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

作者：袁 媛（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明末清初，随着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西方的解剖生理学开始传入中国。这是西方生理学传入中国之嚆矢。这一段历史，注意的人很少，因为那时的文献流传下来的很少，而且绝大部分都分散在传教士们所著的传教书中，很难一一探寻。关于那时传入的医学，目前有不少专著和文章述及，比如范行准所著之《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等等。[1]而对于生理学，目前所见到的大都只是在谈到医学时顺便谈及的，大都只有零星的简介，而专门谈及生理学史的著作如王志均等所编《中国生理学史》中也只有简单的介绍。[2]本文将对这一段传入的生理学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传入的原因作系统地介绍和分析。

1 介绍解剖生理学的专著

在十七世纪西方生理学正式从解剖学中分离出来之前，生理和解剖是混为一体的。谈到人体的结构时必然也会涉及功能。最初传入中国的有关西方解剖生理学的专著是由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草译，毕拱辰润饰的《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谷（Jacobus Rho，1593－1638）的《人身图说》，此外还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是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为康熙皇帝讲解解剖学时所编，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3]
（1）《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
此书是邓玉函草译，毕拱辰润饰成书的。邓玉函1618年来华，1621年到澳门。1622年4月22日，邓玉函致信法倍耳，称汤若望备有一部解剖学著作，作者是瑞士巴塞尔（Basel）大学著名的解剖学、内科学和希腊文教授包因(Gaspard Bauhin 1560--1624)。包因有两部极负盛名和有价值的医学专著：一为《解剖论》，1592年出版；一为《解剖学史》，1597年出版。据范行准先生考证，汤若望所持有的是包因的《解剖学论》。此书亦为邓玉函所译的解剖学底本，即邓玉函在信中说“译名人身说概者。”
邓玉函到华次年（1622年），在嘉定研习汉语后不久抵杭州（武林）执行教务时，正好仁和太仆卿李之藻致仕在家专心译著，邓玉函即寓于李太仆家，并得汤若望所携包因之《解剖学论》，遂口译大意，文士笔录，成《人身说》二卷，书成未梓。以后忙于教务，尤于崇祯二年（1629）得徐光启举荐入京共修历法至次年逝世，稿存汤若望处。汤若望本可能有意全译包因之解剖学为《人身全书》，但1630年邓玉函死，汤若望在西安，奉诏入京协助徐光启修历，主要精力在此。1633年徐光启卒，汤若望于是更无暇译著医学矣。故1635年毕拱辰据之命其书为《泰西人身说概》。故“说概”之义，在于说人身解剖生理之大概，分上下两卷，共45页，基本上为玉函口译稿。[4]

《泰西人身说概》的目录可见参考文献[5]，书的上卷采用的是陈述的方法，而下卷则用的是问答体。按照现代解剖生理学的分类，此书涉及的内容有：
运动系统：在骨部中，首先谈到了骨的物理性质及作用，然后谈到了全身骨的数量，接着依次列举了身体各个部分骨骸的数量、形状及功用，论述了颅骨有八块、颧骨有小骨十二块、牙齿有三十二颗（或二十八颗），背脊骨三十四节，肋骨二十四根肩脊骨两块等等；然后脆骨部中描述了人身上脆骨的形态性质和作用；肯筋部和肉块筋部则叙述的是人体内关节韧带等结缔组织。
另外，还有有关肌肉的部分，包括肉部、肉块部、肉细筋部及膏油部，其中描述了肌肉之形态、性质、机能、数目与功用；膏油部则描述了脂肪性质和功能。
循环系统：这部分的内容有络部、脉部、血部。络部事实上是描述的是静脉，脉部描述的则是动脉。血部则十分简短，只是简要地说到了血的颜色和作用。
此外，书中有一亚特诺斯部，亚特诺斯是淋巴腺（Adenos）的音译，其中描述了淋巴腺的形状和功能。
感官系统：目司耳司鼻司舌司这几部分则是属于感官系统。论述了眼睛、耳朵、鼻子和舌头的结构和功能。关于眼睛的视觉原理，是依据水晶体的几何学及光学原理解释的，提到远视、近视与望远镜原理相似，这是吸收了伽利略所创新的学说。
神经系统：细筋部、总觉司、利西泰记法五则以及四体觉司，皆应属于神经系统。描述了神经的性状、分类及功能。书中将神经传导归之于气。此外还记述了七对脑神经，相当于现今的视神经、动眼神经、滑车神经、三叉神经、迷走神经、副神经及舌下神经。在总觉司中论述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此外，在皮部、外面皮部中，谈到了皮肤的感觉功能。在四体觉司中谈到了人体的感觉；在最后还谈到了人体的行为和语言。
（2）《人身图说》
《人身图说》的作者是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三人，原不分卷，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为《图说》，其实有说无图；二为《人身图五脏躯壳图形》。
“图说”部分目录可见参考文献[6]。具体而言，《人身图说》包括的内容有：
呼吸系统：这部分内容有论肺、论气喉。介绍了肺部和气管的结构和功能。
循环系统：论心包络、论心、论心穴、论心上下之口及小皷之用、论络脉及脉络何以分散、论周身大血络向上所分散之诸肢、论周身脉络、论脉络之原及分散之始、论周身大血络分散下行至诸分肢。这一部分最为详尽。详细介绍了心脏的结构以及血液在体内的行走过程。心脏结构中亦言及心房、瓣膜（多称“小耳”，共11小耳）、心包络（沿用中医旧名，即心包）等。对于整个血液运行的系统，主要为心血、肝血两部，脉管包括下腔静脉、大动脉、总静脉、门静脉、肝静脉；上腔静脉及分支等，已颇周详。《图说》将动脉称之脉络，静脉称血络，指出动脉与静脉并行，动脉从心出，静脉从肝出，此外，还诠释了肝与血液循环的关系。
消化系统：论食喉、胃总论、论大小肠、论肝及下腹大小肠、论胆胞、论黄液、论脾、论腰属此内容。论述了胃的构造与功能、肠的分类（有六类）、以及胆胞、胆汁的功用，有趣的是它说胆汁是灌入肝之全体细小管，然后熟炼粗血而成细血以进入周身大血络用的，未免本末倒置了。
排泄系统：论小便正面背面质具络及溺络、论小便源委、论膀胱。介绍了尿的生成过程和排出体外的途径。
神经系统：论筋、论诸筋分散与由来之根。书中指出了迷走神经，甚至喉返神经（回归神经）的分布，交感神经随动静脉分布周身等，当然，此时神经的名称为“筋”，也没有“迷走”或“交感”的概念。
生殖系统：论男女内外阴及睾丸并血脉二络、论女人子宫、论子宫胚胎包衣脐络、论脐带。论述了睾丸、卵巢、女子子宫、胚胎、脐带等的结构和功能。
不难看出，此书相对于《人身说概》而言内容增加了不少，增加了消化系统、排泄系统、生殖系统的内容。特别是有比较多生理功能的介绍。例如关于血液循环系统的介绍，就比《说概》要详细得多；《说概》中谈到血液运行，仅限于脉，而《人身图说》则有较多描叙。
《人身图五脏躯壳图形》则有图有说，文字解释图形，图形又可对照上卷之《图说》，故上下卷合参，恰为《人身图说》全帙。

此外，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除了这些专著以外，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人体生理学知识，还散见于范行准所谓的“性学书”[7]中，也就是包括于西方传教士讨论人性的著作中。

2 “性学书”中的人体生理学知识
（1）《西国记法》（1595）
在传教士们编撰的各种“性学书”中，最早述及西方生理学知识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西国记法》。

利玛窦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奠基者，他是意大利人，1552年10月6日生于马切拉塔城。其父乔万尼·利启行医为业，曾在教皇国担任行政长官。其母乔万娜·安乔莱利，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利玛窦在兄弟八人中居长。青年时他就学于耶稣会办的罗马神学院，师从克拉维斯，向他学习天文学和数学。[8]1583年他受耶稣会到派遣与罗明坚一起来到广州，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过程。1601年他到达北京，并于1610年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所著《西国记法》于1595年在南昌印行。[9]那年在南昌的一次宴会上，利玛窦展现了他惊人的记忆力。他让与宴的人士在一张纸上任意写出许多字，只要他们念过一次，他便一字不漏地将之背出，不仅如此，他还当场倒背如流，使得在场的人都大为叹服，并要求利氏传给他们记忆的秘诀，利氏因而在南昌传授记忆术。后来在巡抚陆万赅的“强迫”下，利氏便将他手边的记法翻译成书。[10]
目前国内看到的是由朱鼎瀚参定作序，由高一志、毕方济共同修订的版本。其序云：“今天下无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牧先生有所藏先生墓志中云：先生于六经，一过目能纵横颠倒背诵，瀚未尝不洒然异之。外父曰：父有以授之也，其书久在则圣高先生笥中，然出利先生偶然草创，未易了了，高先生再为删润之。”[11]
因此，《西国记法》事实上主要是一本介绍记忆方法的书，它分为原本篇、明用篇、设法篇、立象篇、定识篇、广资篇六个部分。其中在原本篇中有论及神经生理方面的内容：
“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面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故人追忆所记之事，骤不可得，其手不得搔脑后，若索物令之出者，虽儿童亦如是。或人脑后有患则多遗忘。试观人枕骨最坚硬，最丰厚，似乎造物主置重石以护记含之室，令之严密，犹库藏之有启钥。取封闭巩固之义也。”[12]

（2）《性学觕述》（1623）
此书为继利玛窦之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艾儒略（P.Julius Aleni）所著。共八卷，卷一卷二论灵魂及其性体，卷三论生长，卷四为总论知觉外官，卷五为总论知觉外职，卷六论觉性灵性，卷七论记心论梦，卷八论嘘吸。（徐氏云第八卷为论夭寿，应为有误）。
徐宗泽曾云：“此书可谓心理学之常识，而杂以辩论，对于吾国民众之谬解，随论纠正，虽是哲学书之一，但文笔万不及名理探超性学要等雅丽也。”[13]
虽然如此，但《性学觕述》用语简单明了，尽管不“雅丽”，但却十分通俗易懂。而明白清楚的语言对于科学的传播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笔者认为从今天传播科学的角度而言，这本书在传教士们的著作中是鹤立鸡群，非常出色的。譬如在谈到呼吸时书中云：
“嘘吸之具有四，一为心，一为肺，一为鬲，一为气管。肺之体轻，有如浮血之沫，便于气之渗也。......，鬲者，一层细膜，隔心肺与肝肠，有如墙垣之亘也，其具如此。鬲肺开，则外气自气管吸进，以凉其心，其所入气，旋为心所蒸热，则旋闭而出之，如海潮之长落然。......。” [14]
由此可见，此书对于人体生理功能的描述十分细致，用语也十分简单明确。不仅如此，在传教士们的“性学书”中，《性学觕述》是谈及人体生理学知识最多的一部著作。其卷三、四、五、八全是论述的人体生理学的知识。卷三论生长，详细叙述了食物到人体以后转化为四液的过程，而后又专门论述了四液的组成和功能。卷四总论知觉外官，分目之官、耳之官、鼻之官、口之官、触之官五个部分详述了眼、耳、鼻、口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有关触觉的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卷五为总论知觉内职。卷八为论嘘吸，详细地论述了呼吸的全过程、参与呼吸的器官、呼吸的作用以及和身体其它功能的关系。（徐宗泽书中云第八卷为论夭寿[15]，实为有误。而方豪云：“卷八言心及心囊；言呼吸系统之肺、鬲、气管及呼吸与循环之关系”；[16]而事实上这一部分全是围绕呼吸来论述的，提到心脏时，也只是论述了呼吸与心脏功能的关系，故所言似不妥。）

（3）《主制群征》（1629？1636？）
此书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02－1666）所著。此书刻于明末，成书的年代现有两种说法，方豪、徐宗泽以及A.Pfister认为是1629年，[17～19]而有Adrian Dudink则认为是1636年。[20]
在此书卷上第五《以人身相征》中，论述了有关人体的骨肉以及神经生理方面的内容。作者最先介绍的是人体的骨骼和肌肉，接着，作者介绍了人体的三个主要器官“心、脑、肝”以及它们各自的功能。
此书有关生理学的部分主要介绍的是盖伦关于人体“心、脑、肝”三个主要的器官和相关的功能以及“体性之气、生养之气、生养之气”三灵气说。按照现代生理学的系统分类，它主要涉及的内容是：[21]
神经系统：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循环系统：描述了血液和“灵气”在体内生成循环的过程，主要是“三灵气”说。另外，还有有关血管和心脏功能的描述。
消化系统：描述了食物“变血”的过程。

（4）《泰西水法》（1612）
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1575－1602）所著《泰西水法》是一本谈取水蓄水之法的书，其中卷四曰水法附馀中附以疗病之水，在药露中谈到了人体的消化功能：
“凡人饮食，盖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烂；二曰口化，细嚼缓咽；三曰胃化，蒸变传送。二化得力不劳于胃，故食生食冷，大嚼急咽则胃受伤也。胃化既毕乃传于脾，传于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达于周身，其上妙者化气归筋，其次妙者化血归脉，......"。[22]
此外，还有毕方济（P.Franciscus Sambiasi，1582－1649）的《灵言蠡勺》，卷上谈到血液所表现之亚尼玛（灵魂）的功用。也就是说血液循环是亚尼玛之力所推动的。
高一志（P.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的《修身西学》卷四也谈到血液之循环，本于欲忿二司以推动之。
傅汎际（Franciscus Furtado，1587－1653）之《寰有诠》，卷六谈到心脏的搏动使血液流行；卷五言而有信视觉，目见物时，乃物感目；卷六言人与四液。傅氏又有《名理探》，卷三言大脑之主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又言视觉记忆之论；卷一则亦述及四元说，即水、风（气）、火、土，万物皆不外此四元素；人身之血液，有质模两端。

3 讨论

3.1 当时传入的生理学知识之评价
在西方，十六、十七世纪的医学仍然还是沿袭着中世纪以来的经院医学的传统。大体遵循着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盖伦（Claudius Galen）和亚理士多德（Aristotle）以来的古典医学和自然哲学。[23] 关于生理学，当时的西方仍然流行着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complexion），认为人的身体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构成，这四种元素组成了身体的各部分。这四种元素都有自己的特质，火性干热，水性冷湿，气性湿热而土性干冷。人体各个器官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四液之平衡。这四液是指黄（黄胆）、黑（黑胆）、白（黏液）、红（血液）四种液体。这四液是供给人体营养的主要管道，其组成与均衡决定了人体的体质。[24]
此外，对于身体的各个系统，主要是沿袭的盖伦的学说，以心、脑、肝为三个主要的器官，每个主要的器官提供了一组器官或功能运作的主要原理。这些器官或功能即成为一个系统。每一个系统整体的运动或感知能力称为效能（virtue）。心为生命效能（vital virtues）的主要器官，与灵气（spititus）相关，主在维持生命，统辖心率、脉搏和呼吸，与心相关的系统包括运输血液和灵气的胸腔器管和动脉。动物效能（animal virtues）则由脑负责，与灵魂（anima）之功能相关，主持人之精神活动和感观，与脑相关的系统则包括了脊髓和神经系统。肝则主管自然效能（natural virtues），包括营养、生长和生殖，与肝相关的系统则有消化器官和静脉。[25]
这个时候担任知识传播主体的来华的传教士们，所受的医学教育都是沿袭着中世纪以来的经院医学的传统，他们所掌握的也基本上是上述这些生理学知识。这一点体现在了他们所著的各种书中。从上文可以看出，不论是讨论人体生理学的专著，还是各种“性学书”，宣讲的都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知识。比如《人身图说》中谈到的心室壁有细孔使右心血入左心的理论，仍是盖伦的旧说。而这个时候，距维萨里《人体之构造》（1543年出版）已近50年，维萨里在书中已经指出，心室间隔不存在细孔。但当时传入的这些著作中，并无一本谈到维萨里的理论。所以说，当时传入的这些生理学知识并不是当时西方较新的解剖生理学知识，而只是西方中世纪的旧理论。传播的主体背景知识决定了当时传入的生理学的内容。

此外，由于语言不通，当时的传教士们著书采取的都是与国人合译的办法，自己口述，找一个书吏笔述。有的还经过国人润色（比如《人身说概》），这样一来，难免会由于翻译的问题影响知识的传播。比如《主制群征》中谈到脑神经时云：
“筋自脑出者六偶，独一偶逾颈至胸下，垂胃口之前，馀悉存顶内导气与五官，或令之动，或令之觉。”
然而在西方，自盖伦以来，早已有脑神经为七对之说，在《人身说概》中，邓玉函也谈到“细筋都生于头上，或从脑或从骨髓而生，脑有七双。”汤若望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这里说的脑神经有六对，显然有误，而且应该是翻译和笔述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所以说，当时的传播方式影响了当时传入的生理学知识的准确性。由于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缺失和一些错误，所以国人实际上接触到的生理学知识还只是当时传教士们试图传入的知识的一部分。

3.2 传教士传入西方生理学知识的动因
当时传教士们传入有关人体生理学知识，首先完全是出自传教的需要。在西方传教士的观念里，身体是负责生命维持和收集外界的感观资料（sense data）的，而灵魂则将身体所收集的感观资料加以储存和分析，形成推理。判断和行动。身体代表的是人动物性的一面，只有灵魂才能显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身体不过是灵魂在现世的躯壳，人死后则身体与草木同朽，灵魂则接受上主的审判，以享真福或受永罚。灵与肉的结合与分野，是当时入华传教士们主要的生命观。当传教士们要探讨人在现世的存在，好将福音传入中国时，灵魂、身体与上主就形成了无法分割的“三位一体”。因此，在传教士们所著的“性学书”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常谈到西方的人体生理学知识。
另外，在传教士介绍西方生理学之前，中国早已有自己的一整套关于人体生理学的认识，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中医在中国基础相当牢固。尽管当时的中医与西方医学大相径庭，但疗效却并不见得落后。当时的传教士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的利玛窦曾说道：“中国的医学与西方相差颇远，似乎是靠把脉诊断。有时效果很好，但用的都是草药。......”[26]即使是在十八世纪时的巴多明神父也有相同的感觉，他说：“当我听到中国医生讲治病原则，我觉得他们的理论没有多少精确性，也不大站得住脚。但是我看到他们根据搭脉和对头的各部位的望诊开出的药方总是很灵验。”[27]而且明代对医学并无管制，虽然耶稣会士因此可以顺利地引入西洋医学，但在几乎完全自由的医学竞争市场上，西洋医学只是良莠不齐的众医中的一派，无法通过像钦天监一样的制度性安排，为西医取得一席之地。而且当时入华的耶稣会士，精历法者多，通医学者寡，以医学传教，未必上算，更何况人命关天，若不幸因医疗引起纠纷，对于传教事业恐怕更为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士通常是在被问及西方医学时才主动介绍。毕拱辰在《说概》的序中曾写道，“甲戌岁，余得交汤道未先生于京毂。一日乘间请之，谓贵邦人士，范围两仪，天下之能事毕矣，独人身一事，尚未睹其论著，不无觖望焉。时先生出西洋人身图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详，剞劂工绝，实中土得未曾有。谓西庠留意此道，论述最夥，但以旅辈日译教中诸书，弗遑及此，请以异日复示。亡友邓先生《人身说》二卷，乃译于武林李太仆家者，虽宿草已生，人琴之痛剧切，而余泽犹在，鼎脔之味可寻，此其大概也，先生格物玄学可窥一斑矣。”[28]从中可以看出，是他主动相汤若望问及西方医学之事，汤若望才出示西洋人身图和邓玉函的《说概》之遗稿的。这与当时传教士们热衷于传授历法的情况大相径庭。
此外，亦有国人有“内需”的情况。譬如在明朝末期，西国记法盛行，利玛窦因而在南昌传授记忆术。后来在巡抚陆万赅的“强迫”下，利氏便将他手边的记法翻译成《西国记法》。而有趣的是，陆万赅此举却并非是对西方知识感兴趣，而是为了帮他的三个儿子应付科举。[29]可见，当时的记法引起了热衷于科举考试的国人的兴趣，西方的有关神经生理的知识也就顺便传了进来，这或许是国人最早会接受“脑主记忆”之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在谈到西方医学之传入时说道，“传教士不远万里提了一个篮子来到中国，篮子里所装的礼品中，碰巧有西洋的医药。”[30]而对于生理学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西方的人体生理学知识来到中国，绝非碰巧之事，而是各种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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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志均，陈孟勤主编.中国生理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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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泰西人身说概.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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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1]，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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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全集3－4.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163－214
[11]利玛窦.西国记法.载于：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一），台湾学生书局，1982，3－4
[12]同上，p.10
[13]同[9]，p.210－211
[14]艾儒略.性学觕述.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刻本.
[15]同[9]，p.210
[16]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799
[1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 同[9]，p.373
[19Aloys Pfister.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 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Changhai:Imprimerir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32-1934,178.
[20]Roman Malek ed.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Sankt Augustin: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813－814.
[21]汤若望.主制群征.载于：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一），台湾学生书局，1966，5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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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全集（一）.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25
[27]朱静.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6
[28]同[5]，序.
[29]同[10]，p242.
[30]同[4]，p277.

The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transmitted to China by the Jesuit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Yuan yua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Jesuits come to China and bring the wes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to Chinese.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 physiology transmitting to China.The article introduces books and articles that containing these knowledge,analyzes the character of them and the causes of the transmission.
Key Words: Seventeenth century; Physiology; Jesuit

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1卷4期（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