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世佳：卫方济和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儒家经典拉丁语翻译>>>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三论》是一本相当深奥的著作，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耶稣会前辈的同类著述。然而，从汉学的角度来讲，《中华帝国六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和《小学》）才是卫方济为中国研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如果说早期耶稣会士的儒家经典翻译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最高成就，《中华帝国六经》却并非基于其上而完成，可以说是一部全新的译作，并收入首次被译为欧洲语言的《孟子》《孝经》和朱熹的《小学》。
在《中华帝国六经》中，虽然卫方济将朱熹的《四书集注》的序言置于四书文本之前，但他也参考和使用了其他文献。在这个译本中，译文与原文一样，被分成短小章节，并加以编号。评注被置于正文章节之后，通常还会附上注释者的名字。许多译文前都有大段意译，有时后面也会有一些简短解释，以帮助理解。
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译文不同，《中华帝国六经》中几乎没有或很少嵌入基督教话语。卫方济的译作看上去像是一种以学术方式呈现古代典籍的认真尝试，或许他在刻意与半个世纪前翻译和编写《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耶稣会士们拉开距离。
虽然卫方济在1711年完成了6部儒家经典的拉丁文翻译，但他的译本却被罗马和德国当局禁止出版。由于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对其译作的赏识与推崇，在17、18世纪时，卫方济在诸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
—1754）等德国学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杜赫德不仅采用了卫方济的“四书”译本，而且还对自己认为是中国古代经典主要构成的儒家“五经”中的每一部都做了归纳和评注。
《中华帝国六经》的翻译相对自由。卫方济在序言中解释道，他希望这个译本所呈现的“不是中国人写下的东西，而是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卫方济使用的底本显然来自朱熹，因为他的译本均收录了朱熹所撰序言，但他采用的诠释方式却是欧洲式和经院式的，而这种方式已被此前诸多来华传教士所采用。
卫方济翻译的《中庸》开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原文如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90年前，当艾儒略（GiulioAleni, SJ或Alenio，1582—1649）在福州一家书院中被问及对这段文字的评注时，他的解释如下：“天的法则被称作自然天性。遵循这个法则被称为道或自然律。将这种自然律详述并整理出来，则被称为实在法则。”卫方济的阐释虽没有这么明显的倾向性，但仍明显地含有经院哲学的气息：“天的法则即是天性本身；这种天性倾向于以得体之道行事；这种生活方式才合乎恰当的生活准则，或者说是合宜的生存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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