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再谈青年学者张晖的早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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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3日21:32:04 评论 4,126 7350字阅读24分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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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5日,一位年仅36岁的青年学人悄然离开了这世界。这本来是件寻常事,而意料之外的,他的早逝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持续发酵:
首先,2013年3月19日,300余人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他在北京的遗体告别仪式;随后的一年中,在北京、广州、台湾、上海、南京、美国举行了十余场纪念会;全国各大重要报刊发表悼念文章近30万字; 2013年12月,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认可他的成就,深圳市2013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追认他为“年度致敬作者”;2014年,他的8部遗著陆续整理出版。
这位以其热忱的生命和遽然的死亡震动了中国知识界的年轻人,就是张晖。若论他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实在是没有的。他的生活单纯到有些乏味,在这世界上,他所做过的不外两件事——读书和写作。然而,在他短暂的读书生活中,他却为我们留下了15部著作,其中的大部分为古典文学研究,集中讨论了明清之际与近代乱世中知识人的生死抉择。

有关张晖的个人经历,以及由他的遽然离世所引发的关于青年知识分子与学术体制、与现实经济的争论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然很充分了。然作为他的家人,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张晖的,见到我时总还是忍不住要问我他的死因,是身体么?是经济么?是过度劳累么?是心情郁结么?是太过急迫么?……然而,我却并不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人更有能力回答这问题。他走得实在太过匆忙了,他没有留下一句话,只在24小时内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面对这样匆促的离开,令医生也束手无策。在他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只有“急性白血病和脑出血”几个字。在死亡面前,除了无常之感外,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于是,我不得不尝试着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与其追问他为什么而死,不如回答他曾经如何生活更有价值。当我在《张晖之忧》一文中尝试作答之后,我的沉重之感仍然无法消弭。当学界向张晖的人生致敬之后,我不由得感到阵阵的虚空:一个人,一个普通的青年学人,能够承担,或者有必要承担么大的使命吗?

在今天看来,这或者是有些自讨苦吃和自不量力的。连当年曾向我们孜孜劝学的先生都慨叹:“以今天的学术生态来看,很多正常的应得的东西,并非必然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或渠道获得。因此,需要精进,也需要悠然;要‘志于道’,也要‘游于艺’。” 然而,在今日之近于官场、卖场和丛林的知识界,习得了“精进”与“悠然”之间的自我调整,就果真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么?

当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其结果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记得南京在最早报道张晖的去世的时候,是同另外一位东南大学的理科青年学人的逝世一起播报的。两个处在学术爆发期的青年人的死,对于两个学科来说可能是巨大的损失,对于两个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然而,对于社会来说,这样的死亡(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逝世或许能够例外)其实是个没有什么新闻性的话题。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朋友传来的南京某电台播送这则新闻的音频中,主播在解读这则消息时说:“两位青年学者这么年轻就去世了。真可惜。青年人一定要多多锻炼,保重身体。”这感想是一个普通的媒体人的第一反应,若无后续的报道,有关“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养生常识恐怕是他们的死留给社会的唯一警示。之后有关的讨论看似是深入了,人们开始借张晖的死来关心青年学者的待遇、住房、养老、育儿等等实际困难,又或者进一步,揭露学术体制如何压制青年人才华,让他们不能更早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以至于生活刚有好转就因过度透支体力而抛下了孤儿寡母、致使父母老而无依。科学研究竟然能拖累家庭至此!故而有熟识的朋友发出“寒家子弟不宜读书”的愤语,故而有素不相识的朋友对张晖的后人慷慨救济。

但也有聪明者的论调:张晖是因贫苦而成名的。
还有善良者的劝告:要谨慎啊,张晖只剩下一个好名声。
以及理智者的忧虑:不要炒作死者。
更有精明者的计算:张晖的遗著全部出版,他的太太不是名利兼收、因祸得福么?

社会与知识界之间,如此隔膜。
知识人之间,如此隔膜。
人心之间,如此隔膜。

面对这一切,我不由得想起瞿秋白,想起他在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在这篇遗言的卷首,引用了《诗经•黍离》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这是瞿秋白赴死时的心情,也恰是我面对“张晖之逝”这一文化事件中各种社会反响时心情的写照。瞿秋白在给世界的遗言中,不忘记开一个“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的颓唐玩笑。这句话,以前我是不懂得的,今天竟也渐渐地有点明白:我们为之奋斗的、甚至为之牺牲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世界,值得我们留恋的究竟是什么?

瞿秋白的死和张晖的死不宜相提并论。张晖并没有为党、为国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的死,若说相同的话就只有一点,就是都死在36岁的好年华。相较而言,瞿秋白是幸运的,他有勇气在种种历史的偶然中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有机会在生命的尽头回望自己的路程,向世人坦陈自己的思想,向那以理想命名的群体彰显理想本身之恐怖。而张晖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被突发的疾病偶然夺去生命,并在强大的媒体传播力量的裹挟下,被迅速追认为我们这个人文式微的时代中的“理想主义者”。这是他,也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当我应朋友之请,为之编纂纪念文集——《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之际,我通读了有关他的所有纪念文字,忽然发现,当张晖短短的一生被认识他的师友重新叙述出来的时候,他果然在文字中得以复生,而这个在文字中被复活的生命,的确是他,但似乎又不是。于是,我忍不住在这里继续做着一些让聪明人不屑、善良人心冷、理智者不解、又正中精明者逻辑的事情,就传媒中流行的几种有关张晖的“神话”做一点解释。

“张晖是学术天才”

凡被称为天才的,大多智力超群且短命,如贾谊、王勃、李贺、纳兰性德、刘师培等等。不过,张晖若在的话,必定不同意我将他和这些先贤做比的,因为他常自称愚钝。回想起来,张晖的聪明大概是平常的聪明,而他的沉静却是特别的沉静。

读大学的时候,南京的冬季是特别寒冷的。在南大鼓楼老图书馆里读书的那些日子,冬天午后的阳光总是很短。老馆里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空气里散发着一种湿霉的气味。阅读间空荡荡的。除了手边的一杯热水,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取暖的设备。我带着围巾手套、穿着毛袜棉鞋,坐不了一会儿就热力尽失,手脚冰冷,时间再久一点,脚就冻得生疼了,不得不来回站起来走一走。冬天在老馆读书,对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张晖是从早上就进去那里,一直读到傍晚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把天下的书都读尽了就好。”这是张晖的每个农历新年的愿望。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你看到张晖,他的手上总是拿着一本书在读。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有些书呆子气。他也乐得别人有这样的印象,这样,他可以省出更多的时间读书而别人就不好意思用琐事来烦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去找老师辞掉班干部的工作,因为他需要更多时间读书;找工作的时候,他婉拒了很多大学的邀请,因为他需要更多时间读书;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希望辞掉大小学会的头衔,因为他需要更多时间读书;做了知名期刊的编辑,他还是打算适当的时候就离开,因为他需要更多时间读书。

人们常常羡慕知识分子的工作时间自由。人文学者的工作看上去则似乎格外清闲,不就是读读书、写写文章吗?然而,这“替人读书”的活计却可以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项苦工。我时常不知他何时入睡、时常不知他何时起身;他总是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将我摇醒,要我听他的写作计划。他希望能在年轻的时候尽量多做一点:于是,在我的记忆中浮现的他的形象要么是在酷暑的书桌前汗水淋漓的脊背,要么是除夕夜爆竹声中埋头打字的背影。他常常叹息,人生不过百年。所以,他的钟表总是要比标准时间拨快几分钟,不过,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时却喜欢“永年”、“大年”这岁月悠悠的意头。后来因为等不及小孩子的到来,索性将“大年”作了自己的笔名。他所要求的时间似乎真的比别人多些;而时间于他,不知为什么,却比对别人要吝啬许多。

张晖的确不是什么天才,他和你我一样,是一个寻常的来应考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挨到最后一秒,有些人喜欢提前交卷。有些人在乎分数,有些人乐于参与。至于某个人的名次如何,只得等所有考生的卷子都判出来才可知道。张晖刚好是我们这一场考试中第一个交卷子的学生而已。既然他已答完,又何必呆坐在考场里受拘禁?而继续答题的我们,接着答便是,又何必停下来把时间浪费在赞美或者议论上呢?

“张晖是未来的学界领袖”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张晖所留下的文字里,他的确时常怀着更新中国古典文学的志向,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并没有什么领袖欲,更不是什么社交明星,甚至连开朗亲切都称不上。在公开场合,他从不主动讲话,即便是开口,声音也是轻且低的、语气谦和甚至有些吞吞吐吐,目光温和而忧郁,连笑容也腼腆、羞涩。初次见面时,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木讷而沉静。但在实际的学界交往中,正如张晖生前好友陆胤博士所言,“张晖的学术交往能力令人叹服。……他一个人贯穿了很多圈子,上至老先生,下到小学生,南京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五湖四海都有。而且熟悉当代学林的很多掌故传说,对学术体制也烂熟于心。” 甚至连张晖的同事、挚友、《文学遗产》的副主编张剑研究员都诧异:“为什么张晖能遇到那么多好老师、好朋友?”在他身后,他的朋友数量之多,且对他逝去之哀痛,对他的遗著出版之热忱,的确大大出乎我的所料。

是他特别幸运吗?他是如何与风格迥异的学术圈子交往的?当我一一向张晖的师友询问他们的交往时,我发现他们的往来和话题并无什么特别,不过是谈论学问而已,甚至,只谈论学问而从不及其他。张晖的好友、台湾政治大学教务长曾守正教授曾在“诗史抉微——纪念张晖教授学术座谈会”上说:“我未见好学如张晖者。”细细想来,虚心问学,的确是张晖主要的社交目的,也是他唯一的社交方式。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这句妇孺皆知的儒家劝学名句也许是因为太过耳熟能详而被我们忘却了,但这句老生常谈却在张晖的学术人生中被实实在在地践履。不过,好的老师从来不是随便走走就能遇到,好的学问更不是随便问问就可以学到的。

张晖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非常有意识地在人群中选择适合他的老师和朋友。无论读书、聊天、上网、看报,张晖时刻留心搜集学界信息,海内外重要的和新锐的文史学者的名单及其著作目录他全部了如指掌,更不要说他自己所涉猎的明清诗文、古典文论和词学领域的情况。在各种场合所遇到的同行,因为了解他们的研究范围,张晖可以轻松找到对方熟悉而自己也关心的话题来求教问学。回答的人开口谈一阵,张晖便知其学问深浅,决定是否值得深交;而这位应答者也会因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对自己的熟悉而惊讶,又能从张晖丰富的知识、从容的应答中受益,故有机缘结下友谊。张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也不是特别幸运,他只是非常留心在茫茫学海中选择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而已。

除了留意选择师友,张晖还会花费大量时间来选择研究课题。在他看来,治学的目的不外两个:“向外求知识,向内求自我。”而如何通过知识来达成自我的完善并不是一件简单工作。一般说来有两种方式:一类是狐狸的,一类是刺猬的。狐狸是兴趣广泛、四处打洞;刺猬则究其一穴,穷追不舍。张晖的方式呢?似乎两者兼而有之,他是一只狐狸型的刺猬。他既喜欢狐狸型的李欧梵,也喜欢刺猬型的张光直。看上去他每天所读的书籍、所登陆的网站五花八门,但实际上他时刻从阅读的咨讯中寻找对自己有启发的新课题。

张晖既喜欢讨论具体知识,也喜欢追问终极问题。在他电脑中所留下的“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一文档中他设立的待研究的题目很多,如:“关于集部之学的思考”、“如何面对词是小道”、“文道关系”、“以忠论诗”、“老杜诗中的年月”、“猫的力量”、“落花诗”、“明月篇”、“长干塔的灯光”……不过,他最关注的终极问题则是:学问之意义、古典之出路、文学之用途。每一个熟悉的张晖师友恐怕都回答过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我研究这个题目好不好?有时不等你回答,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最新的研究计划。你若发表意见,哪怕很小的一个,只要对他有启发,他会认真地把你的想法记录下来。有时他会兴奋地说:“我马上开始这个课题。”有时又会怅然地叹一口气:“这个计划我怕没有时间做,你有没有兴趣?”他的想法实在太多了。

张晖不仅热心自己的工作,也时常将师友的需要或困难记挂在心。无论交情深浅、无论看到什么书籍资料,张晖会说这是某某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有时还自掏腰包代师友搜集寄送;如朋友有求职或出版方面的苦恼,张晖也会时刻留心,一旦看到适合的招聘信息或报刊专栏,他定会郑重其事、不厌其烦地联络沟通,代为推荐。特别是当他进入《文学遗产》编辑部之后掌握了些许学术资源,所遇到的予取予求者渐渐多起来,他照旧谈学问、谈稿子,至他自己的困难和苦恼呢?则越来越少向旁人提起。

张晖不会成为什么领袖,倒是一个难得的好朋友。他对学术怀着特别单纯的兴趣,对人怀着特别单纯的热忱。凡见过他的人都会被他的真诚所吸引,会忘记“真知”之外的种种世故与利害。无怪乎,有那么多篇怀念他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同样的标题——“怀念我的朋友张晖”。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

张晖在离世之际,对世界的看法大抵可以用他自编的唯一的学术随笔集的名字——“无声无光”四字来概括。他是怀着对现实的无奈、对学界的失望而离开的。然而,当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却多谈其“有声有光”的理想主义的一面,甚至会用颜回来比喻他。但世人关于颜回的印象往往集中在“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一面上而忽略其他。大体上,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就是如此:安贫乐道、不食人间烟火、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然而,张晖若看见世人这样评价他,这样期待他,他会感到不安和孤独的。正如瞿秋白在生前曾经听到自己被杀的流言,并眼见了别人在为自己所开的追悼会上称其为“烈士”所感到的一样。

如果我们将“安贫乐道”定义为理想主义的本质的话,那么,张晖绝不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张晖不是因为当众质疑翰林院工资何以如此之低而惹来君子们的耻笑么?不是因为频频出国访学改善生活而被老前辈斥责“青年人应该板凳一坐十年冷”么?不是因为少算了岗位津贴去财务部门反映情况而被当作斤斤计较、爱找麻烦么?他从来认为,知识自有其价值。知识人自有其尊严。在工商社会,知识和知识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必须通过劳动报酬来体现的。知识人的操守,不在耻于谈钱、故作于清高,而在真正的道德自律。因此,他所关心的知识人的财务问题,是如何利用知识赚钱,以及如何赚钱而不损害知识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索性自称为“叛徒”,故而有机会为他所献身的事业提出最后的质疑。而张晖也在遗著《朝歌集•小引》中自比为叛逆的“哪吒”,以彰显他对现行学术体制的不满和忧虑。他绝不是中国现行官场化的学术伦理下的“忠臣孝子”。他自有其狷介的一面。很多朋友都谈到张晖不饮酒、不吸烟。事实上,他并非不能饮酒。崇明本就是个产酒的地方,崇明的“老白酒”色白味甜,后劲十足。据我所知,张晖是可以饮一斤老白酒而不醉的。他也并非不能吸烟,他的父亲是工人,酷爱吸烟。张晖每次出差都会记得给父亲带一种当地的名烟作礼物。如果是家里亲戚或工人师傅敬烟给他,他从来是吸的。然而,在学界的各种社交场中,作为一个著名学术期刊的编辑,作为晚辈后学,无论面对谁,无论什么说辞,张晖始终坚持着禁烟、禁酒令。他深恶研究员们自称“烟酒员”的犬儒化自嘲,更愕然名流们酒桌饭局上的放浪形骸、运筹帷幄。面对知识人自外于人心世道的疗救而逍遥逸乐的现实,他却又时常自问:“我如何能以我之‘是’,来定他人之‘非’。”

在张晖最后所见的“无声无光”的世界中,所谓“学术新星”的光环带给他的表面的荣耀以及体制对人性幽暗能量的激发,构成了一个可黑可白、亦黑亦白、无黑无白的现实界。张晖的好友陆胤博士敏锐地发现“光明与阴暗”这两种力量所造成的深刻矛盾在张晖个性中的显现,以及对其研究的影响:

张晖对世道人心有很深的体会,但他并不世故。
张晖不是贫弱书生,他是适应人际环境的强者。
张晖的痛苦正来源于他的强大,来源于他对人心光明与阴暗的熟悉。这种人性的洞察力,有助于他去理解像龙榆生这样长期处在历史灰色地带的人物。

其实,张晖何止是对龙榆生、黄侃、陈寅恪、俞平伯、钱澄之、钱谦益等历史中的灰色人物有兴趣,甚至曾有朋友的研究涉及秦桧等大奸巨佞,张晖亦颇赞赏,“问及缘由,他狡黠一笑:‘我对恶和恶人有着一点特别的兴趣’。” 而他自己也曾向我提及,将来若有机缘最想做一部《明贰臣诗研究》,好好研读一下严嵩、阮大铖等人的诗歌,讨论文学与道德之关系。如今想来,张晖对于这些特殊人物的关注即源自他对于黑暗势力的警惕,源自他在黑白失范时代中道德坚守的勇气。

我以为,张晖的理想主义,不在于他对俗世利益的超越,不在于他的赤子天真,而在于他的成熟和现实:他的成熟是了解世故而不世故的“善良的成熟”,他的现实是明白利害而不忘是非的“真诚的现实”。

张晖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青年学人。所谓“中国最好的助理研究员”的赞许很善意又令人尴尬。和其他青年才俊一起耐心等待着,他终于在入职七年后、去世前三个月晋升为副研究员,这迟来的肯定,到底能安慰谁?又有什么可感谢的呢?

但我还是心怀感激,感谢所有愿意纪念张晖、并愿意读他著作的朋友们,在这个连死者都炒作,连悲哀都贩卖的年代,仍然有人会为一个普通的青年人的好学而落泪,这泪水,或者就是对张晖最好的酬劳。

然而,无论我们流多少眼泪,这仍然是一个连死者都炒作、连悲哀都贩卖的年代。有关张晖的一切文字也不能、更不必免俗。作为一个靠贫穷和死亡成名的知识分子,轻松的爆料是必须的:张晖最钦佩的人是诸葛亮,最同情的人是崇祯,最喜欢的女演员是周迅,最后读的书是李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终其一生,张晖为人低调,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别人谈论。

可惜,张晖走得太匆忙,连一句“丧事从简,死了就快快烧掉”的遗言都未能留下。时过境迁,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时节,只有我在这里饶舌,写下他离开之后,只属于我的而非任何人的,种种不顾令名的软弱与颓唐。

最后,仿照瞿秋白留给这世界的玩笑,我也来造它一句:
中国的诗,到底还是抒情的,世界第一。

2014年11月14日
于张晖37岁冥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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