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译丛》2023年第2辑

[意] 拉乌尔•赞波尼 著 万云路 译

译者按：本文作者拉乌尔·赞波尼（Raoul Zamponi），意大利语言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助理研究员。此前曾在锡耶纳大学任职，主持过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的语言学研究项目。研究方向包括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对比语言学和亚洲语言研究等。其《罗明坚与利玛窦的〈葡汉辞典〉新探》一文被收录在菲利普·米尼尼（Filippo Mignini）主编的论文集《人文精神 利玛窦纪实：文献、成就、诠释》（Humanitas. Attualità di Matteo Ricci: Testi,fortuna,interpretazioni）中， 于 2011年由意大利Quodlibet 出版社出版。在该文中，拉乌尔·赞波尼对《葡汉辞典》的作者、编纂时间和地点以及辞典中汉语族不同方言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第一本中文教理问答笔记（1582—1584）

[法] 戴遂良 著 何念伦 译

译者按：法国著名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1932年在《耶稣会历史档案》（Archivum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第1卷（第72—84页）发表《第一本中文教理问答笔记（1582—1584）》（Notes sur la première catéchèse écrite en chinois 1582–1584）一文。文章介绍了杰出的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以谦逊、执着、耐心的姿态敲开了中国大门，并第一个以中文书面形式宣扬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梳理了1582年拉丁文手稿《中国天主教教义释义》与1584年中文教理问答《天主实录》之间的关系、原作者和写作背景。

文章通过引用平行段落，将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1860—1956）著《利玛窦传》中《中国天主教教义释义》的拉丁原文，与戴遂良译罗明坚著《天主实录》的法文译文加以比较，对不同版本的教理内容、不同语种的翻译、不同时期的编辑形态进行分析研究，突出了西方汉学奠基人之一罗明坚对信仰的虔诚、对使命的执着以及对汉学的热爱。论文兼具哲学和历史意义，对后来学者研究耶稣会士群体角色与贡献具有重要影响。

作者戴遂良，清末民初杰出的传教士，以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闻名，1887年入华，1933年逝世于河北献县。他的汉学著述和译介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著作《汉语入门》至今仍是汉学家的重要参考书。该文从西方传教士角度关注了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和宗教之间复杂关系的处理，为不同文化和思想的适应与融合，以及独特性的保持提供了见解，是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学者的重要参考，被学界认为是作者对汉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

中文渔网中的耶稣会士的鱼：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与景教碑的翻译

[美] 毕墨惜 著  卢文芸 刘孝燕 译

译者按：本文2004年发表于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Representations 杂志第87卷，第1 期。这篇论文对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为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625年发现）所制作的双语对照评释提供了一个“汉学文本学”角度的解读。作者认为，基歇尔的翻译模式是一种“教义论战”：试图从中文碑文中重建一个虚构的原始文本，用以包容这块石头上所反映的会扰乱耶稣会信仰的那些非正统的意义。景教碑上的中文对基歇尔来说就是“筌”（渔网），而他所要表达的耶稣会教义才是他所得到的“鱼”。

关于两位在德国旅行的中国人

[德] 洛伦兹•奥肯 著 江雪奇 译

译者按：广东人冯亚星（又作冯亚生、冯亚浩，1792—?）与冯亚学（1798—1877）是现知的最早定居今日德国领土，并学会德语的中国人。通过各类德文文献可知，二人于1821 年底被荷兰商人海因里希· 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生卒年不详）从伦敦带往德国，巡回表演中国语言、文字、音乐、格斗等，被时人称作“中国学者”（Chinesische  Gelehrte），曾得到过包括约翰· 沃尔夫冈· 冯·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海因里希· 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约翰· 弗里德里希· 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等名人的一定关注。后来他们由普鲁士王室出资“赎身”，并被派往大学城市哈勒（Halle）与德国学者合作进行汉学研究。其后二人都受洗成为福音派基督徒，在波茨坦长期担任象征性的王家仆役之职。冯亚学逝世于波茨坦，而冯亚星则得以重登返乡之途。

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是德国著名的医生、生物学家、解剖学家、生理学家、自然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与当时的文学与哲学名流交往密切。他曾邀请二冯到自己位于耶拿（Jena）的家中，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访谈。1822年，他在自己运营的博物杂志《伊西斯》（Isis）上刊载了《关于两位在德国旅行的中国人》一文 ，记录了许多从二冯口中所了解到的有关中国语言及国情的信息。遗憾的是，奥肯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与二冯的语言沟通又非常困难，所以毫不奇怪，此文中有太多显见的错谬与荒诞的臆想。尽管如此，这份访谈报告可以说是今人所知的最古老的旅德华侨文献，作为原始史料定然是有一定信息价值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致力于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材料的内容与风格，哪怕可能造成中文的生硬感，也还是在用词上尽量贴近原意。所做调整仅限于格式、排版与标点。某些时候奥肯为了阐明汉语构词和句法，用德语单词对原文进行了逐字对译，这种情况下，译者于译文的词间加添+号，以示说明。原文Fraktur 字体的ſ 照例转写为s，而Antiqua 字体中的ſ 则暂时保留与s的区别。原文中通过加宽字母间隙的方式而突出标识之处，译文一律改为加粗。此外三大部分的标题在原文并未清晰标记，今皆改为粗体，以便览查。为与原作者所加的大量圆括号注释明确区别，译注均加于方括号之内。原文中的汉语发音转写，译者一律保留，此外在其后的方括号中注明汉字本字。若本字难以确定，则暂时以□占位。简言之：下文正文中的圆括号一律来自奥肯，方括号一律来自译者。原文无脚注，译文脚注一律为译者所加。另外原文无页码，每页都分左右两栏（Spalte），并标注栏号，译者在译文中也以方括号标注了原文中各栏分界的大致位置，以便读者对照与摘引。

从驻美公使梁诚的一幅肖像画谈起

[美] 沃尔特•米尔•怀特霍尔 著 叶霭云 何秀珊 译

译者按：本文是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米尔·怀特霍尔（Walter Muir Whitehill）1972 年在旗昌会（Keechong Society）第四界年会上的发言稿，原题为《中国外交官梁诚的肖像画》（Portrait of a Chinese Diplomat Sir Chentung Liang Cheng），1974年由波士顿图书馆出版，并配以八张珍贵的黑白照片。我国研究梁诚的专家梁碧莹对此文高度评价，认为其“最大的特色是介绍梁氏在民间的活动，以及他的趣事和逸事，反映了梁诚在美国民间的外交，正好与梁诚文书中的官方外交形成互补，使读者对梁诚使美有更全面的了解”。除此以外，作者对梁诚的研究始于清朝广东十三行的中美贸易，以美商柏金斯的曾孙女在梁诚美国母校发现的肖像画和在梁诚黄埔家中所见的慈禧御赐墨宝为引，生动地描述梁诚从幼年赴美求学到为清朝外交效力的一生。文中没有指出梁诚的祖父就在十三行经商，但也充分反映了广东一脉相承的开放务实，以及中美两国的友好传统。此文在国内外都不易找到，译者经过出版社同意译成中文，并增加了原文没有的小标题，借此纪念梁诚逝世105周年。

19世纪初叶中国的义和拳组织

[法]沙畹 著  马骥 译

译者按：本文译自 Édouard Chavannes,“La Société des Boxeurs en Chine au commencement du XIX^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IXe série, tome ⅩⅦ , Janvier-Février 1901, pp. 164–168。沙畹是“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这固然指其学术造诣之精湛全面，也指其治学领域的鸿通淹贯，清史及中国问题研究亦列其学术板块。1889年至1893年，沙畹在华生活、工作及考察，并定期为《时报》（Le Temps）撰写有关远东问题的通讯。归国以后，沙畹继续关注现实中国，并每每对牵动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事件及时研究并撰文发表，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光绪帝皇权危机、义和团运动，以及1906年的京汉铁路通车事件。沙畹的这类文章，既备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敏锐视角，又佐以史家之文献功力，对问题之分析，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结论极具说服力，是杰出的史学佳构，本文即为其中之一，精干而深刻。沙畹利用历史文献，梳理了义和拳的发展历史，指出其诞生的社会基础及愚昧仇外本质，并因此特点而被统治阶层利用之事实，至今仍为义和团研究的不易之论。该文撰成后，沙畹先是在1900年12月14日在亚洲学会的学术例会上宣读，继而发表于1901年1—2月该会学刊（Journal Asiatique, IX^e Sér., ⅩⅦ , 1901, pp. 164–168），为义和团事件之后最具时效性的重量级研究文章，迄今未被译为中文发表。值此义和团事件双甲子祭之际，该文之引入，尤见其意义。

《续高僧传•阇那崛多传》笺注

[法] 沙畹 著 胡章龙 译

译者按：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近代法国汉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本文是他对《续高僧传·阇那崛多传》做的译注。沙畹以这位高僧的生平和来华路线为切入点，在注释中对南北朝至隋代的佛教史和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做了大量梳理和探讨，同时还对《续高僧传》的原文做了订正与补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可参看余太山先生《宋云、惠生西使的若干问题——兼说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的来华路线》一文，见《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3—100页。本文原发于《通报》（T’oung Pao）第6卷第3期，第332—356页。

在华教会大学与中国人文和艺术研究

洪业 著  张红扬 译

译者按：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号煨莲，福建侯官县人，历史学家。曾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30年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并任主任。1940—1945年任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洪业该文写于1954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司徒雷登文献中发现，到目前为止，未见任何出版信息。该文是洪业撰写的唯一一篇全面论述在华教会大学中国研究的文章。洪业认为，新教大学通过开展中国人文与艺术研究，取得了可与国立大学比肩的卓越成就，由此获得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认可，延续了佛教和早期耶稣会尊重中国文化的传统。但总体而言，由于历史局限，新教未能完成与中国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使命，对于启发中国文化创新方面的贡献尚待历史检验。

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传说》节译

[法] 马伯乐 著 刘国敏 卢梦雅 译

译者按：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发表于1924年的《亚洲研究》（Journal Asiatique）的《〈书经〉中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史学界备受瞩目。该文长达上百页，分三个部分阐释了《书经》中的神话传说：一是羲与和的传说，二是洪水的传说，三是重黎绝地通天。1939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留法学者冯沅君的译文，并由顾颉刚作序，陆侃如撰《马伯乐先生传》冠篇。该文被介绍到中国后，给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和神话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郑师许高度评价道：“马伯乐为法兰西汉学的巨子，以第一流的坚实学者而又有伟大的贡献。今舍别的不说，单举起最显著的，即《表现于书经中的神话的传说》一书，这是一本指示研究我国传说的方针的书，为这学的研究者所永不能忘记的。”本译文节选自文章的第一部分“羲与和的传说”。在这部分中，作者由《尚书·尧典》开头描写的羲和受命为起点， 援引了大量文献以探讨羲和形象以及整理与之相关的太阳传说，并与越南等地区的太阳传说进行比较，阐述了中国古人对于世界的形式与构成的看法。作者最后的结论是，这些描写只是古人对世界幼稚的想象，而中国历代经学家却将这段神话传说附会为君王授命臣子于四时奔赴四方测日，以此论证他所认为的中国学者共有的一个错误即过于“欧赫迈罗斯主义”—— 历史神话化。

论我对中国诗人的无知

[法]克洛德•华 著 蒋向艳 译

译者按：《论我对中国诗人的无知》（“Essai sur mon ignorance des poètes chinois”）是法国诗人克洛德·华（Claude Roy, 1915—1997）为其中国古典诗法译集《中国诗歌瑰宝》（Trésor de la poésie chinois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7）写的序言。克洛德·华是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出版了20多部诗集、8部小说，曾获1985年法国龚古尔诗歌奖。作者在这长篇序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出于直觉的爱，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唱出了人类共通的灵魂之声，唤起了具有灵敏直觉的诗人作者的强烈共鸣。在文中克洛德·华还探讨了中国诗歌翻译之难，认为翻译只是“权宜之计”，但这“权宜之计”并不妨碍诗歌之美的传达，相反能借此实现中西文学的沟通和交流。

中国俗文学的开端

[法] 保罗•戴密微 著  孟丽娜 译

译者按：本文为保罗·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于1952年在法国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所做的报告 Les débuts de la littérture en chinois vulgaire。戴密微教授系20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对敦煌抄本、禅宗、先秦哲学、敦煌佛教文学、中国传统文人诗等方面有精深研究，且独具风格。本文主要基于敦煌文献的发掘，结合古汉语与通俗语的特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等，追溯中国俗文学的起源。该文成文距今已有70多年，戴密微教授当时基于翔实的论证探讨中国俗文学产生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为后来学者开展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思路。今天看来，回顾戴密微教授这一报告仍具有启迪意义。

《金瓶梅》英译本《爱欲塔》前言

[美] 阿尔伯特•艾利斯 著 齐林涛 译

译者按：《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起步于20世纪初期，迄今为止有两种英文全译本，一是1939年伦敦罗特莱基出版社推出的题名 The Golden Lotus（金莲）的译本，由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以张竹坡评本为底本译出，翻译过程中得到老舍帮助，但受当时文学审查制度所限，书中大量性描写被译为拉丁文，成为《金瓶梅》英译史上一大奇观；二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自1993年起分五卷逐渐推出，末卷出版于2013年，译者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芮效卫，书名为 Plum in the Golden Vase（金瓶里的梅花），所据原本为大安本，属词话本系统。《金瓶梅》节译本数量较多，其出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性革命期间达到高峰。其中，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布兰登书屋（Brandon House）发布了一个新译本，命名为 The Love Pagoda; the Amorous Adventure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爱欲塔；西门与六妻妾艳史）。译本未注译者，但是附有临床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 1913—2007）所作的前言。这是当时出版界比较流行的做法：延请学术界名家作序，为作品增添学术色彩，突出其文学价值，从而达到逃避审查的目的。在20世纪公认的十大心理学家中，艾利斯排名第二，位列弗洛伊德之前；他同时也是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基于这一背景，艾利斯在《爱欲塔》的前言中，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评价，其某些观点超越了所在的时代，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应注意，艾利斯的前言以该节译本的内容为基础，必然受其局限，因此，他对《金瓶梅》文学价值的定位虽有中肯之处，但也难免失之偏颇。《爱欲塔》共二十二章，凡 238页。1965年出版后多次再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仍有重印本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