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龙飞、石云里编：《崇祯改历奏疏汇校》（2020）

引言

为了满足社会生活中对授时和占候等方面的需求，中国古代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天文学体系。历代统治者都会设立官方机构，专门负责这些方面的工作。除了观候天象和测时报时外，官方天文学家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制定一套天文学计算系统，古人称之为“历法”（与现代汉语中的历法概念不太相同）或者“历术”，以便尽量准确地推算每年的历书、预报日月食等具有星占意义的异常天象。一部准确的历法往往被看成是君主权威和社会稳定的象征，一旦历法计算出现大的偏差，或者碰上除旧布新和改朝换代之类的政治变化，政府一般都会组织历法改革，对整个天文计算系统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修正和调整，由此推动天文学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古代的这种历法天文学体系在秦汉时期初步成型，隋唐时期日臻成熟，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此后直到明末则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步。明代官方的《大统历》主要沿用了元代郭守敬（1231-1316）等人制定的《授时历》，同时明钦天监还参用明初译编的《回回历法》。明中期以后两部历法在天象预报上均有很大的误差，且《授时历》又被明朝文人看成是“胡人之历”，而不是自己的历法，因此明代后期改历的呼声日益高涨。

经过长期的争论与犹豫，崇祯二年（1629）明朝政府终于决定改历，下令徐光启（1562-1633）正式组建历局，聘请国内天文学家以及几位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让他们在译介欧洲天文学的基础上，共同编定新的历法。经过约六年的工作，历局编成《崇祯历书》一部，共计约137卷，先后分五次进呈皇帝，同时陆续被刻成小板刊印。之后，历局成员仍在继续编修相关著作，同时也陷入了与反对派旷日持久的论战之中。最终，明朝政府还没来得及享受历法改革的成果就告覆灭。满清入关后，汤若望（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将《崇祯历书》改名《西洋新法历书》进献给清政府，使之得到新王朝的正式采用。于此同时，汤若望也将原书内容编订为整整100卷。

《崇祯历书》是明末中西天文学者共同编纂的一部关于欧洲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在中国天文学史以及中西科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编纂过程也是中国科学史和中西科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改历期间，历局和礼部以及其他相关官员向崇祯帝上呈了大量奏疏，后来历局整理并刊印了很多这样的奏疏，并将其命名为《治历缘起》。汤若望在编订《西洋新法历书》时也收录了《治历缘起》，这是崇祯改历奏疏最常见、流传最广的“标准版本”。由于崇祯时期的原始档案大部亡佚，《治历缘起》无疑成为今天研究崇祯改历过程最直接的材料，其中记载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包括崇祯年间的大部分交食预报和观测记录、徐光启对于改历的整体规划、改历期间中西法之间的较量、崇祯帝对于西法与历局的态度、钦天监与历局之间的关系等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然而，汤若望编订过的清刊本《治历缘起》并未将历局的奏疏全数收入，而是进行了不少删减，结果使一些原本较为连续的奏疏之间出现了十分明显的“空当”。不仅如此，汤若望还对奏疏印版涉及明朝皇帝的“皇上”二字以及和“圣裁”“圣旨”中的“圣”字等一律进行了挖改，并以“〇”来代替。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崇祯历书》编纂过程以及其间所发生的各种争论产生了不利影响。幸运的是，《治历缘起》的明刊本尚有少数存世，而且一些重要抄本中也保留了改历奏疏的原始面貌。

经过多年的调研和搜集，我们发现明刊本《治历缘起》现存四本，分别收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ibliothecaApostolica Vaticana）、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of Oxford）、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East Asia Library, Columbia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其中，梵蒂冈图书馆藏本为一册残本，仅包含十余篇奏疏，外封题写书名为“治历缘起卷下”，页码从五二连续编排到一百，很可能是改历前期刻印的一个刊本。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本共六卷，装订为一册，该本最前面有一份与前五卷内容完全一致的“《治历缘起》目录”，但第六卷却只有一份奏疏，应刻印于崇祯七年四月后不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题名为《奏疏》，共十二卷，分装四册，前五卷内容与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本相同，应刻印于崇祯十二年下半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基本相同。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两个重要的《治历缘起》抄本，一个是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档案馆（Kyujanggak Archiv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收藏的抄本，另一个是日本的朱㿥（生卒年不详）校订本。奎章阁档案馆藏抄本题名《治历缘起》，共分九册装订，其中前六册与清刊本《治历缘起》内容完全一致，连汤若望对一些奏疏文字进行挖改的结果“〇”也被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而后三册中则收入了不少清刊本没有的奏疏，估计抄写者是清初来中国学习西方天文学的某位朝鲜学者，而且他显然见过其他版本的《治历缘起》，因此也将它同汤若望的“标准版”一并抄录下来。最重要的是，奎章阁档案馆藏抄本中有三篇奏疏是现存明、清刊本《治历缘起》中都没有的。朱㿥校订本在日本多家机构皆有收藏，如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Tenri Central Library，Tenri University）、日本国立东京天文台图书室（Mitaka library，National AstronomicalObservatory of Japan）和岛根大学附属图书馆（Shimane UniversityLibrary），这些藏本都是十四卷抄本，是《治历缘起》收录奏疏数量最多的一个版本，康熙庚戌岁（1670）由朱㿥汇集校订而成。

可见，《治历缘起》的明、清刊本以及各种抄本之间互有不同，只有综合不同版本，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治历缘起》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少量与崇祯改历相关、但未被收入《治历缘起》的奏疏散见于现存各类文献，如《熙朝崇正集》中的顾锡畴（1585-1646）题本、《坤舆格致》中的李天经（1579-1659）“回祠司手本”、《礼部堂稿》中礼部“为遵旨再造进窥远镜”的题本、《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中的金声（1598-1645）奏疏及上徐光启书，《礼部存稿》中的陈子壮“回奏魏文魁另局疏”，等等。考虑到这些情况，有必要将与崇祯改历相关的现存奏疏全部汇集起来，并加以点校出版。

本书以《西洋新法历书》中的《治历缘起》为蓝本，并从梵蒂冈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刊本以及韩国奎章阁档案馆和东京天文台图书室所藏抄本中补入了清刊本缺失的内容，并对文字进行了互校，同时尽可能搜集《治历缘起》未收录的、其他各类文献中的相关奏疏，试图为研究者提供一份较为完整的崇祯改历奏疏。对于补入奏疏的来源，我们将以脚注形式指明；而《西洋新法历书》奏疏中被挖改成“〇”的那些字，我们则根据《治历缘起》明刊本和东京天文台图书室藏抄本对其进行了补录。另外，我们还根据上奏时间和内容为每篇奏疏增加了一个标题，以便为读者检索和阅读提供便利。由于现存各本《治历缘起》的分卷和分册方式均有不同，难以统一，所以本书将不再做分卷处理，而是按照时间顺序对所有奏疏重新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利于对崇祯改历进程的理解。另外，对于《治历缘起》原书中出现的异体字、通假字或避讳字，除特别明显需要改正者外，我们一般还是与原文保持一致，尽最大可能保留原书面貌。

本书的编纂开始于2009年下半年，从2010年开始得到中国科学院科教结合教育创新项目经费支持，得以最终完成并交付出版。另外，不少研究生（如李宇等）在文字的录入等方面付出了辛劳。对该项目对本书编纂和出版的经费支持以及众位同学的努力，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