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神父

ChineseCS 2014年11月25日19: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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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宏斌 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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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不仅将大量的西学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充当了将中国古老文化传播到欧洲的使者。传教士来华之初,为了了解与适应中国,曾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钻研儒家经典与传统文化。接着,为了动员更多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并为其活动募集经费,传教士们纷纷翻译古典经籍,并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竭力宣传中国是个传播“福音”的理想之地。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卫匡国竟被人们一度忘却。自从1972年10月中意两国建交后,才为两国人民和学术界所重视和怀念,特别是意大利政府和学术界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帮助他们寻找卫匡国墓地,提供有关资料研究。

卫匡国(1614—1661),字济泰,原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14年生于意大利底罗肋(Tyrol)首府特兰托(Frente),1631年他离开家乡就读于罗马公学,曾顺老师,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旭(Kircher)学习自然科学。1631年10月8日加入耶稣会,1641年3月23日他与同会21人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11月16日抵达印度的果阿,1643年抵达中国,初在浙江传教。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他身材魁梧,富有日尔曼人的个性,向有“舰队司令”和“将军”的外号。浙江兰溪名士祝子坚称他“伟仪修体,而神明慈烨,望之犹天神,所谓至人也”。

1643年抵达澳门,1646年他重返杭州,在杭州的兰溪建立了一座新教堂。4年间在此两地从事培训教友和劝化教外人。杨庭筠的一个名叫“依搦斯”的女儿杨弥格,品德出众,热心神修,博行仁爱,领导众贞女虔奉天主,成为杭州地区的德范芳表。她给了神父很大的帮助。1648年,他授洗了250人,其中颇多读书人,且有一云南翰林,信德坚定,神父为他取名保禄,意在让他回不乡后能效法保禄,从事传教劝化工作。

1650年,卫神父36岁,虽年事尚轻,却被推选为本会咨议司铎。他受命去罗马汇报教务,商讨有关全局的各项教务事宜。他从福建起航,取道菲律宾,转乘直去西欧的帆船。,经德、比等国,一路广传传教圣召,并受到各地学术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正当他在接洽关于印刷他随身带来的巨幅地图以及其他著作时,因上级催促,就匆匆赶去罗马。
卫神父在教宗和枢机主教团以及耶稣会总会长的关怀下,完成了他受命而来的任务后,又去了葡萄牙。

1657年他带领着一大批优秀而学有专长的传教士从里斯本乘船返华,但这次返华的归程艰险困难,使他多次频临死亡;据毕嘉神父记述,同来的17人中有12人死于旅途中。但卫神父虽身处惊涛骇浪,而心向永生之光,死何足惧已!顺治帝从汤若望处获悉他已抵达广州,并有南怀仁、毕嘉等10人,颁谕准他们进入内地。

又于1657年二次来华。1658年他又回到杭州他的小寓所,随即向周围传播福音和培育新教友的虔诚热心。当时,杭州天主教堂简陋狭小,他在尚未奉教的总督佟国器的支持下,着手修建教堂,佟国器是当朝顺治皇帝的正宫皇后的从弟,对天主教早有好感,他的夫人早已奉教授洗。在他们的热心资助下,兴建了若干新教堂,并修复了一些老教堂。特别是他对杭州的那座教堂作了翻修更新的计划,使这座教堂在他继任者洪度贞神父(P.Augery)时期,已成为中国最宏伟壮丽的天主教堂,不幸后毁于大火。1661年他在杭州天水桥附近买地建造教堂。1659年动工,1661年完工。该教堂建筑得总督佟国器的支持,肃亲王妾赵氏(圣名犹弟大)捐输,教堂之壮丽冠于全国。1663年在镇江建造一座新教堂。

卫匡国两度来华和一次返欧,旅途共历8—9年,十分艰辛。返欧前在中国7—8年,又是在战乱动荡中度过的,在此期间他曾跋涉各地,生活极不安定,第二次来华后,更加努力于教务,对修建教堂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以致积劳成疾,体质十分虚弱。1661年夏天不幸染上霍乱,医治无效,于6月2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的一切远大理想,时年仅48岁。他的墓地在杭州西郊老东岳附近之桃源岭麓大方井(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乡东岳村,杭州啤酒厂与杭州中药厂之间,西溪路南侧大樟树下)。杭州人民为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当年就刊印了他在1647年完成的著作——《逑友篇》。1990年卫匡国墓地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他已日益为中意两国政府和世界人民所重视,因为他是架起中意经济文化交流桥梁的杰出功臣。

卫神父明智博学,平易近人,慈祥仁爱,深受教内外人爱戴。他患病期间,地方官员时常探访慰问,在他耐心忍受病痛时,不时口呼:“主,但愿尔旨承行”。死后葬于城外“南方井”(又称大方井)。

据殷铎泽、柏应理、白晋3位神父记述,于1679年,即卫神父死后18年,人们准备捡骨迁葬时发现神父尸体并未腐烂。当殷铎泽神父启棺时,看到神父尸体完好无损,犹如昨晚才入殓似的,既无异味,面颊亦红润,一如生前,衣服仍完好如初,并未风化。这一奇迹传开后,前老围观者人如潮流。教外人只是出于好奇,想目睹异事,而教友们则一片虔诚,为瞻仰神父遗容。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直到最近,神父的遗体一直保持原状,完好如初。每逢大瞻礼日,教友们上坟把神父的遗体安座在太师椅上,并为之整理须发,同时诵经赞颂天主。但教外人前来焚香膜拜,奉若神明;从此尸体逐渐风化,成为灰土。后来谴使会神父曾捡收其骨殖,装坛保存,直至今日。

卫匡国神父来华前从师著名耶稣会、《中国图说》作者阿塔纳乌·基尔彻攻读数学,受其影响,崇信伽利略学说。来华后传教之余热心于地理学研究,为之他到中国各地游历,沿途进行各省重要都邑的位置测量,并查阅大量中国方志,绘著成《中国新地图集》,此图集有图17幅,其中全国总图一幅,分省图15幅,另附日本图一幅,解图文字172页。作为对世界地理学的一大贡献。他曾发明了一种用磁偏差测量经度的方法,于是乘此机会测量全国各地之经伟度。

卫匡国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意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又一位意大利人。他将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人,推动了中国人和西方的先进科学的了解和学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活动,将中国的各个方面介绍给欧洲,从而在两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向来得到各国学者的一致称颂。为了使欧洲各国人民和学术界了解伟大的中国,他先后写了许多著作。他对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也曾下过一番苦功。

卫匡国神父著作有:《真主灵性理证》即用推理的方法证明天主的实有,并提出天主存在的四条论据,及灵魂的不死不灭的二十二条证据。《逑友篇》内容为“论交友之道”。《中国新舆图》《中国教友的人数和品德简报》,1654年于罗马出版。原是卫神父呈传信部枢机主教的一份报告书。《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一书完成于1654年,是卫匡国作为中国区耶稣会驻罗马代办在罗马工作的一部分。

卫匡国神父用拉丁文和中文写的历史、地理学、神学、伦理学、语法学等方面的著作以后。我们明白他的学问和多方面的兴趣是多么令人钦佩!他不但在传教史上和中西交往史上,而且在更专业的汉学领域中都做出了贡献,他成了一位重要的人物。

卫匡国的卓越功绩

卫匡国在世上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7年,其中23年的时间是处于成长、学习和受各种教育的幼稚阶段。然而,为了信仰、为了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个睦邻相处,他竟日以继夜地工作,最后献身于他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成为17世纪欧洲最杰出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并为世界人民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他的历史功绩非常卓著,主要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A、卫匡国使欧洲和西方各国人民真正开始认识伟大的中国

幼年时期他受到《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事迹的影响,遂萌发步利玛窦之后尘之念,最后终于在羡慕中华文明浪潮的推动下,被耶稣会总会派遣来华传教。为适应和了解中国的环境,以便开展传教事业,他从1643—1653年,对中国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使西方人真正开始了解伟大的中国,他写下了:《中国历史十卷》(Sinicae Historix Decas Prima)亦称《中国历史概要》和《中国上古史》记载中国自古以来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大事,即从中国盘古开天地始,一直写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从中可以找到基督纪元前的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记。这是卫匡国根据中国古籍建立了从公元前2952年伏羲开始,直到纪元时代这一漫长历史时代的中国编年表。这也是西方学者写的第一部比较系统、详细、完整、科学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著作,它取材丰富,分析也比较科学,虽富有神学色彩,但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一直被公认为有关中国历史的最佳著作,为欧洲最早的可以称得上是专著的中国古代史。

《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可以称为“17世纪的中国现代史”。这是他以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和儒生、官员、传教士等可靠者提供大量清军入关和下江南战事的实况而描述的明清战争史。即《鞑靼战记》记述鞑靼(满清)入侵中华,几乎侵占全国的经过,并简要地记载了鞑靼人的风俗习惯。此书是一部正规的历史著作,也是一本记述满族人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杂记性质的书。书中所用材料均为作者所耳闻目睹,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为研究清史重要著作。

《中国新地图集》(Novas Atlas Sinensis),亦译《中国新地图册》或《中国新地志》。此图集有图17幅,其中全国总图一幅,分省图15幅,另附日本图一幅,解图文字172页。作为对世界地理学的一大贡献,是作者首次在图上指出中国即西方历史上称作的“秦”。即他在释名中又是第一个把“支那”(Sina)称为“秦”,历来虽有争议,但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中国新地图集》以其卓越的地理科学价值受到推崇。英国早期的汉学家玉尔声称,17世纪中叶所绘的欧洲国家地图无一能和卫匡国的相比。近代地理学家柏林地理学会主席李希霍芬对卫匡国在地理学上的卓越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和荣誉,并称赞这部地图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本最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因此,卫匡国成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并认为卫匡国是当时“在中国传教区居领导地位的地理学家,是一位卓越的无与伦比的人,在他以前或以后,再没有一位传教士孜孜不倦利用时间,去搜集那个国家的资料过”。德国《威斯特曼地理从书》将卫匡国称作有突出贡献的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高泳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雍先生专门撰文对卫匡国地图进行介绍并高度评价。马雍这样说:“这部地图集不仅在17世纪有着相当的价值,直到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不仅对欧洲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来说是一部经典著作,对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地理,也是一部珍贵的参考书”。卫匡国神父利用耳闻目睹的材料和许多中国方志写成的这部著作,第一次向西方人比较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地理,描述了东亚和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全貌。这本地图集被西欧学者推崇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他在地理学上的卓越成就誉满世界。

因此,卫匡国的著作,一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的最完全、最准确的著作。德、法的学者称卫匡国是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直到19世纪后半期,关于中国的地理著作,仍然数卫匡国的最精确。

B、卫匡国为传播和促进中意文化交流铺平道路

中意两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亚欧两大旧帮。早在二千年前,中国与意大利(罗马)两国人民都互相以“大秦”相称。古代西域各国称中国为“秦”,现在欧洲各国仍称中国为China(英文)、Chine(法文)、Cina(意文)等,皆源于拉丁文Sina(“支那”),其语源则Sin ,或Thi,是为“秦”之北方音。而把Sina正确地解释为“秦”,正是 卫匡国最早研究的成果。《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国》记载:“其(指意大利)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今天中国的历史地图上仍称汉朝时的意大利为“大秦国”。这说明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源远流长的。

1、卫匡国出色地捍卫中国的礼仪之争,使天主教中国化。

关于“礼仪之争”,中国耶稣会士曾派代表卫匡国赴罗马申辩。1654年6月卫匡国应罗马教廷之召前往之,向罗马教廷报告中国“礼仪问题”。他抵达天主教中心——罗马,稍后他在那里宣誓四大显愿。经过5个多月的辩论,终于获得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和枢机主教团的批准,“按所叙实况”(Juxta exposita)准予中国教友奉行中国礼仪(关于祭祖尊孔),但并不排除先前也是“按所叙实况”而颁布的禁令,这道准行的敕令是1656年3月23日签发的。卫氏认为:中国士人之祭祀是“根据原来纯文化性的制定,用政治和文化礼仪来承认孔子为先师”。至于祭祖,一般群众用迷信方式和学者以正常方式的祭拜是有所区别的。帝王和臣子对供祭和奉香祭品有果子、肉类和丝绸,这是对亡者的尊敬和孝爱,可以摆脱任何方式的偶像崇拜。卫氏还向教廷描述了中国敬尸、葬礼、扫墓和宗祠、叩拜等问题。

2、为使欧洲各国能迅速掌握汉语中文,卫匡国撰写了《中国文法》一书。

卫匡国为了工作,对中国的文字学和汉语语法曾下过一番苦功,他用中文写下了一系列神学著作和关于礼仪问题的辩护书。根据记载,他在德国科隆留下了一本亲笔撰写的《汉语文法》(Grammatica Sinica),旨在欧洲传播汉语知识的著作,且为欧洲学者掌握汉语提供了不少方便。这本书很可能是西方学者用来学习汉语文法的最早的文法书之一,也许是第一本。这是一本学习汉语的较早的汉语拼音书。这本书的文稿曾散发给各地教会。汉语在西方有语法专著,应该说是从卫匡国开始的,它为欧洲学者掌握汉学提供了很大的方面,门采尔(Mentsell)和巴耶(Bayer)也曾从他那里得到很大的帮助。可以说,这是欧洲第一部中国语法书,卫匡国又是第一个在欧洲印行中国文字的人,这样,他使欧洲人们了解孔子和其哲学的道义。根据方豪神父的考证,《中国文法》一书的拉丁文原稿尚存格离哥斯大学(Hanter)博物馆。

C、卫匡国为中国培养人才,开辟了派遣留学生留学欧洲的新途径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西欧各国,吸取与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卫匡国第一个发起和派遣中国学生赴欧留学,从而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他于1651年重返欧洲时,把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生郑玛诺护送到欧洲大陆。

宗教往来与传播,曾经是中国古代实现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如汉唐时期从印度传进佛教,明清时期从西方传入天主教,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繁荣的两个关键时期,于是中国的发显、玄奘、鉴真、和西方的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金尼阁、卫匡国、南怀仁等人,就成为中外文化发展与交流史上的著名代表人物。

卫匡国神父被认为是一位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重要人物,也是耶稣会士中的一位杰出会士。他的三部拉丁文著作,描述的是明末清初时的中国历史和地理,可以说是西方汉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杰出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

卫匡国热爱中国,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光辉业绩表示敬仰,对中国人民创造的繁荣局面表示赞美,对中国人民遭受的战争和苦难深表同情,对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十分尊重,于是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同时,他又是欧洲最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他向欧洲各国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现状,增进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促进友谊。这是卫匡国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卫匡国在学术探讨上的拼搏精神和对事业的高度奉献精神,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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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中国天主教述评》顾裕禄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1月版
P141—142《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 东方出版社1993年12月1版
P170《中国天主教编年史》顾卫民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4月版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1552—1773》(法)费赖之 著 梅乘骐 梅乘骏译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1997年11月P292—298
P61—62《中土基督》郭卫东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7月版
P119—220《传教士与中国科学》曹增友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1月2次印刷
P70—85 《宗教与文化论丛》(1994)陈村富主编 东方出版社 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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