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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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7日17:26:13 评论 5,043 15788字阅读52分37秒

《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译者前言

 

 

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活动的半径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但同时,它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增长,特别是交通手段的进化而逐步扩大。因此可以说,文明半径的扩展同时就是人的力量对自然限制的超越。

 

中华文明最早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它经历了小国寡民的发展阶段,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铁与血的残酷洗礼,在公元前221年达到了第一次统一。在这之后的近2000年中,中国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多次整合,经历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仇杀与融合,当17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明区域。它的中心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农业文明区,它的周围是众星捧月般向它朝贡的所谓的“蛮夷”。这几乎就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个世界。

 

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代代相因,经久不衰,而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那样出现断层,从根本上说,不能解释为中国人“天生优越”,而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护了它——北部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东部是浩瀚的大海。这一圈难以逾越的藩篱,虽然说不能完全阻隔其与外部的交往,但毕竟使外部文明的大规模进入显得异常艰难。中华文明就这样在造物主的特别呵护下,没有经受过外部文明毁灭性的打击,而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并且从未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保护同时又是一种局限,天长日久,渐渐地消磨了它的活力。

 

中华文明经历过生气勃勃、锐意进取和开放胸襟的时代。正如本书所描写的:

“中国曾经有过热衷于探险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在汉朝(前206-220)伟大的汉武帝(前140-前87)的统治下,亚洲的土地就已经回响着中国军队征服的脚步声。伟大先驱者们探险的足迹深入到中亚地区,并与地中海文化的边缘地带建立了接触。在盛唐的黄金时代,都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曾是整个东方的麦加。当时,她的文化光辉照亮了东方,她的影响覆盖周围各国。天主教的聂斯托里教派(Nestorian)受到了友好的欢迎,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也被宽容和接纳,佛教继续带给中国外部世界的新鲜思想的溪流。在元朝统治期间(公元1279-1368),当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在中国南面称王时,在‘汗八里’(即后来的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外国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观。”

 

但同样也像本书所评论的:“这样的光荣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产生一种令人振奋的新思想,在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16世纪的中国,已经衰老了。这个大明王朝也已经衰老了,没有冒险和进取的精神了。”

 

在笔者看来,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之所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文明区域彼此间的竞争。根据系统论的定律,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系统走向有序的动力;换言之,如果这种交换被窒息了,系统将走向无序,社会将失去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期,其动力就在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励精图治、延揽人才、富国强兵,以及“取人之长,克己之短”的不断革故鼎新,乃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否则就可能亡国灭种。竞争可以使能者、强者脱颖而出,竞争可以为国家遴选出高明的统治者。而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强者的一统天下。天下太平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统天下的弊端恰恰是扼杀了竞争。因此,当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内部的竞争虽然可以改朝换代,却不能给中华文明的整体带来新的营养,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地理环境的因素,17世纪(也就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竞争对手。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就在中国人正以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的成就,得意地孤芳自赏的时候,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地崛起。它催生了近代科学,而科学又赋予它扩张的翅膀。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了。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两者之间的碰撞,已经不可避免。

 

 

两大文明第一次全面地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营养,是由被本书誉为“一代巨人”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以及他们的中国朋友们成就的。一方是借助“文化适应”、“科学传教”策略而试图把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的虔诚的西方神父;一方是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而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的“开明开放”、“锐意改革”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曾经真诚地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是那样的艰难。阻挡他们的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即使不是横亘于牛郎织女之间的浩渺的银河,也是足以使他们头破血流的万丈深渊。站在他们中间的是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势力:一方是将欧洲文明视为文明终结,将一切非天主教民族都视为魔鬼的“欧洲人主义”者和狭隘的雅利安“民族主义”者;一方是将宋明理学当作唯一真理,主张“宁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顽固卫道士。

 

使东西两大文明得以越过“万丈深渊”而相遇和交流的,是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开明开放”精神。它们构筑了跨越“深渊”的“桥”。之所以这样评价“文化适应”策略是因为:众所周知,当时充当文化交流载体的,不是科学家,不是外交官,也不是近代传媒记者,而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而离开“文化适应”策略,他们就不能进入中国,不能在中国立足,不能与中国先进的文人建立友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就不可能发生。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架桥修路”工作注定是异常艰难的。当时的耶稣会士们面临着来自上述两方面的攻击。虽然本书的作者也以一定的篇幅论及了以沈为首发动的“南京教案”和以杨光先为首制造的“汤若望冤狱”,但是更主要的是叙述和批判了天主教会内部的“欧洲人主义”者给奉行“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们提出的种种诘难。一切争论和分歧的本质是:要使中国的天主教信徒“西方化”,还是要使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中国化”?

 

在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信徒必须“西方化”、“葡萄牙化”,这在教会内部似乎是不存在争议的。然而正因如此,在沙勿略死后的31年间,尽管众多传教士使尽浑身解数,却仍然被挡在中国的高墙之外。他们徒劳地哀鸣:“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然而,正如本书的作者邓恩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达的,重要的是一个方法问题。”首先着手探索一种全新方法的是耶稣会印度巡察使范礼安。

 

1574年,范礼安来到了澳门。经过9个月的仔细观察和潜心研究,他为天主教进入中国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写道:“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认为,必须放弃对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政策,而代之以外国传教士的“中国化”。

 

邓恩先生评论到,这可以称为“划时代的观察”。它明确地预告了“欧洲人主义”的时代被打破了。

 

的确,范礼安对开拓“通往月球”之路,创立了划时代的功绩,但应该说,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身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文化适应”策略的萌芽了。本书指出:“耶稣会的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la)不惧怕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他的追随者的传教方式不做狭隘严格的限定。相反,他决定对耶稣会的成员采取与众不同的做法。修会首要的规则之一就是要求它的成员必须学会其所在国的语言。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作为‘文化适应’的首要法则却往往被忽视了。在当时,在外国借助翻译来讲授教义已成为惯例。”更具体地说:“1542年,当教宗保禄三世派遣耶稣会士博爱特(Broet)和萨摩荣(Salmeron)到爱尔兰去的时候,依纳爵命令他们要适应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当另一名耶稣会士巴雷托(Barreto)被阿比西尼亚提名为族长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下了指示,让他表现出广泛的适应精神。于是他创建学校和医院,培养当地人做神职人员。在传播信仰的过程中,暴力和军队并不是必需的。他应该带一些工程师、农业专家和内外科医生一同到阿比西尼亚去。”“依纳爵警告巴雷托,不要贸然轻率地改变那些可能潜入礼拜仪式的陋习,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样才不会不适当地触动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就是“文化适应”的滥觞。

 

以往的观点,总是把耶稣会的创立解释为对欧洲宗教改革的反动。这是有失公允的。意大利学者柯毅霖先生在《晚明基督论》中谈道:“巨大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席卷欧洲,宗教与教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欧和北欧对宗教革新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马丁·路德于1517-1521年在北欧发起宗教改革,在南欧的天主教则对其等级制度以及基层进行一场深入的自我革新。这一革新被人们很不恰当地称为消极性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这确实是一场巨大的教会革新运动……天主教改革运动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诞生了新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邓恩先生评论道:“宗教的修会,就像一个人一样,通常在它的年轻时期比较能够显示出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这种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它年老时则比较欠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越来越小心谨慎:偏爱走老路;不愿意承认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和从不静止的,不愿意承认以往的规律常常是会过时和变成错误的。他们不愿去尝试新的冒险。”耶稣会当时就是一个爱尝试着走新路的“小伙子”。

 

与适应精神相对立的,是在大多数传教士观念中迅速膨胀的“欧洲人主义”和“民族主义”。邓恩先生在书中评论道:

“‘欧洲人主义’是一个精神的王国。它存在于以欧洲文化形式为终结的狭隘、高傲自大的假设当中。这些文化形式被附加了绝对的价值,因此它不可能认识其他文化的固有价值。”“文化适应,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的,它植根于谦虚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范礼安的这种新的也可以说是相当古老的用以解决传教难题的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

 

作者同时批判了主导一些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优越感。他说:“民族主义对于造成‘欧洲人主义’的特殊的狭隘性是有责任的。这一民族自豪感总是将本民族的文化形式与天主教混为一谈。这样的事实在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处可见。在那里,西方天主教的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精神与最激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对葡萄牙人来说,除了穿上葡萄牙的外衣,任何包装的天主教都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西班牙人,这也是同样的事实。”

 

在谈到一名意大利籍的道明会士——高奇,在经过失败之后接受了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时,邓恩指出:“强调一下在中国的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争论起因,是由于民族气质的不同,绝不是由于教派的不同,绝不会太过分。16世纪和17世纪初叶,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主义最为强烈。大多数在中国的传教中起着领导作用的耶稣会士,是来自那些民族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要是在首批来到中国的道明会和方济会的成员中意大利人占大多数,也许他们就不会与耶稣会发生冲突了。”

 

另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瑞尔(Ian Rae)更是一针见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都把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称为‘葡萄牙人’,但是其奠基者和具有最杰出才能的成员却都是意大利人。”

 

邓恩先生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叙述了来自菲律宾的方济会士与道明会士,以及远在日本的敌视“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对在中国的耶稣会“兄弟”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批评,以及给他们带来的无穷灾难。作者以自第十四章之后的大量篇幅,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向读者陈述了这些争论的详情,批判了其中的谬误。

 

当然,如邓恩先生所说:“认为在一开始时耶稣会传教士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些规则之上,或者认为他们在接受这一方法时是意见一致和毫无异议的,则是一个错误。正是在中国,他们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最初始的和最为显著的努力。然而即使在这里,这些经验的取得也经历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和无数次令人沮丧的失败。”同时,书中还提到,天主教在印度和日本遭遇的失败,也从反面教育了中国的耶稣会士。

 

关于实行“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是不是牺牲了其宗教的原则性,这一点在教会内部是至关重要的。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为他们进行了辩护。教会以外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太在意,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会士们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但也确实在涉及他们教义的重大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性,他们对教徒必须恪守一夫一妻制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说他们是开创中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先驱,也并不算是过誉。

 

起始于1552年沙勿略在上川岛上抱恨而死,终结于1669年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平反昭雪的这部巨著,作为一部涵盖了一个多世纪的论述中国早期天主教传播史的巨著,实质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文化适应”策略在备受非难的困境下,艰难地萌生、探索和发展的历史;或者按照作者的观点,是关于公元1世纪天主教“文化适应”传统回归的历史。

 

关于“文化适应”策略,笔者想在这里补充一点本书以外的材料。早在汉代就有第一批犹太人来到中国。随后一直到元代,陆续都有犹太人到中国定居。他们也是笃信耶稣基督的。他们是怎样处理中西文化与宗教的差异的呢?怎样对待“祭祖”和“祭孔”等中国传统礼仪的呢?利玛窦进入北京之后,就知道有一支信奉“十字教”的犹太族人在开封居住,但是没有机会亲自去考察。在他之后,陆续有欧洲传教士亲赴开封实地考察。笔者在这里引述的是一位叫作骆保禄的意大利传教士写于1704年11月5日的、记述了他考察开封犹太人所见所闻的书信。

 

信中写道:“由于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中均有获得过功名的读书人,我就冒昧问他们是否敬奉孔夫子。包括他们首领在内的所有人都告诉我,他们和中国不信基督教的文人一样敬孔,而且与他们一起参加在重要场合举行的正式仪式。这些犹太人还告诉我,每年春秋两季,他们像中国人习惯的那样,要到教堂旁一个厅堂里祭祖。祭品中没有猪肉,但有其他动物的肉;举行普通仪式时,他们只献上几碗菜和果酱,不过也要点香、鞠躬或磕头。我还问在他们住宅或祠堂里是否有供奉祖先的牌位。回答是他们既不用牌位,也不用画像。不过当官者另当别论,这些人去世后,人们要在祖堂设立牌位,上述其姓名和官职。”“他们把遵奉的Dieu 称为‘天’、‘上天’、‘上帝’、‘造物者’以及‘万物主宰’。他们告诉我这些称呼取自中国书籍,用以表示上帝。”

 

作为收录这封书信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书的编者,杜赫德在骆保禄的信件之后,特别做了几点说明。其中之一这样写道:“至于中国人敬孔祭祖,那些与欧洲犹太人一样远离偶像崇拜的中国犹太人肯定认为这只是世俗和政治礼仪。如果他们从中发现具有迷信性质的宗教信仰,他们就不会与这位哲人的其他信徒一起前往孔庙,也不会为纪念祖先而焚香了。”

 

这段史料说明,从明代末年起,由利玛窦等人所开创的、遭到无数非难和谴责的很多属于“文化适应”的做法,更准确地说,即双方争论不休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处理方法,早在若干年,甚至成百上千年以前,在中国定居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做的。然而这些犹太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宗教。这表明,这些做法是任何希望在中国生活的耶稣基督的信徒唯一的选择。并没有证据显示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参考或吸取过这些在华犹太人的意见,但是他们殊途同归,采取的方法惊人地相似。

 

邓恩先生将利玛窦等“一代巨人”把“文化适应”策略具体地运用在中国,所形成的一整套成功的传教方法,做了如下集中的概括:

“从今以后的策略,更应注重智力传教。” “建立一个遍布全国的、高层的友好人士的网络。”“静静地渗透和在文化上逐步适应;要摒除‘欧洲人主义’;与欧洲人,特别是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接触,要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传教工作需要的资金可以从中国获得。只要在资金上还须求助澳门,就要‘小心从事,尽量少用’;当在天主教教义上不存在妥协问题时,避免同中国人的偏见和猜疑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传教的工作要‘慎重、不声张,用好的书籍和有理性的辩论向学者证实我们教义的真实性,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宗教是没有害处的,只会给帝国带来好的朝政和平安的局面’;在发展天主教徒时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说明,无论就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言,还是就传播天主教而言,利玛窦的方法都是唯一正确的方法。遵循了这一方法,传教士就一帆风顺,或化险为夷;违背了这一方法,就一事无成,甚至头破血流。

 

邓恩先生用饱蘸对自己先驱无限自豪之情之笔,讴歌了利玛窦等一代人在天主教发展史和国际文化交流史上所建树的卓越功绩:“以天主教在公元1世纪的观点来衡量,晚明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就,应该被列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成就这一事业的这几十个人,唤醒了天主教世界使命的真谛,将世纪初期天主教的传统恢复到了正确的位置。他们反对将具有普世意义的天主教歪曲为仅仅适合于个别国家、个别地方的狭隘的宗教。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在天主教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说:“这为数不多的一伙人,以他们所创建的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联系,几乎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自那以后的世界。如果不是后来的曲折,把他们灿烂辉煌的贡献贬低了,耶稣会士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还会更加光彩照人。”

 

即使是以无神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来看,邓恩先生的上述评价也是站得住脚的。

 

 

本书作者邓恩(George H. Dunne)是一位美国现代耶稣会士。他生于1905年,于1998年6月30日在加州的洛斯加托斯(Los Gatos)去世,享年92岁。他生前曾在圣路易斯大学执教,于1961年被任命为乔治敦大学校长助理。

 

邓恩神父与中国的友谊可以追溯到50多年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结束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返回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来华传教士研究为题的,但是他的论文基本上只是利用了第二手资料,对此他感到十分不满意,于是产生了到罗马继续他的研究的想法。1959年10月,他的计划实现了。在罗马梵蒂冈档案馆汗牛充栋的档案、手稿的海洋里,他考稽钩沉、潜心爬梳,以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充实和扩展了他的研究。本书就是他这么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晶。该书经美国印第安纳州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本书原名《巨人的一代: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重版本、法文译本、德文译本的书名都有改动。此次中译,改名为《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

 

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魏若望(J. Witek)博士这样评价说:“在整个19世纪,只有一位研究者——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 Amiot,曾在清王朝朝廷中服务过的法国耶稣会士)——利用过手稿资料。在20世纪初,即1911年至1913年间,在利玛窦的家乡马切拉塔,汾屠立(Piero Tacchi-Venturi)神父为纪念利玛窦逝世300周年,而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利玛窦著作集——《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Ooere Storiche de P. Matteo Ricci)。其中第一卷是他的《中国报导》(即后来翻译成中文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收录了他的书信集。在1942年至1949年间,德礼贤(Pasquale d’Elia)神父对上述两卷本的利玛窦著作重新予以出版,添加了极其丰富的注释,命名为《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与此同时,魏特(Alfons V?th)用德语撰写了汤若望的传记。”

 

“但是这些著作都不是英文的。1942年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了洛博萨姆(Arnold Rowbotham)撰写的《传教士与清廷官员:在中国宫廷的耶稣会士们》(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in the Court of China)。这本书基本上采用的是已经发表过的第二手资料。1953年纽约Random 出版社出版了根据1615年拉丁文版翻译的英文版利玛窦中国札记,题为《十六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利玛窦日记(1583-1610)》(A decade later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于是,英语国家对在明末清初中国耶稣会士们的故事,开始产生了兴趣。”

 

“当邓恩出版了他的基于以往从未利用过的档案、手稿资料的著作——《一代巨人》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整个英语世界相当广泛的注意。朗文出版社和格林出版社在英国重版了该书,题为《巨人的一代:在中国的第一批耶稣会士》(Generation of Giants:First Jesuits in China)。该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也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出版问世。书名分别为:《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在17世纪的中国的伙伴》(Chinois avec les chinois.LenPère Ricci et ses compagnons Jésuites dans la China du XVIIe siècle)和《杰出的范例: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使命》(Das grosse Exempel. Die Chinamission der Jesuiten. Stuttgart:Schwabenverlag)。”

 

魏若望博士评价说:“《一代巨人》一书涵盖了从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开始,到以汤若望之死为结束的在华耶稣会士的故事(其中也涉及了南怀仁的一些事迹)。由于它纵观了这近100年的历史,并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手稿材料,因此它成为有兴趣学习和研究那一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事迹的基本教材。”

 

美国的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在介绍《一代巨人》这部后来在美国获得大奖的学术巨著时,是这样评价它的:

这是:“一批无畏的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的中国所发生的故事。它可以在很多层面上令读者感兴趣。首先,这是一本在学术上有着不朽价值的著作。它所搜集的资料之丰富是以往的著作所无可比拟的;它对在17世纪文化高度发达的和等级非常森严的、正在走下坡路的中国的研究,如此之深刻,是几乎没有什么西方人能够望其项背的。它针对直接对立的两种传布福音的方法,提出了闪烁着智慧之光的见解。而这种对立在差不多三个世纪中都没能解决。它戏剧性地、生动地、带有真实生活色彩地表现了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即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和冲突。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一代巨人》这本书还讲述了一连串起伏跌宕的、有趣的、真实的探险故事。”

“这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故事。他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不同,他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传教方法,他认为必须极端谨慎小心地培植信仰这株幼苗,使它顺利地成长,最终根深叶茂。这是中国学者官员徐光启的故事。他温文尔雅,但对天主教的热情持久、信仰坚定。这注定会博得他同时代伟大的欧洲人——白拉明(St. Robert Bellarmin)对他的敬意。这同样又是汤若望的故事。他是一位脾气暴躁,但襟怀坦荡、直言不讳的科学家神父。他在清代第一位皇帝统治期间,使一个外国人的地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从根本上说,他们和其他被本书称为‘巨人’的那些人的故事,构成了有争议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历史。而耶稣会士们则是这一‘文化适应’策略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谈到“文化适应”策略、“礼仪之争”,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关于“祭祖”、“祭孔”等礼仪仪式和一些名词的翻译。其实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在利玛窦一行人的脚下,处处都有地雷。邓恩神父在书中翔实地阐述了来华耶稣会士们在对待中西文化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差异时所进行的探索:是否应该穿着中国人的服饰?是否应该学习中文?能否用中文做弥撒?能不能吸收当地人加入耶稣会甚至做神父?神父在做弥撒时是否应像中国人那样戴上帽子?教徒在礼拜天是否必须停止工作?在“男女大防”的中国如何为女信徒施洗?如何倾听女信徒的忏悔?壁画中的圣徒是否允许被画得穿上鞋子?在与中国友人交往时或到官府办事时,是否也可以像中国人习惯的那样互赠礼物?能不能接受皇帝的任命,在朝廷的历局或钦天监中做事?熏香、叩头等中国人待人接物的习俗是否可以被允许?等等。

 

这些来自第一次披露的真实档案、内容丰富而生动的手稿,为不知内情的中国读者展示出当时教会内部斗争的真实情况,使我们对处于两面作战的耶稣会士们的艰难境况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使我们更了解他们奉行“文化适应”策略的不易,也更加深了对他们的敬意。

 

也正因为如此,《一代巨人》这部著作虽然一直未被译成中文出版发行,但已经被众多中国学者参考和引用了。作为中译者,笔者衷心地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中国人阅读到一位外国学者笔下的这一段有趣的中国历史;能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一些方便。

 

 

对于本书的著作者邓恩神父,似乎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介绍。

 

他不仅是一名研究历史或宗教史的学者,而且是一名不知疲倦的政治活动家。在为他所做的悼词中,他被誉为“一名热情洋溢的反种族隔离的战士”,是一位在“全世界反对贫穷和倡导和平的运动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演说家,记者和评论家,是成功的剧作家,人权运动的先驱,是电影业民主公团的斗士,是赴埃塞俄比亚和巴西的美国和平队训练项目的负责人,是日内瓦的一名关心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教区神父,是住在瑞士的美国大学学生的海外导师”。

 

早在1945年,邓恩先生就出版了《种族隔离的罪恶》一书,倡导所有美国人(包括白人和黑人)放弃种族和血统的偏见,投身到种族融合的运动中。他谴责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支持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通婚,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学校对不同种族的孩子公平地敞开大门,主张美国的黑人全面地融入白人社会。

 

这位天主教神父宣布,天主教的教义要求废除所有的种族隔离,认可不同种族的社会平等。他认为,那些鼓吹种族隔离的人是有罪的,而且这种罪过是要在地狱里被惩罚的。他曾经说:“以天主教的神意来看,种族隔离当然是违背慈善的罪行的,是邪恶的和不能被接受的。这种违背慈善的罪行,将使我们可以像违背公正一样容易地进地狱,也许还要更容易些。”

 

简略地了解一下本书作者的生平,对理解本书是不无帮助的。邓恩先生在回顾40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段历史时,不仅仅是在追溯历史,显然也是在启迪当今。本书在美国出版问世的年代,正是美国以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为主要标志的人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当时本书的出版者就指出:“邓恩神父看来非常热衷于这场论战。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选择了撰写《一代巨人》这一如此适合他,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原因之一。”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而血管里流出来的则都是血。作为一名对种族歧视嫉恶如仇的人权斗士,当他以“种族平等”的出发点,来审视发生在400年前的关于“文化适应”的种种分歧与争论的历史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寄托对现实的态度,笔下也就倾注了入木三分的力量。让我们读一读他在本书前言的结尾部分以重笔写下的那段话吧:

“这是为数不多的一小伙人的故事,他们打破了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回归到遥远的过去,恢复了文化适应的观念,将它置于天主教世界传教事业的中心位置。他们在东西方文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他们是现代成功地开创东西方两个世界接触的先驱。他们的历史之所以值得讲述,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章节,而是因为它不仅对今天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对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而且对一个还没有学会如何打破文化的、种族的和国家的傲慢与偏见的藩篱的世界,都有很多启示作用。”

 

可敬的是,被称为“预言家”的邓恩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所讲的话今天读起来并不觉得过时;同样,让笔者感到可悲的是,时隔40多年了,当时遭到邓恩先生痛恨、鞭挞和声讨的国家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傲慢与偏见的藩篱”,至今仍然存在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一种所谓“新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在抬头。在这一时刻,重读邓恩先生的著作,重温近400年前的那段历史,都是很有益处的。

 

 

邓恩先生作为一位反对种族歧视的战士,是足以让人尊敬的。他的关于平等地对待一切民族、一切文化的论点,笔者是完全认同的。

 

但同时,他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他对他信仰的宗教顶礼膜拜,充满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如他所说的,天主教所揭示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的观点,他认为晚明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其根源就是缺少天主教信仰和天主教就可以救中国的观点,以及其对中国古代思想史若干范畴的评论,却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

 

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笔者力求以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历史和阐述历史。毋庸讳言,历史唯物主义是笔者借以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笔者对利玛窦等被本书的作者称为“一代巨人”的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之历史功绩的肯定,是建立在他们的“文化适应”策略和科技文化交流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与“文化适应”同等重要的是科学。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汤若望任职钦天监的安文思,不知是出于肯定,还是出于无奈,曾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上帝,传教事业赖以生存的只有数学。”科学在他们的传教事业中起了如下几方面的作用:第一,显示传教士们在科学特别是在天文学领域的知识与才能,使中国的知识阶层直到皇帝本人,都觉得离不开他们,然后再慢慢地、最后公开地容忍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些文人学者甚至因此成为天主教徒;第二,借助科学,耶稣会士可以减少中国人对他们的偏见,使中国人认识到外国人也可以对中国的知识与学问做出补充和贡献,从而提高耶稣会士的威望;第三,“还有一个更深远的作用,利玛窦在世时就看到了:利用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理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可以打开中国人的眼界,破除他们的‘中国中心论’,进而可以为传播基督福音做些准备工作。”从这些意义上讲,科学知识不仅仅是通过连接中西方“桥梁”而传送的“货物”,而且是这“桥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国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曾说过:

“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壮举。它不仅有利于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传播,亦将大大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的知识就会成倍地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

 

就促进科学文化交流,从而使人类共同发展这一点来讲,莱布尼茨的评价是恰当的。正如李瑞环同志在访问意大利时所说的:“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传播科学文化不是邓恩先生这部著作的主题。

 

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不辞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传播到对此一无所知的中国来;是他们克服了民族的、文化的偏见与隔阂,将欧洲的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使东西两大文明第一次建立了空前广泛的联系;是他们促使开明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如徐光启所说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汗牛充栋的、涉及近代科学文化的大多数领域的西方书籍,在这一时期被先后介绍到中国,被称作“天学”(其中也包括天主教教义)的一门新兴学科使中国人耳目一新;是他们摒弃了在殖民主义早期流行的“欧洲人主义”的偏见,平等地、友好地对待中国和中国人,客观地评价中国文化,开创了被本书的作者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大同的历史潮流。

 

虽然笔者并不信仰他们的宗教,但是也不否认在他们成就上述历史功绩的过程中,宗教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果打个比方,就像是“原本为了觅食的蜜蜂,在客观上传播了花粉”一样。笔者尊重蜜蜂觅食的动机,但更看重它们在传播花粉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但遗憾的是,仅仅科学文化方面的交流,还不足以动摇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特别是由于“礼仪之争”,这种交流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就明显地减弱,近乎中断。因此,意识形态上的“西学东渐”对古老的中华文明没有构成一个现实的竞争状态,也无法使中国跳出几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轮替的怪圈。然而,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这同时也恰恰验证了一位哲人的著名命题:“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仅仅依靠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包括宗教在内)的力量,是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的。其实作者在书中也谈到,受天主教影响最多的是南明永历小朝廷,但其最终也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邓恩先生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天主教不能救中国。

 

这就是说,宗教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没有深厚宗教传统的中国。

 

 

能有机会把邓恩先生的这部巨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应该说是笔者的荣幸。

 

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笔者涉足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时,已经40多岁了。由于“利玛窦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位于笔者所供职的北京行政学院(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之内,开始时,笔者主要致力于滕公栅栏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变迁史研究,撰写了《群星陨落之地——北京西方传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沧桑》。在研究过程中,当涉及传教士的生平事迹时,笔者所参考和借鉴的多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前由前人翻译和介绍过来的、已被国人使用过无数次的史料。笔者因此感到有些不满足。

 

后来有机会到美国学习了近一年的语言。归国后就更不满足于上述“炒冷饭”的方式了,遂翻译了几篇论文。笔者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由北京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一书就吸收了很多当代各国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当这一领域的专家、《晚明基督论》的作者、米兰外方传教会的意大利籍神父——柯毅霖(Gianni Crivller)成为笔者的朋友时,笔者向他流露了试着翻译一本英文著作的想法,并请他推荐一本书。柯毅霖神父向笔者举荐了邓恩先生的这部巨著。

 

翻译内容如此丰富、涉及领域如此广泛的名著,对笔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锻炼,笔者只有寻求朋友和学长们的帮助。于是,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所长吴小新博士帮笔者找来了英文原著,并向笔者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申研究员热心帮笔者联络出版社,等等。

 

在最为棘手的版权授权问题上,笔者再次得益于柯毅霖先生的鼎力相助。作者邓恩已经去世,他的著作权属于耶稣会。柯毅霖先生帮笔者联系到财团法人天主教耶稣会有关此类事务的负责人——梅德纯(Fr. Eugenio Matis)神父,并得到了梅神父的信任和支持。他将该书在中国内地发行简体字版的版权无偿地授予了笔者,要求笔者“忠实原著,细心推敲”,并且鼓励说:“你和你的同事,将为对中国历史的这一部分重要知识所做出的贡献而感到慰籍。”在此,笔者和笔者的同事要向梅德纯神父表示深深的感谢。

 

从2000年起,笔者和笔者的同事开始了这近似于“深山探宝”的工作。笔者的同事石蓉女士,是北京行政学院图书馆管理员,专门负责管理国外、境外书籍,有较强的英语阅读能力,特别是在解读复杂的超长句式方面。我们既分工又合作。她翻译第三章至第十四章及尾声,笔者翻译前言至第二章、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一章,然后互相交换译稿,进行校订,最后由笔者对全部书稿做了文字上的润色统改,添加脚注。我们之间优势互补,各自发挥特长,遇到难题共同切磋、反复推敲,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努力,终于得以将此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在对书稿做最后的统改时,笔者对原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中外人名、地名加了脚注。一方面是为了对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做以解释,另一方面表示从英文翻译回来的中国人名和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名字是查之有据的(凡是没有查到的皆注明是音译),笔者对一些外国人名的音译也尽量依照了前人约定俗成的译法。

 

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和笔者的同事查阅和参考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张廷玉等著《明史》;台北“中央”图书馆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林金水著《利玛窦与中国》;台北编辑《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张铠著《厐迪我与中国》;〔韩〕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曹增友著《传教士于中国科学》;等等。

 

另外,作者在书中为来华传教士们的活动铺垫了历史背景。应该说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对当时中国的历史了解到如此程度,的确是很不容易了。但是毕竟其中也有一些失误。对此,笔者在个别必要的地方也做了脚注,为的是不使读者产生误解。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就一些难题请教过前面提及的李申研究员、张西平教授、〔意〕柯毅霖神父、〔美〕吴小新博士、李幼衡教授、〔美〕柏士隐教授(A. J. Berkowitz),以及林金水教授等。他们都给予了热情、无私的帮助和指教。在此我们要向他们深表感谢。

 

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北京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上智编译馆馆长赵建敏神父。由吴小新博士建议,笔者恳请赵神父在百忙之中通读了全部译文。他对其中的一些教会专有名词和术语细致地进行了规范与订正,使本书避免出现一些外行话。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魏若望神父在对本书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评价方面,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为此向他们致以特别的谢意。总之,没有众多专家的帮助,“初出茅庐”的我们,是难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即使如此,我们的译稿中也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和疏漏,笔者和笔者的同事诚恳地欢迎有关专家、学者费心指正,对一切给予本书译稿的批评和厘正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权合同已经到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亚编辑室主任王玉敏老师慧眼识书,表示愿意再版此书并恢复其原书名。笔者自然喜出望外,立即经北京语言文化中心(TBC)的梅谦立教授向台北的天主教耶稣会有关组织申请再版的版权,并顺利得到该负责人李骅先生的慷慨授权。同时又再一次地校读了全稿,做了若干修正,使译稿较之前更加臻于完善。

 

人们常说,“窥一斑可观全豹”,10年来此书的出版、再版,书名的修改、回归,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日益发展和深入的大背景。

 

至此,谨向李骅先生、梅谦立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亚编辑室的王玉敏老师及其同仁,以及帮助校读译稿的汪春伟女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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