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思嘉：《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2013）

郭思嘉：《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2013）

图书作者：[美］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 谢胜利译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版次：1版1次
ＩＳＢＮ：9787509750360
页数：264
开 本：16
印张：16.5

http://books.ssap.com.cn/mallstore/Store_BookContent.aspx?f_Id=C74028FCD54FC7A6E69FEBC6E8BFDB43

本书以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为对象，追溯客家身份的历史及其构建，描写客家宗教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基督徒的心灵和华人的精神、客家人给外人的印象，以及如何改变这种刻板印象等方面。通过本书，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客家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更清楚的认知。本书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以及客家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及对客家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人类学家视野中的客家学研究（代序）【罗力波】／1
致　谢／1
汉语罗马化说明／4
第一章　谁是客家人?／1
　　问题研究的缘由／4
　　田野调查和方法／5
　　谁是客家人？／8
　　客家身份和巴塞尔使团／14
第二章　客家身份的历史和构建／18
　　客家迁移的重构／20
　　太平天国运动／27
　　客家人团结性的形成／34
第三章　崇谦堂:想象中的社区／38
　　“大撤离”和早期客家人扩张／39
　　龙跃头／40
　　英国人的统治与邓氏家族的没落／43
　　“理想村庄”的建设／46
　　崇谦堂的行政和安保／57
第四章　客家宗教社区和日常生活／60
　　教堂活动和每周安排／61
　　走进教会，深入社区／69
　　经济、教育和政治／83
　　婚礼和“教会家庭”／88
第五章　基督徒心灵和华人精神／98
　　为死者举行的仪式／101
　　生人的节日／113
　　人生大事仪式／119
　　风水／121
第六章　改变对客家人的印象／127
　　客家人的特性／129
　　坚定的客家人与客家怀疑论者／145
第七章　我们可爱的客家人／156
附录1　早期基督教皈依徒【李正高】／162
附录2　1932年崇谦堂的家族／168
汉语词汇注释表／180
参考书目／186
索　引／209
后　记／237

图表目录

表
表1　崇谦堂的人口／42
表2　1932年崇谦堂的户主／48

地图
地图1　香港、九龙和新界／2
地图2　龙跃头／2
地图3　广东省北部和中南部／44

图
图1　崇谦堂接受洗礼的人数(1916～1986)／73
图2　凌氏家谱／169
图3　彭氏家谱／172
图4　徐道良家谱／173
图5　徐光春和徐光翼家谱／174
图6　张和彬家谱／175
图7　卓庆高家谱／176
图8　丘道安家谱／177
图9　陈章和家谱／177
图10　曾亭辉家谱／178

插图
插图1　早期的基督徒／93
插图2　在李朗的教堂／93
插图3　一个客家妇女／94
插图4　一个基督徒家庭／95
插图5　1987年崇谦堂的新旧教堂／96
插图6　崇谦堂村／96
插图7　公墓／97
插图8　在彭乐三（Pang Lok Sam）墓地／97

西方人类学家视野中的客家学研究（代序）
罗力波

近15年以来，在诸如孔迈隆（Myron Cohen）、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和欧爱玲（Ellen Oxfeld）之类的西方人类学家对客家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之后，客家学研究发展最明显的趋势是理论视角的多样性，而这对于理解客家认同及其在当代全球化世界里所承担的意义是必不可少的。客家族群性的很多特点让客家研究对当代人类学研究富有吸引力。
首先，当代的客家研究代表了更广泛的汉族经验，有助于对当今汉民族的内涵产生普遍的理解。例如，欧爱玲对道德话语的研究正好切合了中国很多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例如阎云翔对汉族社会的研究——这类道德问题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迅速市场化的结果。欧爱玲强调城市和乡村对道德问题的反应差异，她正确地假定梅县客家村落的经验，可以用于理解中国其他乡村地区类似的经历。
其次，客家族群的特点使得客家研究与当代的人类学研究尤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离散族群，对客家的研究将特定的文化机制和社会过程推到了最前沿，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对社会结构和全球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影响。正如我一直坚持的观点那样，在中国作为一个客家人，一定与跨国进程紧密相连——其实，即使最偏僻的客家村落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村庄，因为人群、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是跨国流动的。从历史的观点上说，移民在客家人的经验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在世界各地都有关于客家的人类学研究，比如印度、牙买加、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等。这些研究阐明了客家人适应寄居国的社会所运用的很多不同的方式。这种移民经历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生活的主要特质，已经成了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世界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的各个方面，极有助于理解族群如何适应移民。实际上，移民理论的顶尖人类学家可能已经研究过客家。我以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沃森（James Watson），就一直研究香港的文氏家族达40年之久。文氏后裔移民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地方，而且甚至在剑桥和麻省也居住着文氏后裔，还有一个是他在哈佛大学教过的本科生。然而，香港的文氏家族却把他们的祖先追溯到江西吉安县的文天祥。
再次，客家这一独特族群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建立了社区，这导致在社会科学里难以定位的事情出现了——用科学术语来说，这是一项“自然实验”。因为客家宣称文化上具有一致性，即使他们在全球不同国家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历史细节，也可以在反应和经验方面开展更直接的比较。离散族群因为太过多样化，所以很难进行分类，至少无法按照萨夫兰（Safran）的经典定义加以划分。例如，若把汉族当做一个离散的群体，那么在汉族内部必然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因而很难可靠地对离散群体进行直接比较。考虑到不同的历史场景、方言和其他文化标记，广东人在纽约的经验，是否可以有效地拿来与福建人在欧洲或苏北人在非洲的经验相提并论呢？
这引出了我对客家研究重要性的最后一个看法。因为历史场景和当代社会政治背景的多样性，对于客家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同样也有极大的多样性。印度的客家人移居加拿大、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后，是否还会认为他们自己是汉人呢？我的学生郑仪华在印度的研究表明，她田野调查的报道人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可能很少意识到自己作为汉人或海外华人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经验完全不同于广东人在旧金山的后裔。在最近一次到台湾的旅行中，我遇见的年轻的政治积极分子对此问题表现特别。当他们的父母坚决认为自己是汉人，而岛民或台湾人只是一个重要标记时，他们却坚持认为自己首先是台湾人，甚至排在中国人或者华人的身份之前。在文化多元的台湾社会里，做客家人意味着什么？正如王力军（Wang Lijun）所言，牙买加的客家人强烈感觉自己是华人，这与台湾的情形大不相同。这种现象强调诸如族性之类的认同的传统形式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且在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环境里，它对有关文化真实性、混杂和认同的其他特征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产生影响。
至于客家研究为何在人类学研究中居于中心地位，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视角，但我认为这些是当代人类学研究最突出的问题。对于当代人类学研究领域内的客家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我想提出个人的建议。社会和文化过程的互联性，已经促使交叉学科的发展，这意味着学术界正在应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论，以回答他们各自研究的问题。在广义的层面上看，这表明我们需要复合的方法论，包括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相互结合。例如，哈佛大学的包弼德（Peter Bol）教授用了10多年的时间，在对地方历史进行分析时，合并出地理信息系统（GIS），这种方法论重点依赖信息科技。客家学的研究也可采用多种方法论，在方法和理论分析上，囊括更多的跨学科方法。
广东梅州具有“世界客都”的美誉，是全球客家人向往的心灵家园。嘉应学院作为梅州地区唯一的高校，拥有很强的客家学研究队伍，而且已经推出了跨学科研究的丰硕成果。作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主动承担起推介海外客家研究成果的重任，这无疑是国内客家学研究的一大喜事。在此，我谨代表众多在客家地区尤其是梅州客家乡村进行过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向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客家研究院的诸位同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感谢译丛主编及副主编的厚爱，期待将来能在海外读到更多优秀的客家学研究专著！
是为序。

农历壬辰年冬大雪日
于广东嘉应学院亮湖楼宾馆

（周云水译）

致　　谢

我对给予了这个项目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文学科大学生研究资金和罗伯特·亨利·路威（Robert H.Lowie）基金提供了本项目的启动研究资金；美国学会中国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委员会慷慨地提供了我在香港长达一年的研究经费；玛贝尔·麦克劳德·刘易斯(MaBelle Mcleod Lewis)纪念基金资助了该项目第一阶段的写作；国家人文学科资金的夏季津贴以及西密歇根大学的教师研究和创新活动资金提供了我在瑞士巴塞尔使团档案馆研究的经费。
对以各种方式给予我的研究提供帮助的香港人，我从来没有好好地表示过谢意。这本书特别要献给崇谦堂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既是宽厚的主人、亲切的朋友，又是有学问的教师。我特别要感谢张欣燐(Cheung Yan Lun)，他总是体现出最好的“客家人品质”，对这本书稿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如果没有他的宝贵意见，没有牧师童希凌（Tong Siu Ling）、彭催安（Pang Chui On）、张水永（Cheung Sui Wing）、徐普田（Tsui Pui Tin）、梁普同（Leung Pui Tong）、 艾丝特（Esther Chang）、 兰外德（Lam Wai Tak）、李催来（Li Chiu Lai）、林逸仙（Lin Yat San）和林岩仙（Lin Yan San）的意见，没有崇谦堂徐、张、彭、凌、林、兰、龙、童和丘以及麻笏村的王家里人的意见的话，我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我还要感谢崇谦堂青年团的几个成员和领导，特别是我的好朋友和伙伴彭外英（Pang WaiYing）和付岩侯（FuYanho）。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名字，我没有列出，并不是有意或者不要感谢，而是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要感谢崇正会和巴塞尔使团的几个人：周亭和（Chow Tin Wo）和盂外红（Yu Wai Hong）牧师、西蒙(Simon P.K.Sit)先生、理查德（Richard Deutsch）先生、詹金斯（Hans Lutz.Paul Jenkins）牧师以及巴塞尔使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为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巴特徐（Bart Tsui）、路易斯·侯（Louise Ho）、丹尼尔（Daniel）和葛瑞丝林（Grace Lin）牧师，安格雷（Ann Gray）、 卫妮德（Anita Weiss）、杰士（Jash）和伊丽莎白（Elisabeth Dahele）先生，他们是我的顾问、导师和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David Faure)和 王富文(Nicholas Tapp)给了我非常宝贵的参考书和建议 。我还要感谢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牧师凌江宝（Kong Bou-ling）、华仁书院的神甫魏志立（Harold Naylor）、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吴罗瑜 （Esther Ng）、 大学服务中心的约翰·道芬（John Dolfin）以及在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工作的耶鲁大学的可乐曼（Cora Man）。我要感谢香港政府的真诚合作，特别是钟逸杰（David Akers-Jones）、徐坡（Paul Tsui）、 詹姆斯·海耶斯（James Hayes）、雷蒙德·彭（Raymond Pang）、张马休（Matthew K.C.Cheung）先生以及粉岭区办公室、房地产办公室、公共记录办公室和政府秘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孔来钦（Kwong Lai King ）、布来英（Poon Lai Ying）、梁书繁（Liang Shuk Fan）、张满红（Cheung Man Hon）、重越风（Chung Yuet Fong）对中文书面资料的翻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韩彼得（Peter Haenger ）和尼古拉（Nicholas Schaffner）不辞辛劳地把巴塞尔使团的档案材料从哥特体的德文翻译成英文，我很感谢他们。
我要对许多教师和同事表达敬意和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廉·A.沙克（William A.Shack）是我的导师和朋友，他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是无价之宝，他对我的研究计划进行了细致的修订，对我的田野调查记录进行了审阅，对我的写作进行不间断的、大量的、关键性的关注。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师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伯顿·本尼迪克特（Burton Benedict）、史丹利（Stanley Brabdes）、艾伦·丹德士（Alan Dunds）、托马斯·金（Thomas Gold）、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和乔伊斯·卡格林（Joyce Kallgren）。我要对向我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的南希·艾伯曼（Nancy Abelmann）、珍尼·伯格曼（Jeanne Bergman）、帕梅拉·M.摩洛（Pamela Myers Moro）、莱斯利·夏（Lesley Sharp）和杰奎琳·玉喇（Jacqueline Urla）以及伯克利分校的论文写作小组成员表示感谢。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和爱德温·克劳森（Edwin Clausen）是我在圣巴巴拉市加利福尼亚大学时的老师，已故的华德英(Barbara E.Ward)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时的老师，是他们激发了我对亚洲和人类学的兴趣。我还要感谢在西密歇根大学的朋友，特别是李·安·克劳森（Lee Ann Clausen）、熊存瑞（Vitor Cunrui Xiong）和桑·罗伯特（Robert Sundick），是他们帮助我获得先进工具赢得时间完成本书的写作。
我的著作得益于詹姆斯·L.沃森（James L.Watson）和米伦·L.科恩（Myron L.Cohen）的仔细审阅和关键性的点评。我还要对给予了我支持和帮助的希拉·李维（Sheila Levine）、莫妮卡·麦科密克（Monica McCormick）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表示感谢。
最后，康斯特布尔(Constables)、阿尔塔（Alters）以及康斯特布尔·阿尔塔(Constable Alters)的许多家人都对我完成这个项目给予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我要由衷地感谢约瑟夫·S.阿尔塔（Joseph S.Alter），他既是人类学者、编辑、小孩照看者、厨师、操持家务者、同事，又是丈夫，他为我前进中每一步的付出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语罗马化说明

汉语罗马化时，我使用了以下方法：对香港境外的地名和常用的词语或者概念（例如，清朝、风水、广东省）使用拼音，对香港境内的地名按照《香港九龙和新界地名词典》（香港政府，1960）或者《香港的街道和地方》（香港政府，1983，1985）的规定进行罗马化。对确有必要表达的一些粤语单词或者短语，根据《黄氏广州话字典》（1970）中的规定对它们进行罗马化。
除了众所周知的几个人的名字以外，中国人的名字都遵照他们的传统：姓氏在先，名字在后。由于对人名罗马化特别困难，所以，每当有人（例如，彭乐三）用了英文名或者在香港的家庭、宗教和政府的书面资料中发现使用了英文时，对人名尽量使用英语拼写，这些通常就没有遵循罗马化规定。对于一些广为人知的人的名字使用了拼音（例如，邓小平）。附录中的人名除非它和本书中其他地方出现的名字指代相同的人（例如，“Hung Syu Tschen”换成了“Hong Xiuquan”），否则使用档案材料中所用的罗马化文字。书中反复出现的姓名列在汉语词汇注释表中。
对在引文中使用其他方法罗马化的汉语词汇不作调整。当可能引起歧义时，另外的音译放在括号内作为补充；当需要作一些解释时，使用了脚注。像客家和本地等词语，使用了最常用的英语拼写。在本书的最后附有汉语词汇注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