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整体发展稳定，个别地区基督教力量较为活跃。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未登记教会问题步入学者视域，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调研及预测也成为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同时，中国基督教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多元化问题亦不容忽视。这种多元化特征既为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活力，亦为之增添了众多挑战。本文将以三个群体的基督教信仰状况为例，管窥中国基督教在2008年度的发展状况及趋势。这几个群体虽不能代表中国基督教发展全貌，但却是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热门话题的关注对象。它们分别是大学生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群体、“老板基督徒”及其员工信徒群体、农民及外出务工基督徒群体。
关键词：大学生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外出务工基督徒；中国基督教现状
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整体发展稳定，个别地区基督教力量较为活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于2008年11月至12月间，在江西、湖南、云南3省11县市的调研结果，基督教在各地的发展较之前各年度并无明显增多趋势，但个别地区因信徒基数较大、民族传统等原因，基督教较为活跃。比如，江西省YG县JP乡有信徒11981人，占全乡人口的33.36％；云南怒江州FG县的基督教遍布于各个村寨，信徒占全县总人口的57.62％。各种调研数据显示，其他省份，如河南、安徽、浙江等，这种基督教发展活跃的个案亦大量存在。
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家庭教会问题步入学者视域，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调研及预测也成为本年度热门话题。除了上面提到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在云、湘、赣等省进行的抽样及重点调研获得的相关数字外，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袁岳所公布的该公司于2007年5月进行的“中国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中，便涉及基督教信仰人数问题。
这一数据是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20个城市、16个小城镇、20个农村，对7021名16岁到7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获得的。事实上，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他们的调查显示，有31.4％的中国民众宣称自己具有宗教信仰。这说明，在中国社会至少有3亿多各种宗教信徒。其中，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追随者大概有2亿人，基督徒大概在4000万左右。这一抽样结果以《宗教信徒超过估计三倍》（“Religious
believers thrice the estimate”）为题发表在2007年2月7日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并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相比，这个数字明显偏低。在2008年10月及12月，于建嵘研究员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两次讲座中，均提及目前“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6、7千万人左右。”
虽然这个数字来源于估算，但据作者自称这是他两年来走遍全国多个省市，并在详尽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出来的。与以上结果对比，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余万信徒
，均显低估。
其实，对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这个问题，国内外各种势力早有多种猜测。英国学者林保德（Tony Lambert）在他的著作《中国基督徒亿兆》（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中认为，中国的福音派信徒应该在3000－5000万之间。 按照国际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分析，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则大概在7000万左右。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早在2003年就声称，在中国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合计有8000万之多。 毫无疑问，这些数字中猜测的成分多于科学统计，并不足为信。
事实上，就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基督徒人数问题的统计学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跟随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及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热炒这一数字，并对这一数字本身的意味进行种种猜测并无任何实际的价值。况且，这其中还掺杂着如何界定基督徒的问题。那些“圣诞基督徒”可能不在少数；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基督教“民间信仰化”和民间信仰“基督教化”问题，主体词不同，性质完全不同。毕竟，中国的农村信徒占中国所有基督徒的七成以上。另外，其中还存在着各宗教之间的“生态平衡”问题。假若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信徒在同一阶段也保持甚至超过基督教的增长速度，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基督教增长过快呢？也许是我们对“基督教”这个字眼太过敏感了。2003年，曾有学者就温州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温州的基督徒有53万，约占750万人口的7％，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但调研同时表明，温州的佛、道两教及民间信仰的追随者的数量、教职人员的数量、宗教场所的数量都高于基督教。而且，信仰的“市场”基本形成，留给基督教的发展空间并不很大。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基督徒及其团体的社会作用问题，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面前，中国基督徒的数字问题只能表现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话题。
除了中国基督徒人数这一热门且敏感的话题外，中国基督教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多元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一方面，这种多元状态表现于不同教会组织形态层面。对此，有人用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独立教会来区分；有人直接将之称为基督教信仰的红色市场、黑色市场、灰色市场；
有人将它区分为挂靠两会教会、挂靠地方两会聚会点、半宗派教会、未登记教会、乡村基督教会。
另一方面，多元状态表现为不同阶层、群体间基督信仰的不同特征。比如，知识分子阶层信徒、农民信徒、城市平民信徒、企业界聚会、少数民族信徒等等，这些群体的基督教信仰均表现出鲜明的人群特色。中国基督教的这种多元化存在状态，还表现在不同的圣经解读、不同的文化观念等多个方面。这种多元化特征既为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活力，亦为之增添了众多挑战。
下面，本文将以三个群体的基督教信仰状况为例，管窥中国基督教在2008年度的发展状况及趋势。这几个群体虽不能代表中国基督教发展全貌，但却是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热门话题的关注对象。它们分别是大学生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群体、“老板基督徒”及其员工信徒群体、农民及外出务工基督徒群体。
1. 高校大学生基督徒群体
2008年，大学校园中的“基督教热”现象仍保持热度，大学生信教问题颇受关注。众多数据显示，在这一群体中，基督教信仰者的比例要远远高出普通民众的信教比例。2008年初，一份在上海地区六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为4.7，远远高于上海市基督徒1.07的比例。
在北京地区高校中，情况相同。根据2004年左鹏发表于《青年研究》上的调研报告推测，在北京某大学中的基督徒学生数量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8％，远远高出当时基督徒在北京市总人口中所占的0.23的比例，
而左鹏的这一统计数字还低于大部分相关研究。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的调研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明确认信基督教，而在2008年，由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同样题目进行的试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数字为2.8％；2008年9月“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的数字为3.8％。
据多项调查显示，大学生信徒多为入校后信教的。2004年，左鹏的抽样数据表明，在82名大学生基督徒中，一年级信教的19名学生中有9名是在大学中入教的，占47.4％；二年级入校后信教的占66.7％；三、四年级的信徒中，这个比例分别变为63.4％和70.6％。总体来说，有63.4％的大学生基督徒是在进入大学之后信教的。
2008年，由华桦在上海高校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11.8％的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时间为1年、41.2％的人信教时间为两年 ，这同样表明了上述事实。
为什么大学阶段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阶段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大学生特有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基督教及相关知识。根据学者们的调查，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有家庭影响、朋友影响、神职人员影响、书籍影响等几个方面。以2004年左鹏在北京地区的调研结果与2008年华桦对上海地区大学生信仰状况的调查报告为例，可以看出，朋友及同学影响和家庭影响是大学生入教的最主要因素。当然，神职人员及书籍影响在此过程中亦不能忽视，它们占有很大比重。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些因素只是高校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它们与普通民众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对比起来，除了受书籍及教堂氛围影响的信徒略多而外，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在高师宁研究员进行的一项针对北京地区基督徒的调研中，所回收的452份有效问卷中有56.6％的样本认为其他信徒对自己的信仰影响很大。
另一份针对山西南部A村的调查显示，有81.4％的人是通过外地人或周围熟人传教而入教的。
笔者于2009年初在河南省某乡村教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144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最初通过朋友或信徒介绍而接触到基督教的有73人，占受访人的50.6％；通过家庭及亲属接触到基督教的有61人，占受访人的42.3％；另有通过书籍等途径接触基督教的2人，自己主动寻求者2人，宗教场所氛围影响者3人，未做回答的3人。因而，要回答大学阶段为什么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时期，我们还不得不探讨学子们信仰基督教的内在诱因。
按照惯常理解农村基督信徒的思路，人们首先想到这些学生有可能是校园中的弱势群体。但正如下表所表明的，被调查的300多名信徒学生在家庭成员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方面并无明显的弱势倾向。
大学生基督徒基本状况：
家庭关系状况 和睦70.6%； 一般29.4%； 不和睦0
家庭经济状况 非常富5.9%； 富23.5%； 中等水平17.6%； 一般52.9%； 贫困0
健康状况 健康70.6%； 一般23.5%； 病弱5.9%
另外，人们还习惯于从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学习压力、情感挫折、教育功能弱化等多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思路不免有将信仰问题，尤其是宗教信仰问题首先进行价值判断的嫌疑。似乎先有了众多棘手问题，然后才有了基督教信仰。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上述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便他们走向社会，也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大学校园中如此凸显呢？笔者认为，这与大学生的文化多元追求及大学校园中的文化多元背景有很大关系。2008年3月所发表的另一项调研成果中提及，在问到最初信仰动机时，除“家庭传统影响”这一主要因素外，“寻求真理和智慧”占到受访大学生的33.3％
，这种选择甚至超过了“寻求心灵寄托”这一城市基督徒的典型回答。虽然大学生并非有意追寻特定的基督信仰，但却不能排除在多元文化追求过程中，偶遇概率的增多。对此，人们不应先入为主地做出某些价值上的定论。
无论大学生们的信仰诱因如何，他们在信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特征还是有别于普通信众，尤其不同于以短期功利性目标为主要信仰动力的农村信徒。大学生基督徒们对于信仰目的及意义的回应与之截然不同。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更深的意义在于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中，有76.5％的人选择了“荣耀神”，有70.6％的人选择了“爱上帝及爱人如己”，而对于“获得福报”、“灵魂入天堂”、“独善其身”等答案无人问津。
正是这种较为非功利的理解方式，也让大学生在认信之后具有更为虔诚及理想的表现。在2004年左鹏发表的那份调研报告中提到，当问及“您平日参加的宗教活动有哪些”时，有84.1％的人选择了“家庭聚会”，65.6％的人选择了“教堂礼拜”，二者都选的达到35.1％。
同样，2008年，华桦的调查报告显示，有88.2％的大学生基督徒每周参加基督教团体活动；82.3％的人“每天”或时常阅读圣经；100％的人“每天”或“时常”祷告。
笔者认为，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文化价值取向追求环境的宽松，基督教信仰在整体范围内的合理发展，大学生信徒的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根据2008年“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明确表示“不信仰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有兴趣”的学生占到46.4％，这足以表明高校基督徒潜在力量的庞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高校中，教师信徒的比例要高于学生，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也较学生更为正面，这或许是大学中基督徒数量继续发展的又一佐证及动因。但是，我们亦应意识到，这种增加是就某种限度而言的。一方面，这种预测来自于大学文化环境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不同信仰倾向之间的制约。比如，一项针对非信徒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42.5％的受访者对佛教感兴趣，36％的对基督教感兴趣，16.6％的对道教感兴趣，13.6％的对天主教感兴趣，8.3％的对伊斯兰教感兴趣，20.9％的则对所有宗教均不感兴趣。
上述“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有38.5％的学生表示“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这一比例要高于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调研过程中所获得的31％的数据。这一下降也许并非偶然。
与大学生信教群体相关的话题便是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这里涉及前几年热议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以及最近出现的“海归派基督徒聚会”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聚会现象。有的海归派基督徒形成了自己的聚会点，而由许多高校教师、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构成的家庭聚会已经由聚会点形式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有自己的名字。在此类教会中，有的拥有近千名信徒。在基督教中国化、教会礼仪改革及社会服务工作方面，这些教会正进行着大量改革尝试。由于篇幅关系，这些内容将留待日后探讨。
2. 老板基督徒及其员工信徒群体
很多基督徒将财富与自己的信仰生活对立，认为财富表现出基督徒灵性生命的软弱。但这一观念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基督徒群体中几乎销声铭迹，他们转而开始崇奉英国教会名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lsley)“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这一座右铭。一份针对平阳地区四个新教教堂734名信徒的抽样调研显示，所有受访人均不反对信徒做生意的行为，或者认为“可以做生意”，或者认为这“与信仰无关”，还有人认为“这无所谓”。当问及他们对做老板的看法时，也只有1人表示反对，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不违法，荣神益人就行”。
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于财富的理解及当地经济发展氛围，催生了“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
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是最早对“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进行界定并研究的大陆学者，他在美国《宗教研究评论》（Rewiew of Religious
Researh）杂志上发表的《一个新型基督徒群体正在中国兴起》（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Christian in
China Today） 一文中指出，“以个体经营和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和有股份的职工教徒，俗称‘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正在崛起。”
“老板基督徒”群体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主要兴起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温州地区教会最为典型。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另一种是一些企业家，在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无论哪种情况，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热心于捐资修建教堂，有的还担任教会长老职务，肩负堂务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灵活的处世原则及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直接影响着当地教会的发展。2007年初，笔者赴温州苍南县进行调研，处处可见雄伟的教堂，造价均在几百万元以上，甚至村子里的教堂也毫不逊色。有的教堂只是几个信徒捐款修建的。教堂中有先进的扩音及录影设备，有的还安装了中央空调。在与教会信徒座谈时，牧师或长老往往会请几位教会中见多识广的基督徒企业家一起参与。温州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能量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见一般：温州地区萧江水井头教会建于萧江镇中心，是当年内地会传教士所建。但有一批经商的信徒认为这个地方难以发展，建议搬迁新址。在遭到反对后，有18人（其中3人为企业家）坚持另觅新址建堂，由此建成了今天的锡安堂。锡安堂高四层，附有三层楼千余平米的辅助房，其中一层为停车场。其气派为全县之冠，在温州地区也小有名气。锡安堂的一位长老不无得意地说：“我敢保证20年内我们不用愁教堂不够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内地城市甚至西部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身影也随处可见。既然“老板基督徒”不仅仅是基督徒，还是老板，就必然会将其信仰理念贯穿于企业文化及管理上。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为了商业精神及其公司、企业的经营，他们亟需一种公司精神或者企业文化来支撑他们的独立经营。”
为此，这些老板基督徒个人所拥有的基督教信仰便被“带进了公司和企业，并且成为了公司、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
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明显表现出信仰优先的原则。兰州一位基督徒老板说：“我会选择的[指基督徒——笔者注]，因为基督徒到底是我们相互认识的，这个关系就近一点，我肯定会这样”。
在这个公司中，基督徒大概占到三分之一。另外，在该家公司中，体现基督教信仰的元素也随处可见。比如，在公司不同的部门都悬挂与信仰有关的书法作品。在财务室写着“神就是道”、“天道酬勤”、“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职工会议室则是“静默慕道”、“静享天赐”、“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在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内，则悬挂着“天道忌贪”、“以马内利”等字幅。
有的公司或企业则直接以“天心”、“神力”、“神和”、“神信”、“迦南”等基督教传统术语命名，企业中有众多与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
随着这种与信仰有关的企业文化及管理模式的贯彻及深入，基督徒员工的大量引进，加之基督徒老板的权威及影响，在企业中形成一种信仰共同体，并最终演变成基督徒企业的可能性也很大。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李向平教授在相关论文中还详细记录了某著名民营企业在周一早晨的聚会经过：
首先是唱诗，内容是《一件礼物》和《坐宝座的圣洁羔羊》；接着是信心短片欣赏：《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了吗？》；然后是读经：诗篇第119篇；111耶和华的律法；最后是公司负责人讲他的见证。……公司老板的言语之中，既有公司的管理要求和经营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信仰的互动和信任的强化，他说：“信仰与利益无关，无论个人或企业。信仰，只关乎个人、家庭，关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晨会临了，这位公司老板建议，让我们齐声诵读一段《圣经》：不要忧虑。
随着老板基督徒及基督徒企业的增多，在有些地区甚至还成立了基督徒企业的联谊会或工商团契，规模较大的有上百位基督徒老板参加。中国地产界精英王石在其博客中，就曾讲述过他偶然参加过的一次这种联谊会的经历：
2008年初，接受朋友邀请参加福建的一个企业家春鸣会，到会才知道是一个信基督教的企业家的聚会。有海归、也有文化程度初中的，有当地出名企业家、亦更多是小企业主和企业白领。活动是第二天举行，当晚聊天至凌晨3点，话题就是劝说老王感受主的荣耀。大意，圣经上预言基督教将在东方发扬光大，这个东方难道不是指得中国吗？我没有被开化，但翌日春鸣会上唱颂我主耶稣的开场却令人感动。
在关注国内民营及个体经营企业中的基督信仰群体的同时，外企中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一些韩资企业最为典型。有些外资企业老板不但自身具有着虔诚的基督信仰，而且还有强烈的宣教意识，甚至有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中国设立工厂和公司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很多企业是以此来营造一种凝聚、和谐、诚实的企业氛围。在经营过程中，他们会在公司组织团契，或在自己家中进行定期聚会。
在一些公司和企业中，虽然管理者不是基督徒，但员工中的基督徒有时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信仰团体。比如，昆明钢铁公司，在80年代初，只有几名信徒，但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督徒已达千人以上。
在“坚信基督论坛”（Faith Christian Forum）中有过这样一个调查 ，从中可以看出基督徒职员的潜在发展力量：
投票主题：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发现有几位基督徒，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成立祷告小组，一起在公司里见证神。 9 票
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其他非信徒一样。 2 票
不采取任何行动。 0 票
总之，随着企业家进入教会，许多教会自养问题得到解决，有些地方教会还有盈余。在温州地区，有的教会甚至不提倡信徒平时过多奉献。因为他们的教堂已足够宏伟，数年中不需要扩建，信徒关怀事工上也有足够经费。用一些牧师的话说，他们不希望教会拥有过多的剩余资产，给财务管理上造成困难。虽然就全国教会来说这只是特例，但如何对待教会资产和财富问题，如何引导其投资或参与社会工作，如何建立国内教会间的互助机制而减少境外别有用心力量的财力干涉等问题，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企业内部宣教及聚会的引导及规范问题，也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另外，在基督徒企业内部，基督教发挥着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及激励功能，那么如何让这种制约及激励功能外向化，发挥其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也是需要信徒企业及社会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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