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上午，上海大学“海外高端专家引智专项”国际大师讲坛（十五）在宝山校区的乐乎楼思源厅正式开讲。本次主讲专家为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士钟鸣旦（Prof.Nicolas Standaert）教授，他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Chinese scholars and European missionaries writing on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和欧洲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上古史）的学术讲座。该讲座由文学院的陶飞亚教授主持，百余名来自全校各学院的师生以及来自同济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一起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演讲主要从历史文本的跨文化编织的角度去分析帝喾及其“灵异生子”的历史诠释。钟鸣旦教授首先提出，当耶稣会士在17世纪进入中国时，他们发现中国所记载的上古历史显然比《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更加古老。钟鸣旦教授大量引用传教士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著作，来解释传教士如何处理中国历史与《圣经》历史的冲突。接下来，钟鸣旦教授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上古史时使用了哪些文献？传教士如何向欧洲人解释这些文献？中国人的解释如何塑造传教士的解释？”钟鸣旦教授详细介绍了宋、明、清初时期中国士大夫有关中国上古史的纪传体、编年体、纲鉴体著作，并详细介绍了传教士以及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著作。明末清初入华的传教士在介绍中国上古史之时主要参考了纲鉴类历史著作。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钟鸣旦教授以帝喾及其妃生子作为案例，说明传教士在解释中国上古史的差异。有关帝喾生子，中国传统有“无父感生”、“有父感生”、“有父不感生”等三个类型。而在传教士的著作中，索隐派传教士主要采纳“无父感生”的诠释类型；而历史派传教士则采纳“有父感生”及“有父不感生”两个类型。钟鸣旦教授通过帝喾生子的案例，非常具体而深入探讨了明末清初跨文本交织与诠释。在讲座的提问环节，在做的师生积极踊跃发言，钟教授教授针对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在座师生都受益匪浅。
钟鸣旦教授长期从事基督教与中西交流的研究，是当代西方著名汉学家之一，著有《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编有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等十几部著作，部分著作已译成中文；发表英文论文130多篇，与杜鼎克（Ad. Dudink）一起开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CCT数据库。（李竹磬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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