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林、贾兵:《当前西方基督教网络传播态势及其研究视野》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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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正林、贾兵:《当前西方基督教网络传播态势及其研究视野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06期
宗教使用网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宗教在线研究最早应该在1995年,其中主要是对基督教网络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抽样与统计、内容分析、量化对比、田野调查和采访等。关注的前沿问题主要包括基督教网络传播的工具空间、基督教网络组织形态、基督教网络移民、基督教抵制网络传播、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权威、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虔诚、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修辞、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身份、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价值等九个方面。这些研究通过对照线上宗教和线下宗教,认为权力、权威和控制问题已经影响到宗教团体的核心利益与价值,在线活动在信仰和实践方面正在挑战传统宗教。
  • 秦宝琦:《太平天国的“小天堂”——“人间天堂”宗教理想的中国实践 》,《清史研究》,2010年 04期。
太平天国所崇奉的基督教,曾被西方传教士视为异端,近年来又被国内一些学者贬为邪教。其实,太平天国的人间天堂宗教理想——小天堂,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所崇奉的白阳世界教义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称作秘密洋教门。太平天国人间天堂宗教理想的实践表明,夺得政权后的教主与骨干,确实过上了人间天堂的豪华生活,而广大信徒和起义参加者,却依然受着剥削与压迫。
  • 宋莉华:《近代来华传教士译介成长小说述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 06期。
从1850年代开始,西方来华传教士着手译介了大量面向儿童的成长小说,以期培养信仰基督教的一代中国儿童。他们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随着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传教士在译介时有意识地将西方现代儿童观和教育理念引入中国,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既是社会福音神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也受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还与这一时期基督教自身面临的挑战不无关联。本文试图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脉络下进行深入的考察。
  • 肖朗、傅政:《伦敦会与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以“英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 06期
伦敦会是近代率先派遣传教士来华的英国海外布道会,并率先将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引入中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伦敦会在中国创办了若干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学校,它们遂成为这一时期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的主体,位于汉口的博学书院、天津的新学书院和上海的麦伦书院即为其代表。这类教会中等教育学校既沿袭了马礼逊所创立的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基本模式,又继承了英国公学教育的某些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革,以求适应中国国情。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伦敦会英华书院为代表的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对促进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 贾宝维、包春喜:《蒙古帝国的建立与基督教的再度东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 2010年 06期
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建立,客观上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基督教的再度东传正是这种交流的重要表现。蒙古部落中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东传的前提,蒙古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是基督教东传的保证,而蒙古帝国皇帝与教皇之间互派使节则使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了巅峰
  • 邓杰:《抗日战争与边疆服务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的缘起》,《史学月刊》,2010年 10期
1930年代后期,在社会福音神学思潮以及中国教会要求自立、实现本色教会的背景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以巩固抗战后方的运动,号召教会内外有为之士,到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这些服务工作对川康边地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 陶飞亚、杨卫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史学月刊》,2010年 10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景象之一就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兴起。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首先,体现于多种研究范式的存续和转移,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等范式下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力与学术影响。其次,则体现于研究焦点的流变,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直到关注中国基督教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呈现了从研究基督教外围向内部移动的趋势。最后,体现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基于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史、性别史、宗教史、宗派史及人物史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同时随着网络资料和海外档案的获取能力加强,跨文化史料与视野下的研究,将成为这一学科新的增长点。
  • 刘继华:《知味墨与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宣教活动——以1933年知味墨西北之行为中心的探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年 06期
在知味墨的西北之行中,他对西北传教士不仅是教导,更多地是与之进行双向的交流,他们对中国穆斯林传教事业进行了诸多的探讨。在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眼中,知味墨西北之行的内涵有传教与对话两个方面,西北穆斯林之所以愿意与知味墨对话,与其自信及知味墨的温和举措有关。知味墨的西北之行提高了西北在基督教在华穆斯林宣教事业中的地位,促进了西北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化。
  • 周萍萍:《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贞女群体》,《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 06期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因奉教而守贞不嫁的女子,她们被称为贞女。这些贞女多出自数代信奉天主教的老教友家庭中,彼此间互为亲属关系。因女性在家清修守贞不嫁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悖,当时贞女受到了教外人士的指责。中国百年禁教时期,一些贞女逐渐走出家门,开始从事教会工作。
  • 代国庆:《《圣母行实》中玛利亚中国形象探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 06期
玛利亚是圣经中的重要神学人物,随着基督教的东传,玛利亚也由之被引介入华。玛利亚的神学形象虽曾分别在唐、蒙元时期引入中国,但出于各种历史机缘,其形象并未获得充分地宣扬。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借助海途来华传教,玛利亚再次被输入中国,并在明末出现了第一部汉文玛利亚传记,即高一志的《圣母行实》。在此书中,高一志根据中国文化的需要,对玛利亚作了诸多调适,淑女玛利亚便是高一志所塑造的玛利亚新形象。
  • 丁锐中、李继武:《王�研究综述(1979-2009)》,《唐都学刊》 2010年 06期
王�的研究是探索陕西天主教历史与现状而绕不开的一个课题。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毛瑞方于2006年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第8期上撰文发表《王�研究学术史回顾与展望》,文章全面梳理了自清初以降至当代研究王�的学术作品,细致入微,逻辑宏观。另外作者还展望了今后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对王�的研究综述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成果开始,主要是总结30年来学界对王?研究的重点及以后努力的方向。
  • 刘芳:《清禁教时期湖广天主教的传教情况》,《船山学刊》, 2010年 04期
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两湖地区,以其优越的交通条件,较为发达的社会及经济发展状况,很早就成为西方传教士重要的传教据点。而在清朝禁教这段特殊的时期,湖广天主教又具有其独特的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背景复杂、内容丰富;二是成为各教区物资、人员往来的重要周转站;三是开拓了乡村教会。
  • 王泽颖:《明末天主教儒士朱宗元生平考》,《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10年 05期
明末天主教儒士朱宗元因其生平资料的匮乏而引起学界广泛争议,其生年考证更是焦点所在。通过对其著作《答客问》、《破迷论》及其受洗年份关系的考证,基本可以判定其出生于1616年,其后著述传教,开创了天主教在宁波的传播与发展。
  • 王美秀:《天主教对中国祭祖的认识——过去与现在》,《世界宗教文化 》2010年 05期
本文简要分析了明末清初罗马天主教对祭祖从宽容到禁止的过程;阐述了1939年罗马教廷取消禁令的复杂原因和政治背景,说明禁令之取消与日本军事政治压力密切相关;最后扼要说明今天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礼仪的变化是教会礼仪本地化的要素之一,有利于天主教在文化传统层面上与中国传统习俗的融合,有利于中国教徒与其他信仰的人们的交往与和谐。
  • 张西平:《菲律宾早期的中文刻本再研究——以《新编格物穷理便览》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 》2010年 03期
本文研究了西班牙进入菲律宾后最早的4个中文刻本,尤其是其中之一的《新编格物穷理便览》一书的结构、著者、成书和术语等问题,并首次公布了书中所附的西班牙文献的翻译。
  • 赵晓阳:《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圣经翻译》,《民国档案》2010年 03期
蒋介石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但互相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本文在梳理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从1944年春到抗战胜利,蒋介石每天坚持修订、润色吴经熊的圣经译本,竟达三遍之多,成为在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岁月里,对蒋介石精神的支持和心灵的安慰。这些都加深了蒋介石的宗教和人格的修养,也使吴经熊译本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国家领袖修订而成的圣经译本
  • 吴震:《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关怀》,《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 04期
明末清初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儒者——如陕西的文翔凤、广西的王启元、江西的谢文�、河北的魏裔介等,他们在儒学信仰之外,在宗教问题领域亦别有一番思想旨趣值得关注。主要有三点:一、他们积极主张事天尊天畏天立命,其中甚至有人企图建立孔教儒教;二、他们对天上帝等宗教问题的观念表述,应是晚明清初儒学与宗教互动格局的一种生动反映;三、他们应对外来天主教的态度各异,或从传统宗教或从理学本位的角度来排斥或评价外来新宗教。明清之际的这些思想新动向足以提供许多深刻的省思。
  • 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 05期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中西医术相遇。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开了西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
  • 孙景尧、龙超云:《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关系蠡测——以安龙碑为中心 》,《学术月刊》 2010年 09期
南明永历朝廷于1652年春至1656年初夏将地处贵州西南边陲的安龙作为其行宫所在地。在安龙发现的南明永历王朝与天主教关系的遗物和石碑——拉丁文石碑、法文石花瓶、刻有中西文永历皇太后等人教名的莲花石础、凯尔特式十字架碑,以及教会现存的产于法国的落地长柜钟、传教士油画等,既是巴黎外方会传教士在19世纪前期和19世纪末期两个时段,与当地教徒一起为修建教堂和发展教会而作的标志性和纪念性的实物,也是为了张扬永历朝廷传教士卜弥格、贵州首任代牧都嘉禄、永历王朝太后、皇后、太子皈依天主教等的殉教圣德和传教伟绩,并且含有寄寓将中国变成皈依天主的东方罗马帝国之意图。
  • 崔军锋:《中国博医会与中国地方疾病研究(1886-1911)——以《中国疾病》一书为中心的考察》,《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 05期
博医会进行中国地方疾病研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研究也是博医会各项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文章通过剖析收录博医会的中国地方疾病研究早期成果最多的《中国疾病》一书,初步考察了其研究状况。认为博医会的这一研究,以探讨中国地方疾病之独特性并造成此独特性之原因、中国特定环境对在华中外人士不同病况的影响为目的。其对中国地方疾病和病因的研究,勾勒了其时流行于中国的各类疾病的谱系,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国人对于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疾病地理的认识;成为我国热带医学学科和公共卫生的发源所在;也有助于西方正确认识华人种族性问题,有其客观的进步和历史实用价值。
  • 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 》,《文史哲》2010年 05期
对于近代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多从两个面向展开,即关注其在福音传播上的辅助性效应和医疗技术上的示范性影响。不过,这两种面向所彰显的都只是教会医疗事业的工具性意义。实际上,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审视教会医疗事业设立之进程及其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关联性,可以为人们认识教会医疗事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近代,英国长老会在广东潮汕地区先后建立多家医院,迅速构建起强有力的医疗福音网络。对于当地信众来说,教会医院作为一种核心纽带为其提供了超越村际界限的新型交往样式,借助复杂的地缘与亲缘关系,采用群体或亲族皈依的方式,他们建立起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基督教社区,在教会体制内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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