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摘 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在宗教治理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基督教的时代使命。我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领袖吴耀宗先生曾用“大时代的宗教信仰”来形容处于风云变幻的历史关键时期具有爱国主义特殊使命的我国基督教。当前我国基督教以坚持中国化方向来积极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命题，同样具有“大时代的宗教信仰”特质。本文从当前我国基督教所处的国际环境、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所肩负的时代使命等方面来阐述基督教中国化的时代性挑战和历史性机遇。
关 键 词：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1938年12月，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的吴耀宗发表了《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该书篇幅不大，大意是宗教的本质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但宗教的应用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表现和特殊的使命，可说是触及到了宗教中国化的精髓。[①]在该书出版85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世事、国情还是教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吴耀宗先生当年对中国抗战“假如得了最后的胜利，她必将成为世界和平一个极大的稳定力量”[②]的预言，也已经实现。但一个同样关系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时代”，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在宗教治理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基督教的时代使命。基督教中国化是升级版的三自爱国运动，也是我国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元叙事”、“元理论”。近年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被写入了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决议章程和政策文献、宗教管理工作条例，而“基督教中国化”也已构成各级基督教会规划纲要的重点内容，并且正在不断走深走实走细，成为全国各地基层教会和普通信众的广泛实践。然而，与初始阶段相比，或与吴耀宗先生撰写《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时相比，当前中国基督教所处的时代背景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具有历史性的机遇。当前国际形势风谲云诡，我国的发展正处于世界秩序“百年变局”、中华民族“百年崛起”、人类历史“百年疫情”互相交织碰撞的关键时间节点。正如中共二十大报告所指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③]在国际宗教舞台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鼓吹“宗教自由优先论”“宗教自由和平论”“宗教自由反恐论”与“宗教自由繁荣论”等论调，将所谓宗教、人权、外交、安全、战略等要素加以整合，建构起以“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和“宗教问题安全化”为特征的话语和运作模式，从而对所谓“不友好”和“敌对”国家实行道德施压、形象抹黑、宗教渗透、政治霸凌和长臂管辖。[④]作为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历来是美西方对外安全战略的重点对象，当前更被视为“系统性威胁”和“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而宗教人权领域则向来是美西方对华重点围堵并且从未摆脱冷战思维的领域之一。在冷战期间，美西方一直把人权和宗教问题视为苏东阵营的“阿喀琉斯之踵”，将其作为攻破苏东营垒的利器，体现美西方在人权和宗教议题上话语霸权的《赫尔辛基宣言》和欧安会机制成了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近年来，美西方在对华战略上试图复制瓦解苏东阵营的套路，利用其在国际舆论场上的造势能力和话语霸权大肆兜售西方宗教人权理论，攻击抹黑我国宗教政策和实践，更是借助其举办所谓“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以及各种宗教自由国际性会议的主场优势，拉帮结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外另起炉灶，组建排斥中俄等国的堪称“宗教版北约”的“国际宗教或信仰自由联盟”。为实现全面压制我国之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的抹黑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它们使出了各种招数，交替或同时打西藏牌、新疆牌、南海牌、台湾牌、香港牌、经贸牌、科技牌、人权牌，而宗教牌几乎与上述各种招数都有关系，宗教议题已然上升至美西方国家对外安全战略的高度，并且日益成为美西方对华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成为我国国家安全以及新时代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风险源。与此同时，世界宗教也正在演绎从20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继续呈现出“南升北降”的长期趋势，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世界宗教的重心多年来向全球南部的大规模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宗教力量或“第三教会”成为“大变局”的主角。这一变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全球宗教人口重心的转移，这在基督宗教领域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基督宗教信徒的约60%居住在环球南部，[⑤]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信徒人口重心的转移已渐次向差传、机构、资金、神学以及领导权领域蔓延，这在实行教阶制度的教会如天主教和圣公会以及全球性宗教组织如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等的领导层中就表现得相当突出，这便为非西方国家宗教或“环南宗教”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了客观基础。二是世界宗教结构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日益宗教、发达国家日益世俗的两极化现象，所谓穷国与富国的分殊或断层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深刻地反映在宗教层面。连向来标榜与“世俗欧洲”截然不同的美国，也被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在宗教上经历了“断崖式下降”， 且无宗教归属和不信教美国人的总人口占比已高达1/4以上，“世俗潮”和“世俗美国”的不断增长正在迅速改变美国的宗教景观。[⑥]实际上美国宗教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移民宗教的源源不断的补充。三是宗教的全球化和政治化加剧了全球治理难题。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宗教（如基督宗教）的南下以及以东方为主导的宗教（如伊斯兰教）的北上不仅改变了世界宗教版图，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跨国宗教冲突、宗教移民/难民潮、宗教极端主义，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以及假“宗教自由”之名的地缘政治运作；与此同时，宗教作为全球治理力量在环境保护、经济赋能、国际救助、公益慈善、调解冲突、文明对话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等领域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凸显。对我国而言，无论在当前我国的对外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开创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还是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宗教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发展或崛起过程中，往往需要具有妥善处理国内外宗教事务或涉及宗教的全球治理问题的能力，以及宗教及其宗教团体自身适应变革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西方冷战思维沉渣泛起，世界宗教格局颠覆性重组，以及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内外发展态势构成了宗教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和严峻挑战，当然也对我国基督教提出了与时代使命同频共振、与国家战略对标看齐的更高要求。宗教的本土化和处境化，或宗教的时代性和适应性，是宗教传承发展的必然规律；宗教本质不变，但应用场景和时代使命一直在变，也是世界通例，这在社会快速变迁的中国更是如此。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基督教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一直以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宏观理论、叙事方式、研究术语和学术议程，基本上都是由西方学者甚至是西方教会所设定的。不仅研究性的分析框架，如“冲击-反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文化帝国主义、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自立、本色三种路径，乃至所谓“以人为本的研究路径”等均来自西方，而且连描述性的分析，如基督宗教“四次入华”、20世纪上半叶在华差会的三次权力移交、中西新教权力建制、自由派与现代派争端等也出自西方学者。其中如20世纪上半叶在华差会的三次“撤退”或“权力移交”，就完全从西方差会角度来审读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把在华西方差会的发展经历视为中国基督教史的主线。可见无论是我国基督教会还是基督教史研究，都面临着“中国化”改造和重塑的任务。综合目前国内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讨论，基督教中国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基督教中国化专指近10年来学界酝酿和系统阐述、政界引领和积极支持、教会界倡导和不断实践的，以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合、宗教上健康传承为中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的理论和实践运动；广义的基督教中国化则泛指基督教入华后所有具有中国元素、内容、风格、色彩的本土化适应和改造，尤其是由华人基督教信徒所倡导、引领、发动和参与的思想、神学、文字、出版、教会和社会工作。当前国内的基督教史研究，也通常把基督教中国化努力追溯到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各个时期，包括标志基督宗教第一次入华的唐朝景教。不过就主体性、自觉性、全面性以及进步性而言，前者无疑是后者的集大成者和本质提升。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具有中国元素、内容、风格和色彩的基督教本土化适应和改造都是基督教中国化努力。衡量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准，首先应当是在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基督教会的基本政治站位，或者说基督教作为整体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同甘苦、共命运。如果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或未能顺应中国社会进步的大势，即使有中国元素的加持和传统文化的衬托，也仍然是西方基督教的投影和复制，或是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误解和歪曲，同样是对“大时代的宗教信仰”的偏离，甚至可能产生“逆中国化”和“去中国化”的后果，而称不上基督教中国化的真正推进。如果按照以上标准来衡量，那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基督教会是否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相结合，以及在民族存亡的大时代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便构成了中国基督教史的新的叙事框架。笔者曾指出，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基督宗教在较大程度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的结合，曾先后发生过三次，而此三次“重大结合”都发生在中国社会动荡和变革的“大时代”。[⑦]其中第一次“重大结合”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民间反清革命组织中就有许多基督徒。在惠州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中就有不少基督徒献出了生命。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组织之一，最初作为武昌圣公会阅览室开办的宣教机构日知会很快发展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晚年曾总结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⑧]天主教会与天主教徒在辛亥革命的作用和影响显然不及基督教，而天主教中国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辛亥革命的后果之一，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较天主教为大的原因之一。第二次“重大结合”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此期间基督教会可以说与中国人民的进步（抗战）事业发生了更加全面和整体性的结合，成为1949年前基督宗教在中国最大的亮点之一。抗日战争为广义基督教会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结合和认同提供了可能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通常来自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们获得了与中国人民同样的受害者身分，而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大量的、在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救亡工作也得到了广泛赞誉。2014年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讲道：“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幸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⑨] 除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吉外，还有20余位外国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难民救援工作，他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20余万中国人，被这些难民称为“活菩萨”和“守护神”；[⑩]而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以及荷兰遣使会派驻正定教区的文致和主教等9位天主教神职人员为保护中国妇女儿童不惜牺牲生命的英勇事迹，也广为流传。而我国基督徒的种种抗日爱国义举，更是使“一般人对基督教的观念已经大大的改变”。[11]对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凌尤其是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中国基督徒而言，把爱国与爱上帝（天主）结合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用当时中华圣公会徐台扬牧师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12]第三次“重大结合”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前二次不同，50年代初由吴耀宗等人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人士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会打破原有组织系统的内部改造，不仅使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在组织机构和经济上在自主自办自养的基础上得以重建，而且使基督教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此次“重大结合”具有如下意义：首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基督教与西方脱钩的历史性进程，在一个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教关系下开始了基督教“三自”的全新实验；其次，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对早期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基督教反帝废约革新运动的发展和升华，以反帝爱国、提高民族自觉性等内容丰富和改造了传统的“三自”模式，成全了几代爱国基督教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愿望，收回了基督教会的主权，从此在国际基督教界使“三自爱国”成为中国基督教的标志和名片；再次，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近代以来基督教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最全面的结合，改变了一百年多来中国基督教“洋教”的形象和属性，开始重塑中国民众对基督教集体认知和记忆，并且开启了将在中国的基督教完全转变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历程；第四，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使我国基督教在世界上率先进入了“后宗派时期”，结束了中国基督教会长达百余年的内部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联合礼拜和教会合一，这是中国基督教对普世教会的独特贡献。[13]总之，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背景下实践的“大时代的宗教信仰”，标志着中国基督教作为中国人民的社会团体，已经在政治上、组织机构上和民族属性上摘掉了“洋教”的帽子。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是广义基督教中国化道路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始终处于动态的、经受挫折且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以来，中国基督教或者说基督教的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前后经历了“三次大考”,即解放初期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彻底切割，在组织机构上真正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大考；经受“文革”惊涛骇浪，拨乱反正并重新扬帆起航的大考，以及当前面临的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担起神学思想建设、教义诠释和典制改革的时代使命,以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思考和探索中国基督教发展道路的大考。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以来所经历“三次大考”，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创痛以及“文革”结束以来党的宗教政策拨乱反正、我国基督教由乱到治的过程同样告诉我们，在时代变迁的历史洪流中，“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不仅要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进步的整体趋势，也要符合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宗教需求，否则同样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偏离甚至倒退。当前我国基督教会“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以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各种努力，是对有70多年历史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中国基督教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适应和回应。同样作为“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基础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阶段相比，已经有了巨大进步或质的提升。与70多年前相比，当前党和政府在宗教领域展示了更为成熟的理论水准和更加强大的治国理政能力，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实现路径。”[14]20世纪50年代初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时，吴耀宗等基督教爱国人士得到了我国党和政府的充分指导和支持，尤其是得到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体贴入微的开导和关怀。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并且时刻面临着帝国主义入侵威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宗教界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控制和利用，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处于探索和实验的阶段。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以安全和统战为两大主线的宗教政策的确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宗教工作领域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宗教工作的创新发展铺平了道路。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他强调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15]此后在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习总书记反复强调和说明了宗教中国化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工作举措、实践要求等”。[16]如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用“九个必须”来阐述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其中就有“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17]为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制定了核心内容并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以及二十大报告都强调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8]上述重要会议和讲话对包括宗教中国化在内的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作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是党在宗教工作领域的理论创新。无论作为意识形态和还是组织形态存在的宗教，都具有社会性、民族性、群众性、流动性，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与我国的对外关系密切相关，因此现阶段党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也必然成为党的治国理政总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2023年6月召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学习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19]习近平总书记的强军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要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宗教问题，并且对我们如何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阐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关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五个统筹”，即“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20]就不仅是我们党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发展，为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且为我国加强宗教领域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的现代化能力建设制定了具体方案；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所强调指出的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即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和宗教学研究队伍的任务，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工作领域政界、宗教界、学界携手共进、相互配合的体制性特点的总结和肯定，也是提升我国处理重大宗教问题的能力以及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举措，为推进宗教中国化以及解决当前宗教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供了战略资源和体制保障。总之，“宗教中国化”是我国治国理政整体布局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当前“基督教中国化”则充分体现了在这一科学体系引导下我国基督教界爱国爱教的自主意识及自觉实践。就“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基础而言，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时相比，当前我国基督教无论在人员构成、基础设施还是在神学思想建设和教会实践领域都有了巨大提升。在人员构成上，我国基督教信徒人数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300万增至目前的约3800万，信徒构成多年来一直呈现出都市化、年轻化、知识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基督教“老人多、女性多、文盲多”的传统面貌；在基础设施上，得益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目前我国基督教会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组织建制与时俱进，教会建筑、神学院校以及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能力都有很大改观。神学教育是我国基督教健康传承的风向标，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神经中枢。据不完全的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内地21所神学院校共培养了2500多位神学毕业生，目前在校学生数约为3300人，其中我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旗舰——金陵协和神学院，迄今已培养了5位博士（2位神学博士、3位教牧学博士），另有在读博士生20位，[21] 神学教育呈现赶超型增长态势；在神学思想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基督教界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以来，我国基督教会在解决思想层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上已取得显著进步，近年来各地教会和神学院校更是先后提出和阐述了“金陵神学”“齐鲁神学” “八福神学”“感恩神学”“使命神学”等神学构想，并且在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中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22]涌现了一批学者型中生代教会领袖，改变了我国基督教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学主教从”的学术地缘格局；在教会实践领域，在初始阶段的宏大叙事、方案规划、舆论宣传和基层部署后，基督教中国化已进入走深走实、落地生根的攻坚阶段，聚焦于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守成与创新、理性与信仰、教会与社会等关系的实践理念，致力于把基督教中国化落实到圣经翻译、教会组织、讲坛事工、崇拜礼仪、圣约创作、社会服务、建筑特点、艺术表达等实践领域，努力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形式化和口号化现象，这些具体实践和清醒认识本身就是基督教中国化建设不断深化的成果。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尤其在系统或教义神学领域仍有待取得突破性和标志性进展，从而真正建立中国基督教会“神学思想上的自我”，而这应是在攻坚阶段我国基督教的优先目标。当前的世情、国情和教情的发展对我国各大宗教提出了适应和对接国家战略的更高要求，能否有效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大时代命题，构成当前宗教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和衡量标准之一；目前，我国在推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设想，展现了大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宗教信仰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民众的共同属性，因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有宗教参与。在世界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领域“南升北降”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环南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基督教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宗教”[23]的格局，更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宗教对话，提升我国在国际宗教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国际基督教界进一步适应当前“环南教会”或“第三教会”崛起的现实，打破基督教仍属于西方的认知偏见，也是我们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机遇之所在。目前我国在国际宗教舞台上还不具有充分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支强有力的宗教对外交流人才队伍，不足以对国际社会全面充分地讲述我国宗教的真实国情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实际贡献。“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24]这在科技等行业是如此，在宗教领域也是如此，即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除了具备“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等基本条件外，当前时代变局已经对我国宗教提出了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大局意识、世界眼光、战略思维、驾驭全局能力的战略型人才；精通国际事务、能够代表中国进入国际宗教组织领导层和事务层的组织型人才；以及善用宗教和学术话语开展国际宗教交流和对话的学者型人才的要求。我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以及教会的社会事业需要为上述基督教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群体性崛起提供训练和平台。当前世界风云际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迎来了基督教中国化全面推进的大机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以及在我国治国理政的整体布局下，作为“大时代的宗教信仰”，我国基督教完全有能力化挑战为机遇，变机遇为现实，与祖国同心同行，奋发有为，不断创新，完成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未了的任务，交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时代考卷的合格答卷，使基督教中国化成为我国基督教的一张崭新名片。本文曾载《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66-75页。[①] 吴耀宗先生该书中写道：“宗教的本质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是一样的。但宗教有应用方面，却可以因着不同的环境，而有不同的表现。从它丰富的宝藏里，我们可以提取某时代所特别需要的养料，去帮助我们完成某时代所赋予我们的特殊的使命。” 《大时代的宗教信仰》1938年12月由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本文为了便利起见，采用赵晓阳编.吴耀宗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所收录的该书，见吴耀宗卷.9.[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6.[④] 参见徐以骅.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⑤]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Global Christianity –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 Christian Population[EB/OL].(2011-12-19)[2013-03-03].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该项报告，2010年环球南部和环球北部的全球基督教人数占比分别为60.8%和39.2%；而在1910年，这一比例者分别为17.8%和82.2%。不过环北人口要远远少于环南，因此就目前而言其基督教人口占比仍高于环南。[⑥] 参见Ronald F. Inglehart. Religion’s Sudden Decline, What’s Causing It, and What Comes Nex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以及David E. Campell. Geoffrey C. Layman and John C. Green.A New Fault Line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因宗教国情不同，美国无宗教归属者可能在宗教信仰程度上要高于欧洲某些国家的信教者。另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截止2022年，无宗教归属和不信教者已达美国总人口的30%[EB/OL].(2022-09-13)[2023-03-03].https://www.perresearch.org/religion/2022/09-13/modeling-the-future-of-religion-in-america/.[⑦] 徐以骅.从“正定天主堂惨案”谈基督宗教的中国化[J]. 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十三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9.[⑧] 陆丹林.革命史谭[J].近代裨海.1987(1):569-570.关于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另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7-225；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J].《团结》杂志编辑部编：“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17-224.[⑨]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12月13日上午，新华网2014年12月13日。[⑩] 参见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11] 吴耀宗.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及其在大时代中的意义[M].赵晓阳编.吴耀宗卷:278.[12] 徐台扬.基督教与爱国[J].圣公会报.29卷第2期.1936(11):17-18.[13] 此段有关论述，参见徐以骅.“让旧的躯壳死去，让新的生命来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产生及其意义[J].中国宗教.2020(9):83.[14] 王作安.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N].学习时报，2022-03-21(1).[17] 习近平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1-12-05(1).[1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0.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1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研讨会举行”，2023-06-21，http://news.cri.cn/20230621/c905802d-2f2e-441d-aca5-dca24317a043.html(上网时间：2023年6月22日)。[20]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4-16 (1).[21] 引自文革.致力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教育实践与理论反思——以金陵协和神学院为例[M].2023年5月18日在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香港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有关金陵协和神学院博士生项目的资料亦由文革博士提供。另参见高峰。感恩与盼望——庆祝金陵神学院成立70周年[M]；《金陵神学文选》（三）编委会编.金陵神学文选（三）[2018-2022].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22:1-21.[22] 此类成果不胜牧举，其中有代表性的参见：中国基督教两会编.基督教中国化论文集[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23] 关于“大国宗教”的有关论述，参见徐以骅.大国宗教[J]，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3-10.[24]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8日）[N].人民日报，2018-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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