的人物“摩西”为题，“摩西”代表救赎，走出“平原”则象征着进入充满幸福与希望的“流奶与蜜的地方”。整篇小说贯穿着“救赎”这一主题，每个人都渴望走出“平原”却只能困守“平原”。傅东心的关怀与教导救赎着李斐的童年孤独，而李斐是傅东心的精神寄托和诗性的延续，通过她傅东心才有完成自我救赎从而走出“平原”的希望。庄树成为正义的化身，不畏艰苦追踪真相，是对少不更事的自己的救赎，是对走出“平原”的渴望。在残酷的现实与历史的局限中，他们没有人能走出“平原”，只有精神性坚守和信仰支撑着他们完成各自的救赎。双雪涛在《长眠》中以《约伯记》：“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于你”[11]为题记，整个故事笼罩在浓浓的宗教氛围之中。老萧是约伯精神的指涉，承载了同样的信仰困境。当别人都在暖气管道破裂的大雪夜为了取暖涌向教堂时，在寒冷的操场上读诗的老萧用手掌保护着蜡烛微弱的火苗，和在当以色列人被埃及鬼魔崇拜所污染时，始终谨守最纯粹的崇拜的约伯如出一辙。题记中所引用的句子是仆人赶来对约伯所遭受的灾祸的报讯，如同约伯的无故受难，老萧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般，以自己为祭换得村庄的救赎。而老萧所留下的诗稿，是对“我”的报信，将“我”从庸碌生活中救赎。
郑执在小说《生吞》的扉页写下《约翰福音》的话：“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12]在《约翰福音》中，约翰是在耶稣前面为耶稣预备道路的角色，有着将众人聚在一起等待接受耶稣施洗的神力。但约翰终究只是人，他从来不是主角，只是作为光的见证，使得众人因他可信。小说中，秦理与黄姝二人是彼此在生活泥潭中仅有的信仰与救赎，“成为光的见证”是秦理在黄姝死后的唯一信仰，王頔的话很好地总结了他短暂的一生：“为了照亮她的生命，你将自己付之一炬。”[13]约翰退去，真理便随之降临，一切罪恶与腌臜暴露于光。
班宇将对信仰与救赎的思考暗藏于字里行间。《肃杀》中，“足球”是理解小说的关键。“足球”是人类的火种之一，不同的人因足球聚集而又划分成不同部落，因而“足球”便也承载着宗教式的情感。肖树斌将足球作为自己的信仰，并渴望将这份信仰在儿子身上得到延续。肖树斌父子的形象可在《圣经》中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找到原型，以撒难逃被父亲献祭的命运。但肖树斌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就像是因承受不住那么多看球人而坍塌的房顶，精神的剥离注定要得到现实的反噬。相反，“我”父亲的信仰只是建立美好的物质生活，因而当肖树斌将“我”父亲维持生计的车骗走后，父亲便萎靡不振。小说最后，肖树斌在仿若宗教仪式的场景中出现，他在满载球迷的无轨电车驶来时摇动着红旗，宣告着他并没有放弃信仰。电车上的球迷们合唱足球队歌，“如同一场虔诚的祷告”[14]。那天之后，父亲的生活仿佛突然解冻，他开始了新的工作，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小说试图向人们说明，当生活被封冻，信仰的温度将是最后的救赎。
“出走与回归”的情节模式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同样具有深层意义。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新王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走，摩西犹豫再三后接受神的指派，成功渡过劫难。在这种意义上说，摩西带领族人出走，是一种对于强权的反抗，也是一种逃离他者之境、回归自我的努力。因而，无论是“出走”也好，“回归”也罢，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物的主动担当。
双雪涛的小说中反复上演着“出走”与“回归”。已“出走”的人常带着决然的理想主义气质出现在主角的叙事之中，只留下坚定的背影；而当第一视角聚焦于想要“出走”的人，这些出走者的选择便充满了犹豫与挣扎，“回归”似乎成为最终指向。《跛人》讲述了“我”在女朋友刘一朵的怂恿和带领下离家出走，却在途中选择返回，接受了母亲的建议选择复读的故事。与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动而漫无目的出走不同，《跛人》中“我”的“出走”是在别人的鼓动下发生的，并带着点青春期的叛逆，最终“我”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人生，承担起家庭赋予“我”的责任。如果说《跛人》中对于“回归”的选择可能还带着涉世未深的少年对未知的恐惧，那《间距》中成年人的犹疑同样可以体现“回归”的可贵。对于同样有才华的疯马来说，他也可以做一个像斯特里克兰德不顾一切追寻“月亮”的人，可他放不下“六便士”，只能被“走”与“归”两种力量来回拉扯。疯马对家的强烈的责任感将他带入无望的纠结之中，他的诗意与抱负使他与家永远存在间距，同时也永远相互吸引。无法否认的是，疯马的痛苦挣扎似乎比斯特里克兰德的笃定更值得歌颂，因为承担是一条远远比逃逸更为艰难的道路。
与双雪涛相比，郑执小说中的人对于“出走”有着更加坚定的信念，他们不加掩饰地向世界大声宣告自己想要“出走”的决心。但这种“出走”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逃避，也不仅是一种反抗，而是以身体的“出走”更好地完成内心的“回归”。《仙症》中，父母用尽手段试图治好“我”的口吃，“我”却在他们的折磨下成为了真正的“病人”。“仙症”是家人强加给“我”和王战团的枷锁，更是他们的精神病症，“我”所发出的“我以后不会再来了”[15]的呐喊，是“我”对病态亲情彻底失望后的抗争。但就像“我”在异国交的女朋友却是“老乡”所暗示的，“我”注定还是要“回归”。只不过，“我”的内心已经在“出走”的过程中完成了“回归”，因而“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16]。《蒙地卡罗食人记》中的“我”不愿听从父亲安排，决心与女朋友私奔。在约定的餐厅里，“我”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偶像”——老姨夫魏军。在与魏军的谈话中，“我”看清了他的无赖本性，也更加坚定了“出走”的决心。“我”最终异化成了一头熊，温暖的毛与锋利的爪子是“我”对抗世界的武器，“出走”的少年终以坚定的脚步完成了精神的突围。
相反，班宇小说中的人物充满了漫无目的的空虚感，他们没有想过“出走”，注定无法“回归”。《渠潮》中的李迢无论是在生活幸福时，还是在哥哥与父亲相继离去后陷入无尽的悲凉时，他都只是平静而麻木地接受着一切。任凭自己在生活的长河中浮沉的他，只能怀抱着无尽的孤独与寂寥将希冀藏匿于歌声之中：“有朝一日我重返沈阳，回到我久别的故乡，我和亲人就欢聚在一堂，共度那美好的时光。”[17]
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根本性差别在于对人的看法不同。在宗教文化中，人是神创造的产物，人必须凭借神的指示而不存在独立于神之外的精神活动，“在这类文化中，唯一可能克服其悲惨现实状况的是超自然的幻想。”[18]而在世俗文化中，神由人创造，人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外在世界，尽管人因认识的局限性与客观世界不断地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冲突构成了人的悲哀与幸福的根源。”[19]这两种文化形式相互对立，但同时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幻想中包含着世俗因素，在世俗中显示出超越性的力量。
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宗教作为精神力量的化身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绝望者以重生的可能，但实际上宗教并没有为人物的困境提供实际性的解决办法，有时反而会遮蔽掉“人”自身的光芒。既然双雪涛想要从宗教文化中获得的是“充沛的元气”和“舍我其谁的腔调”[20]，那么与其说他们想强调的是人生难以逃脱的虚无境地，不如说意在以宗教文化突出世俗核心，强调“人”之本质与价值。面对历史的断裂和辉煌的覆灭，“铁西三剑客”始终坚持以文学的形式追问着存在本身，站在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角度追寻信仰的踪迹，完成了对“人何以救赎”问题的解答。
对正义与尊严的捍卫是人之行为的超越救赎。在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中，以“摩西”经历观照人物人生轨迹，显然李守廉这一角色更贴合摩西形象，他“始终在保卫那些沦落到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从接到下岗通知的当天起，就一而再地反抗欺辱。”[21]摩西作为神的仆人曾为保护同胞而杀死埃及人，随后逃亡；李守廉作为下岗工人，为保护广场上卖茶叶蛋的小摊摊主，同样以暴力手段对抗暴力执法的城管，而作为父亲，李守廉在看到女儿遭到意外伤害后，用砖头将误会他们的警察蒋不凡重伤，从此彻底走向流亡。小说中，李守廉的反抗是作为一个具有存在意义的“人”，在面对屈辱时，为维护个人尊严与个体价值的下意识反应。双雪涛以神之名肯定了人的价值，李守廉虽无力如摩西一般“劈开红海”救赎子民，但他所代表的尊严、坚毅、笃定同样具有“神性”。当个人意志得到彰显，总有一天失落的集体也会走出“平原”。
与李守廉类似的还有双雪涛的《无赖》中的老马、《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给孙老师写“大字报”替“我”出气的安德烈、《跷跷板》中因女儿受到威胁杀死发小的刘庆革；班宇的《冬泳》中替隋菲解决前来索要生活费的前夫的“我”；郑执的《生吞》中因女儿遭到侵犯而只身提刀前往金麒麟砍人的老宋、《森中有林》中“儿子是命”的王秀义。他们是本分之人，却在遭到屈辱后不得不选择以暴力手段维护弱势群体的尊严，从受辱者转为施暴者，由此具有了“撒旦”和“摩西”的双重属性。对父辈命运失落共同的见证者，“铁西三剑客”不仅看到了他们的苦难与落魄，也看到了他们在残酷现实中从不曾放弃的个人意志与生命尊严。
对“爱”与“光”的坚守是人之心灵的超越救赎。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虽然随处可见的是暴力、血腥、死亡这样的冷色调，但穿过冷色调，最终的核心却闪耀着暖色调的“光”。双雪涛认为写作者“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22]正是因为对于真、善、美的坚守和爱的温暖，处于困境中的人物得以完成最终的救赎。“铁西三剑客”以冷酷叙事中的“暖”提醒着读者，宗教不是救赎，真正能够救赎的是对人性中真、善、美的坚守。
双雪涛的《大师》中，父亲有意输给和尚，用善意的温暖将和尚救赎。结尾处和尚送给“我”的十字架，闪耀着人文情怀。《大路》中的“我”十六岁“出走”后逐渐走向迷途，但“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如“我”生命中神圣而绚烂的北极光一样的女孩，她如同“我”的神祇，在“我”即将成为魔鬼的时候，用爱温暖了“我”，让“我”从抢劫的道路迷途知返，找回生命的意义，走上人生“大路”。女孩在短暂的生命里给“我”留下了永恒，在她的拯救下“我”得以救赎。与“神”的不期而遇重建了“我”的精神世界，为“我”带来了生存价值的最终指向。《平原上的摩西》处处体现着“光”的坚守与“爱”的救赎。傅东心教李斐《出埃及记》时告诉她，“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23]傅东心是李斐寡淡童年里的“光”，是傅东心的爱引导着李斐，让她有了摩西的“念”。李斐曾得到傅东心的救赎，坚定地守护着“光”与爱，即使身遭不幸仍无怨无叹，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与爱的执着。一场许诺，重重误会，却未曾涉及怨恨与复仇，最终在善意中完成彼此的救赎。小说告诉人们“要付出爱”“付出才是拥有”，从这一视角看去，《平原中的摩西》的救赎并非源于圣经的启示，而是人性中对于爱与善等一切美好属性的坚守。
郑执在《生吞》中讲述了一起“鬼楼奸杀案”，剥开层层叙事外壳，故事的核心指向一对在生活废墟上拥抱取暖的少男少女的同生同灭。杀人犯的儿子、精神病的女儿，生活的无情撕扯使得二人在一开始就有了成为共同体的要素。在短暂却黑暗的人生中，爱是他们唯一的光，也是他们对于彼此的救赎。《森中有林》中，廉加海的原谅是吕新开的救赎，被打坏眼睛的廉加海如果选择追究责任，那吕新开之后的人生将走向截然不同的轨迹。而廉加海不但没有追究，在听到他是孤儿后还真诚地安慰他，并将女儿托付于他。表面看来，是吕新开救赎了廉婕，成为了天生视力残疾的廉婕的“双眼”，于模糊中见到微弱的光。但实际上廉婕也在救赎着吕新开，就像那句终于被对上的诗句，廉婕完整了他的生命。
班宇的《逍遥游》以更加现实的生活场域证明了真情与爱所具有的救赎力量。主人公许玲玲在花一样的年纪却身患重病，母亲去世后，早已和母亲离异的父亲主动回来照顾她，靠拉脚维持二人生活。她的朋友谭娜和赵东阳同样是挣扎在社会底层举步维艰的小人物，但面对更加脆弱的许玲玲，他们竭尽全力地照顾着她，成为她灰色人生中最大的亮色。一场“逍遥游”后，许玲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微妙与人性深处的幽微，她开始试着理解那个一直以来被她打心底里鄙夷的父亲，开始体谅他的“人性弱点”。小说最后，因身体不适提前返程的许玲玲并没有直接上楼回家，而是愿意将时间留给父亲和其女友。她的主动付出代表她已在获得爱的同时拥有了爱人的能力，从而在无力的人生中完成了自我救赎。
对诗意的追寻是人之精神的超越救赎。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找到真实的自己，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困境是“铁西三剑客”共同关注的话题。当时代高速发展带动价值观剧烈变动，当历史出现断裂昔日辉煌付之一炬，生活的压力与信仰的失落使人对自己本质的发展陷于停滞状态，人失去价值的感知，“缺乏目标，缺少对为何的答案”[24]。萨特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将存在主义看作一种人道主义，并将希望看作是人的一部分，认为“人类的行动是超越的”[25]。“铁西三剑客”秉持着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努力寻求生活意义的归位和对生命的超越。在他们的小说中，这种超越体现为人物对于诗意的追寻。“诗”作为拯救精神危机的武器，是人物于生活废墟中的精神突围。于是历史洪流中的失败者在时代的重压下仍固守精神世界的诗意，用“诗”的光抵御生活风雪，在诗意的复归中完成自身救赎。
诗意是对平庸生活的超越，是人物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中的理想追求。在双雪涛的《飞行家》中，每个人都试图在庸常的生命中抓住一点诗意，而后凭靠这点超越性的诗意飞越存在的荒原。这份诗意是二姑对于跳舞的爱好，是父亲对读书的热爱，是母亲对去香港旅行的期待，更是李明奇对于天空那义无反顾的追求。班宇与郑执笔下人物的精神突围也常与天空相连。班宇的《空中道路》中，吊车司机李承杰喜欢读书，并对城市规划有着自己的想象。一次缆车故障将他与朋友班立新困于高空，为缓解恐惧，李承杰讲完了书中故事后又谈起了自己关于“空中道路”的宏大规划。在充满理想主义的讨论中，对死亡的恐惧被他们抛之脑后，二人终在美好的想象中平安回到现实世界。郑执的《仙症》中，“疯”是王战团的思想遭到压迫的结果，是他内心苦闷的痛苦爆发。郑执给予了王战团浪漫主义的情怀，在王战团的诗歌中，船在他脚下前行，月亮也被踩在脚下，他指挥着一整片太平洋。正如在一次发病中以葱作为翅膀在房顶上模拟飞翔时一样，王战团以诗意的姿态展现着他的高空想象，他将难以承受的现实苦闷投射到诗意的幻想中。而这种疯癫式的浪漫想象，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的反抗，是被压抑的个体对人的存在的主动性的证明。
诗意是在欲望潮流中的逆行，是人对于“自我”的追寻。在双雪涛《长眠》中，“诗”是贯穿全篇的线索。比起大雪之夜教堂里鱼贯而入的人来说，平安夜里选择在冰天雪地中读诗的老萧更具诗意也更具接近神性。“我”本也是一个爱诗的人，但日复一日的上班族生活泯灭了“我”的诗意，又因患得肾结石而更加萎靡不振。后来“我”受小米之托到老萧的老家安顿老萧的尸体，也受老萧遗愿来接受他唯一的遗产——诗稿。这一趟奇旅是寻诗之旅，老萧则是指引“我”找回诗意的神祇。“苹果”是世俗欲望的彰显，而老萧是诗意的存在，当老萧将苹果吞下，平庸的世俗被诗意包裹，经历了这一切的“我”精神与肉体都得以痊愈。班宇的《双河》中，“诗意”与“自我”紧密相连。逐渐在生活的湍流中冷静下来的“我”，发现自己一直都在被“他者”挟持着生活，在不自觉中已被悬置了“自我”。“我”与女儿的关系从“我”讲述所写小说开始逐渐缓和，而小说是作者，即“我”的自我意志的彰显。“我”回忆起自己曾献给妻子的诗，诗中反复提到：“不能失去我”[26]。这里的“我”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我”，伴随着诗意的流淌，“我”追回了梦想，找回了“自由”，也看到了生活的希冀。
结语
本雅明认为，所有曾经发生的事情都不应该被历史否定和抛弃，而只有被救赎，人类才能拥有一个完满的过去。[27]救赎本身就是基督教文化的要义，因而“铁西三剑客”不约而同地选择到基督教文化中寻找所需的资源。但“铁西三剑客”真正关注的是历史洪流中的个体，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萨特曾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上帝存在不存在，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它挣脱自己。”[28]作为子一代，“铁西三剑客”自觉地承担起对于20世纪90年代东北那段被隐蔽的历史的记录，将宗教文化融入世俗写作，以同情与关怀的笔触完成了对时代重压下的受辱者的正名。
双雪涛将眼光聚焦于历史中的边缘人物，以冷峻的笔调凸显人性的温暖；郑执更多探讨人在黑暗中如何守护住尊严，并由此获得灵魂救赎；班宇则将眼光放在现实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人物，让人物在绝望之中独自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他们的小说用基督教文化书写指涉人的精神与生存困境，并巧妙地将基督教文化元素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燃料，在叙事功能层面观照着小说的逻辑与主题，同时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人”的本质与价值，突出世俗的力量。在他们的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困境是时代的悲剧，但人物总能在荒芜的生存之境中实现精神突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超现实的书写，从而实现了对现实苦难的想象性解决，进而引发了广泛的情感振动。总之，“铁西三剑客”的小说通过基督教文化书写，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视为对抗虚无的武器，在生存废墟中高扬人性的旗帜，通过文字的形式实现了对“人”失落信仰与生命力量的诗性探索，书写了一部厚重的东北精神史，表达出对于东北复兴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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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执：《生吞》，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郑执：《仙症》，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
On the Novels and Christian Culture of “Three Musketeers of Tiexi”
Chen Weihua, Sun Yi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works of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Tiexi”-Shuang Xuetao, Ban Yu, Zheng Zhi , there are many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lements,these elements are not only metaphorical in nature, but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narrative, completing the logic of the plot and sublimating its thematic content. Faith and salvation are the main themes of Christian culture, bu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religion is not a panacea in the writing of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Tiexi”, nor is it always sacred and glorious. Through the absor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ristian culture, they integrate religious culture into secular writing, using secular elements to form a religious imagination, off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ence for people in secular difficulties, and re-examining the value of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Tiexi” see the subjectiv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as the best weapon to resist nothingness, giving the characters trapped in the wilderness of life the spiritual power to transcend reality, implicitly calling for their lost values and shining with the light of humanitarianism.
Keywords: Three Musketeers of Tiexi, Christian culture, secular culture, humanism, existentialism
注释：
[1] 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2019）：23-35。
[2] [美] 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 刁生虎：《水：中国古代的根隐喻》，《中州学刊》5（2006）：180-183。
[4] 邝炳钊：《创世纪注释（卷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424页。
[5] 班宇：《冬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99页。
[6] 班宇：《冬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200页。
[7] [加]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8] 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
[9]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10] 双雪涛：《聋哑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4页。
[11]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12] 郑执：《生吞》，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13] 郑执：《生吞》，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76页。
[14] 班宇：《冬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69页。
[15] 郑执：《仙症》，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16] 郑执：《仙症》，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36页。
[17] 班宇：《逍遥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42页。
[18] [罗]亚·泰纳谢：《文化与宗教》，张伟达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19] 翅君：《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江苏社联通讯》Z2（1988）：41-43。
[20] 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3（2015）：196-206。
[21] 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3（2017）：12-18。
[22] 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3（2015）：196-206。
[23]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24]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0页。
[25]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26] 班宇：《逍遥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74页。
[27] [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李茂增、苏仲乐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39页。
[28]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6月第20期，第299-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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