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在浙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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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6日17:36:42 评论 3,613 3997字阅读13分19秒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浙江乐清柳市基督教调研基地(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举行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等专家学者及柳市堂部分基督教信众约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莫幸福应邀出席并就“宗教与文化适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卓新平在讲话中对基督教在我国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基督教如何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设想。他认为,宗教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何迈步,如何发展,非常关键。路在脚下,但方向一定要准确。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作出有意义的探讨,给整个中国教会未来如何发展提供一些经验。赵敏、王卡等专家学者也在研讨会上发言。

卓新平在研讨会上发言

观点:

卓新平:对基督教中国化未来的设想

首先,中国基督教在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化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就是三自爱国运动。那么,中国化口号的提出就是三自爱国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基督教该往何处去?怎样发展?现在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人因为改革开放了,希望回到原汁原味的西方差会的基督教,有的人提出要和普世教会接轨。这就使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构设产生了一定的动摇。所以,基督教中国化这样一个明确口号的提出,是表达了一个政治意向。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教会安身立命最牢固的根基,我们不能动摇。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各方面的冲击还是非常大。最近,香港有些所谓的反对派搞占中运动,很遗憾,香港有些基督教会的人士也参与到其中,在站位上出现了偏差。这个偏差对将来教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坚定立场。以前,我们含含糊糊地不敢提中国化、本土化、在地化等等,现在一定要态度明确。在中国,本土化、在地化就是中国化,因为这符合《圣经》的教诲。使徒保罗早就说过:在什么地方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体现什么样的特色。所以保罗在《圣经》中已经定下了适应地方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基本的教会生存的原则。

从这方面来讲,第一,我们有《圣经》,有我们的信仰传统。

第二,本土化就是要符合我们今天的社情、国情,这是重中之重,不能动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基督教的中国化虽然政治上的一步迈出了,但是文化上的这一步,现在成效并不是很大。虽然我们的先驱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毕竟过于零散,没有形成合力。这个任务留到了今天中国教会的身上。所以,我们呼呈中国的基督教会能够在教会文化方面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对教会来讲任重而道远。文化方面的中国化才刚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前人提供的经验、积淀,但是,今天才是真正地吹响集结号,每一个教堂、每一个基督徒都匹夫有责。

第三,中国化要接地气。接地气就是要符合目前的社会结构。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社会建构,教会要融入这种社会建构,这是社会层面的中国化。再者,基督教在文化、教育、思想上是有优良传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要加强文化教育、思想理论方面的建设。

香港基督教界的一些朋友曾跟我说:“我们香港基督徒虽然是少数,人不多,但我们是香港的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自身的神学建设要搞好,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有修养的新时期的基督徒。这种文化修养要跟我们社会的主流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相吻合,与我们的社会道德相一致。

从社会层面上讲,在法律意识方面,我们要遵纪守法,要加强学习国家规章制度。同时,在文化修养方面也要加强。我们看到,传统中国文化的儒、佛、道这三家,现在都在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举办各种书院、学堂、研习班,非常活跃。相比而言,基督教会这方面还比较弱。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爱国宗教界人士硕士研究生班,老师们在招生过程中就感觉到,基督徒的素质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国家的培养,一方面要自己培养适应中国社会的教会人才,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第四,教会的中国化一定要为中国社会、尤其现在的新城镇建设作贡献。要弘扬基督教的传统,在社会慈善、社会福利方面,在今天城镇化的建设中有作为、有贡献。我们的中国化,不是抽象、孤立地进行,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大潮融在一起的。所以,要在这个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做盐做光,体现基督教会的成长和特点。

最后一点,柳市教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中央领导到省市领导都对柳市堂特别关注。因此,从柳市堂的意义上来讲,中国基督教如何中国化,应该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莫幸福在研讨会上发言

 

王卡在研讨会上发言

 

赵敏在研讨会上发言

王卡: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

文化是世界各大文明中的核心内容。目前流行的观点是:宗教是界定文化特征的核心要素。因此,历史上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很明显地表现在宗教文化的交流上。丝绸之路最早为外来宗教开辟了来华之可能途径,波斯三夷教、犹太教、景教、印度教等均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然而却都未能扎根于中国,其中的原因,或是其文化不能本土化,或是遭受官方打压。

波斯三夷教源起于波斯,又称拜火教,主张二元论的世界观,于先秦时代传入中国,主要传播对象为胡人、羌人,在唐代达到兴盛。摩尼教由波斯人创立,于三国时期传入中国。摩尼教吸收了拜火教、犹太教的教义,主张二元论,主要传播对象是胡人和胡商,后为唐武宗所灭。

景教又称聂斯脱利教,原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受到罗马大公教会逼迫后转到波斯发展。波斯帝国为牵制君士坦丁堡的势力收留了景教,使得景教在中亚得到了传播。景教先传入中国边境地区,最先在蒙古族中造成一定影响,在元朝一度兴盛。元朝衰亡后,景教亦随之衰亡。后来明朝对宗教严厉管制,认为元朝的灭亡与宗教有很大关系,景教便走向了衰亡。景教的活动场地也被道教和民间宗教占领。景教衰亡的原因究竟为何?其一,景教在中国适应过程中过度中国化,教义、建筑及生活与佛、道教太相似,译经佛、道化,服装中国化,仪式完全中国化。其二,政教关系的处理,景教完全服从中国皇帝,最根本的原因是未根植于民间。

佛教是唯一一个实现了文化互融有度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时,小乘佛教先行传入。小乘佛教以个人修炼为主,大乘佛教走向普渡众生之路,注重普世性。总的来说,佛教整体的社会性在前,个人的修炼在后,总是以社会为先的救世观念,使他们始终关注社会。提倡报应学说,劝人行善去恶,与中国传统的因缘说行恶需承担恶果相吻合,教导个人的报应会在来世实现。佛教提倡人性平等观念,“性相平等”,无论好人坏人,通过个人的修炼,都可以成佛,进入圣人境界。同时,禅宗的“顿悟”对士大夫阶层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一些困难,如佛教的出家制,与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孝道、报父母恩不合,佛教于是又提出居士制,即可以在家修炼。可见其发展很大程度上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与中国的宗教互相影响,与中国文化相适应。

相应地,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作一些思考。明代后期的耶稣会,动摇了中国官僚的统治,基督教学说在儒家中造成反弹,引发教案。清朝康熙年间的罗马教会与康熙皇帝的“礼仪之争”——要不要拜祖,影响了中国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统治集中于血缘关系的传统。清朝末年,基督教更是伴随着战舰、大炮而入,洪秀全又利用基督教教义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民间教案频发,多方面反映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融入并不温和。

上世纪90年代后,基督教呈现出爆发式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入中国基层——农村;二是信徒数字变化明显;三是性质的变化——外来型传播转化为内生型传播,与外来渗透势力关系不大。

那么基督教现在传播的困难在哪里呢?其一,在宇宙生成观上中国文化中宇宙生成论与神创论不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神与人意志不分离,天人合一,基督教则主张神人不同性,神是神,人是人。其二,基督教强调一神论,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无神论,孔子曰“信于天道少言”,庄子也说“六合之外,从而不同”,中国宗教重视宗教的社会功能、民间性,认为大众的反应就是天意,非常具有包容性,宋朝后就提出过“五教合一”。其三,教权的统一,这导致体制上的冲突——即宗教维权与世俗维权该如何平衡。

对浙江省柳市堂今后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柳市堂要编写建堂史、教会史。要强调柳市堂是在中国基督教信仰先辈的努力下创立的,确定晚清中国先辈为开创者。当然不否认外来传教士是最早的外援,但是要强调中国人的贡献与作用。

二是柳市堂要为柳市乡土信众提供所需的宗教服务。基督教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基督教优于其他宗教的一个方面。现在政府也允许教会提供慈善服务。但中国大陆地区的基督教在经济和人才以及实际的宽容度上都还不具备大规模的服务能力,现在,资金上有所好转,但人才很少。应强调为本土乡众提供服务,不刻意追求跨省、跨地区服务。

三是柳市堂要尽量多融入中国文化的符号。应在外在的符号上让群众感到亲切。不刻意凸显宗教文化发源地的符号,即在外来色彩的符号、仪式和口号等方面不要太突出。

四是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中国文化传播的软实力,作出柳市堂特别的贡献。唯有中国基督教能为华侨提供本土基督教信仰的依归,我们有义务帮助政府使他们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

赵敏: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融,理应成为其在中国发展的必然途径

以基督教4次传入中国和在西藏传教的经验来分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融,理应成为其在中国发展的必然途径。历史上的百年禁教、西藏的各类教案都成为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历史表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成功案例在历史上频有发生,最为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赵紫宸等人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对当今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可以从疏、导、化三方面来谈。疏即交流、沟通、对话;导即引导其正规发展,依法管理、依法保护;化即中国化。最终使其从外源宗教成为真正的内生宗教。其实基督教中国化已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信众以中国人为主;二是中文早已成为传播的语言;三是经济方面的独立。(记者辛永刚)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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