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画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今天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稍有了解的国人，大多都知道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知道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让西方人充满对神奇东方的向往。但大多数中国人，或许并不了解意大利人利玛窦，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以及一批来华传教士的努力，使得西方世界在新航路开辟之后认识了一个文化深厚的中国，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一个不同文化的西方，正是他们开启了一个中西文化在精神层面双向交流的时代。
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的利玛窦，攻读过法律、哲学、神学、数学等多门学科，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25岁时随教团远赴印度传教，并于明朝万历11年（公元1583年）来到广东肇庆。接下来的27年间，他辗转中国各地，研习翻译中国文献典籍，传播西方近代科技。1610年，利玛窦病逝，葬于北京。
今年11月18日至19日，来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等10个国家及中国内地、港澳台知名高校的120余名学者聚集在北京行政学院，凭吊长眠于院内“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包括汤若望、南怀仁等在内的60多位来华传教士，参加“相遇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品味400多年前中西文化相遇交锋、交汇融合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是近几年在中国举行的同类国际性会议中规模大、规格高、水准高的一次学术盛会。
在中文学术范围内，对利玛窦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而对研讨会主办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和承办方《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来说，举办这次跨国界研讨的初衷是在广阔的全球化视野和世界历史框架中，理解中国文化的内部发展与外部传播的关系，探寻近代史上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的“文化互鉴”精神对当今中西文化交融发展的借鉴意义。与会专家指出，利玛窦之所以能被称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归功于他一直秉持的“文化互鉴”精神。
互鉴，就要适应本土文化。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高寿仙介绍，利玛窦等传教士最初来到中国，无疑是想向中国人传播“福音”。但那时的中国文明已高度发达，利玛窦发现“因为中国人的自豪，使他们不易接受该民族中亘古未闻的外国宗教”，在这样的国度传教并不容易。不同于在其他国家直接传教的方法，他在中国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在“神父”这个角色之外，还要做一个科技和文化的“传播者”。
利玛窦主动顺应中国文化习俗，取汉名、习汉语、行儒礼、著书立说，做一名儒士。这种做法受到当时许多本土名流的认同，使他有机会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探讨中国哲学思想、传统文化，有机会向他们介绍西方近代科技。《几何原本》《测量法意》等重要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就是在徐光启等人的协助下完成的。
互鉴，就要平等对话。15世纪后期，西方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兴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认为，这一轮西方文化的扩张充满腥风血雨，而到了中国则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面对经济、文化强盛的中国，一些西方人不得不“破例”，采取平等对待、和平接触的方式。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
在平等对话的环境下，利玛窦及他以后的一些来华传教士与当时具有国际视野及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合作，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西学东渐”，传播西方科技，将欧洲近代文明介绍给中国；二是“中学西传”，钻研翻译中国典籍，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仅利玛窦翻译的中文著作就有二十几部，甚至连《洗冤录》这样的中国法医学专业著作也被他们翻译成了西方语言。
或许利玛窦自己都没有想到，几百年后中外人士特别是中外学界纪念他的原因，不在于他是学界公认的近代基督教会来华传教的先驱之一，而在于他被学界视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在于他作为科技文化“传播者”所具有的文化互鉴精神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段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相互学习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北京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主编鄂振辉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同时深入影响到双方思想和文化进展，又同时具有极大当代意义的历史仅此一段。在全球文化交融发展的新环境下，时代需要学术界为人类的发展问题给出答案、指出方向，当代的中国学者具备了前人所不具备的国际视野、交流环境等优越条件，不仅应该用新眼光、新观点去深入研究这段历史，而且应在更为广阔的学术、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合作交流的大时代背景下，秉持和发扬这段历史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互鉴精神。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利玛窦的最大意义所在。（《光明日报》记者彭景晖）
（来源：2016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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